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

第一章龚自珍的古文经渊源、今文经学术思想和历史发展哲学思想教学目的：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龚自珍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贡献，以及由古文学转向今文学的原因，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内容、特点。

教学重点、难点：龚自珍如何结合经史，阐发《春秋》大义三律。

第二章魏源的今文经学术思想和启蒙哲学思想教学目的：通过教学，让学生理解作为经世派的魏源在传统学术和启蒙思想之间的贡献。

教学重点、难点：以“经术为治术”的批评标准，朴素的辩证法和进化的历史观。

第三章曾国藩与其他封建卫道者的保守思想教学目的：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其“一宗汉儒”“汉宋兼容”的经学思想，以及哲学上的唯心天命观及“格物诚心”论。

教学重点、难点：如何人理解曾国藩思想的社会意义。

第四章郭嵩焘融贯中西的学术思想教学目的：让学生了解掌握郭嵩焘的调和汉宋、经史兼治，探求西儒、中西会通的学术思想。

教学重点、难点：引经史论证对外开放，寻觅中西相通之理。

第五章张之洞从政、治学、综合汉宋和立足古文经学的中体西用教学目的：让学生理解、掌握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文化观以及“经世”“务实”之学。

教学重点、难点：“中体西用”的哲学基础及其“开新”“卫道”的统一。

第六章严复以摄取进化论而自强保种名家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严复是如何吸纳西方哲学以求经世致用的，以及他是如何重估中西文化的。

教学重点、难点：如何理解他晚年对传统的回归。

第七章康有为的经学擅变、抉发微言与哲学观种种教学目的：使学生掌握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及其对《春秋董氏学》等儒家经典的阐释。

教学重点、难点：《空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的主要内容和影响。

第一章龚自珍的古文经渊源、今文经学术思想和历史发展哲学思想一、龚自珍简介龚自珍是清代经学思想演变过程中一位很关键的人物。

龚自珍虽然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他对一些哲学问题，如名实关系问题、人性问题和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等，都进行了深人的思考，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

二、龚自珍与古文经学（一）受外祖父段玉裁和父亲龚丽正的影响。

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六：清代朴学万献初撰（宋时磊纂集资料）有清一代，是国学全面总结的阶段，三百年学术精博而又深广，分量重而价值高。

清代学术汲取晚明学术游谈心性、空疏误国的惨痛教训，以求真务实的考据之学为主导，考据、义理、辞章相结合，形成质朴实在的学风，因而清代学术被称为“朴学”或“实学”。

汉代经学尤其是古文经学重诂训的实证学风在清代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故清代学术又被称为“汉学”。

梁启超认为：该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1]1644年，清兵入关，中原大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权更迭，进入了异族统治汉族的时代。

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为了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笼络与牵制并举的政策。

一方面，推行汉化政策，沿袭明制，开科取士，重用博儒，网罗天下人才，开馆修明史，校理历代典籍，编纂《四库全书》，使民族矛盾渐趋缓和，满清政权逐步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

另一方面，严格控制社会舆论，禁锢自由思想，大兴文字狱，杜绝一切对满清统治不利的思想和言行，最大限度地限制汉族知识分子的主观思考。

社会环境的变换，促使传统学术在清代发生重大转向，众多学者只能埋头整理、发掘历代流传下来的典籍，考据之风大炽，成为清代国学的主流。

清代国学的形态，以经学考据为中心，考据之风渐次衍及众多学科。

经学方面，又以汉学为主、宋学为次，以古文经为主、今文经为辅。

顺治、康熙两朝是清代国学初兴时期，也是学术范式的创制时期，“清初三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开风气之先。

乾隆、嘉庆两朝，考据之学遍行，虽在不同地域和师承的基础上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学术支派，但总体精神相似，形成了声势浩大、成果辉煌的“乾嘉学派”，标志着国学的鼎盛期。

道光朝以后，清代国学发展到了第三期，其特征为今文经学的兴起，融合外来新学，以及出土文献的研究。

同时，清代后期也是国学走向衰落的时期。

一、清初学风的转变与朴学范式的建立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出现，纠正了宋代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压抑人性的偏颇，形成晚明长于思辨的学术形态。

见微知著：从《阅微草堂笔记》看清代汉宋之争作者：王航航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34期摘要：纪昀是清代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由其所著的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蕴含了他对小说功能的认识，即“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

在这一创作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型小说”，而这一创作理念显然是受到了乾嘉学风的影响。

以纪昀为代表的汉学家的小说创作理念以及对其造成巨大影响的“汉宋之争”现象两个方面，分析指出“汉宋之争”的实质是儒学内部的转变，即：由“内圣”向“外王”的过渡，从而建立一套清代的“新儒学”。

关键词：阅微草堂笔记;淑世精神;汉宋之争;新儒学清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穴时代，“小说”历来被文人视为末流的文学体裁也进入了辉煌时期，清代，更是出现集大成之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文学型小说”，一类是以《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学术型小说”，这两类小说的共同点都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阐发一定的道理，然区别在于前者重“情”、后者重“理”。

一、文学史链上的《阅微》《阅微草堂笔记》自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学界的态度是褒贬不一。

首先，从小说体旨来谈，学者肯定了纪氏小说中所体现的淑世精神。

晚清学界大力支持者是邱炜萲，他认为：“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证为正宗，故‘本朝小说’中，谈鬼说狐者，自以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为第一。

”[1]而到了民国时期，学界开始倒向相反的一面，即开始批判这部小说：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提出《阅微》的体例已不似小说;郭箴一也批评其偏于议论，且其目的为求有益人心，已失去了文学的意义。

另一方面，从文学性方面来谈，研究者批评其功利性目的过强，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性表达。

除了这两种观点外，其中也不乏中肯的评价。

鲁迅评价说：“《阅微草堂笔记》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起提要，则在尚志黜华，追踪晋宋。

”[2]结合纪昀的自述，可以得知，纪昀承认小说是聊以娱情的，而其中又加入自己的学术思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劝惩”的作用。

2009/2226内圣 与 外王 :晚清理学发展路向与同治中兴张 强 王雪燕摘 要:19世纪中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开始向近代转变的时期,随着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思想学术也发生了变化:由 内圣 而后 外王 的传统价值观和用遵循道德规范的 知理 来 治国 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

这促使晚清的理学群体发生分化,形成偏于 内圣 的修身派和侧重于 外王 的经世派。

修身派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经世派注重建功立业。

满清王朝在同治时期的复兴得益于经世派的 自强新政 运动,虽最终失败,但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晚清理学; 同治中兴 学术考察中图分类号:K 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 (2009)2-226-03作 者:张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雪燕,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61006419世纪中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开始向近代转变的时期,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契机。

此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史进程。

伴随社会性质的变化,思想学术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形式而曾经盛行一时的程朱理学和乾嘉汉学相继步入衰途,代之而起的是主张以 通经致用 为主的今文经学。

嘉、道以降,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使知识分子不能再埋头故纸堆中 专用心于内 。

他们开始反省传统的价值观念,经世思潮再度兴起。

理学经世派开展的 自强新政 运动,使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的内忧外患中出现了同治时期的复兴,史称 同治中兴。

同治时期是我国封建末世人才辈出的时代,各类人才的出现离不开晚清 经世 风气的熏陶。

本文拟就晚清理学发展路向与 同治中兴 作一探讨。

一 从顺康时期的理学到乾嘉汉学:嘉道之前清代学术发展变化的历史考查如所周知,任何统治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是以一定的思想学术为其理论基础的,康熙帝曾说: 盖立身之本,政治之原,莫尚乎学。

本文在探讨主要问题之前,首先对清代嘉道以前思想学术的发展变化作一简单梳理。

清代“学渣”阎若璩成功逆袭为“学霸”的秘诀
【人物名片】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

清初著名学者，清代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清代“学渣”阎若璩成功逆袭为“学霸”的秘诀偶然在书中看到一则阎若璩“以勤补拙”的故事，内容描述清代著名学者阎若璩，生下来就口吃，性子迟钝，进学校念书，一篇文章读了上千遍，仍然不能背诵。

尽管如此，他仍坚信“勤能补拙”的道理，比其他同学下更多的工夫，直到十五岁，终于读熟了不少书。

书是读熟了，可是书中的意义还不大理解。

某个冬天的夜晚，已经夜深人静，他还在思索书中的意义，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词句解释。

四更打过了，寒气更加逼人侵骨，阎若璩浑然不觉，仍然坐在书桌前苦思积虑，最后终于恍然大悟。

此后，他变得聪颖异常，更加努力地研究经史。

他集晋代学者陶弘景、皇甫谧的话，作了一副对联贴在书房的柱子上，用以自励：“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

”
勤问深思，学而不厌，正是阎若璩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秘诀。

凡有所求，凡有欲做，不管艰难大小、能力有无，只要我们朝夕钻研，朝夕精进，天下绝对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名师解读】生来迟钝，自暴自弃，不思进取，必定一事无成；学而
不厌，勤问深思，定能日益精进，大有所获。

阎若璩就是最好的例证。

任何时候，不要拿自己笨、能力不够当借口，只要你有一颗进取的心，有“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的觉悟，有“勤问深思”的品质，朽木也可雕出花，因为勤能补拙，一分辛苦一分才！
【适用话题】勤能补拙学而不厌毅力可能与不可能。

一.乾嘉学派的定义乾嘉学派是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流派.该学派以考据为治学也称考据学、考证学、汉学、古学.又因其朴实无华而被称为朴学.二、乾嘉学派奠基人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

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了清代考据学的先河。

但至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顾炎武（1613年-1682年），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

知识渊博，顾炎武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提出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

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清代中期许多学者以此发端，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复考证，被称为“乾嘉学派”。

顾炎武则由于其经史考证的严谨学风，被普遍认为是学派思想的主要奠基人。

阎若璩，清初著名学者，清代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对经史、地理都有很精深的研究。

他的名著《尚书古文疏证》,证明古文《尚书》是伪书,推倒了宋学的根基,打击了宋明理学,从而为汉学的恢复开辟了道路。

胡渭（1633－1714）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

曾与阎若璩等帮助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

撰《易图明辨》，考定宋儒所谓“河图”、“洛书”之误。

又撰《禹贡锥指》，搜采方志舆图，阐释《尚书.禹贡》，将九州分域、山水脉络的沿革变化，祥加说明，特别重视治水，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

另有《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

三乾嘉学派代表学派及人物进入乾隆、嘉庆间，朴学达到鼎盛，出现了“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是个统称，其中可分出“吴派”和“皖派”两大学派，稍后的“扬州学派”则对两家有所发展和总结。

（1）吴派以惠栋为首。

以“今古之辨”解“汉宋之争”：一个考察《新学伪经考》的视角◎皮迷迷内容提要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了“今古之辨”，认为古文经和古文学为刘歆所伪。

既有研究多批评康氏“今古之辨”的论证谬误以及对汉代经学的误读，而易为人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康氏“今古之辨”对清代“汉宋之争”问题的解决。

康有为在提出“今古之辨”的议题后，以今古学的视角重新界定了汉学与宋学，既消解了清代汉、宋之学纷争的基础，又通过对汉、宋之学的重新界定，将汉学与宋学重新统合于孔子。

以“汉宋之争”为背景理解康有为的“今古之辨”，为理解《新学伪经考》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　康有为　晚清　今古之辨　汉宋之争　经学〔中图分类号〕Ｂ２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８６－０９ 《新学伪经考》自面世以来，一直备受争议。

此书虽为考证体例，但细究其中具体的考证内容，多有难以自坚之处。

朱一新早在１８９１年写给康有为的书信中指出过这一点，①而到了１９３６年，符定一撰《〈新学伪经考〉驳谊》，对《新学伪经考》中的三十一条谬误做出驳斥，并评价此书：“其征引也博，其属词也肆，其制断也武，其立意也无稽，其言之也不怍。

”②有鉴于此，不少当代研究者从康有为的政治用心着手理解此书的写作意图，认为康有为是想借由学术考辨的手段，诋排古文经学，确立今文经学，以便于推行变法改革。

③不可否认，《新学伪经考》强烈的尊今抑古倾向，与康有为的政治观点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但如果仅仅将康有为在此书中提出的“今古之辨”④看作是宣传变法的手段，则低估了《新学伪经考》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事实上，康氏的“今古之辨”对清学史上聚讼数十载的“汉宋之争”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这一点少有学者注意。

有学者已经指出，康有为早年间与宋学颇有交涉，⑤他所从学的朱次琦，所交往的朱一新、陈树镛①②③④⑤康有为以《史记·河间献王传》与《鲁共王传》均不言有得古文经之事，证明古文经后出，而《史记》其他篇目中有关古文经的记载，却被康有为判为刘歆伪窜，同为《史记》所载之明文，康有为却对其中的内容取舍采取了双重标准，故而朱一新认为：“若《史记》言古文者皆为刘歆所窜，则此二传乃作伪之本，歆当弥之不暇，岂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见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书》，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１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１７页。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一)清代嘉庆、道光之际的学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考据学风渐趋走向衰落，一个学术转向的时代悄悄来临。

清中叶学术的转向，大致说来主要歧为三途：一是今文经学的兴起，二是宋学势力的回潮，三是汉学的义理化趋向。

这三股学术势力的共同点都是反对“为考证而考证”的干嘉学风，主张学术要张扬忧患意识和救世功能，要发挥义理和经世致用。

三种学术思潮的路向不同，但都是激于干嘉学术的困境以及嘉庆、道光以来政治、风俗、国势的变化而形成的。

一、嘉、道之际考据学渐趋衰落的背景考察18世纪学术是考据学的世纪。

关于清代考据学的缘起，论者一般认为是由于清代的政治高压和“文字狱”所造成的，梁启超和钱穆都持这个观点。

葛兆光在此基础上提出：“真正造成清代学术思想失语状态的，除了政治对异端的箝制，还在于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彻底兼并，以及这种道德制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

”（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2页。

）本文认为，此说仍有未妥之处。

有清一代，统治者标榜程朱理学，纳道统于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士人丧失了对“真理诠释权力”和“社会指导权力”。

中国古代学术一般都是与经世联系在一起的，即使表面看来与现实距离较远的学术，也有其经世的目的存在，倘若有不经世的学术流派那才是不可思议的。

干嘉考据学缘起于经世意图，也是中国经世学术的重要一环，其流弊所及，才成了脱离现实、炫博逞能、饾饤文字、支离破碎的书斋游戏。

清代考据学的出现除了由于政治高压和“文字狱”的顾忌，迫使士人不得不埋头学问外，大致还有如下原因：一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看，清初及干嘉考据学是纠宋学之弊而出现的，是对王学乃至程朱理学的反拨。

理学发展到明代可以说到了顶峰，正如黄宗羲所说“牛毛茧丝，无不辨析”（注：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戚学民：“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内容提要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历来被视为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在该书学术内涵的解读方面尚有待发之覆。

此书的学术意义与作者的撰述动机密切相关。

江藩撰写本书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有关，江氏的意图是要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

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

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得以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江藩阮元《汉学师承记》儒林传拟稿一、引言“汉学”的出现和汉宋门户之争是清代学术史的重要事件，对后来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史叙述都有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而在建立“汉学”论述和激化“汉宋门户”纷争方面，江藩的《汉学师承记》至关重要。

《汉学师承记》是江藩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在广州阮元幕府中刊刻的著作，由于其面世的时间恰好是乾隆、嘉庆时代的结束，该书又以学人传记的方式总结了清代前期的学术史，因而对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该书影响最大之处就是编织了清代“汉学”的学人谱系。

《汉学师承记》的汉学叙述至少由以下两大要素构成，即“汉学”及其“师承”，尤其是清代“汉学”的“师承”，因此书中主要有两方面内容：第一，汉学的学术观；第二，以汉学为中心的儒学学术发展史，重点是清代汉学师承的谱系。

全书宗旨用江藩的话简单归纳就是：“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训诂之学。

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

元、明以来，此道益晦。

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

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①“汉学”与“师承”，这两个要素相辅相成，相互呼应，构成了该书述学的主体。

朴学朴学又称考据学，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

朴学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人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

经学有理、朴之别。

“乾嘉朴学”继承东汉许慎的古文经学，故又称“汉学”“考据学”。

对清代朴学的兴起过去流行文字狱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清代朴学的兴起，与清代文化的高度成熟关系密切。

文化高度成熟的一个表现是图书典籍的极大丰富，典籍的丰富带来了清代图书事业的繁荣，官方动用人力，物力编撰丛书，类书，私人购书，校书，刻书，编书也蔚然成风对学术界的影响是导致专注于校勘，辨伪，文字训诂的学者越来越多；清代朴学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界对宋明理学的反动，清代人认为宋明理学空谈义理，对国计民生不闻不问，只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把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丢掉了，要想真正把握孔孟的精神，只有回到儒家原典中去寻找依据，从考证，实据的角度提出论据。

这种学术上的争论最终促进了考据学的繁荣。

在中国经学史上，清代徽派朴学被称为皖派、皖学，皖学创始于江永而成于戴震。

皖派的出现，是清代汉学发展达到高峰期的标志，也最终宣告了兴于宋、固于元、盛于明的新安理学作为一个学派的寥落。

戴震是徽州朴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在批判程朱理学方面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

但徽派朴学发展到后期，因繁琐考据，唯汉是求，研习内容脱离社会现实，弊端日益显露。

民国年间，经学大师歙县吴承仕继承徽派朴学的治学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

新安理学培养了徽州文化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

明末清初，歙县潭渡人黄生则由训诂入手治学，撰《字诂》，穷研文字声义相应之奥；又撰《义府》，详细考论经、史、子、集，辨证精核，开清代徽派考据之先河。

较黄生稍晚的婺源人江永，一生潜心著述与教学，学识渊博，尤精三礼，有《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释言》、《深衣考误》等著作。

同期的歙县人汪绂，虽学无承师，但专意以考据治经，与黄、江同为徽派朴学的早期学者。

左派王学：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由王艮创立的儒家学派。

又称泰州学派。

发端于阳明学派，明儒学案据地域之分将其称为左派王学。

其学说的特点是简单易行，易于启发市井小民、贩夫走卒，极具平民色彩，故流传甚远。

属明代反映城市平民、农民大众思想情感的儒学流派，故称“平民儒学”。

嘉靖五年（1526年），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开始泰州学派的创立之先河，学生多是社会基层人士，如农夫、樵夫、陶匠、灶丁等。

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标揭，阐述“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庶人非下，侯王非高”。

其门下有朱恕、颜钧、王襞、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焦竑、周汝登等人。

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

乾嘉学派：清乾隆、嘉靖年间讲究训诂考据的经学流派。

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

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

因此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而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一般认为是清朝统治阶层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

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

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

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危险，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

虽然学派有一定的压抑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是由于百余年间一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牛录：满语音译，汉名佐领或简称佐。

清代八旗组织的基层单位，原为女真人早期兵农合一的临时性组织形式。

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努尔哈赤为适应统一女真各部的军事需要，沿用此旧名称，把它改造为大型、固定、有严格纪律的统属关系的新型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