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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楚辞章句》对屈原及其辞赋的解读《楚辞章句》是王逸对屈原及其赋解读的文本资料,王逸结合当时的经学特征和时代特点,希望通过章句楚辞的方式来实现治经的现实意义。
他既吸收了前人的各种观点,重新解读了屈原的形象和个人风范,也阐释了屈赋的经学和文学特征,还剖析了屈原的精神实质,反映出他在章句楚辞时体现出来的崭新的时代特征。
王逸希望通过重塑屈原的儒家形象,为章句楚辞奠定基础。
而后在章句时比附经义,用章句的方式来解读屈原的辞赋。
由于屈原辞赋本身的特点,以及王逸对屈原深厚的感情,王逸在章句屈原辞赋的同时,将其中的审美性和情感性解读出来,同时塑造了屈原的游仙形象,挖掘了屈原内心包含的情志矛盾。
王逸解读的特点非常显著,他治经目地在于哀悼屈原,希望用屈原的精神匡扶时政,并且深刻地理解了屈原的精神实质。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王逸的章句从经学上看不太符合规范,却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可以说成为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前奏。
浅论王逸对《楚辞》的儒家诠释
田海凤
【期刊名称】《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5(18)4
【摘要】在汉代的楚辞研究中,王逸的研究是最为系统和突出的一个,他的<楚辞章句>继承了刘安、司马迁的认识,将楚辞系属于经,附以五经道德仁义、天人合一以及"美刺"等观念,其对楚辞的儒家诠释视角对后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页数】3页(P37-38,41)
【作者】田海凤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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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章句九歌第一篇》评析
张中一
【期刊名称】《云梦学刊》
【年(卷),期】2001(022)002
【摘要】先秦时代的文字都是一字一词,没有多字一词者.据此去审视王逸的<楚辞章句>,其注释错误达50%以上.现以<九歌>第一篇作为范型,予以评析辨证.
【总页数】4页(P5-8)
【作者】张中一
【作者单位】岳阳屈原研究所,湖南,岳阳,414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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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朱熹《楚辞》训释之校读分析作者：陈瑜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20期摘要：《楚辞》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历代研究《楚辞》的工作从未停止。
东汉王逸的所作的《楚辞章句》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都是楚辞学研究难以逾越的高峰，但两人的训释解读又差异颇多。
本文主要以《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两则为例，试论王逸与朱熹注《楚辞》的不同之处，并从社会背景、思想风气以及个人遭际等方面阐明原因。
关键词：王逸；朱熹；《楚辞章句》；《楚辞集注》；训释作者简介：陈瑜（1996.11-），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文学院2105级本科在读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4《楚辞》是我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它开创了“楚辞体”、“骚体”等新文体，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两千余年来，楚辞学的研究一直被关注，汉代是楚辞研究的源头。
东汉王逸所注的《楚辞章句》是今传《楚辞》的最早注本，后代注本多参考于此；南宋朱熹之《楚辞集注》则是集前人注本之大成，取精用弘，加以自己的理學体系，后出转精。
二者均为楚辞学的经典著作，本文主要以《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两则为例，校读分析并究其原因。
一、校读《湘君》、《湘夫人》之王逸、朱熹二者训释王逸的《楚辞章句》作于东汉中后期，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也是中国楚辞学章句训释阶段的代表，其作品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
而南宋朱熹作为理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个人首先拥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和理论逻辑，身处于理学兴盛的宋朝，他对文本的研究更在于义理，他认为前人对于屈原的种种认知均有不足，应予以纠正，且宋朝相比于前朝对于文学理论等的研究已趋近成熟，其注释必然有与王逸不甚相同之处。
所以尽管二人的《楚辞》注本均被视为经典，但个中差异明显，亦能反映出不同的时代内涵。
试论王逸《楚辞章句》的文学阐释《楚辞》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诗歌作品集，流传至今最早的注本自然当属东汉末王逸的《楚辞章句》。
作为首次进行全面系统注释的章句体论著，它的诠释视角较为广泛，涉及到经学、文学、民俗学等多个诠释视野。
本文主要立足于文学阐释的角度，从文学化的审美批评观、行文格调及民间文学化的意象阐释等角度加以审视，对王逸《章句》一书的诠释视角作一番剖析和说明。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博士相继设立，经学大师层出不穷，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
但是，汉代经学研究和授受的影响，并不仅仅停留在儒经本身的阐释层面，同时对当时的文学作品阐释也有很深的影响，它们的交流是相互的，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甚至可以说，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的藩篱，当时的文学作品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儒家经学研究的延伸和具体化。
这是由于汉代文学作品的阐释和儒家作品的经学阐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当时的一些儒生在治经的同时，也兼治《离骚》，兼治《楚辞》，如经学大师班固、贾逵二人，都曾作过《离骚经章句》之书。
王逸身处东汉儒学文化传播的浓郁时期，这正是一个经学非常盛行的年代，受此大文化氛围的影响，王逸不仅对儒家经典著作有着极为深厚的理解，而且对于楚文化的了解也有着常人难以媲美的学养，为此他专门撰写了《楚辞》作品阐释的第一部完整的注释之作——《楚辞章句》。
如果我们能够以动态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楚辞章句》的作品解读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发现，王逸对于作品的诠释不仅仅包含着汉代“经学”的思想文化变迁轨迹，同时还可以发掘出一些新的诠释因素，正是由于某些新的学术思想的孕育，使得王逸《楚辞章句》所作的阐释超越了纯“经学”的范畴，在后来的《楚辞》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其中的新的诠释因素，其一便是注意发掘《楚辞》作品的文学性。
当然，按照当代学者的一般看法，两汉时期文学观念尚未形成，王逸不懂得而且也不可能把《离骚》诸诗篇当作真正的文学作品来看待，更多的是“《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一类经学化的见解，但是从目前的《章句》研读看来，王逸解释《楚辞》的手法虽然是经学化的，但毕竟其所解释的对象还是文学作品，有别于儒家诸经典，因而王逸诠释《楚辞》时，无疑是既有经学的意义大量充溢其中，同时又包含有少量文学因素的阐释成分在内，例如，他在对作品中一些思想内容的分析方面，有时亦注意对《楚辞》中诸诗文做出一番有别于经学研究的文学性鉴赏，尽管还显得非常简陋，甚至蹩脚幼稚，但那是受到了时代的制约，王逸毕竟还是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初步尝试，仍然值得肯定。
论王逸与班固的楚辞学论争发布者：吴宇飞发布时间：2005-11-22 20:47:00内容摘要论王逸与班固楚辞学论争吴宇飞(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100081)内容提要：结合时代政治文化背景，全面考察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分析其形成原因及实质，在考察王逸《楚辞章句》创作动机的基础上，阐释其反驳班固的论争方式及过程，揭示王逸与班固论争的实质。
关键词：屈原班固王逸论争经学汉代是楚辞的年代。
由于汉代开创者刘邦和功臣多为楚人，爱好楚乐楚舞，上行下效，楚风大行，给汉代文化染上了浓重的楚文化色彩。
屈原的楚辞作品在汉代广为流传，悼念屈原和模拟《离骚》的作品贯穿两汉始终，整个社会的恋骚氛围为楚辞学的萌芽和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土壤。
在汉代楚辞学史上正文文字大小：大中小，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便是王逸与班固的论争，这一论争影响深远，余波荡漾了两千年，论争发生在楚辞学界，却折射出东汉不同历史时期儒家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
班固（32——92）是东汉前期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东汉前期，光武、明、章之世，皇帝颇有作为，以神学化的儒术运作政治，政权巩固，国家稳定。
班固生长在儒学世家，父班彪是当时著名的儒家历史学者，具有很强的尊圣崇经意识，对班固有很大影响。
明帝、章帝时期，班固以其对皇室的忠诚和出色的文才得到二帝赏识，明帝时曾诏令其编撰《汉书》，章帝时主持编纂《白虎通义》，把儒家经学的神学化正式肯定下来，因此班固可以说是东汉前期儒家在思想文化界的代表人物。
据王逸《离骚经后叙》，班固曾作《离骚经章句》，已亡佚，不可得见。
但是，班固《离骚经章句》的《序》却被保存下来，在楚辞学史上引起轩然大波。
他说：且君子道穷，命矣。
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
《关雎》哀周道而不伤。
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姓，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
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真。
斯为贵矣。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
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2017年6月 第32卷第11期渭南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June 2017 Vol .32 No .11【语言文化与文学研究】论王逸《楚辞章句》经学阐释方式及其超越柳宏亚(渭南师范学院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学院，陕西渭南714099)摘要：王逸《楚辞章句》的阐释原则总体上是经学的阐释方式，包括“以诗释骚” “依诗取兴”。
但是 王逸在承袭传统经学文艺思想的同时，对“知人论世”的方法的重视，对《楚辞》的想象、铺陈等艺术手法的 肯定，对文学本质、发生、功能等论题的涉及，又体现出了某些文学批评的特征。
王逸还在对《楚辞》进行 阐释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经学文艺观的束缚，实现了自我超越。
关键词：楚辞；经学；阐释；比兴；文学批评中图分类号:1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 (2017) 1卜0067-07收稿日期=2016-09-1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西部项目：北朝文学思想史（13XZW 006)；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 类育苗项目：《论语》德育思想在高校辅导员工作中的运用（17SKM 32)作者简介：柳宏亚（1988—),女，河北高邑人，渭南师范学院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学院教师，文学硕士， 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
-、以《诗》释《骚》王逸多次表述了其以经典为阐释的依据，如 《离骚后叙》中说:“今臣复以所知所识，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
，’[1]48《天问后叙》中也 说:“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 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
，’[1]119结合经传为《楚辞》作章句是王逸的一种基本原则，突出体现在以 《诗》释《骚》方面。
首先，王逸直接拿《楚辞》和 《诗经》对照，硬性牵合比附，坐实《楚辞》中某句或 某章就是《诗经》中某章某篇的意思。
王逸尊《离 骚》为经，同时认为屈原完全依照《诗经》的旨意作 文，发挥《诗经》的“大义”，有点将《楚辞》视作《诗 经》传注的倾向。
《离骚后叙》中有一段话说得再 明白不过了：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 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鹭”，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151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
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
[1149稍加考证就可知王逸之说实属牵强，“帝高阳 之苗裔”乃屈原自道家世祖先之语，“厥初生民，时 惟姜嫄”则是周民族追述始祖后稷的诞生。
如果 说二者在溯源自身所从出这点上还有些相似，那么 “纫秋兰以为佩”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夕揽 洲之宿莽”与“潜龙勿用”，“駟玉虬而乘鹥”与“时 乘六龙以御天”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 事。
然而王逸的立足点并不在此，他当然知道《离 骚》与《诗》二者在训诂上不能完全对应，于是转而从“大义”上立论。
王逸认为“纫秋兰以为佩”是说 屈原“修身清洁”“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与“将翱 将翔，佩玉琼琚”之“玉声和谐，行步中节”意义相 差无几;“夕揽洲之宿莽”喻“馋人虽欲困己，己受 天性，终不可变易也，’⑴6,与“潜龙勿用，’之“唯谊 潜藏，勿可施用，’[2]13意义相近；“駟玉虬而乘鹙，’言 屈原“设往行游，将乘玉虬，驾凤车，掩尘埃而上 征，去离世俗，远群小也，’[1]26,与“时乘六龙以御 天”之“升降无常，随时而用，处则乘潜龙，出则乘 飞龙”也有一定的可比性;陈辞重华与咎繇谟都是•68.柳宏亚：论王逸《楚辞章句》经学阐释方式及其超越第32卷向帝舜进言;“登昆仑而涉流沙”记录屈原周流天 地的行程，与《禹贡》“言禹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 治之也,随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决疏其水，水土 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3]146也有相似之处。
王逸 在阐释过程中贯穿的是经学的思维方式，经过经学 化的牵合、比附，人们就会接受和认同。
其次,王逸比附经典最直接的做法就是仿《诗 序》而为每篇作品都写了序，并且《离骚》《天问》各 有一■前一■后两个序。
《诗序》是“诗说”的一■部分，是我们阅读理解《诗经》的可资参考的材料。
王逸 为《楚辞》作序除了在形式上比附《诗经》外，还有 意义功能上的仿照。
《诗序》大多总结“诗”的题 旨，揭示诗篇本事以及其在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等 方面的现实意义，如“风”之始的《关雎序》认为：“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
哀窈 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 也。
，’[4]173《序》先从内容的角度说明《关雎》的主题 在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接着阐述“淑女”“君 子”之结合不是为了满足情欲，而在于为国家进献 “贤才”，这就是“《关雎》之义”，也是“后妃之德”的集中体现，把爱情的追求归结到国家政治伦理道 德的高度。
王逸序也有这种倾向，《离骚序》认为：“（屈原）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 之败”，目的在于“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
，’[1]2《离骚后叙》又阐发其“人臣之义，’的理论, 认为作为“人臣”，应“以中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批评那些明哲保身不撄事务的“佯愚”之臣；最后 赞美屈原“危言存国”“杀身成仁”“进不隐其谋，退 不顾其命”的精神，认为是可以与比干、伍子胥媲 美的“绝世之行,俊彦之英”。
王逸序文阐发作品的创作背景，这也是从《诗 序》中借用的。
如《诗•鄘风•载驰序》谓：“《载 驰》，许穆夫人作也。
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 也。
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
许 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 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
，’W32°侧重从史实角度 说明“诗”的创作背景，《毛序》几乎为每首诗都找 出了历史本事，以坐实作者的身份，如果有充足的 史料根据当然无可厚非，但由于我国古史大都“阙如”，且杂乱无章，所以《毛序》的这种做法也遭到 后世激烈的非议。
王逸的序文虽也有穿凿附会甚 至前后矛盾之处，不过王逸与屈原同土共国，又去 古未远，故其说还是很有见地的。
如《离骚序》说明写作缘起，引用《史记》，显得信而有征，于史有 据;《九歌序》分析《九歌》，先考察民情风俗:“昔楚 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
其祀必 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⑴55不仅保留古老的民间 习俗的记载，有极其珍贵的文献价值，而且能很好 地契合《九歌》中祭祀诸神、敬慕神祇的内容。
同时又能契合屈原的经历、心态:“屈原放逐,窜伏其 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
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 之乐，其词鄙陋。
因为作《九歌》之曲。
，’[1]55据此可 知屈原遭无辜放逐满腔愁绪要借文字倾泻出来，而 俗人歌舞之词又显得鄙陋，他于是加以创新改编, 融入自己的忧思苦毒，便创作出了优美动人感情悲 凄的《九歌》之曲。
王逸的分析的确很正确，也很 精彩。
王逸在形式上仿照《诗序》而为《楚辞》作序, 思维方式也深受《诗序》影响，《诗序》为了揭示微 言大义、点明美刺内涵，或比附史实，或主观臆测，往往将诗人意志与诗作主旨坐实。
雷炳锋《朱熹 〈诗序辨说〉试论》一文对此已有总结:“《诗序》不 仅根据在《诗经》中的篇第规定诗作产生的时代, 再以时代确定美刺。
，’[5]68此外，如《诗序.陈风•宛丘》《诗序•陈风•东门之扮》《诗序•陈风•衡 门》《诗序•齐风•鸡鸣》《诗序•郑风•蹇裳》即是根据国君谥号不美，而将讽刺的矛头分别指向陈 幽公、陈僖公、齐哀公,实际上并无史实可考。
《诗 序》还强行以史事坐实作者意图，最突出的就是对 于《郑风》的解说，如《将仲子》《有女同车》等，都 是用春秋时期郑庄公之事加以附会。
前述王逸关 于《离骚》“依托《五经》以立义”的阐释，从思维方 式来说，就是对《诗序》这种征实原则的继承。
二、依《诗》取兴《楚辞章句•离骚章句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 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馋佞;灵修美人，以媲 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拓君子;飘 风云霓，以为小人。
，’[1]2-3王逸把“兴”理解为“引类譬谕’，其实他只说 出了《毛传》关于“兴”之特征的一个方面。
《诗•大雅•大明》篇有“矢于牧野,维予侯兴”句，《毛 传》释“兴，’为“起也，’[2]'“起，’即是发端的意思。
王逸之所以没有指出这一点，原因在于《楚辞》在 体式上不分章，直接进入抒情言志的正题，不需要2017年第11期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69 •“兴也”的句式。
因此，王逸只注意到了 “兴”的“引类譬谕”的意义。
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具体说来 就是以香草风云鸟兽美人等物象比喻现实政治或 人生。
据游国恩先生统计，《楚辞》中约有十个方 面[6]163-165:—是以栽培香草比延揽人才，二是以众 芳芜秽比好人变坏，三是以善鸟恶禽比忠奸异类, 四是以舟车驾驶比用贤为治，五是以车马迷途比惆 怅自失，六是以规矩绳墨比公私法度，七是以饮食 芳洁比人格高尚，八是以服饰精美比品德坚贞，九 是以撷采芳物比及时自修，十是以女子身份比君臣 关系。
试举几例以为证明：（1)“蕙、苣，皆香草，以喻贤者”，（2)“灵，神也。
修，远也。
能神明远见 者,君德也，故以喻君”，（3)“女，阴也，无专擅之 义，犹君动而臣随也，故以喻臣”，（4)“谓能执伏众 鸟，鹰鹯之类也，以喻中正”，（5)“（f篆遄）三者皆 恶草，以喻搀佞盈满于侧者也”，（6)“飘风,无常之 风，以兴邪恶之众”（以上皆见《离骚章句》）。
上述 几例本体和喻体明显可见，可以称为明喻。
这在王 逸的注释中占绝大部分。
但是王逸连接喻体和本体时所体现的思维方 式却是经学式的思维方式。
如王逸之所以认为“女”在文本中所譬的本体是“臣”，在于“女”属 阴，服从于阳而无“专擅之义”，就好像“臣”应该绝 对听命于“君”而不可违背一样,所以“女”譬“臣”为一绝妙的譬喻。
郑玄笺注《诗•邶风•绿衣》首 章首二句之“兴”云：“绿兮衣兮者，言绿衣自有礼 制也。
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为上，展衣次之，绿 衣次之。
次之者，众妾亦以贵贱之等服之。
鞠衣 黄，展衣白,绿衣黑，皆以素纱为裏。
今绿衣反以黄 为裏，非其制也，故以喻妾上僭。
，’[4]397二者都以等 级秩序作为连接喻体和本体的中间媒介，都不免穿 凿之嫌，同是经学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
朱自清先生说后世“比体诗”的四大类，即“咏 史、游仙、艳情、咏物”。
其源头都在“王（逸)注《楚 辞》里，’m72。
之所以这样说，我们认为王逸的“依 诗取兴”说虽基本上揭示出了《楚辞》艺术手法上 的特征，不过在王逸经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有时 也曲解了《楚辞》原意，令人觉得支离破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