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沈从文的文学观(胡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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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考论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的文学行为在现代时期的文学领域中有着显著的地位和影响。
以下是关于沈从文现代时期文学行为的一些考论:
1. 文学实践的多样性:沈从文在文学实践中展现了较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他涉猎广泛,写作领域包括小说、散文、戏剧等。
他的作品风格多变,既有浪漫主义的叙事,又有现实主义的描写,展现了对人性、社会和历史的深刻思考。
2. 地方文学的代表性: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以地方题材和地方意识为重要特征。
他深入调查研究家乡的历史、风土人情,通过作品表达了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和关怀。
他的小说《边城》和《红楼梦札记》等作品,以及诗篇和散文都体现出他深厚的地方情感和独特的视角。
3. 对现代性的思考:作为现代时期的作家,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思考贯穿于他的文学创作中。
他对个体、自由、现代生活方式等现代主义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探索,在尊重传统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现代社会面貌和社会变革的关注。
4. 对文学语言的探索:在文学行为中,沈从文对文学语言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和实践。
他注重语言的生动性和表现力,善于运用地方方言和民间语言,注重对话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作品充满鲜活的语言美感。
5. 创作理念与文艺批评:沈从文在文学行为中也进行了文艺思想的反思和批评。
他提倡文艺的质朴性和真实性,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他对文学创作具有独到的见解,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艺术追求和创作探索提出了深刻的思考。
综上所述,沈从文的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具有多样性、地方性、现代性、语言探索和创作理念的特点。
他的作品和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沈从文文学点评一、对沈从文文学作品批评的基本认识沈从文出生在1902年,笔名有很多,譬如上官碧、璇若等一些大家比较常见到的,但是沈从文儿时的乳名叫茂林,是苗族人。
沈从文不仅是著名作家,京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同样也是一名出色的历史文物研究家。
无论是他的人生或者是文学作品,他都想尽力去将丑的东西进行完善,虽然,那些不全都是罪恶,但是,却能够让人感到很愉快,无法让人们预先就知道生命的庄重,并产生的高尚的情操。
我只想建造一座希腊小庙……在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而我表现的确是另外一种“人生的形式”。
这种世界大概根本没有,也不妨碍故事的真实。
把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放在文学批评史上度量,他的批评是别具一格的,独特和与众不同是他的一贯风格。
沈从文在对文学进行艺术创作时很现实地描绘出了他对梦想的渴望与追求,主观创造理论和客观反映现实这两个方面,并且把“生命”的本身性质和内涵融合到了一起。
譬如,在《会明》中,就像屠格涅夫所说的“堂吉诃德式”的会明的形象那样,堂吉诃德自身所表达出的就是一种“某种永恒的”真理信念,他全身上下无不透露出他对理想的无限崇拜,为了自己崇高的梦想,他忍受着巨大的困难,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丢掉自己性命的危险。
他完全凭借自己的直接感受对作品进行点评,而他诗一般地去揭示国民的每一种弊症,并且积极主动地去发现挖掘并且改造社会的各种方法;但是,他主要强调的是通过人性美来实现对民族与国家的重建。
沈从文的人性美的核心理念主要是通过真实美好的人性美来改变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不公来表达的,对民族的品格进行重塑,并且使中华民族的元气得到重新恢复。
与“人性”相对应,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的核心理念就是信仰“生命”,这同时又联系到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理想,“经典重塑”“工具重塑”,通过文字来重塑民族的灵魂,从而进一步地提高民族竞争力。
沈从文先生是一位好的批评家,更是一位好的作家。
他用优美的评述传达着个人丰富的人生理想和意境。
不但没有遗忘过去的一切,而且还独自创造出了一片“湘西的世界”,始终执著地探寻着人们心中的美好人性,歌颂纯朴而又顽强的人生,是一个具备文化热衷、独立人格的和艺术才情的优秀作家。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雁冰,字融之,号融之,江苏徐州人,著名文学家、诗人、散文家。
他以其优美的文笔和深厚的文学功底,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
他的文学世界是一个充满诗意和浪漫色彩的世界,以东方传统文化为底蕴,同时也吸收了西方文学的精髓,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内涵。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充满了对生活深刻的感悟和对人性的思考。
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常常通过对人物的描写和对事件的叙述,展现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关怀。
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丰满饱满,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鲜明的个性,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和多样性。
沈从文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恶,以及面对命运的坚韧和无奈,让人读后产生深深的共鸣和思考。
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长篇小说《边城》。
这部小说以云南小镇大理为背景,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山村深处的真实故事。
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展现出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小说以其深情的笔调和真挚的情感,描绘了一幅充满诗意的乡村画卷,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推崇。
除了小说,沈从文的诗歌和散文也是其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的诗歌清新高远,富有抒情风格,表现出了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深邃感悟。
他的散文则以其细腻的情感和独特的思辨,展现出了对人生和宇宙的思考,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仅体现在其作品中,也体现在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理念中。
他主张“以文抒情”,认为作家应该以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来创作文学作品,抒发内心的情感,探索人生的意义。
他还主张文学要“以人为本”,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揭示人性的多样性和深刻性,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慰藉。
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中,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社会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多维度而又丰富多彩的艺术宇宙。
他的文学作品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沈从文小说抛开世俗追求自由的论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很独特的作家。
作为自由主
义作家中的一员,追求自由与独立是沈从文精神世界的一条内在脉络。
沈从文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强势的主流话语前保持自己独立
的思考,极力维护着文学的独立价值和个人的自由独立。
他是倡导并
实践精神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的典范,尽管他为此付出了被误解、被疏离的沉重代价。
沈从文既缺乏传统文人深厚的儒学文化的熏陶,也缺乏留洋学者对西方文化的悉心接受,他来自于湘西民间,身上
满熏着乡气与土气,沈从文将知识分子外来文化形态与民间文化形态
相融合以此来对抗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
“乡下人”的身份定位是作家理性思考的结果,是沈从文特立独行之所在。
他以独特的
思维方式、“怀疑”与“否定”的精神品质、异于主流意识的价值评判尺度,实践了一个现代作家知识分子应尽的职责。
共产党取得政权
并加强对对文艺界的控制后,自由主义思潮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沈从
文被迫放弃了自由主义的立场。
他的精神历程也显示出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对人类自由精神家园追寻的轨迹。
论沈从文小说的悲剧意蕴摘要在沈从文所塑造的文学世界中,美丽的背后蕴藏的是一抹消愁。
由于他身上背负了太多的人生悲剧体验,不可避免的将这种体验通过他的作品表达出来,尤其在其小说中更为凸显。
本文将从封建枷锁下的命运悲剧、阴差阳错的爱情悲剧、众生挣扎的社会悲剧、现在文明中的文化悲剧四个角度切入,来展现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冲突中的悲剧类型。
其次分析沈从文小说的悲剧内涵,从个人的矛盾以及生与死的交织中,引导读者对于生命的思考和把握。
大时代环境下的人们,生死观念已经淡如鸿毛,对生死的认知更多的是无奈。
最后由表及里的挖掘出小说中蕴含着浓郁的悲剧意蕴的背后原因,这些与沈从文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息息相关,且他纯粹的创作观深深的影响着他对悲剧意蕴的表现。
【关键词】沈从文悲剧意蕴审美内涵绪论沈从文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独树一帜的歌者,他将古老而宁静的湘西世界用冲淡平和的语言展示出来,形成一种独特且令人向往的乡村牧歌,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美的享受。
沈从文曾对自身作品的流行抱有这样的观点,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内涵和意义同读者所欣赏的情感往往是不尽相同的,当读者感叹于文章的清新动人,却忽略了背后的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当读者沉浸于作品的文字描述时,作品背后所蕴藏的那些悲痛也就无人提起。
当我们把热情与清新、优美与悲痛统一起来,就能深切感受到作家内心积郁的激烈冲突酿就的悲剧情绪。
准确的来说,对悲剧现实的呈现是一个作家悲剧意识的最贴切的表现。
别林斯基强调悲剧的内核源于自身欲望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在悲剧观念的影响下不幸与厄运接踵而至,正是这些悲惨的经历和事件构成了悲剧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曾对悲剧推崇至极,其认为悲剧是更具有魅力的艺术表现形式,悲剧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能够真实的反映出内心深处的怜悯和对恐怖的胆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的感情能够真实的迸发出来,因此其情感表现对比喜剧更加贴近真实感受。
在西方传统艺术中,悲剧一直依靠戏剧冲突来对情节和内容进行丰富,艺术作品的表现基调更是以对灾难和不幸的反抗为主。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文学世界丰富多彩,充满了独特的魅力。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展现出了对人性、生命和社会的深入思考和独特的观察力。
他的作品以真实、细腻的描写著称,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细节的把握,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
比如在《边城》中,沈从文通过描写小城边的一座小桥上发生的故事,展现了人物的复杂情感和复杂关系。
他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精彩的对话,赋予了作品更加生动和真实的情感表达。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还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对现代社会的思考。
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吸收了西方文学的精髓,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他的作品融汇了古人的智慧和现代人的思考,使得他的作品既有传统的内涵,又具有现代的时代感。
比如在《春蚕》中,他通过描写蚕丝制造的细腻过程,阐述了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精髓和魅力,同时也反映了现代工业化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和破坏。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体现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人性本质的探索。
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丰满而真实,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个性特征。
他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和情感表达,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比如在《湘行散记》中,他通过描写湘西的民间故事和人物形象,展现了人类的困境和对生活的追求。
他的作品真实地刻画了人性的善恶和众多与生活作斗争的情感,让读者对人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是一个多元化、富有思想深度和独特审美感的世界。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人性、生命和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对文化的热爱。
通过细腻的描写和精彩的故事情节,他打开了读者的心灵之窗,让读者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领略到人性的美好和深沉。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索和沉浸其中的宝库,他的作品将继续为人们带来思考和启迪。
沈从文的史学观与研究方法略论
《沈从文的史学观与研究方法略论》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学者,以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对历史的独特思考而著称。
在其作品中,经常能感受到他对历史的热爱和对历史的深度思考。
这篇文章将从沈从文的史学观和研究方法两方面略论其对历史的态度和研究历史的方法。
首先,沈从文对历史的态度是尊重和热爱。
在他的作品中,常常能看到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赞美和敬意。
他认为历史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因此对历史应该怀有一颗敬畏和敬重的心。
他在文学作品中对历史的描写也是充满了情感和生命力,让读者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历史的魅力和生命力。
其次,沈从文在研究历史的方法上倡导多角度分析和跨学科研究。
他认为历史是复杂而多面的,不能简单地用单一的视角去看待。
因此,他主张在研究历史时需要综合运用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以便更加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历史。
他也提出了历史是由人类行为和个人命运相互交织而成的观点,并在其作品中通过塑造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历史场景来展现这一观点。
综上所述,沈从文的史学观和研究方法都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他尊重历史、热爱历史,同时也注重多角度分析和跨学科研究。
这种深刻而全面的思考和方法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丰富历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沈从文的文学作品看创作追求摘要:沈从文是我国上个世纪典型的文学家。
文学作品表现出典型的湘西风情,其文学作品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环境优美、诗情画意的基调和风俗淳朴的人性美的“湘西世界”。
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着力宣扬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体现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一个理想追求。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作品创作追求人性美人情美纵观中国的近现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和政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形成了文坛上的文学政治化的总趋向。
这一时期的文学家大多数都是在致力于控诉和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但与此同时在这些文学社团和个人作家之中,未有被一致公认、远离政治、醉心于纯文学创作的沈从文先生的作品被人津津乐道。
一、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念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抛开了政治经济的干扰,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不受横流的物欲所影响的纯美“湘西世界”,文风恬静、洒脱而飘逸,作品呈现出田园牧歌的基调。
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派和谐宁静的田野风光和憨厚淳朴、天性善良的村民以及民风淳朴的生活情调,从而对现代城市的文化病态进行否定。
沈从文认为一部真正的作品,总是在真切地表现人性的欲望,此时,作家就是治疗人性的“医生”。
因此,对人性的阐释和赞颂是沈从文作品的重要特点。
沈从文的写作不局限在近代文明的控制下的原始、质朴、善良的人性,创作的时候往往会去除残酷现实中的政治经济关系,在古老的乡村生活和情调中塑造了一系列不具备社会阶级的自然人,对内心深处的人性美进行讴歌和赞颂。
对人性美的写实和讴歌是沈从文进行文学创作的追求,他的文学作品都在为淳朴而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进行讴歌,常常在弥漫着田园气息中的文字中,展现出湘西乡村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和现实主义而至之间的交织从而导致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生的悲剧。
下面我们就选取沈从文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边城》和《萧萧》为载体对这种写作主题进行分析。
探析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人生教育观摘要沈从文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的一生创造出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
与之同时,沈从文也有着多年的文学教育经历,并形成了特有的文学教育观,尤其是人生教育观,包含了“小书”、“大书”、人生、人事等独到的见解与理念,值得我们进一步地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人生教育观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1929年,沈从文在经济上陷入困境。
在徐志摩的引荐与帮助下,他来到上海中国公学工作,担任国文系教师。
1963年,文化部邀请沈从文参与新版工艺美术教材的编审工作。
在漫长的三十年中,沈从文有着一段丰富的教育生涯,在中学和大学都有过教学经历,不仅担任过文学类课程的教学,还承担过工艺美术类课程的教学。
尽管沈从文的文学教育活动无法与在文学创作领域的辉煌成就相媲美,但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教育观,尤其是文学创作中的人生教育观,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沈从文有着多年的教育经历,但他自己却只是小学毕业,并没有受过长期系统的教育。
但是,沈从文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同样受过很多的教育,将其称为人生教育。
1934年,沈从文完成了《从文自传》,并且面世出版,其中写道,提起笔来他就想写自己二十几年的人生经历,所接触的人物,世间百态、人情冷暖,这才是真正有价值与意义的人生教育。
在《从文自传》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两篇文章描写了他年少时厌学逃学的故事。
这两篇文章相得益彰:《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沈从文在学校中所接受的教育情况,在这两篇文章中都得到了详细地体现与描写,但是即使在这样短暂的学校系统教育,也充满了逃学这样的字眼。
沈从文只读过小学,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在逃学,却最终成为了文学大师,这不禁令人感到困惑。
他是如何获得这样的才华和成就的?显而易见,人生教育在沈从文的眼中,正如他自传中提到的“小书”和“大书”。
沈从文认为,“小书”是用笔记录下来的人生、社会与世界,有一定的幻想和虚拟成分;而“大书”是记录了更为宽广的真实世界,芸芸众生、世间百态都在“大书”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
论沈从文对自然人性的呼唤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伟大作家,他的作品多以中国乡村为背景,塑造了众多具有特色的人物形象。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自然和人性是两个重要的主题,他对自然和人性的关注和呼唤贯穿了他的文学创作。
本文将从沈从文作品中对自然和人性的呼唤进行探讨和分析。
沈从文对自然的呼唤。
在他的作品中,自然常常被描绘得栩栩如生,无论是大自然的景色还是小自然的风土人情,都得到了精致的描绘。
在沈从文笔下,自然不仅成了他作品的背景,更成了他作品中的重要角色。
他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中国南方的山水、田园和乡村风情,将自然视作情感的寄托和精神的栖居地。
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自然的赞美和呼吁,他希望人们能够保护大自然,感悟自然之美,珍视大自然的恩赐。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对自然的呼唤也体现在对自然生态的呵护上。
他关注现代社会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与引发的问题,呼吁人们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他的小说《边城》中,他通过对边城自然风光和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的描写,表达了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呼吁。
他希望人们能够时刻铭记自然的伟大,珍视自然的美好,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保护好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沈从文对人性的呼唤。
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塑造了一些充满人性美好的人物形象,他们淳朴善良,热情豪放,忠诚正直,有着鲜明的个性和典型的乡土风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
他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展现了对人性美好的追求和呼唤。
他希望人们能够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充满爱心、善良、坚韧和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保持乐观的态度,积极向上地面对生活。
沈从文对人性的呼唤也体现在对人们内心深处的追求和挣扎上。
在他的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常常是作品的重要一部分,他描绘了人们面对命运的挣扎和内心的探索,表达了对人性的深刻关怀和呼唤。
在他的小说《孔雀东南飞》中,通过对主人公祝枝山的塑造,沈从文展现了祝枝山内心的挣扎和对人性的探索,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愿望和人生的价值所在,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当三十年代第一次有人称沈从文是“文体家”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暗暗地感到骄傲。
他初到北京的时候连标点符号都不大会用,现在却能在文句组合上形成一种显著的特色,这是怎样迅速的进步?何况文体并不单是指一种特别的文句格式,甚至也主要不是指孕育这格式的一种特别的叙述结构:在我看来。
说一个小说家创造了自己的文体,那更是指他对自己的情感记忆有了一种特别的把握。
不用说,作家的这种自我把握首先是一种语言的把握,就是借助既定的语言系统去澄清那些飘忽膝陇的印象。
因此,在这澄清的过程当中,对对象的把握是和这对象本身一同产生的,你甚至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
这就使作家的自我把握具有厂一种双重性,它既是理智的认知,更是情感的创造。
正是这种双重性决定了“文体”这个词的复杂涵义,套用我们熟悉的概念来说,它不但是指一种形式,更首先是指一种内容:一个小说家能够用别人尚未试过的方式来讲故事,总是因为他已经想好了一个别人从没听过的故事。
沈从文当然有理由暗自骄傲。
但我要说的是,这种骄傲是很不容易维持的。
惟其出身于作家对世界的那种微妙的审美把握,文体就像是一位极端任性的公主,她要求作家对她绝对忠诚。
倘若你稍有疏忽,譬如在狂热地迷醉于她的风采之后,你可能会稍稍变得迟钝,对她的某些暗示缺乏反应;或者在依旧钟情于她的同时,你可能会身不由己地对其他动人的景象也发生兴趣;甚至你仅仅是因为长时间的侍奉而感到疲劳,不知不觉就把追随的脚步放慢了一点……她都会变了脸色拂袖而去,立刻收回她生前恩赐给你的宠幸。
在我看来,这就是文体家的真实处境,能够赢得文体的青睐已属不易,要想保住这份殊荣就更加艰难。
我不禁对沈从文作为文体家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他真有资格分享文体家的骄傲吗?他是如何争取到这个资格的?如果说他确曾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体,他又能在多大的程度上继续发展它?倘若他竟然做不到这一点,很快就失去了文体的青睐,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在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沈从文的笔法是相当杂乱的。
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的认识和理解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他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深入人心的作品而广为人知。
本文将对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进行认识和理解,探索他的独特之处以及他作品背后的深层含义。
首先,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常常以农村为背景,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与融合。
他深入农村生活,观察农民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并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将这些真实而生动的故事呈现给读者。
例如,他的代表作之一《边城》以一个边境小镇为背景,通过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命运的转折,展现了农村社会的现实困境和人性的复杂性。
其次,沈从文的作品充满了对生活和人性的关怀与思考。
他善于从日常琐事中发现普遍性的人类情感,用平实的语言表达出来。
他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探索人性的善恶和复杂性。
他的作品中常常透露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探索,使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深入思考人的存在和社会的现实。
此外,沈从文的文学风格独特而且多样化。
他不拘一格,既能写现实题材,又能写历史传奇,还能写寓言和幻想。
他的作品语言流畅优美,常常以细腻的描写和丰富的想象力打动读者。
他的短篇小说以其情节跌宕起伏、意境深远而脍炙人口,他的长篇小说则以其情节丰满、人物形象鲜明而深受读者喜爱。
最后,沈从文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
他的作品中常常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引发读者对社会现象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挖掘,对人性的探索和呈现,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批判,都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和意义。
总而言之,沈从文是一位卓越的作家,他的作品通过对农村生活的观察和对人性的思考,展现了对现实的关怀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他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使他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通过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他作为作家的独特魅力和他作品背后所传递的人生智慧。
浅谈沈从文笔下的人性观浅谈沈从文笔下的人性观沈从文是《边城》的作者,《边城》成就了沈从文,也成就了他的湘西小说。
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浅谈沈从文笔下的人性观。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浅谈沈从文笔下的人性观——以《萧萧》为例《沈从文传》的作者吴立昌曾这样说过:“如果说,沈从文那么多不同文体的创作是磨盘,那么人性则是轴心,离开它,作家的笔就无法转动。
他创造的形形色色故事和人物,都可以说是从人性‘轴心’向四面辐射出来的。
他赞颂的是人性的美——淳朴、正义、善良、勤劳、忠贞、粗犷等,他忧虑的是人性的扭曲和变形,他憎恶的是对人性的戕贼。
这均有他的创作为证。
”纵观沈从文研究领域的成果,我们发现吴立昌的结论确有其实据支撑。
在现有的沈研作品中,我们不难找到以下这些关键词:“牧歌情调”“人性”“生命观”“文体作家”等等,这些关键词成为沈研学者们解读沈从文的重要角度,其中“人性”尤为突出。
正如上文吴立昌所说,“人性”作为一个轴心,将所有关键词连成一个串轴,它几乎可以回答来自每一个关键词的疑问,从根本上为沈从文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标签作出源头式的解答。
由此,对沈从文“人性”观的挖掘和背后深意的探寻变得至关重要。
本文中,我们以沈从文短篇小说代表作《萧萧》“为证”,从中探寻沈从文作品中呈现出的人性观,并探索沈从文形成这种人性观的原因。
《萧萧》作为沈从文代表作之一,无疑展示了他在小说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方面的较高水平。
除了上述两个写作技巧方面的特点,《萧萧》中特有的乡风民俗也成为了沈研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童养媳”和“沉潭”两种制度,它们作为落后的民俗一直为现代人所抨击,在五四作家笔下,这两种制度多作为批判封建制度吃人本质的实证,然而在沈从文笔下它们的戾气得以消解,反之成为人性美的证明。
这体现了沈从文审美的人性观,即一种从一切事物乃至丑恶中仍能见出美善人性的仁者胸襟。
本篇将从《萧萧》中沈从文由“恶”中见出“善”的两个代表事件、小说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三方面来阐述沈从文的人性观。
论沈从文对自然人性的呼唤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生活的深刻洞察而享誉文坛。
在他的作品中,自然和人性一直是重要的主题之一。
沈从文对自然和人性的呼唤,不仅体现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和对人性的关怀,更体现了他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追求。
沈从文通过他的作品深刻地呼唤着人们重新关注自然。
他对自然的描写常常是细腻而真实的,以至于读者能够感受到他内心深处对于自然的热爱与敬畏。
在他的作品中,自然往往是人们内心的归宿,是他们放飞心灵的避风港。
比如他在《边城》中描述的滚滚的流水,弯弯的小路,都是对自然的真实再现,更是对自然的深情表达。
沈从文认为自然是人类生活的根源,只有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够体现人性的本真。
沈从文通过他的作品呼唤人们对人性的关怀和思考。
他的作品往往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对人性的揭示,表现出了他对人的关怀和对人性的呼唤。
在他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同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往往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追求却大同小异。
比如《边城》中的翠翠和师哥,他们虽然在种种困境下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他们内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却是相同的。
沈从文认为,人性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而人性的追求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
他通过对人性的呼唤,希望引起人们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思考与关注。
沈从文对自然和人性的呼唤,更体现了他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追求。
在他的作品中,自然与人性往往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
他通过对自然的描写和对人性的呼唤,寓意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再次融合。
在“现代文明”不断冲击下,人们对自然的侵蚀已经愈演愈烈。
而沈从文通过对自然的呼唤和对人性的关怀,希望能够唤醒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对人性的理解。
只有通过对自然的关注和对人性的呼唤,人类才能够找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沈从文文学批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肇始于上世纪初,在20年代声势日隆,并在30年代达到一种自觉和成熟,茅盾、胡风、冯雪峰、梁实秋、朱光潜、李建吾、梁宗岱等人的重大理论建树大都完成于本时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不少作家都身兼了理论家的重任,或为作品写序、跋、题记等,或专注于文学批评和论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沈从文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沈从文留下的有关文学批评的文字,一部分散见于他为自己或别人的作品写的各种题记、序等,还有一部分集中在他的诗论集《沫沫集》中,这些都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文学批评观点和批评个性,代表了他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贡献。
沈从文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一直坚持着文学的独立和自足的审美功能,反对把文学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和工具,在这一点上他既有真知灼见之处,又流露了自己文艺观的局限性。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特别重视文学的自身独立,任何把文学纳入政治和商业轨道的作法,都为他所鄙夷。
他要求作家应该拥有独立人格和思想:“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渗透作者人格和感情。
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
”由于沈从文本能地对政治感到厌恶,他在30年代对各种追求文学功利目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排拒,幻想在社会风云激荡的时局中维系文学的纯正和严肃:“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
”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沈从文的这种文学批评观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宝贵价值。
沈从文不仅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对文学的商业化同样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论海派》一文中,他尖锐地嘲讽了所谓“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海派文学。
沈从文认为1927年后“全国文学运动,便不免失去了它应有的自由独立性,这方面不受‘商业支配’那方面必成为‘政治附庸’。
”对沈从文而言,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一样,都是文学创作的大敌,他对把文学当作游戏和赚钱工具的创作态度极为反感。
沈从文写作风格沈从文,中国现代作家,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卓越的文学才华享誉中外。
他的作品流畅优美,言简意赅,给人以极强的艺术冲击力。
本文将从沈从文的描述细腻、情感丰富、思想深刻等方面来探讨他的写作风格。
一、描述细腻沈从文的作品以其对细节的准确把握而闻名。
他善于借助形象的描写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心理活动。
例如,在《边城》一书中,他通过细腻的描写,让读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人物内心的纷扰和挣扎。
无论是描绘自然景色还是人物形象,他都能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将其展现得淋漓尽致,使读者如身临其境。
二、情感丰富沈从文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情感色彩。
他擅长通过对人物感情的揭示和对情感细节的刻画,唤起读者的共鸣。
他能够把最真实的情感写入作品,给读者以深深的感动。
无论是对爱情的描写还是对友谊的刻画,他都能借助细腻而真挚的文字,将情感的火花传达给读者,在读者的心中引起共鸣。
三、思想深刻沈从文的作品思想深刻,富有哲理性。
他对人性的揭示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贯穿于他的各类作品中。
他以文学作品为表达工具,深入探讨人类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现实。
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对人性的探索与思考,使得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享受,更是思想的启示和灵魂的触动。
四、语言优美沈从文的写作语言优美且富有节奏感。
他独特的句式和词汇选择使得他的作品既有一定的韵律感,又能准确地表达出他所要表达的意境。
他懂得运用修辞手法和比喻的表达方式,使得作品更具生动性和表现力。
他所采用的语言风格深受读者的欢迎,让人容易被吸引和沉浸其中。
综上所述,沈从文的写作风格凭借其描述细腻、情感丰富、思想深刻以及语言优美等特点,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瑰宝。
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的享受,更是人们在鉴赏的同时能够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沈从文的作品犹如一块琥珀,凝固了时代的记忆,永远闪耀着文学的光芒。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试论沈从文的文学观姓名:胡敏华学校:周口广播电视大学学号:1041001206832指导教师:余素云完稿日期:2011年10月试论沈从文的文学观胡敏华摘要:在沈从文艺术心灵的深处埋藏着一个非常理性化的、充满了形上冲动与思想家气质的自我,体现为一种独特的现代理性文学观。
其特色表现在哲学层面上,系以理性精神为中介将意志与人的道德实践、理想信仰及人类社会的进步等结合在一起探讨,并最终指向了人的自律与创造性;文化层面上,他坚执自己的启蒙理想,即用“爱与合作”、理性与知识“粘合”民族新的生机,这在政治成为信仰的时代氛围中无疑是独标高格的;在主体心灵的层面上,他则坚守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理性自觉、自醒与自救。
沈氏对理性精神的坚守与探讨对今天的文坛极富警示意义。
关键词:理性与意志意志力人生观和世界观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既是独标高格的“这一个”,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
他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却总是对“城里人”与现代文明保持着高度的警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他极为蔑视政客与政治附庸文人的投机行径,却又不能脱离民族主义的现代传统,无法像周作人、林语堂那样“自由洒脱”起来,而是对民族前途充满了浓浓的忧患意识。
在人们的心目中,沈从文天生就是一个咏唱抒情牧歌的诗人,他的重要创作总是离不开爱与美与自然的主题,弥漫着梦幻般的神秘情调。
然而这远非他思想情感的全部,这也许是全面理解作家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的一把钥匙。
更重要的是,探讨沈氏理性文学观对我们今天理性精神大溃退的文坛具有非同寻常的警示意义。
一、哲学冲动:理性与意志沈从文崛起于30年代的文坛,其创作是与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独特反思联系在一起的。
在他看来,那场人性解放的运动产生了极强的“重新做人”的意识,“人的文学”更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
可“重新做人”虽已成为一个口号,具尽符咒的魔力,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的人?却似乎被主持这个运动的人忽视了。
如果把范围限制在“争自由”一面,含义太泛,把趋势放“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则太窄。
结果所谓解放不过是止于“男女同学”而已,年轻人形成了“一种庸俗平凡的类型,其特点是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
他实际上看到了“五四”理性精神在内涵上极其单薄、或“太泛”或”太窄"的严重缺陷。
他还进一步指出,由此缺陷再加上对文字工具的滥用和误用,结果在后来的知识界中培养了大量的”阉宦似的阴性人格"。
为此他极力呼吁,“改造运动"远较”解放运动”重要,“做人运动”远较”做事运动”关键,就妇女运动来说,就是以“改造”与“做人”为目的,放大“生命与人格”,恢复做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
在沈从文这里,所谓意志力,既接近于西方启蒙家所谓“自由意志”,又被赋予了更为独特而深广的内涵。
在他看来,一个人不能仅仅是平平安安地生存即可知足,他还“必须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
”他强调说: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
一般认为,沈从文否定了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性道德的堕落,尤其是其小说创作常常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对人性失望的悲剧感,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他并不否定历史向“前”发展进步的规律,也相信道德经过民族自我反省的日益加深终将会进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对“意志力”的信仰。
只不过他认为这一过程将是艰难的、缓慢的,尤其在当时尚未看到多少希望,惟其如此,意志力的培养更是关乎整个民族生命存亡的重大的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将理性注入人的兴趣与意志之中,通过对生命的激发,将人从普通动物的状态引导至一个崇高境界之中,这不正是现代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之所在吗?以往我们对沈从文的认识往往偏重其“对生命的信仰”、“爱与美的宗教”等浪漫的、情感的色彩,而相对忽视了其理性的底蕴,因而较少从现代性的角度评价其贡献。
那么在他眼中,道德究竟是什么呢?它又具有怎样的本质与特性呢?他说所谓道德“不过是人与人共同活下来时,谋和平安全,减少一点纠纷,使人与人更容易相处的一种东西罢了”,道德“就个人言代表理性,重节制与牺牲”,他强调这里所说的牺牲“对个人虽为牺牲”,“对社会人类则为利益”。
那么,他所说的道德是先验的还是历史的?他以法律与道德相比较,认为二者的“用处”虽相似,但在发挥作用及内涵性质上却不同,法律注重的是使人“不敢作恶”,道德却能使人“乐于向善”。
这就指出了法律作为人的外在的教条禁律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而道德则意味着使人在自身理性的导引下自愿选择和行动,这十分接近于康德所强调的道德的“自律”而非“他律”,也就是充满着理性与意志力的道德。
沈从文将意志与人的道德、实践、理想、信仰及人类社会的进步等结合在一起探讨,并最终指向了人的自律与创造性,使其理性文学观抵达哲学的最深刻层面与最崇高境界。
沈从文在谈到经典性作品应有怎样的原则时说:“……更重要点是从生物学新陈代谢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陈代谢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产生意志,且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
”可见他强调的是从理性到意志的提升,而非对情感的仲裁。
由于古典主义强调的是情理的“和谐”,追求的是二者“圆满”,因而它不但意味着二者之间(尤其是理对情)的相互抑制,而且倾向于一种静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而沈强调的是二者的相互激荡,因而表现为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生命姿态,显然这与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精神是相通的。
《边城》含蓄的结尾暗示了一种生命转机的希望:翠翠接过爷爷那把“自律”的长篙正是要把他人和自己都引渡到幸福的彼岸!由此使“五四”时期及其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社会行为意义上的“为人生”主题上升到更高更复杂的以文化和人类学为依据的生存和生命主题的层面,表现出一种更为博大深远的价值关怀与生命意识。
二、人文精神:理性与启蒙对意志力的推重使沈从文的理性文学观带上了浓厚的人文精神,从而与西方那种讲究逻辑推理的科学理性表现出不同的旨趣,而这一倾向又是与他对生命的理解分不开的。
在沈从文看来,爱与美是生命的属性,是生命求永生的形式,其内容及关系决定着人性的文化内涵,形成每个文化时代特定的生命外观。
他从泛神论那里吸取哲学灵感,指出神其实存在于自然的角角落落。
神即自然本身,神性即人性,人性的特征便是爱与美,要懂得生命的意义,就应发扬爱与美,通过意志力发挥生命的最大作用。
但是,沈从文又深知,这种潜在的创造力并不是轻易就可以被它的主人意识到,并转化为意志行为的,尤其对占民族大多数的尚停留在“自在状态”中的人们来说,其“神性”仍完全处于沉睡之中。
而以爱与美为对象的文学艺术正是实现这一转化与提升的途径:“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是要用确实文字方能奏效的。
”沈从文一再谈到的“文学重造”,实际上就是继承并深化“五四”时期的启蒙理想。
他所言“勇气与热情”是充满理性精神的“疑”分不开的。
在他看来,一个文学家若自觉为教育青年而写作,就应当对于真理正义十分爱重,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
用明智而产生的“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
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
他特意强调“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在40年代一篇自白性的文章中,沈从文认为自己这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获得了“单独”也获得了“理性”。
但这种“理性”的“单独”却使他这样认定自己的事业:“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的情感发炎症。
”显然,他称自己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是充满苦涩意味的。
这不仅是指他用爱、合作与理性来给政治重新定义的理想,也是指他已认识到坚执文化启蒙信念,发扬光大“五四”未竟事业与社会需要相脱节。
明知道政治解放已成为时代主潮的情况下,还要坚守自己的文化启蒙理想,还要不顾利害地说些知识分子气的话,的确是一种不合“社会需要”、不够“现实”的浪漫。
在“五四”高潮已完全蜕落,包括当年“五四”主阵营里的主要人物都发生分化的时候,沈从文这个只是受到“五四”余波影响的、从未出国留洋的“土作家”却以乡下人“认死理”的认真,自觉守护着40年代后期已成为“浪漫”的启蒙理想,也自觉承担着“不合时宜”的理想给自己人生命运带来的挫折与磨难。
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启蒙精神的衰退固然有被救亡压倒的客观原因,但若从主观因素考虑,应该说首先来自于知识分子理性精神的退化与独立人格的萎缩。
沈从文以敏锐的文化嗅觉捕捉到了时代主潮与理性精神的悖谬,为此他痛心于一些作家“制造点缀时代风景”,“玩弄名词复陶醉催眠于名词下”,希望中国出现“三五十个老老实实的作家”。
可见沈从文对“五四”启蒙精神的理性超越,不仅表现为对启蒙对象、途径与理想的深刻思考,更表现在对启蒙主体的重新反思与批判,也即对启蒙者自身的启蒙。
由此而导引出另一个命题:在政治成为信仰的年代,如何使理性与人格的建构相互为用?这将是其理性文学观中最富“焦灼”意味与现实感的维度。
三、独立品格:理性与人格与许多作家以“他者”化的姿态将文化批判的矛头对准那个未免笼统的“国民性”不同,沈从文更最难以忍受的是智识者自身的国民劣根性,而其要害首先在于人格的非独立性。
为此,他从文化反思、艺术创作乃至通过自身实践对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理性自觉、自醒与自救进行了全方位的追思。
首先需要的是深沉的理性反思与忏悔精神。
他对人格奴化的警醒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文化思考和深刻的历史探索。
他认为在久远的历史背景中,读书人养成了一种“从龙”“附骥”的心理状态,“这个心理状态,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得承认那有个历史的鬼在起作用!”当务之急是把“历史的鬼”从旧文化的坟茔中挖掘出来。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一个不经反省或检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沈从文“检查到个人生命中所保有的单纯热忱和朦胧信仰”,也系基于一种不简单否弃而自觉“寻位”的现代忏悔精神:以“谨严认真持久不懈态度”,“长时期沉默而虔敬的有所从事”;生“一种类似宗教徒的虔敬的皈依之心”;“从各种挫折困难中用一个素朴态度守住自己”,“取同一沉默谦退的态度从事工作,而又能将这个忠于求知敬重知识的观念特别阐扬”。
沈从文曾提出“从现实学习”的命题,但它是针对“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的习惯倾向而言的,实则是在对现实的怀疑、否定中,希望采取一种“为理想为信仰”工作的反现实态度。
这种“为人生远景凝眸”的现实态度自然与听命于现实、过于现实的“现时”、“现世”态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