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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成功的原因之一——强有力的社评《大公报》是一份综合性报纸，内容丰富。
目前除在香港发行外，还营销中国大陆，发行网遍及全球五大洲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菲律宾马尼拉出版的《大公报》菲律宾版，是菲律宾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
此外，《大公报》还有海外版，营销欧美各地。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至今，已拥有106年的历史。
其创办人是英敛之。
英敛之以“文人论政”为定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精神，创办了极具影响力的《大公报》。
《大公报》之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并且出版至今。
不过是因为它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责：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责。
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各方势力的纵横交错。
中国国民的言论自由不仅受到但是当权者的压迫，而且也受到的外国侵略者的威胁。
社评作为一张报纸最低限度的报纸职责却并非每一张报纸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它就一跳而享大名了。
作为以文人论政为宗旨的报纸，《大公报》特别重视对政治的言责，对社会的扶助与匡导。
它每天至少有一篇社评，国内外时事无所不评，对公共问题无不有主张。
其社评不但时效性强，而且往往对重大新闻作因果辨析和趋势判断，其预见之准确、分析之独到、文笔之犀利，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读者翻开《大公报》，无不以先读社评为快。
吴、胡、张接办《大公报》之初，就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
它有几个立言的原则：一是“公”，指动机无私，评述问题时竭力将“我”抛开，进行客观的探讨。
二是“诚”，指秉持诚意，尽研究之功，谙利害得失之数，而发诚心为国的言论。
三是“勇”，指勇于发表，包含“不畏强权”与“不媚时尚”两义。
最典型的例子是九一八事变后，许多报纸都主张立即对日宣战，《大公报》却主张“缓抗”。
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的新闻思想作者：唐琪来源：《新闻世界》2010年第08期【摘要】《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是一份具有典型维新派特征的报纸,主张君主立宪,向往自由平等。
作为一份敢言独立之报纸,英敛之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很多关于新闻言论的文章。
本文对英敛之的开启民智、推行白话文、提倡新闻道德、呼吁新闻自由等新闻思想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英敛之新闻思想《大公报》英敛之(1867—1926),名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族正红旗人,祖籍北京。
在《大公报》的百年历史中,英敛之作为创办人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不仅奠定了《大公报》的基础,而且还开了独立办报的风气。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一直是他秉承的办报宗旨。
英敛之是一个主张多办优良报纸以开启民智、提倡新闻道德和争取新闻自由的典型维新派人士。
他的办报思想集中表现在创办《大公报》十年期间。
一、开启民智、强国富民英敛之认为,报纸是开民智的有力武器,在《大公报》创刊后的几天里,在附件一栏,英敛之亲自撰写了两篇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说的就是看报的好处。
首先他分析了中国为什么积弱积贫的原因,“从前我常说我们中国可忧虑的,不在乎贫穷,不在乎软弱,可忧虑的单单是糊涂。
因为什么糊涂呢?就是因为不念书的缘故”。
①从中国的国情联想到外国富足强盛的原因,不在于枪炮厉害,而是外国的报馆很多,而且人人喜欢看报。
英敛之论述到看报的益处时,认为能增长人的见识和学问,从而开社会之风气。
因此他说从大的方面讲可以治国安邦,小的方面讲也可以养家糊口。
英敛之曾呼吁中国应向西方文明国家学习,不仅要多办报馆,还要学习国外先进的办报技术和办报经验。
通过对比中国与英法美德日等国所办报馆的数量,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办报与强国的逻辑关系:国家的盛衰必须依赖于人民的愚智,而人民的愚智则体现在办报馆的数量和报纸的销量上。
“报馆多,国必强;报纸畅,民必智”。
而在当时,以中国四万万人来计算,偌大个国家却只有区区二十余家报馆。
主要参考书目：《张季鸾与〈大公报〉》王润泽《传媒“乱象"与“把关”》周建青2010《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及其现实意义》程正团2010浅谈《大公报》张季鸾“四不”方针于当下报业之启示公共管理学院本科一年级岑芳园2011200491 我国报刊业历经了一段困难重重的发展之路，它“起源于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①，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创办国人自己的报纸……而到了如今21世纪，一个媒体狂欢信息爆炸资讯过剩的时代，虽然受到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冲击．报纸依旧有着其不可替代的存在重要性和必要性，仍然是阅读率最高的文字媒体。
（据09年中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②）显而易见，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腾飞，科技的发展为报业提供了更充足的资金，更多的专业人才，更现代的运作模式，更先进的印刷技术，更广大的受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但此刻的我们是否已经真正享受到了精神文化世界的飨宴？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与报纸业在物质方面发展的饕餮大餐相比，精神领域的我们食不果腹，头脑空空。
文化快餐时代，报纸似乎也不可避免感染了某些令人诟病的症状。
在报纸上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耸人听闻喧嚣浮夸的标题，越来越空洞无物俗不可言的内容，猎奇炫富成为一种受人追捧的风尚，庸俗媚俗低俗化正在一路高歌猛进，夸大其词虚构捏造已不足为奇，“白纸黑字”都须得再三思量。
在报纸热衷于铺天盖地报道名人隐私社会晦暗来满足人们阴暗的窥探心理的时候（“艳照门”事件可谓典型），缺乏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思索，只知盲目地追逐所谓热点爆点来哗众取宠的时候（如“华南虎照”事件之纷扬），甚至记者丧失职业操守收受金钱沦为企业大亨高位权贵者的发声工具的时候（河北蔚县矿难竟有10余名记者收取封口费）……夸耀现代报业在设备上的先进，销量的惊人数字诸如此类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以把自己卖出去为根本目标的报纸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灵魂，而以金钱、地位和名气为职业生存目的的报人也已不再具备存在的真正价值。
《大公报》广告分析以及近代天津社会的发展探究近代天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代表之一，受外国影响和国内改革的双重因素影响，天津社会发展呈现出了多元化和现代化的特征。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媒体的发展和广告的兴起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大公报》作为当时天津的主流报纸，广告分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商业活动和消费习惯，还可以从中窥见当时天津社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我们可以从《大公报》的广告内容中窥见当时天津的商业繁荣和消费需求。
在当时，天津作为中国的开埠城市，吸引了大量西方企业和商人，也成为了国内商业活动的中心之一。
《大公报》的广告内容多以商品销售和商业服务为主，涉及了服饰、饮食、交通、住宿等各个方面。
从这些广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天津商业的多元化和繁荣，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消费需求和生活方式。
通过分析《大公报》的广告语言和形式，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商家对消费者的定位和营销策略。
一方面，广告语言多以文绉绉的文学风格和夸张的修辞手法为主，凸显了商品的品质和独特之处，体现了商家对商品的自信和自豪。
广告形式多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呈现，加上精美的插图和设计，使得广告更加吸引人，同时也说明了商家对市场的重视和营销的用心。
《大公报》的广告还反映了当时天津社会的阶层结构和消费文化。
从广告内容中可以看出，当时天津的消费群体种类繁多，有高雅的文人雅士，也有普通百姓和外国侨民，而广告内容也因人群定位而有所不同。
有些广告以富丽堂皇的语言和奢华的图片吸引上流社会的消费者，而有些广告则以实惠和实用为主，针对普通大众。
这反映了当时天津社会阶层分化和消费文化的差异性，也说明了商家对市场细分和定位的重要性。
通过《大公报》的广告，我们还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文化风貌和观念变化。
在当时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的推动下，天津社会的文化和观念渐渐发生了转变，传统的礼教观念逐渐被打破，人们开始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
这也可以从《大公报》的广告内容中看出，有些广告以时尚和个性化为主，突出了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和时尚追求，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氛围和新观念的兴起。
《大公报》白话文研究(1902-1916)的开题报告
题目：《大公报》白话文研究(1902-1916)
研究背景：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1902年1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大公报》成为了白话文报纸的旗帜和代表。
《大公报》的白话文具有语言规范、表现力强、与时俱进等特点，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对中国
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究《大公报》白话文在语言规范、表现力、与时俱进
等方面的特点、演变和影响，以及《大公报》白话文在中国新文化运动
和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研究内容：
1.《大公报》白话文的语言规范和特点；
2.《大公报》白话文的表现力和风格；
3.《大公报》白话文与时代背景的关系；
4.《大公报》白话文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5.《大公报》白话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本研究、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方法，对《大公报》白
话文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首先，通过对《大公报》白话文
的语言规范进行分析，探究其规范化的方式和标准；其次，对其表现力
和风格进行深入研究，考察其文学特点和表现手法的变化；然后，通过
对《大公报》白话文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进行探讨，揭示其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联系；最后，通过对《大公报》白话文在中国新文化运动
和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阐述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预期成果：
本研究预计能够深入探讨《大公报》白话文在语言规范、表现力、与时俱进等方面的特点、演变和影响，阐明其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产生启示和影响。
《大公报》广告分析以及近代天津社会的发展探究
广告内容也能够反映出天津社会的文化特点和生活方式。
广告语言贴近民众，形式生动活泼，有着浓厚的时代风情。
广告中所使用的“购买之处”、“先生”、“太太”等称呼方式，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礼仪风尚和社交习惯。
广告中所表现出的时尚品味和审美观念，也能够反映出当时天津社会对于时尚、文化娱乐的追求。
广告中宣传的服饰饰品、文具书籍、电影音乐等产品，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这些广告内容所体现出的文化特点和生活方式，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天津社会的文化脉络和精神风貌。
通过《大公报》广告的分析，也能够观察到天津社会的社会发展变迁。
广告内容中所体现出的产品品类和需求状况，如汽车、电器、房产等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天津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发展。
广告中所宣传的各类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也反映了当时天津社会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进步和发展。
广告内容中所呈现的人才招聘、招商引资等信息，也反映了当时天津社会的经济活力和产业发展动力。
这些广告内容所反映出的社会发展变迁，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天津社会的经济状况和产业格局，也能够为我们深入研究当时社会形态和社会变迁提供重要线索。
通过对《大公报》广告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近代天津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广告内容展现了当时天津市场经济的兴盛和繁荣、社会文化的特点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
广告是近代社会发展的镜像，通过深入研究广告内容，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当时天津社会的面貌和风貌，为我们对当时社会形态和社会变迁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素材。
“唯才是用”之《大公报》《大公报》是中国“有报纸以来最善于利用人的报纸，它集合了全国的智慧、劳力，为它效力”[1]366。
一、“三驾马车”开道：各尽其才团结敬业“三驾马车”以“大公”为宗旨，不仅彼此亲密合作，而且都具有“公而忘私”的敬业精神。
吴鼎昌有言：“我们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为某一个派系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
”胡政之表示：“本报系团体事业，我从来未当私人产业来办，也没有做过私人如何享受的打算。
”张季鸾也说：“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束身自爱的报人都能避免的。
其比较不容易泯绝者是私于所亲，私于所好，而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
”正因为如此，他们能以“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相互勉励，并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坚持独立办报，成为当时报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1]325“三驾马车”的敬业精神令人首肯心折。
报界同仁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中曾评价胡政之“如果把报馆比作一部机器，他真不愧是一个出色的机匠，时刻注意机器的运行，及时加油，拧紧每一颗螺丝，并竭力设法改进机器的性能与效率”[2]219。
作为《大公报》的灵魂张季鸾，著名报人、书法家于右任评价他是“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心肝……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认为“先生之名，中外宣扬”[1]393-395。
毛泽东赞曰“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推崇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中正赞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1]290-291，“先生文字报国，誉满天下”[1]394。
二、“开国五虎大将”掌门：前任元老经验丰富在新记《大公报》的筹备和创刊过程中，除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领导运筹帷幄之外，还有五人功不可没，被称为“开国五虎大将”。
他们是王佩之、李子宽、金诚夫、何心冷、杜协民。
他们都是胡政之旧部，有着丰富的管理才能和办报经验。
上述“开国五虎大将”为《大公报》的创办和日后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是《大公报》忠实的掌门人。
《大公报》的言论精神摘要：《大公报》的成就与其言论自由息息相关。
其一，公正公立。
按照其创刊时英敛之先生的思想，以“四不方针”为准，《大公报》无畏权贵，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公正公立。
其二，敢言善言。
几代报人兢兢业业，有着“公、诚、忠、勇”的品质，不怕失败，不畏强权，不媚时尚，对政府予以监督批评帮助，对大众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
正文：自《大公报》创刊至今，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光阴。
在这一百年间，数不计数的大小报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大公报》却能在浮浮沉沉中愈行愈远，这与其言论精神息息相关。
《大公报》言论精神之一：公正公立。
早在1902年英敛之创刊之际，将此刊以“公”命名即奠定了这百年大报的言论基础。
英敛之提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希望《大公报》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强调“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
1926年，新记阶段的《大公报》在由张季鸾执笔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不党”指《大公报》完全保持政治独立，不会依附，屈膝于任何一个政党，完全以一个自由公民的方式发表言论；“不卖”指“不以言论做交易”，保持其经济的独立性，不会因为金钱诱惑而丧失言论的自主性，这也是“四不方针”的基础；“不私”强调《大公报》的公共性，为大众服务，做“一切人的喉舌”；“不盲”强调要在报道中保持理性与公正，独立思考，不被一时的潮流所趋冲昏头脑。
在黑暗复杂的年代，在著名报人林白水，邵飘萍相继遇害不久，《大公报》提出“四不”承诺，让读者了解到“确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媒体必须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理念，可以说是当时民族报业的一抹亮色。
事实证明，《大公报》也的确做到了这样的承诺。
例如当年国民党执政期间，曾经强迫国统区各类媒体成共产党为“兵匪”，只有《大公报》抗命，坚持称其为“中共”或者“共党”，它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但不承认其为“兵匪”。
虽然不赞成当年苏俄的激进主义，但是《大公报》是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进行实地了解的媒体，向中国大众客观的介绍苏联的建设情况。
第１６卷 第５期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１６ Ｎｏ．５２０１６年９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ｐ．２０１６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１５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２６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２７０８（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６６－０７《大公报》“敢言”特色及启示施欣（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８１）关键词：大公报；敢言；传统特色；当代启示摘 要：《大公报》自创办之日起，就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开启民智、寻求民主为己任，以大公无私、客观公正的态度评论时事、评骘人物、评判事件，尤其以“敢言”著称于世、享誉报界。
并且，从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区别于他报的显著特色。
毫无疑问，它的“敢言”传统与言论风格，既是一种媒介担当、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勇于承担“舆论监察”的天职与敢于扮演“社会镜鉴”的角色，不仅在过去产生了重大作用与深远影响，亦对当前报刊的业务改进和体制改革具有参考价值和纲鑑意义。
中图分类号：Ｇ２１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大公报》是旧中国创刊时间最早、发行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言论作用最大的文人自主创办与独立主持的中文报纸，也是自清季民初以来颇具舆论领导力和极具社会公信力及民众认可度极强的民营报刊之一，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其在社会影响力、舆论穿透力、思想引导力等诸多方面始终是一路领先、巨大深远的，也是有目共睹、媒界公认的。
可以说，该报是我国近现代新闻史上最具影响力、最负盛名的一家民间报纸，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百年风云的缩影和中华民族一步步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见证者。
该报自出版之初就开始朝着“以敢言、严肃、热心公益等著称于世的资产阶级大报”方向发展，因其显著区别于“许多报纸敢怒不敢言，唯恐因言贾祸，……发几篇四平八稳的社论，有的则只点缀一两篇不痛不痒的短评”而名重一时、声振海外。
因此，在清季至民国的政治、文化、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可以说，该报在新闻报刊史、文化出版史和言论史、舆论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大公报》自肇始之日起至今（自其创始人英敛之创刊起直至其主体退出中国大陆，即１９０２－１９４９），就始终标榜“不党不盲不私不卖”的办报原则和编辑理念，以“国民的喉舌”、“爱国合群”为宗旨，以“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为方针，以“引导国民、监督政府”为“职务”，以“博爱、自由、民主”为圭臬，强调“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精神，要求大公无私、利人让己。
进一步说，它自始至终遵循着“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
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办报理念和风格定位。
而其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报道品质，坚持报道事实的本来面目与确凿真相，坚持反映事物的实际情况和以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为评价标准，一直以来都是此报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
特别地，《大公报》以“敢于言论”为立身之本、扬名之阶，以“大公无私”揭破阴谋、揭穿黑幕、揭示真相和批评达官贵人、批判腐败官吏而著称于世、响誉中外，即：敢于打破限制、突破拘束去争取新闻自由和践行言论自立的原则：它敢刊登别的报纸不敢刊登的消息、敢登载别家不敢登载的新闻、敢发表其他报刊不敢发表的言论。
百年以来，《大公报》坚持“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的办报方向与目标，致力于“统一人心乃救亡图存之根本命脉”的直言传统与耿直特色，始终秉持批判的意识、包容的胸怀与开阔的眼界，不管哪个时期哪个政府采取了怎样严酷的高压手段进行镇压，亦绝不改其“敢言”特质和办报初衷，真确体现“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气概和文人论政的本色，一以贯之，久久为功。
总括起来，《大公报》“敢言”传统及特色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敢于揭露抨击贪腐不管是批评清朝大员（甚至最高实际统治者慈禧），还是批评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抑或批评民国各级贪官污吏，《大公报》从不避讳迟疑、更不手下留情。
敢于操觚发论、敢于品评批判，是其鲜明的旗帜、突出的报品、特殊的禀赋，一般的报纸媒体是无法比拟的，各色贪官污吏也往往难以撄其舆论的锋芒。
恰如它所标识的那样：“一息尚存，此志不可少懈。
我们总要对得住国民，至于究竟成败如何，我们绝不管他。
”纵观《大公报》的出版“一生”，它敢于善于揭破达官贵人的为富不仁、徇私舞弊，并将他们罪恶可耻的行径曝光给民众，让民众去批判，让舆论去指摘，让历史及公义去书写、去评判。
《大公报》的“敢言”，不是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做个样子、不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打“死老虎”，而是敢于真正触动权贵的利益，敢到老虎口边撩胡须，敢于太岁头上动土———对既得利益阶层的贪婪愚昧、暴殄天物进行无情的鞭挞，看不得歪风邪气猖獗、妖魔鬼怪“过路”，嫉恶如仇，目不容沙。
正如该报“总司笔政”的胡政之总结的那样：“自清末民初，本报即有敢言之名，慈禧听政，本报曾有归政之主张；洪宪称帝，本报都曾予以指摘；抗战军兴，本报与国家同生死，所以我们拥护国策，支持抗战，对政府帮忙；到胜利之后，形势已变，我们当然也跟着恢复我们民间报纸的身份。
但其间绝不含政治的意味，对政府既没有亦步亦趋的必要，更没有与其未必不一致的企图。
一言以蔽之，便是‘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而且对任何党派，也都采取同样的态度。
”在百余年的办报活动与报刊实践中（含目前仍在继续出版的香港版），《大公报》这样的报刊业“百年老店”和言论界“老字号”，不仅是这般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仅仅是一句标榜、也是付诸行动的，可谓是知行合一、言行一致。
它揭露权贵，指摘权贵，讥评地方，不为威胁所惧、不为利诱所动，尤其是每每遇到关系国家大政方针和民族人民重大前途走向的关口，《大公报》都要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说公道话、客观话、科学话、正确话，给国民以思想上的指导、给政府及“当权诸公”以施政上的参考。
所以说，从历史事实中便可以印证《大公报》信奉“唯闻以直笔见诛，未闻以曲辞获罪”的传统文人的情怀与写作思想，并且也可以发现它是一以践行、贯彻始终的。
因为，它并不依靠政府“吃饭”，所以不怕政府砸“饭碗”；也不依赖政党补贴维持，所以不卷入党派之争，成为政党的宣传工具；也不仰人鼻息维持，所以不沦为某个人的传声筒或复印件，变质为独裁者或野心家的御用工具。
此外，尽管该报的“敢言”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租界地“治外法权”的特殊权力、庇护于天主教在华的强大宗教势力，但并不代表它对殖民地当局唯命是从、也不意味着它对宗教集团的马首是瞻，纵观它的全部办报时期，它虽然某些时候亦有无奈、退让与妥协，但也时常反抗租界殖民当局的暴力干涉与宗教外力的悍然干预，有时是非常激烈与毫无避让的。
也就是说，它所始终坚守的是：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只有坚持自主的办报，才有它的“敢言”与“敢写”。
考量近现代报刊史可以知道，一份报纸的责任和担当，是其得以生存与传承的核心价值所在，亦体现在它的言论论政、道德规范和舆论监督、导引民众上。
有鉴于此，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我认为言论自由要靠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
言论界争取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全体起来争，在这争取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
”反之，不“敢言”的报纸、唯唯诺诺的言论、随大流的评价，便丧失其言论机关的本色与文人论证的作用。
如戴天仇（季陶）所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报馆不被封，不是好报纸”，虽有极端偏激之嫌，但是放在《大公报》那个纷争时代和混乱岁月，也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纵观中国近代史，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对批评的棒杀、对报界的控制、对报人羁縻，甚至连打压与迫害的做法如出一辙，文人论政、以言报国的空间总是非常狭隘、形势总是如此严峻。
特别是专制独裁者与封建军阀动不动就封馆打人、逮捕杀害，总的来讲“笔杆子”遇到“枪杆子”７６ 第５期 施欣：《大公报》“敢言”特色及启示注定还是要吃亏的、还是无力抵抗的。
民国时期林白水、邵飘萍等一批名记者名作家惨遭杀戮，倒下了霸道无良的独裁者屠刀下，但人格和报格却不曾被暴力的淫威扼杀，毅然在新闻史是矗立起一座座新闻理想和职业道德的丰碑。
尽管《大公报》因身处租界、依托外国势力而取得“敢言”的较大舆论空间，但并不意味着该报完全可以无视清廷的各种政治迫害与压制，因为《大公报》虽然可以充分利用天津租界“治外法权”的优势，“但即使公共租界也并非发表革命性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世外桃源”，也就是说《大公报》的“敢言”还是建立在一定的胆识与聪慧的略之上的。
其实，清末民初的专制主义与独裁者往往视报馆报人为仇雠，对于报人报馆被摧残和迫害的种种恶性事件时有发生，显示出彼时的新闻舆论监督与各种封建保守与专制势力的尖锐冲突。
对此，身处现代文明社会的我们。
除了愤慨和谴责之外，还怀有一种深切的同情与本能的理解。
换言之，在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为那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懈地争取和追求的言论自由而深怀敬佩与悲怆之情。
正是因为这批为民请命、心系黔首、铁肩道义、辣手文章的舆论先驱和这些追求“言论自由”的勇士的义无反顾和毅然决然，书写了现代新闻事业上最光辉的篇章。
与此同时，历史告诉我们：维持或延续“敢言”的传统，为真理献身的新闻人，往往要付出沉重的甚至鲜血和性命的代价。
二、敢于为穷苦人说话《大公报》及其背后的主笔、编辑等报馆同人，一向同情弱者、怜惜穷人，却对颟顸无能、昏庸贪婪的官吏有一种天然鄙薄之感、厌弃之情，甚至它的创始人英敛之始终认定，“国家危亡和民族苦难都是腐朽冗杂的官僚体制造成的”。
同时，该报也饱含一种悲天悯人、救世淑人的情怀。
诚然，这与主持笔政者的个人经历与该报的宗教背景不无关系。
譬如说，创始人英敛之便是出身贫寒、身无长物的人，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深刻体会到贫富差异带来的社会不公”，对既得利益阶层的因循敷衍、醉生梦死了澈与心，对底层百姓的欺压受辱、水深火热眼明心察。
正如孟子所说：“恻隐（怜悯）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抑强扶弱传统文化的现实写照和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文关怀。
众所周知，回报社会、感恩民众、报效国家、服务国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伦理道德与职业情操，也是作为媒体从业人员的基本操守与职业情愫。
否则，怎么做好新闻工作、又怎能写出针砭时弊、扬正祛邪的锦绣文章！《大公报》不趋炎附势、不攀龙附凤，特立独行，高贵脱俗。
在权贵精英与劳苦大众之间，它往往选择站在弱势群体立场，自觉地为普通百姓代言和受冤屈的人们申辩；在富贵豪强与基层民众之间，敢为穷苦人说话、敢为底层民众张目，自发地为其表达和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