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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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样的一种影响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中国也有古谚“谦受益满招损”,这次金融危机就算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惩罚吧。
作为一个经营者,必须要在知足的情况下保持谦虚的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五十多年的经营过程中,在世界经济这么混乱的情况下,我一直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所以有了现在。
——稻盛和夫周末拜读了郭沫若先生在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围绕李自成农民起义事件而写的《甲申三百年祭》。
全文讲述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作为一国之君,满怀理想抱负,却多口惠而少实惠,彼时天灾横行,加之国内奸臣宦官当道,政体渐受侵蚀,引发亡国之祸。
讲述了李自成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至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
其中特别详细考证其间其知人善用,重用知识分子李岩的经历及其成效。
最后李自成夺取政权,危机感消散,几十万大兵囤于城内享乐,一时歌舞升平,且手下诸将面对突来的江山,思想也渐渐“病变”,大兴排除异己、生活腐化之风,短短四十余日,便拱手让出江山,亡国亡己。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
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
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
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
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
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守成——读《甲申三百年祭》后感今天在忙完了2012级新生开学典礼的事情后,接着读完了由董事长作序并希冀传阅的《甲申三百年祭》。
初读此文,首先被海航创业先辈们的心怀忧患和以史为鉴的历史观所感染,不禁让我这个初入海航的新人多了一份对集团厚重的人文情怀的认知和感动。
郭沫若先生的学识和为人是确信的,他在新中国还未成立的时候写下此文,适值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国民党的统治恰似明末一般,官贪吏奢,天灾频至,三大家族把控国家政治经济,军纪散漫、饥民遍野。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组织发动广大底层农民、工人起来革国民党的命,从最初被贬称为“共匪”到承认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有着或多或少与闯王抗明相似的地方。
在日本投降迫近的时候,郭老的这篇文章表现了他对当时形势的担忧,也算是对共产党人的一种劝勉。
读完《甲申三百年祭》,深感创业的艰辛,李自成在陕西随高迎祥起义,只是一名普通的兵卒,最初也没有多少成就,流窜于河南、湖北等地,一朝创业举起义旗再无回头躬耕之理,当是时,他占有天时地利,独缺人和,直到他碰到李岩、牛、宋、刘宗敏等一干人才,引贤纳士,广听善言,恰如其分的运用宣传政策,一句“十八孩儿兑上座”,一句“闯王来了不纳粮”从天命和现实两个层面奠定了群众基础。
至此,闯王才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很快他就席卷陕西,攻入北京,逼死崇祯,登极称帝了。
历时14年,其中的酸苦可能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在进入北京以后,他的行事作风并未有所改变,依然是箭衣骑射,朴素不减。
创业不易,守成更难。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短命的大顺朝仅仅存在了43天,可悲可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农民领导的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斗争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究其原因,历史教科书上常说是因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和领导者的性格与领导集体的智慧和施政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
郭老认为,李自成并非刚愎自用之人,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一切过错都被推到牛、刘二人身上,然李自成自崇祯九年主政以来,个人威望和势力应该是无人能敌的,进京以后其个人虽宽仁爱民、体恤下情,但放任武官杀人,文官设典,外患未除而内忧渐起。
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冯心军近日,再读郭老所著《甲申三百年祭》,随使我感慨颇深、体会颇深。
随笔写下心中之感慨。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郭沫若挥笔写就了这篇史论名著,不仅在历史学界,同时,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这不仅仅是一篇学术论文,更是一篇发人深省的警世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明朝末年人民生活的惨状,看到农民起义的发端、发展与高潮,也看到了李自成政权的成与败。
文章反映的问题既广而深,我们可以从自身职业做出自身的诠释和理解。
阅读文章可以看出,一个政权能否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最高领导的决策固然重要,而政权机构的高官要员、文臣武将、甚至基层行政,事务人员也都对政权的存亡发挥着一定作用。
明朝末年,朝野腐败、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李自成揭竿而起、率众起义。
初时,起义军旗帜鲜明、纪律严谨、爱民如子、作风廉洁,“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绵幕”,甚至颁令“马腾入田苗者斩之”。
由此前后仅四、五年时间,他们陷北京,覆明室,坐上了金銮宝座。
然而,他们开始“纷纷然,昏昏然”——大功既已告成,天下也就再无危机可言。
高官要员、文臣武将们每日沉沦于胜利的喜悦,陶醉于歌舞升平,忙碌于迎来送往、权贵之交。
“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
在京城“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
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杀人无虚日,纵兵丁掠抢民财”。
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
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
”起义军的腐败作风,导致了清兵入侵,义军失败,李自成的政权仅仅存在了113天,便闹出了刘宗敏为得陈圆圆逼反吴三桂的荒唐事儿。
诚然,出问题的是牛金星、刘宗敏。
但是在牛金星、刘宗敏的手下又有多少“小牛金星、小刘宗敏”在重复着他们的错误?而在这些“小牛金星、小刘宗敏”之下,难保没有更小的。
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什么”居安思危、优良传统、军纪严明、打天下者卫天下”,统统都丢在了脑后。
历史名著《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名著《甲申三百年祭》,总结明朝灭亡三百周年的历史原因;叙述李自成领导的规模宏大的农民革命,由胜到败、由盛到衰、由夺取政权到丧失政权的史实。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作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党员干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重学这篇历史大作,重温这个亡党亡国的过程和教训,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勤政廉政,思廉践廉,意义重大,发人深醒。
思想素质要高。
李自成的失败就是从官员贪图享受开始的,大小将领强占民宅,掠夺金银,纵情声色犬马,沉浸于灯红酒绿。
古语云: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勿以官小而不廉,勿以事小而不勤。
领导干部是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真正懂得廉者方能聚人,律己方能服人,身正方能带人,无私方能感人的为官之道,始终坚持从小事、小节入手,一点一滴加强素质修养。
群众观念要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毛泽东同志当年特别号召读《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告诫全党要防止脱离群众的现象。
抚今思昔,党和国家领导人把群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汶川地震灾区、汉江抗洪一线、舟曲泥石流现场,处处留下胡总书记、温总理的足迹。
党员干部必须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在旧城改造、企业改制、扶贫济困、环境治理等方面,以满腔的热情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
权力意识要淡。
党员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意味着责任和义务。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象焦裕禄、孔繁森一样,使人成为“清官”流芳百世;也可能象成克杰、慕绥新一样,使人成为“贪官”遗臭万年。
建设部门的党员干部必须牢记职责,时刻敲响警钟,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严格规范工程设计、工程招标、工程监管等,严以律己,洁身自好,不为金钱所惑,不为名利所诱,不插手工程,不捞取好处,永葆共产党人的气节。
办事作风要实。
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后,第一件事就是带领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西柏坡参观学习,号召全党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
甲申三百年祭心得甲申三百年祭是我国历史文化重要的庆典活动之一,为了纪念太平盛世、表达对先祖的敬意以及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这次庆典举办得异常盛大。
我有幸参与其中,深受感动。
以下是我对甲申三百年祭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首先,甲申三百年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凝聚力。
整个庆典活动以尊崇先祖为核心,重要宗族亲属、政府官员、学者们等齐聚一堂,向先祖表达崇高敬意。
这种传统的血脉相承,彰显了中华文化的连绵不断,将中华儿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强了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
其次,甲申三百年祭展示了传统仪式的庄重和独特魅力。
随着庆典仪式的开始,庄重肃穆的氛围弥漫在整个场地。
庙宇中烟香缭绕,钟鼓声和礼仪歌舞奏响,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着庄严和肃穆。
在隆重的祭祀仪式之中,我仿佛感受到了先祖的存在,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再次,甲申三百年祭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
活动期间,广大市民纷纷参加,街头巷尾洋溢着庆祝的氛围。
不仅有乐队演奏、传统艺术展览和各种庆祝表演,还有游行队伍的喧嚣和热闹。
我与朋友们一同参与游行,手持国旗,高声呐喊,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这种欢乐的氛围感染了每一个人,让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体验。
最后,甲申三百年祭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作为一名华夏儿女,我对中华文化一直充满了自豪和敬意。
这次庆典活动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中,我更加意识到,传承中华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与使命。
我们要将中华文化传承下去,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总之,甲申三百年祭是一次难得而庄重的庆典活动,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凝聚力。
这次活动让我更加自豪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华儿女,并且激发了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更深层次的热爱和关注。
我将继续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感谢这次庆典活动,给予了我这样难忘的体验和感悟。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郭沫若在1944年的时候写过《甲申三百年祭》,主要总结了同是甲申年的1644年,两个王朝相继灭亡的历史教训。
一个当然是存在了两百多年的明王朝,另外一个则是只撑了短短四十多天的大顺朝。
根据郭沫若的立场和当时两党之间的形势,郭沫若的着力点显然是只有短短四十多天的大顺朝。
因为国民党自然而然地对号入座到明王朝的椅子上去了。
对此文的评价,有说引起轰动的,有说大失水准的。
对于这个,我不好评价。
毕竟人家是大家,只是人格上差那么一点点,学问上应该还是有不少干货的。
引起我兴趣的是文中对崇祯皇帝的一些评价:“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
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
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
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
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
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
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
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
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
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
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
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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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发表日期:2015-04-21 | 栏目:读后感【篇一: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我这里所说的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并是不指郭老的一篇文章,而是由郭沫若纪念馆等三家单位合编的《〈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本书。
里面除了《甲申三百年祭》原文外,还增加了毛泽东、江泽民、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相关讲话,以及一些历史学家、政客和文化学者有针对性所写的赞成的、反对的、辩论的史学政论文章。
《甲申三百年祭》一开始写崇祯治理下的明朝。
原本一个不应该是亡国之君的皇帝,但却有了亡国之相:兵燹、灾荒、人荒马乱,再加上皇帝在某些方面的无能,终于导致了明王朝的崩溃。
《甲申三百年祭》不但祭奠的是明王朝,更主要的是反思李自成的农民起义。
一个已经触摸到胜利的农民起义,缘何又兵败如山倒?这个才是作者反思的重点。
但显然,郭老写李自成是虚,而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写李岩。
在他的笔下,李岩是帮助李自成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提出的口号,使受到挫折的起义军度过了难关;并且在起义军进京后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性。
相反,李自成手下的其他几个重要人物:牛金星、刘宗敏的所作所为却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失败。
郭老对李自成所犯的错误,几乎没有提到,对牛刘二人,他说:“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
但终竟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是这两位巨头。
”那么到底牛、刘,或者包括李,在甲申年间,尤其是进京之后,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失败呢?郭老认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
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
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
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摉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
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的一样。
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
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今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
60年前同是甲申年的1944年3月,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
这篇名著虽然已经发表60年了,而且当时与现在的国情也不相同,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今天,重学郭沫若同志这篇大作,深受教育和启发。
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通过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并叙述李自成领导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政权,成立大顺朝政权后,由于首领腐化并发生内部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和教训。
公元一六四四年的甲申年,是明朝灭亡之年。
历史上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明王朝,由于是反人民的地主阶级封建统治,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摆脱不了由强盛─衰落─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
明崇祯帝虽然不是一个完全昏庸无能、而是“很想有为”的执政者,但由于明朝统治至他执政的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已经很衰落。
加上他用人不当,依赖宦官,听信奸佞,处理国家事务政令朝三暮四,轻信妄断,政治已腐败不堪。
又年年遍地都灾害严重,灾民得不到官府的救济,民不聊生,以李自成领导的太平军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内扰又外患,清兵大肆入侵,“东北的边患已养成”,政局岌岌可危。
在内外交困、四面楚歌之下,明末代皇帝祯在北京煤山自吊身亡,宣告明王朝的灭亡。
明朝灭亡的教训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李自成率领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揭竿起义时,高举“分田地、均贫富”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得到广大农民和灾民的拥护,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统治、成立大顺王朝的胜利。
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主政之初,“很能纳人善言”,采取“民主式的合议制”,推行民主政治。
但他后来犯了与崇祯同样的错误,用人不当,轻信妄断。
不采纳李岩的谏言,以高爵厚禄使吴三桂归顺。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郭沫若在1944年的时候写过《甲申三百年祭》,主要总结了同是甲申年的1644年,两个王朝相继灭亡的历史教训。
一个当然是存在了两百多年的明王朝,另外一个则是只撑了短短四十多天的大顺朝。
根据郭沫若的立场和当时两党之间的形势,郭沫若的着力点显然是只有短短四十多天的大顺朝。
因为国民党自然而然地对号入座到明王朝的椅子上去了。
对此文的评价,有说引起轰动的,有说大失水准的。
对于这个,我不好评价。
毕竟人家是大家,只是人格上差那么一点点,学问上应该还是有不少干货的。
引起我兴趣的是文中对崇祯皇帝的一些评价:--"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
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
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
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
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
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
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
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
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
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
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导读:本文是关于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的文章,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篇一:《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前天晚上读完了15页的《甲申三百年祭》。
比较佩服郭沫若的史料考证功底,同样是对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从发加到最后的破败,切入口径非常小,但是始终觉得他的题目有些漠漠然过于宏大。
三百年来,那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到1944年为止,中间的大事件真的不少呢,比如两次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然后是国民大革命,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等等。
当时的背景是: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
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了总结。
我刚说到对他治学态度的高度评价的确做到了严谨客观和实施求事,文中好几处他自己都承认由于史料和想干资料的匮乏短缺,对于某事他不能做出判断。
相比那些信口胡诌的文人而言真的青春可爱了不少。
但是对于李自成,似乎作者的立场是以褒扬为主,很多次通过整顿军纪,和大家一起共商国事要情,并且从不沉迷酒色,等等显示出李自成这样一个农民领袖的英明气节,不断地擦去他的污点,我觉得有些爱屋及乌,甚至爱屋不见乌了,辩证法运用的不是很到位。
于是,也能看出来《甲申三百年祭》,的政治目的是很明确的。
在抗日的紧要关头,我们的确需要一种大无畏的像李自成那样的视死如归,勇赴沙场,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质来鼓舞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共赴国难。
所以在文章中李自成就成了一个和士兵同吃同睡,酒色不近的苦行僧似的英雄领袖。
当然中间,我最喜欢的就是中间的一些生动的详细的描写,比如战争灾荒之后,甘肃陕西一代人们的水深火热的生活,以及百姓对农民军的如痴如醉,夸大化的信仰。
到底李自成如何能调动天下穷苦百姓,其实也是在为抗日战争做总结和感悟,全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路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胜的关键与法宝。
君舟民水,人们是一种力量,看来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就在于,谁能发现并发动人民。
【篇二:《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今年是甲申年,春节期间再次研读郭沫若先生在60年前,即上一个甲申年所著《甲申三百年祭》。
跟随着郭老的思绪,回顾360年前那一段波澜壮阔、云谲波诡的历史,联系当前社会实际,颇有所悟,谨以此文记之。
《甲申三百年祭》内容丰富,寓意深刻,本文不能做全面评介,仅就明末农民起义在其鼎盛之期迅速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谈一点学习体会。
今年算起的前七个甲申年,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军经过16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大半个中国,顺利攻占北京,结束了明王朝的黑暗统治,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
但也就在这一年,农民军在山海关惨败于清军,仓皇退出北京后一蹶不振,一败再败,以至全军覆没。
是什么原因导致明末农民起义功败垂成的呢?其中有哪些重要的历史教训应该记取呢?这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有哪些借鉴意义呢?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写道:“十七年(崇祯17年)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打下了。
这军事,真如有急风暴雨的力量。
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
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蚀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
在过短的时期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
……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
”(以下引文如不另注均为《甲申三百年祭》)那么当时的天下大势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崇祯皇帝已在煤山自尽,但明朝的残余力量拥立弘光皇帝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虽是惊弓之鸟,却也无时不在伺机反扑。
更大的危险是,关外女真族的清国已崛起数十年,这个新兴的政权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上升阶段,具有很强的扩张性。
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早已确立了夺取中原的大计,在整个崇祯王朝近20年中多次大举入侵,几度围困北京,成为心腹大患。
最终打败起义军并消灭南明的就是这个清国。
在清军和起义军中间,山海关附近驻扎着明将吴三桂率领的数万明军,正在为降清军还是降义军举棋不定。
也就是说,农民起义军虽然攻占北京,取得了对明斗争的空前胜利,但绝不是高枕无忧、安享太平的时候,甚至应该说仍是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但起义军对这种情势,显然缺乏清醒的认识,而在巨大的成功面前骄傲了、懈怠了,由此犯了很多致命的、无可挽回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骄傲情绪影响下,发生了判断敌情和军事战略上的严重错误。
郭老写道:“对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
像吴三桂那样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
这差不多是为一般史家所公认的事。
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络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冲冠一怒。
即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像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应该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军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可以胜任了。
然而事实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在京城里享乐。
”这和李自成起义军以往英勇果敢、不失战机的一贯作风判若两人,可见头脑发热和骄傲轻敌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起义军没有认真做争取吴三桂的工作,但清军却没有放过机会,对他竭力笼络,吴的降清就成为一种必然,使得清军轻取山海关,打开了攻占北京,问鼎中原的大门。
起义军这才仓促应战,由于人心已经涣散,军纪已经松弛,在战斗力很强的清军面前,只能是一败涂地。
不得不退出北京,又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之下,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也英勇就义,年仅39岁。
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就这样灰飞烟灭。
形势的转换真让人触目惊心,起义军完全重蹈了明军前不久兵败如山倒的覆辙,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土崩瓦解了。
一日纵敌,千古为憾,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
二、在骄傲情绪的影响下,农民革命队伍尤其是高层领导产生了严重的懈怠和腐化。
当时起义军文臣以丞相牛金星为首,武将以大将军刘宗敏为首,此二人是李自成的左膀右臂,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进北京后,他们在干什么呢?牛金星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
每日里“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
”(引自《甲申传信录》)完全是一派当官做老爷的架式。
正如郭老所评价的“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刘宗敏则忙于:“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
更荒唐的是“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
”这个故事看起来十分离奇,但不幸确有其事,不但郭老认定不疑,史料中也多有记载。
牛、刘两位高级干部的作为也真够可以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致使大军军纪涣散,许多“兵丁抢掠民财”,(引自《甲申传信录》)战斗力急剧削弱。
三、在骄傲情绪的影响下,起义军内部团结出了问题,宗派主义泛滥,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制将军李岩当时头脑比较清醒,在对吴三桂实行统战政策,加强山海关守备抵御清军入侵,经营河南作为根据地和整肃军纪等重要问题上,李岩都提出过正确的建议,并对牛金星、刘宗敏等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郭老认为:“可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
”但这些建议和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了牛金星等权贵的猜忌与诋毁。
“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
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
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僭其欲反。
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
群贼解体。
”(引自《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核心领导层中较有见识,对大局很有裨益的李岩仅因“非能久下人者”的猜忌而被杀害了,一同遇难的还有传奇式的人物他的妻子红娘子。
这不仅是李岩个人的悲剧,还引起了农民军内部的分崩离析。
郭老说:“真正是呈现了解体的形势。
”四、骄傲情绪使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使他在空前胜利面前没能经受住考验,把握不住急剧变化的形势。
这是农民革命功亏一篑的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
李自成是在明末农民革命运动长期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统帅和领袖。
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使他具备着许多优秀的品质和素养,这是他领导起义军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原因。
同样,他的弱点和错误也导致了革命运动最终归于失败。
进北京后,李自成就住进了皇宫,平日里朝夕相处的战友轻易见不到他了。
开始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全军中弥漫着的盲目乐观、轻敌、懈怠等消极情绪,在李自成身上也严重存在,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
如对吴三桂的招抚,山海关的守备,根据地的经营,军纪的整肃等问题都莫明其妙地疏忽了。
李自成当时也在热衷于搞什么登基大典,心思都用到黄袍加身当皇帝上了。
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问题,但李自成已经不是过去虚怀若谷的李自成,他已经听不进去正确的意见了。
有人“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
”(引自《剿闯小史》)李岩专门上书极谏四事,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正确意见,但李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
”(引自《明季北略》)至于李岩提出的暂不住皇宫,登基大典缓行等逆耳忠言,就更加犯忌,为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起义军的第四号人物军师宋献策也很有见地,但不敢正面提出意见,只能“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
”宋献策是李自成很信任的心腹幕僚,说话都如此小心,可见言路已经壅塞,高级干部们已经噤若寒蝉了。
正确意见听不进去,谗言却大行其道,李岩被杀就是一例。
牛金星进谗本不足怪,奇怪的是李自成为什么要作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决断。
李自成原是个豁达大度、擅用人才的领袖,对此史书多有记载。
如若不然,他也成不了那么大的气候。
可是大敌当前无端杀害功臣,自断肱股,铸成大错,确是胜利冲昏头脑的反常表现。
杀害李岩这件事,郭老认为“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对郭老的这个看法,笔者不能苟同,牛金星诬陷中伤固然可恨,但这么大的事,李自成不点头,谁敢擅杀大将。
这个责任,无论如何应该是李自成为主的。
郭老进而认为:“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这个判断也失之于偏颇,毕竟军国大事的最终决策权还在至高无上的领袖李自成手中。
领袖对于事业成败所起的作用,那是其他人物,包括领导核心中的其他人物不能比拟、不能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