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汉学家的独到点评为什么汉语如此的难
任何一个喜欢思考的人看到这这篇研究文章标题后可
能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对谁难?”这是个合乎情理的问题。毕竟，中国人学起来似乎没问题。当中国幼童们经历“可怕的两岁”时，正是他们的汉语把他们的父母搞得焦头烂额，而且再等上几年，也正是这些小孩就会真的用那些难到让人没办法
的中文字潦草地写情书和购物单了。那么我说“难”是什么意
思呢?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篇文章的语调会带有很多的
牢骚和抱怨，所以我不如直接明确说出我的意思。我的意思
是对我来说难，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在成年时试图学习汉
语，经历教科书、录音带、会话伙伴等等这样一整个过程，
整个一个语无伦次的过程。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难----对很多其他的西方人来说难，他们耗费人生的一年又一年，用脑
袋来撞击中国的长城。如果这就是我所要表达的全部，那么
我的陈述就太空洞了。汉语对我来讲当然难。毕竟，任何一
门外语对一个非母语的人来说都难，对吧?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如此。对一个学习者来说，并非所有的外语都同等程
度的难。取决于你的母语是什么。一个法国人学意大利语通
常比一个美国人学起来更容易，而一般美国人学德语比日本
人快得多，如此等等。那么，我现在争辩的是，汉语比你有
可能打算去学的任何其它一种语言都难。我的意思是，汉语
不仅仅是对我们(母语为英语者)来说难，而是在绝对程度上
难。也就是说，汉语对中国人他们自己来说都难。要是你不
相信，可以去问一个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愉快地告诉
你他们的语言很难，可能是全世界最难的。(很多人甚至以此
自豪，就如同一些纽约人事实上会为生活在美国最不适宜居
住的城市而自豪一样。)也许所有的中国人都该因生为中国人
而获颁一枚奖章。无论如何，他们总体上都不同程度地意识
到他们的母语所具备的珠穆朗玛峰般的地位，他们站在其“近
水楼台先得月”的峰顶上，注视着卤莽愚蠢的老外们呼哧呼哧
地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攀爬。每个人都听说过一个被广泛认
定的事实：英语里有句成语----“这对我来说如同希腊文”，
如果你在全世界所有语言里寻找这句成语的对等表达，并由
此达成一个“哪门语言最难”的共识，那么这一语言学调查的
结果是，汉语轻松赢得“标准难以读懂语言”称号。(比如，法
语里有句成语C""""est du chinois，“这是中文啊”，等于是说：
“没法看懂”。其它语言也有类似的表达)。那么，问题出现了，
中国人他们自己又把哪种语言看作是难到没办法的呢?那么
，
在中文里寻找对等的表达，你就会找到Gēn tiānshū yíyàng 意思是：“跟天书一样”。这一语言奇谈是有其事实根据的;汉
语的难到叫人心碎的名声可说是名至实归。那些不是因为喜
欢享受而选择学这门语言的人会被极其糟糕的付出/效果比
例搞得焦头烂额。而那些恰恰是被这门语言的令人沮丧的复
杂和困难所吸引的人则永远不会失望。不管这些人是因为什
么缘故开始的，每一个选择学习汉语的人早迟都会问自己：
“我到底是怎么了，干吗在做这个?”那些还能回想起自己最初目的的人，会明智地立刻选择放弃，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东西
值得为其在冗长和乏味中挣扎。而那些只是说“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现在没法止步”的人，会有一些成功的机会，因为他们有那种莽撞的固执。好，既然已经解释了一些我的意思，我现在回到我一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汉语如此见鬼般的
难?(一)因为书写系统很荒谬漂亮、复杂、神秘----但是荒谬。我，和很多学汉语的学生一样，最初被汉语所吸引首先就是
因为其书写系统，那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令人着迷的符号之
一。你学的汉字越多，汉字也变得越诡秘和令人上瘾。对汉
文字的研究可以令人一辈子全心身投入，而且很快你就会发
现你每天从事的任务就是毫无希望地试图用你不断漏水的
长期记忆口袋在汉字的汪洋大海里一滴一滴地积累。汉字的
美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普世无文盲的重
要性时，这些像形符号乃是一种裹脚这一点就变得清晰起来
----某些恋物癖者可能喜欢它们的样子，但是它们对于日常
使用来说是不太实用的。原因之一，要掌握足够的汉字以达
到功能上的非文盲简直就是不合情理的难。有人可能又会
问：“和什么相比难?”答案很容易得出：比西班牙语、希腊语、俄语、印地语，或者任何其它理智、“正常”的语言都难，这
些语言最多只需要几十个符号就能拼写出本语言中的任何
东西。约翰?德佛兰西思在他的《汉语言：事实与幻想》一书里称，他的中国同事估计，一个母语为普通话的人需要花费
七到八年时间来掌握三千个汉字，而他的法国和西班牙同事
估计他们各自国家的学生达到同样的程度只需要那个时间
的一半。自然，这种估计多少有些粗糙和凭印象(“同样的程度”到底是什么不清楚)，但是总体隐含的东西是明白无误的：
汉语书写系统在绝对意义上比字母书写系统更难学习。即便
是中国儿童在大脑处于顶尖吸收状态时，其学习汉字所碰到
的麻烦也大于其它国家相应年龄的儿童学习本国文字遇到
的麻烦。只需要想象一下像我这样反应较迟缓的刚过青春期
的人在学习本国语言过程中所经历过的困难就知道了。每个
人都听说过汉语之所以难学是因为需要记住大量的汉字，而
这是绝对真实的。一些热门的书和文章将此轻描淡写为：“尽管中文里有[10,000, 25,000, 50,000 你可任选一]个不同的汉字，其实你只需要掌握2,000个左右就可以阅读报纸了。” 胡说八道。当初我掌握了2,000个汉字时，我没法顺利阅读报纸。每一行都有好几个字我得查字典，而且即便是查过了之
后，我对文章具体说的什么仍然似懂非懂(我所理解的“阅读”在这一背景下是指“阅读并基本读懂文章而不是非得再去查
好几十个汉字”;否则这种宣称就很空洞。)这一神话得以传播
所依据的事实是，如果你看汉字出现频率，任何报纸95%以上的汉字都轻松地被包含在那头2,000个最常用汉字里。然
而，这一统计没有告诉你的是：仍然有大量你不熟悉的单词
是由这些熟悉的汉字组成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注意在英语里，你知道up和tight各自的含义并不等于你就知道uptight的含义。)而且，正如任何学过任何语言的人都知道，
你常常很熟悉一段文字里的每一个词，却仍然没法弄懂在说
什么。阅读理解并非仅仅是知道一大堆词这么简单;你必须能够感觉到词与词之间在大量的上下文里是怎样组合的。另
外，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即便你知道在一段给定文字里
的95%的汉字，那剩下的5%常常正好是了解文章主要观点所
需要知道的最关键的汉字。一个母语非英语的人在读到一篇
标题为“JACUZZIS FOUND EFFECTIVE IN TREATING
被发现对静脉炎有疗效”]的文章时如PHLEBITIS” [“JACUZZIS
果不知道JACUZZIS和PHLEBITIS[静脉炎]是什么，那么在理解上也走不了多远。对于那些置身汉学领域的人而言，阅读
的问题常常是个足以让人肝火飚升的问题。我们中间有多少
人敢于站在一群同事面前大声朗读任意选出的一段文字?然而，自卑情结或者怕丢面子使得许多教师和学生不自觉地在
阴谋般的静默中互相配合，每个人都假装通过四年汉语课，
勤奋的学生能够轻松浏览从《论语》到鲁迅的的任何文字，
仅仅偶尔停下来查阅(当然是用他们的汉-汉词典啦)某个出现率很低的恼人汉字而已。当然，其他的人面对困难会更诚
实一些。那天，我的一个学了十年或以上汉语的研究生同学
对我说：“我那个研究，阻力真的很大，原因就是我还是没法读汉语。读两到三页就要花掉好多个钟头，可我又不能用跳
过的办法来救自己一命。”如果这句坦诚话出自一个已学了十年----比如说法国文学----的学生之口，那会把人惊呆的，然而这样的话我却一直不间断地从与我从事相同工作的人
口中听到(至少在那种没有什么防备、喝多了一点青岛啤酒后的场合下，开始倾诉论文进展缓慢的苦衷)。我的一个老师曾经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们有时会玩的一个游戏竞赛：在亚洲
语言图书馆，从中国部的书架上任意抽出一本书，然后看谁
能最先说出这本书是谈什么的。任何曾花费时间在东亚语言
藏书部做过研究的人都可以证明这样的竞赛的确有足够难
度----至于去读那本书，还是别提了吧。对于那些急不可耐
想要开始饱揽海量丰富的中文材料、却又不得不在头几年里
依靠教师提供的味道平平的罐头餐、课本例子以及仔细选编
的提胃品过活的学生而言，这样的一种状况是很让人灰心丧
气的。反观学习通常的西方语言，对照是惊人的。学了大约
一年法语后，我已经可以大量阅读了。我阅读了常见类型的
小说----萨特的La nausée，伏尔泰的Candide, 加缪的
Létranger----外加无数的报纸，杂志，漫画书，等等。工作
量很大但是不怎么费劲;当时所有我真正需要的，是一部好词典和一私家车库摆摊售旧货时我买到的一本磨损了的法语
语法。这种方法用到汉语上面就不行了。学完三年的汉语之
后，我还没有读过一本中文小说。我发现要读真是太难了，
慢得要命，而且没有收获感。报纸也一样，仍然令人望而却
步，读一篇文章，每十个字就得用词典查一个字。扫描人民
日报第一版面时，不能完全读懂单个标题也是常见的事。就
在那时，有人建议我读《红楼梦》，还给了我一套精美的三
卷版。我只有笑了。那套书至今仍然摆在我的书架上，犹如
一个胖胖的佛爷，只有前二十页左右填满了各种潦草写下的
定义和问号，其余的书页崭新----未被开垦过的处女地。学了汉语六年之后，我的程度是依然无法在没有英文翻译对照
的陪伴参考下阅读此书。(说“阅读此书”，我的意思是“为享受而读”。假如有谁用枪指着我的脑袋，再把一本词典塞进我的手里，我也能这本书看完吧。)汉语书写系统的另一个荒谬在于有繁体和简体两套文字(幸好部分字是相同的----天降慈悲!)繁体仍然在台湾和香港使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上世
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采用了简体。任何学汉语的外国学生多少都得被迫熟悉两套文字。(二)因为汉语没有使用字母的
常识想象一下一个普通中国成年人决定要学英语。需要什么
样的技巧来掌握其书写系统?很容易：26个字母。(当然了，大小写，加上手写体和几个变体。外加一些引号，撇号，顿
号，括号，等等，----所有这些汉语书写系统里也有)这些字母怎么写?从左到右，以空白来区分单词。暂时撇开拼写和用这些字母造词的问题，这个学英语的中国人需要多少时间来
掌握英语书写系统的组成部分?大概一两天左右。再来看一个决定学汉语的美国本科生。此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掌握汉语
书写系统?没有任何与字母产生对应的东西，尽管有各种反复出现的组成汉字的部分。有多少这样的组成部分呢?别问了，回答是无法令人满足的一团乱麻。那取决于你怎样定义“组成部分”(笔画?偏旁部首?)，外加很多其它冗长的细节。可以说，这个数字相当大，大大超过26个罗马字母。那么这些组成
部分怎样组成汉字呢?一些在另一些的左边，一些在另一些的右边，在其它的周围，在其它的里面----几乎任何情况都是可能的。而在这一安排空间的过程中，这些组成部分或被压
扁，被拉伸，截短和扭曲以便塞进所有汉字必须能放进去的
统一的方块空间里。换一句话说，汉字的组成部分在两维空
间里排放，而不像字母文字那样在一维空间里排放。好吧，
暂时先不去管雅致精美的问题，一个学习汉语书写系统的西
方人在遇到一个新字时，要多长时间才能学到怎样运笔以写
出一个与该字大体一致的字来呢?仍然是很难说，但是我估计一般的学生需苦练几个月才能掌握基本技巧。如果人苯一
点，在美术班里从来成绩不太好，那可能要一年。相比之下，他们的学英语的中国同行在学英语手写体时已把他们远远
抛在后面，可以腾出时间来阅读了。我知道这也不是什么大
新闻了;字母的确是学起来像微风般轻松。我知道一些学英语的中国人，几年之后其手写体几乎与普通美国人没啥区别。
反过来，很少有美国人能够最终写出接近于超过中国三年级
学生笨拙的字体的自然中国书法体来。如果汉语在其它方面
没有难度可言的话，那么仅仅是学写字这一点就足以让其进
入难学语言的恶棍陈列馆了。(三)因为汉语书写系统不够语
音化记住如此之多汉字又是一个怎样艰巨的任务呢?假设一
现在
个中国人刚好在前一天学了英语“总统”[president]一词，想要凭借记忆把它写出来。怎么开始?任何一个学了一、两年
英语的人都能有很多虽然并不十全十美的点子和拼写的简
单规则来一路帮助自己。这个词只可能用pr开头，之后通过
视觉记忆帮忙猜想一下(会不会有个z呢?我想，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个不寻常的词，我当初就可能有印象。肯定是个s...)
应该就可以写出一个很接近正确答案的词来。想象你是一个
汉语学习者，在前一天遇到了中文单词“总统zǒngtǒng”，现在想把它写出来。你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来调出这个词呢?好，很常见的情况是你完全忘了[其书写形式]，忘得一干二净，
其程度在你一生中是少见的。你可以反复诵读这个词，多少
遍都可以;那声音却不能给你提供这个词是怎么写的一点线
索。当你学了更多的一些汉字后，对更多的语音组成部分有
所了解，你可能会好一些。(“zǒng是一些其它汉字的语音组
成部分，对吧?song?zeng?Oh yeah, cōngmíng 聪明的cōng 里面有一个总”)当然，一些汉字中的语音部分比其它汉字的
语音部分要更明显，可是很多汉字，包括一些出现频率很高
的汉字，却完全不能提供其发音的线索。所有这些说明中文
和英文相比不够语音化。(英语，转而言之，语音化程度又比
不上诸如德语或西班牙语这样的语言。)有些不在这个领域的
人倾向于认为中文完全不语音化，这也不是事实，不过一个
智力完美的初学学生可以学了几个月都体会不到这一事实。
这意味着通常情况下你就彻底忘了一个汉字怎么写。如果在
偏旁部首里没有明显的语义线索，该汉字也没有可提供帮助
的语音组成部分，你就完全“沉”了。而且不管你的母语是不
是汉语你都沉了;和流行的神话相反，中国人并非天生就有记
忆不规则的弯来扭去符号的能力。事实上，一个最能使学汉
语的外国学生感到满足的经历就是看到一个母语是汉语的
人如何在被要求写出某些相对常见的单词时大脑一片空白
的情形。看到一个说母语的人经历的困难和你每天经历的完
全相同，你产生了自己想法被证实的强烈感觉并因此而十分
释然。这是如此另人满足的一种经历，事实上我还真保留了
一个清单，上面记录的都是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忘了怎样写
的汉字。(我知道这有点病态)我见过文化程度相当高的中国
人忘了怎样写一些像“罐头盒”，“膝盖”，“螺丝刀”，“喀嚓”(比如打响指)，“肘子”，“姜”，“垫子”，“鞭炮”，等等。而我说的“忘了”，是指他们往往甚至不能在纸上写下第一笔来。你能
想象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母语为英语的人彻底忘了怎么写
knee或是tin can这样的词吗?或者甚至忘了写像scabbard
或ragamuffin这样很少见的词吗?我曾有一次在北京大学中
文系的正式午餐上和三个博士生在一起，全是土生土长的中
国人(其中一个来自香港)。我那天正好感冒了，要写张便条
给一个朋友取消当天的约会。我发现忘了怎么写“打喷嚔”三
个字，于是就向这三位朋友请教。令我吃惊的是，所有三人
都只是困窘尴尬地耸肩，没一个人能够正确地写出这汉字
来。要知道，北京大学可是通常被视为“中国的哈佛”啊。你
能想象哈佛的三个英语博士生忘了怎么写英语单词“sneeze”吗??然而像这样的状况在中国绝不罕见。英语简直就是要比
汉语易记易写不知多少倍。无论一个单词的出现频率有多
低，无论这个词的拼写有多不正规，母语为英语的人总是能
够写出个大概来，仅仅就是因为发音和拼写之间有某种关
联。一个人可能会忘记abracadabra一词中间有没有连接号，
或者把rhinoceros的后面几个字母写错，但是即便是拼写能
力最糟糕的人也能对任何一个词给出一个合理的猜测。相比
之下，通常即便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中国人也会两手抓空无
可奈何而求助于同一屋里的其他人写出一个具体的容易被
忘记的词。举个平凡的例子来说明语音型书写系统的优越性
----我曾经在法国遇到的一次语言经历。(此处我再次把法语
作为我的标准“易学”外语。)在巴黎时一天早上我醒来，打开
收音机，听到广告里的一个词amortisseur被重复了好几遍。“什么是amortisseur?”我问自己，但因为要赶赴一个预约面
谈，匆匆离开公寓前我忘了查词典找这个词。几小时之后当
我沿街步行时，我在一个广告牌上看到了
AMORTISSEUR----当天早上我听到的那个词。在广告牌上那个词的下方是一张减震器的图片。啊哈!amortisseur就是“减震器”。快速而又毫不费力地，我学到了一个新词，一切都因为当我在阅读广告牌那个词时，构成在我脑海里的声音和我
当天早上在收音机里听到的一样----一个声音强化了另一个。之后的一个星期我又好几次看见那个词，看到一次就能
重复发那个音一次----"a-mor-tis-seur"。没多久我就能把这个词轻易地再现出来，而学习外语的这一过程开始显得没那
么另人畏惧了。当我第一次去台湾逗留几个月时，情况就完
全不一样了。我陷入了一片汉字的海洋，在视觉上非常有趣
但在语音上却如哑巴一样无声。我随身带了一本小字典用于
查找不熟悉的汉字，但是走在拥挤的大街上要想在一本中文
字典里查字[不知道发音]几乎是不可能的(关于查字典后面将
专门谈及)，因此，与在法国相比，我得到语音上的巩固就比
较少。在台湾我也能路过一个挂有减震器广告的商店，但是
如果不事先把那三个字在字典上查出来，看到广告时我也没
法读出声。而且即使已经查过字典了，下一次又路过那商店
时，我可能又需要再查一次。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查，因为语
音的巩固来得既不自然又不轻松。(四)因为即便是查字词典
的过程也很复杂学习汉语时，最不合情理的困难之一就是：
仅仅是学习怎样查词典本身都相当于秘书学校一个学期的
课程。我在台湾时，曾听说他们有时在初中举办查词典比赛。想象一下，一种语言，仅仅是查词典本身就被认为是一种类
似辩论或打排球的技能!准确地讲，汉语不是一种你可以称之为对使用者友好的语言，但是汉语字词典对使用者肯定是怀
有敌意的。摸索出所有的偏旁部首以及它们的变体，再加上
应付一些模棱两可的、没有明显偏旁部首的汉字是一个愚蠢
而又费时的令人厌烦的活，和其它使用合理的字母型符号的
语言相比，把学习的过程减慢了十倍。可以说我耗费了整整
一年时间才能够比较可靠地在字典里查到我遇到的生字。直
到今天，我偶尔也会碰到一个无论如何也查不到字，哪怕搜
索上十分钟。汉语肯定也是地球上字词典最密集的一种语
言。目前我的书桌上摆放着二十多部各种各样的中文词典，
每一本都有其独特的专门功能。有大陆上使用的简体字词
典，有台湾香港使用的繁体字词典，也有两种体都用的词典。有的词典采用Wade-Giles罗马字母注音查词，有的用拼音
查词，还有用其它超现实式的罗马字母拼注法。有文言功能
词词典，有北京方言词典，有成语词典，歇后语词典，谚语
词典，中共术语词典，佛教术语词典，反查词典，……等等，等等。如果穷尽一切地搜索一个含义模煳或问题多多的语
词，“无数的词典会堆满你的书桌，犹如士兵的尸体堆满战场。”还有另一种查找不熟悉汉字的方法，叫四角号码系统。
这种方法非常快----传说如此，原理上可以达到拼音文字的
查询速度(虽然我还没有遇到一个能够在第一次尝试时就中
好运的人)。不幸的是，学习和练习这种方法需要的时间和学
习Dewey数位式图书分类法所需的时间一样多。词典查词的另一个问题和汉语书写性质有关。大多数语言的词与词之间
的分界都一目了然，如果你不懂词义，你至少清楚该查的是
什么。在中文里，没有很深厚的知识功底和近于侦探般的真
工夫，外国学生是很难找到这种分界的。(五)因为声调语言很怪异这个问题我不能不提，因为这是学习汉语中出现最多
的抱怨之一，而这也是西方人学汉语时拿它最没办法的汉语
特征之一。为什么shùxué的意思是“数学”，而shūxu? 的意思是“输血”呢?或者为什么guòji?ng 是“过奖”，而gu?jiàng 是“果酱”呢?汉语的这一特征本身就够难的了。它意味着对我们母语非汉语的人来说，在你必须记住单词的元音和辅音之
外，你还得另外去记住看起来跟这个单词发音无关的声调。
但是真正的困难发生在你开始使用汉语来表达你自己的时
候。你突然发现自己被套上了紧身罩----发音正确但调子都错了。总结对一般美国人来说，汉语难学的程度要大大高于
任何其它在大学一级开课的三十来种世界主要语言(只有日语的难度相对比较接近)。这不仅仅是因为上面提到的汉语本
身各种复杂特征，也是因为要学习汉语还需要附带学习其它
技能----比如怎样查字词典，掌握不同字词典所使用的不同
拼注、索引方式，怎样书写汉字等等。所有这些加在一起，
耗费的时间是学习其它语言的若干倍，而效果往往还很差。
从美中两国同等程度操各自母语的人学习对方语言的进展
速度对比上，就能看出差别有多大。最后，还是要面对中国
人能够把他们自己的语言学得如此之好这一令人肃然起敬
的事实。也许他们就像巴洛克表演集团招募的演唱巴赫的合
唱曲的小学生一样。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听了这些年轻的小
天使们完美无缺地演唱了巴赫的难度相当高的声乐作品后，
听众中一个被震惊了的人问合唱团指挥：“他们是怎么做到演绎如此困难的乐曲的?”“嘘----别那么大声!”指挥说，“如果你不告诉他们这很困难，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Dore J. Levy Curriculum Vitae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ox E, Brown University, Providence, R.I. 02912. 401-863-7975 (or 2818) E-mail: Dore_Levy@https://www.doczj.com/doc/d416926785.html, Positions Held 1999-present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ast Asian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 2005 (Michelmas Term) Fowler Hamilton Research Fellow, Christ Church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2-2005 Chairman,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rown University. 1995-2001 Chairma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 1996-1997 Member, 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 N.J. 1993-1998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ast Asian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 1988-1993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rown University. 1982-1988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rown University. 1981-1982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rown University. Education 1982 Ph.D. Princeton Universit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76 Certificate of Diligent Study, Cambridge University,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Lucy Cavendish College). 1975 A.B. Yale University, cum laude and with departmental honors,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Asian Studies Prize. Publications Books Chinese Narrative Poetry: the Late Han through T'ang Dynast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8). Ideal and Actual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Essays in edited books "Love Triangles in the Early Novel: the Courtly Tradition in Love, Marriage and Fiction,"in Peter Baker, Sarah Webster Goodwin and Gary Handwerk, eds., The Scope of Words: Essays in Honor of Albert S. Cook (Geneva: Peter Lang, 1991).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Chapter for Victor Mair,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美国汉学家孟旦(D onal d J1M unro) 孟旦(Donald J1M unro):哈佛大学学士(1953),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64),密西根大学哲学、汉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讲座教授、唐君毅讲座教授。求学时期,他曾师从刘毓鋆先生、唐君毅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哲学。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人性和人学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在1969年的第一部著作5中国古代人性观6(The Concep t of M an in Earl y Ch ina)中,他区分了平等的两种意义,即描述的意义和评价的意义。与此相应地,他也指出了关于平等的两个概念,即自然的平等和社会的平等。他1977年的第二部著作5中国当代人性观6(The C once p t of M an i n C onte mporary China)研究了中国当代的人性理论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控制原则。他的结论之一是,许多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以及有关政府机能的信念等同时存在于古代儒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惯常所谓的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鸿沟其实并不存在。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及其多次再版奠定了他在国际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1988年,他发表了自己的中国人性三部曲的第三部,5人性的形象:一个宋代的肖像6(The I mages of H u m an N at u re:a Sung P ortrait)。这部著作使用了一种独特的、富有创新意义的方法。它通过分析朱熹用来表现其思想的几种结构性形象,深入解释了朱熹关于人和人性的观念。此外,在这一时期内,孟旦教授还编辑出版了一本重要论文集5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关于儒家和道家价值观念的研究6(Ind ividualis m and H olis m: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1985)。与前几部著作一样,该论文集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热烈欢迎。美国许多大学的中国哲学课程都将其列为主要参考教材。1995年,孟旦教授从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系主任职位上退休。他除了继续指导博士研究生以外,又发表了三部著作。在1996年的520世纪中国的皇家研究方式6(The I mperial S t y le o f Inquir y in Tw entiet h-Century Ch ina)中,他强调,所谓/皇家方式0指的是由朱熹确立,并且得到元、明、清等历代皇朝支持的认识论传统。这种传统在20世纪由哲学家熊十力、梁漱溟、贺麟,政治家孙中山、蒋介石、陈立夫等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政治认识论0。在这部著作以后,孟旦教授连续发表了另外两部著作5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6(A Chinese E t h ics for the N e w Cen t u ry,2005)和5应用伦理学:私人和公共选择中的实际指导原则6(E t h ics in A ction:W orkable Guidelines for P riva te and P ublic Choices)。这两部著作的中心课题仍旧是人性和人学问题,但是它们的研究角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孟旦教授使用了多年积累的有关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脑神经学的大量材料,并且结合中国哲学的有关内容,从/自然伦理主义0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双领域实用主义0、/互惠利他主义0等一系列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新概念和课题。这批研究成果已经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孟旦教授是一位著作家,也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他将2005年的著作题献给自己曾经悉心培养的14位博士生。这些人现今大多都在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中教授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这些人和他们的老师同样认为,中国哲学是世界文化中的瑰宝,它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人类。 (安延明)
美国汉学家阿灵顿生平及著作研究 阿灵顿(Lewis Charles Arlington,1859-1943)是一名活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外国来华人士。从北洋水师到中国邮政,他为中国政府服务了五十年,凭借着天生的智慧和丰富的人生阅历,阿灵顿将自己毕生精力花在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上,最终成为了在北京最著名、最受人尊重的汉学家之一。 他的著作主要面向外国读者,为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尽管如此,阿灵顿在国内以往的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直到近年来,他的两部著作才被翻译出版。 本文旨在根据已有的资料探讨阿灵顿的生平经历,对他的学术著作进行一番梳理,将他的汉学研究思想进行全面、有重点的展示,以期引起学术界对阿灵顿的关注。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对汉学研究历程及学术思想的梳理。 本文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展示了阿灵顿的生平,并对其学术思想进行了总结,大体上分为政治观点和其他观点西个方面。在政治方面,阿灵顿在其著作中反复批判了近代中国政治的深度腐败,不仅列举了许多事实例证,更从制度、历史和思想的根源上对中国的政治现状及未来方向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从总体上讲,他的政治态度趋于保守,对近代革命势力持保留态度。同时,作为一名外国来华人士,他认为中国的未来应该交给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外国人,并且对中国人民抱有很大的信心,对中国的未来抱以乐观的态度。 第二,对中国戏剧的研究。阿灵顿的四部著作中,有两部与中国戏剧有关,均属当时的突破性学术成就。 特别是《戏剧之精华》,选取了三十三部热门经典剧目译成英文,无论是在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中,这样大的工程在当时都是独一无二的。此书的主要内容
一、马可波罗游记的意义 《马可波罗游记》的思想文化意义： 《马可波罗游记》无疑是西方东方学中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是第一部全面、深入介绍中国的游记，是中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顶峰。在本质上，它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是西方文化进展中的一个环节。 1.《马可波罗游记》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马可波罗这个威尼斯富商的契丹之行，一下子把西方人的眼光拉到了大陆的最东端，欧洲以往那种地中海世界观念被突破，罗马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它拜托了中世纪地图学的幻象，构成了欧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的世俗观念。文艺复兴造就了意大利人新的性格，人们对于世俗生活的渴望，对财富的迷恋，对爱情的追求被调动起来。《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一种意大利梦幻新生活的象征，成为一切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国。 3.《马可波罗游记》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全球化的序幕开启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第一个驾着三桅帆船驶向大西洋的是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他正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忠实读者。他对契丹的向往使他对契丹财富渴望的西班牙国王一拍而合。 二、高本汉的成就 高本汉（1889—1978），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 1.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高本汉最大成就是对古代汉语语音的构拟。他运用欧洲研究的比较音位学原理，以及吸收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这些汉字拟定了一套比过去精确得多的语音系
统。 3.高本汉首开中国历史声韵学研究的先驱，也开始了瑞典大学系统教授汉语的先河。他训练出了一批对瑞典汉学发展产生巨大推动的学生，如马悦然、林西莉、汉斯、卜斯温等人。 4.高本汉一生着述达百部之多，研究范围包括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和宗教。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三、西方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的主要成就 1.开创了汉欧双语词典的编纂工作 中国的双语词典历史悠久，佛教僧人曾编纂汉语和梵语的双语词典。 明末耶稣会入华以后，最早的双语词典是罗明坚和利玛窦编纂的《葡汉词典》。《葡汉词典》的学术地位： 第一，它是最早的汉语-西方语言对照词典之一。事实上，真正的汉语与欧洲语言对照的双语词典应从《葡汉词典》开始。 第二，它是最早的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的系统，实际上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第三，它为研究晚明语言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其影响是深远的。 第一，它为西方人、尤其是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提供了便利。《华英字典》出版后，受到欧洲各界尤其汉学界的普遍赞誉，并很快风靡欧洲大陆。 其次，对后来的词典编纂者具有启发作用。《华英字典》对日本英日字典的编纂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外，在《华英字典》中已包含许多现代汉语语词，对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和中
. 一个美国汉学家的独到点评为什么汉语如此的难？ 任何一个喜欢思考的人看到这这篇研究文章标题后可能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对谁难?”这是个合乎情理的问题。毕竟，中国人学起来似乎没问题。当中国幼童们经历“可怕的两岁”时，正是他们的汉语把他们的父母搞得焦头烂额，而且再等上几年，也正是这些小孩就会真的用那些难到让人没办法的中文字潦草地写情书和购物单了。那么我说“难”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篇文章的语调会带有很多的牢骚和抱怨，所以我不如直接明确说出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难，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在成年时试图学习汉语，经历教科书、录音带、会话伙伴等等这样一整个过程，整个一个语无伦次的过程。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难----对很多其他的西方人来说难，他们耗费人生的一年又一年，用脑袋来撞击中国的长城。如果这就是我所要表达的全部，那么我的述就太空洞了。汉语对我来讲当然难。毕竟，任何一门外语对一个非母语的人来说都难，对吧?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如此。对一个学习者来说，并非所有的外语都同等程度的难。取决于你的母语是什么。一个法国人学意大利
语通常比一个美国人学起来更容易，而一般美国人学德语比日本人快得多，如此等等。那么，我现在争辩的是，汉语比你有可能打算去学的任何其它一种语言都难。我的意思是，专业资料Word . 汉语不仅仅是对我们(母语为英语者)来说难，而是在绝对程度上难。也就是说，汉语对中国人他们自己来说都难。要是你不相信，可以去问一个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愉快地告诉你他们的语言很难，可能是全世界最难的。(很多人甚至以此自豪，就如同一些纽约人事实上会为生活在美国最不适宜居住的城市而自豪一样。)也许所有的中国人都该因生为中国人而获颁一枚奖章。无论如何，他们总体上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他们的母语所具备的珠穆朗玛峰般的地位，他们站在其“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峰顶上，注视着卤莽愚蠢的老外们呼哧呼哧地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攀爬。每个人都听说过一个被广泛认定的事实：英语里有句成语----“这对我来说如同希腊文”，如果你在全世界所有语言里寻找这句成语的对等表达，并由此达成一个“哪门语言最难”的共识，那么这一语言学调查的结果是，汉语轻松赢得“标准难以读懂语言”称号。(比如，法语里有句成语C\\est du chinois，“这是中文啊”，等于是说：“没法看懂”。其它语言也有类似的表达)。
1. 汉学定义：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是指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现状，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的研究，受到西方学者所受教育及文化背景的影响。有宽窄两义。广义上，它可以指“一切非本土的研究中国的学问”。狭义上，则于以现代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汉学的本质是一门外国的学问。 2.卫匡国：意大利人。卫匡国是中国明清交替之际来华的耶稣会会士、欧洲早期著名汉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他在中国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功绩，是继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之后，对中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科学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著作有《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论鞑靼之战》和《汉语语法》。 3.利玛窦：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利玛窦也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是关于中国的宫廷政治、地理、外文、科技等方面的内容。出版时，受教会影响，内容做了删改，删除了其中关于批评中国的一些内容，是16c末西方汉学知识的重要来源。其著作还有所译的《四书》，《交友论》《汉语拼音辞典》。 【法国汉学】 1.雷慕沙(1788—1832)，法国著名汉学家。著作有关于中国语言方面的《汉语语法基础》、中国小说的翻译《玉娇梨》、关于佛学的《佛陀记》雷慕沙是一个把汉语研究引入西方语言学界的倡导者。也是第一位在欧洲仅从书本了解中国而成功地掌握了有关中国深广知识的学者。 2..儒莲：19世纪法国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东方语言学教授。是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第一任教授雷慕沙的得意门生。主要成就是把《孟子》翻译成拉丁文，翻译《赵氏孤儿》《大唐西域记》，他对汉学著作的翻译，推动了法国汉学的发展，被评价为“19世纪中叶欧洲汉学界无可争辩的大师“。 【英国汉学】 7.理雅各：19C末英国著名汉学家，代表作《中国经典》，从《五经》开始，倾注几十年心血得以完成，得到中国学者王韬的帮助。他翻译的《道德经》《孝经》《庄子》是西方当时最准确的中国传统经典的英译本。他在翻译过程中贯彻严谨的治学态度，旁征博引著作《中国编年史》《中国宗教》。贡献：①翻译古代经籍②出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③汉学答疑及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他的主要目的是向东方传播基督教义，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使英国汉学开始深入探究中国文化，哲理。他是19C末英国最伟大的汉学家。 8、翟理斯：英国著名汉学家，1867年来华成为英国驻华使馆的一名翻译学生，后来成为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他翻译介绍了《春秋》《礼记》《诗经》、四大名著等，并对这些作品有中肯的评价，被誉为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终生都在为广泛传播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而努力，在英国的汉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海外汉学研究 填空（5*1） 单选（5*2） 多选（5*3） 概论 1朴学，即质朴的学问。汉代儒生研习儒经，注重名物训诂考据，尤其是古文经学派，因而后世常称汉学中古文经学派为“朴学”。朴学又称考据学，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乾嘉朴学”继承东汉许慎的古文经学，故又称“汉学”、“考据学”。 2传统汉学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 现代汉学则以实用为原则，主要兴趣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各层面。3汉学的性质 1.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 2.汉学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变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学术。 3.汉学的借鉴与启迪作用。 4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 周边国家的汉学（日本、韩国、越南） 俄罗斯汉学 西方汉学 5旅游汉学《中国与印度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吕布吕基思《远东游记》、雅各布·德安克纳《光明城》、贝尔西奥《中华王国的风俗与法律》、《利玛窦中国札记》、亚历山大·德·罗德神甫《在中国的数次旅行》、南怀仁《中国皇帝出游西鞑靼行记》、李明《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回忆录》 6传教士汉学西班牙的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这部书被誉为汉学的第一部著作，它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字、教育、科学、军事、矿产资源、物产、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第一次作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 7专业汉学雷慕沙于1814年12月11日在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开始的。 朝鲜 1在三国中，高句丽最早接受中国文化、最早使用汉字。 2宗大王创制正音文字，1446年颁布施行《训民正音》，“甲午更张”后，立谚文为正宗文字。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汉字被彻底废除 3古代朝鲜汉语教材 《老乞大》：元末明初以当时的北京话为标注音编写。 《朴通事》全书用对话或一人叙述的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训世评话》：李边，汉语文白对译的形式，在中国的民间传说或笔记小说中节选了65则古今名贤节妇的故事。 4崔溥《飘海录》迄今所见古代朝鲜最早的一本中国行记专著 5李滉创立了的退溪学派，李珥创立的栗谷学派，两个学派立足于朱子学的理气论 关于李杜优劣问题：以杜诗成就为准绳衡量朝鲜诗人的成就已成为惯例。李朝梁庆遇《霁湖诗话》中极力称道卢守慎五言律诗所取得的成就 6《太平广记谚解》其中收录了14篇并非原《太平广记》的作品，如《红梅记》，其蓝本是明朝周朝俊的《红梅记》。周作是根据瞿祐《剪灯新话》中的《绿衣人传》改编的。此外，李昌祺《剪灯余话》中的《胡媚娘传》也被翻译成朝文，收入此《谚解》。
欧美汉学家谈汉字优势 欧美汉学家谈汉字优势：汉语好比是保护中国人的盔甲，外人很难探索刺透当下，有很多国内学者大舔美英臭脚，大谈英语优势，列举N多超过汉语的乱七八糟好处，但一些欧美学者比中国的败类们更了解汉字的优势。学者的核心观点是：汉字的难学，难写，难理解：恰恰是汉字的优势。他说世界各地的华人普遍比其它人种富裕，离不开汉文化，汉字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他说：中国人学英语比较容易，而英国人学汉语就非常吃力，造成了中国人了解世界，世界却不了解中国的局面，使中国人在竞争中处于优势。汉语好比是保护中国人的盔甲，外人很难探索刺透。中国人可以比较容易的了解英语区，法语区，阿拉伯语区……的人与文化，但这些语区的人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就困难了。与汉语写作类似的韩语，日语区，经济发展快速，其国人在世界各地竞争力强，也是得益于其文字的特殊性，说白了，这就是东亚汉文化地区的竞争优势。而有些人鼓吹废除汉字，恰恰会葬送汉语区的竞争优势，只有欧美的带路党才会这么作。如果有人在日本，韩国大谈废除韩语，日语，我相信此类败类早被其国人大卸八块了。文化普及个识字率的问题个人认为和生产力有直接关系，古时文盲多并不是文字或者统治者愚民导致，而是因为百姓绝大多数时间被迫限制在土地上为温饱奋
斗而已。古时族学就是这样产生的，要知道大多数时期一个村子供养一个秀才都是很难的，因为读书人是要脱产的，没有那么多劳动力，怎么供养？让人哭笑不得：越南为何放弃使用汉字的原因越南和中国一衣带水，现在每个越南人只要追溯其家族历史，几乎都和中国有渊源。自秦汉以来，中原文化向南扩展，汉字也一并传入越南，自此，整个越南使用汉字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十七世纪，随着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人相继来到这片土地，以拼音文字对越南汉字和喃文进行表音，但是越南社会至少也是拼音文字与汉字并行。真正让汉字从越南社会全面退出是1945年8月越共（北越）革命胜利后，代之以完全的拼音文，越南语中称这种新的拼音文字为“国语字”。众所周知，文字是一个国家人文历史的根脉，擅自改变文字的使用习惯，意味着对历史的割裂。越南人为什么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来改变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字使用传统，根据笔者与越南人的交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体现主权的政治意识作怪。中国官方一直说越南弃用汉字是1945年越共（北越）革命胜利后，但是越南真正弃用汉字并把拼音文法律化却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当时使用汉语拼音对汉字读音注解，促使了越南官方全面推广拼音文。更为主要的是，虽然胡志明等越共领导人都操着流利的汉语，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汉字，但是从情感上总认为使用汉字，很大程度是中国的附属，缺乏民族
美国汉学家康达维的辞赋翻译与研究 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康达维(DavidR.Knechtges),是生长于美国的当代著名汉学家和汉魏六朝辞赋研究专家。在近五十年的从教和治学生涯中,他用英文和中文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中国辞赋的论文,英译了八十余篇辞赋作品,出版了《汉赋:扬雄赋研究》《昭明文选赋英译》《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探微》(自选集)等多种赋学专著和英文译著,总字数逾百万言,还培养了近六十名研究中国古代诗文辞赋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主持英译了四卷本的《中华文明史》,为推动中囯文化在西方的交流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 康达维在长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翻译、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不仅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形成了颇为系统的赋学思想和翻译理论。因此,总结探讨康达维辞赋翻译和研究的成就及其学术贡献,无论是对于当今的赋学界与翻译学界,还是从繁荣中西文化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而言,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现有对康达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介绍或评论,与其作为欧美汉学名家及中国辞赋研究领军人物的成就和学术地位影响远不相称。有鉴于此,本文才以"康达维的辞赋翻译与研究"为题,拟对于康达维的学术历程、赋学思想和赋学成就,对其英译《文选》赋的翻译学贡献,作一较为全面深入的总结探讨。 全文共包括《绪论》和六章正文,主要论述了如下内容:"绪论"主要是综述东西方学界对于康达维及其赋学成就的关注与评论,然后申述本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内容及研究思路方法。西方学界对康达维辞赋翻译和研究的评论始于1977年,近四十年间有近10篇关于《汉赋:扬雄赋研究》和《昭明文选赋英译》的书评;东方学界自1980年代中期起,陆续有何沛雄、何新文、龚克昌等研究者在各自的赋学论著中绍介康达维的赋学成果,至本世纪初期又有苏瑞隆、孙晶、蒋文
艾兰：在金甲简帛中发现中国文化的“道”与“德” ——访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艾兰 2014年03月19日 09: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19日第573期作者：本报记者刘芳浏览： 38 次我要评论字号:大中小 【核心提示】如果我们要利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不应该只对中国历史进行理论化研究，还应该看这种理论能不能分析中国的材料和中国的历史。理论只是一种假设，根据中国的材料，我们可以批评这种理论，也可以修改这种理论。若是一种假设不能很好地分析材料，就必须修正，或者应该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 艾兰，1945年生于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学习中文，1974年获博士学位。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后为美国达慕思大学亚洲和中东语言文学系讲席教授，美国古代中国学会会长，美国期刊《古代中国》杂志主编。她研究甲骨文、青铜器、竹简，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长期教授中国古代哲学文献，对中国古代文献、考古、思想和文化方面涉猎颇多。 20世纪以来，随着新出土文献的不断刊布，海外中国学渐成国际显学。各国专家学者对新出文献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信息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和多样性。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正日益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西方学者如何理解和解析中国古代文明，为此记者采访了美国古代中国学会会长，达慕思大学（Dartmouth College）讲席教授艾兰（Sarah Allan）女士。 1欧洲文明不是唯一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研究甲骨文、青铜器和竹简的专家，在中国古代哲学文献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汉学，对中国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呢？ 艾兰：我的家庭和中国没有关系。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周围还没有中国人，学习汉学完全是出于偶然原因。在高中的时候，我读了一些关于禅宗和道家的书，上大学时又在美术史课程里看到了大量的中国山水画，从此我对中国萌发了兴趣。当时正值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和媒体总是散布中国的负面消息，我对此很怀疑，非常想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所以学习了中文。大学时上了一门中国考古课程，之后就一直对古代中国感兴趣。毕业后，感觉中文还没有学好，又读了博士，对中国的研究算是入了门。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经历。为什么会选择先秦史作为研究的重点？ 艾兰：1966年，我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我的老师很多都是著名的汉学家，他们中有不少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读过书，受到过很好的专业训练。我原来想学中国考古，但这种课题很难做，因为当时到中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虽然这样，我还是读了关于中国考古的书，研习了中国古代汉语、文学、美术，还师从卜弼德学习过训诂。卜弼德的兴趣广泛，他的训诂学课程实际上是思想史课程，对我影响很大。1971年，吉德炜来伯克利教书，我也旁听了他的古文字学课程。 1972年，我博士还没有毕业，刘殿爵就请我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做讲师，教古代汉语和中国考古，又自学了甲骨文。两年以后，他们又给了我一个正式的教师职位。那时亚非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的学者特别有名，我们的关系也很密切，我常与葛瑞汉、谭朴森、刘殿爵在一起探讨学术。我最年轻，跟他们学习了很多。当时学术环境特别好，让人感到很温馨。 1981年，李学勤到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英国只有我研究甲骨文。我、李学勤、齐文心决定合著《英国所藏甲骨集》。我也向他们学了很多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方面的知识。后来我和李学勤又合作研究欧洲的青铜器收藏，开始每年到中国去，参加了不少由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去了很多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发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1995年，我回到美国，开始在达慕思大学教书。1998年，郭店战国竹书出版。郭店楚墓竹简还没出版的时候，大家都听说里面有《老子》的材料。我在达慕思大学的同事韩禄伯研究道家，所以我们共同组织了一个关于“郭店《老子》”的国际讨论会。从那以后，我对战国竹简一直非常感兴趣。现在的战国竹书除了郭店竹简外，还有上博简和清华简。里面有很多材料跟我原来研究的历史传说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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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文化交流的活动中，法国籍的耶稣会士们比较突出，他们以宗教人士的身份来中国传教，介绍欧洲的科学知识，其中一部分人返回欧洲后，根据自己的见识，向法国官方提供中国的信息，向欧洲社会介绍中华文明。金尼阁和马若瑟等人可为来华的法国籍耶稣会士的代表。 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 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之一，出生于法国南部的里昂，年轻时对于东方、中国颇感兴趣。1889年，他以驻华法国公使馆随员的身份来华，获得研究中国文化的好机会。1893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汉语教授。 金尼阁著《西儒耳目资》 首先来到中国的法国籍耶稣会士是金尼阁，字四表，他的法文姓名为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年）。他于1594年加入耶稣会，1611年奉派来到中国。他先在南京逗留，曾跟随两位意大利神父学习汉语，后来到杭州、北京。1613年，当时耶稣会中国传教会的会长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意大利人）派金尼阁为代表返回罗马，向教廷汇报与晋见教皇。1618年，金尼阁重返中国，并率领22名教士一同到达，其中包括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国人）与罗雅各布（Jacques Rho，意大利人）。他带来了教皇赠书七千余部。1620年，他们回到澳门。后来，金尼阁曾在南昌、杭州、开封以及陕西等地传教。1628年，他于杭州去世，安葬在杭州市桃源岭村外。他自称“我不感到汉语困难”，留下的遗着《西儒耳目资》于1626年在杭州出版。该书可称为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照音韵排列汉字，按音查字，称“耳资”，而照偏旁笔划排列汉字，按形找字，称“目资”。该书有利于当时中法双方人员直接交往。此外，他曾编写《中国编年史》等。 《赵氏孤儿》法文译者马若瑟
第19卷第3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 ol.19 No.3 2013年6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Jun. 2013 古汉语“过程语言”论： 美国汉学家安乐哲的汉语观及翻译实践 胡素情 （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以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为例，指出这些引起争议的英译是在过程哲学观照下的哲学解读和 文化诠释，这种翻译可称为“过程论翻译” 。为凸显古汉语的“过程”特征，安乐哲在典籍翻译实践中采用了“意 象叠加法”“通假关联法”和“多重转喻法”等过程论方法，为翻译理论和实践增加了新的思想资源。但安乐哲 的古汉语过程论翻译实践与过程哲学观之间有矛盾之处，仍残留传统分析哲学的同一性企图。 关键词：古汉语；安乐哲；过程语言；关联思维；意象叠加；通假关联；多重转喻 中图分类号：H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242?05 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对中国典籍的 独特诠释是中美译界的一道奇观。他与郝大维合作的 《论语》译本被誉为“不仅是百年学术努力的一个新 成就，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思想家哲学理解的新篇 章” [1](10) 。虽然安乐哲的汉学家背景广为人知，但他 渗透了哲学思想的翻译诗学和语言观却有待进一步发 掘。 尤其在评价他缘何将 “仁” 译作 “authoritative jen” ， “中庸”译作“focus the familiar”等有“过度诠释” 之嫌 [2] 的翻译时，考察译者的语言观有助于我们扩展 翻译诗学，对翻译背后的文化背景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安乐哲的古汉语“过程语言”论 安乐哲认为，西方以往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不假分 析地套用渗透西方内涵的语言，使得中国文化被一种 外来的世界观所颠倒。 如把 “天” 译为 “Heaven” ， “命” 译为“Fate” ，只能将中国文化基督教化，呈现超世的 造物主形象。这种文化简约主义带来的后果，是忽视 了文化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将中国语言纳入推理、逻 辑、辩证的“印欧语系家族” ，导致翻译语言贫困化。 进而安乐哲认为，与英语这一实体语言不同的是，汉 语是一种关联性语言，是“使我们接近‘一切皆流’ 的直接感觉的语言” [3](195) ，也即“过程语言”(process language)。 “过程”是过程哲学的关键概念，以强调事物的 变化、生成、语境化及关联性为核心内涵。安乐哲将 过程哲学引入对汉语的理解和典籍翻译，他认为古汉 语的运思方式不是表征和再现的二元模式， 而是自发、 交互的关系性“关联模式” ；汉语词汇更多的是审美的 “具体意象” ，而非预定概念； 古汉语很好地保存了言 说的喻说性，是“关联性过程思维”的典型例证。 安乐哲将汉语理解为“过程语言”有美国实用主 义和过程哲学背景。在西方，安乐哲被当作一名实用 主义过程哲学家，杜威和怀特海是他的重要思想来 源 ① 。他与哲学家郝大维合著的《期待中国》《通过孔 子而思》等作品反复提及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及杜威、 罗蒂的传统实用主义及新实用主义哲学。而美国实用 主义与中国思想的相通之处已成为学界共识，并不断 有中西学者在这方面进行探索 [5](104) 。安乐哲和郝大维 以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为切入点在翻译实践中的中西 哲学对话，便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发生的。 美国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对英语这一 “实体语言” 多有诟病。 实用主义哲学先驱爱默生认为语言的“根” 在于“物质的模样”(material appearance)，语言发源 之初象“诗一般”的生动、形象，却在在抽象化和概 念化过程中渐渐丧失其鲜活，经历了一个从感受?知 觉?概念的“沦丧”过程 [6](19) 。他对语言的描述预示着 收稿日期：2012?10?17；修回日期：2013?05?20 基金项目：湖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新实用主义诗学研究” ；湖南大学“青年教师成长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胡素情(1974?)，女，湖南永州人，文学博士，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比较文化.
谈谈美国汉学的新方向 孙康宜 最近二十多年来，全球化的趋势已使美国传统的汉学研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有关全球化，有些汉学家从一开始就十分赞同，但也有人持批判的态度。在这篇短文里，本人不想做任何理论上的判断，只想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出发，发表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在耶鲁大学执教的。在耶鲁，我发现“汉学”的系科归属有别于美国的其他大学，在其他学校里，“汉学”(sinology)研究及教学大多笼统纳入一个“区域研究”(所谓的area study)的系中。一般说来，在美国，有关中华文化的课程(无论是中文和中国文学还是中国历史和人类学)全部归东亚系：它有时被称为“东亚语文和文明系”(如哈佛大学)、有时被称为“东亚语文和文化系”(如哥伦比亚大学)、有时被称为东亚研究系(如普林斯顿大学)。独有耶鲁与众不同，这里不以“区域研究”划分系科，而是按“学科研究”(disciplines)瓜分所谓“汉学”。这就是说，教中国文学和语言的人，如Hans Frankel(傅汉思)及本人都属于东亚“语言文学系”。教中国历史的人，如Jonathan Spence(史景迁)及余英时(1980年初余教授仍执教于耶鲁)属于历史系；教社会学的Deborah Davis属于社会学系，而教人类学的Helen Siu(萧凤霞)则属于人类学系。同时，耶鲁图书馆中书籍的排列也大多反映了这种按“学科”区分的归类方式。比如只要是有关陶渊明的书，各种语言的版本都摆在一处，而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和普林斯顿葛思德图书馆，则把所有的中文书籍单另编目和上架收存。 记得初到耶鲁，对这种以“学科”分类的方式，我还不太适应。这是由于从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班受了正统的“汉学”教育，一直把“汉学”看成一个独立的领域，而现在得重新调整“领域”的界定，颇有离散孤立之感。从前在母校，东亚系的大楼里积聚了各种汉学科目的教学研究人员，文史哲不分家，经史子集，教授们各显其能。但到了耶鲁，我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只见得到少数教中国文学的两三位同事，走廊上所遇者多为英文系、俄文系、阿拉伯文学系等其他语种的教授。若要找研究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教授，还得找到校园的另一角，实在让人感到不便。当然，耶鲁设有一个“东亚研究中心”，称为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那是让不同科系的老师和学生们申请有关东亚研究方面的经费以及举办各种活动的大本营，但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系。 后来在耶鲁教书久了，才逐渐发现这种以“学科”为主的教学方式也有它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首先有益于广泛了解其他语种的文学。许多不同领域的新朋友都不断给我新的启发，而我从前又学的是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本来就有基础，如今正好更上一层楼，更加扩展了视野。后来，我应邀加入“文学科目”(literary major)讲座，更热心投入“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的跨系活动，与校园里许多不同科系的人都常有见面讨论的机会。不知不觉中，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学术道路已迈向“全球化”的方向。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其他许多美国大学的东亚系，虽然并没改变它们原来的结构，也慢慢发展出不少跨系的新研究领域了。当然，我并不是在说，耶鲁那种以“学科”为主(而不以“区域研究”为主)的倾向直接造就了美国汉学的新方向，但耶鲁的特殊教育结构显然与美国汉学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化趋势不谋而合。 据我个人的观察，从前美国(和欧洲)的传统“汉学”是把中华文化当成博物馆藏品来钻研的。在那样的研究传统和环境中，凡用中文写的文本都成了解读文化“他者”的主要管道，所以早期“汉学”大多以译介中文作品为主，“音韵学”(philology)尤其是汉学家们的主要研究科目——因为他们想知道从前唐人是如何朗诵唐诗的，宋人是如何吟唱李清照词的。总之，那是一种对“过去”的东方抱着猎奇的求知兴趣。可想而知，当时汉学家们的学术著作只在汉学界的圈子里流行，很少打入其他科系的范围。但随着美国比较文学范围的扩大，约在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