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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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公报》的历史贡献和局限作者:周少四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09年第16期摘要: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盛的一家报纸,《大公报》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但由于各种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大公报》曾被归入反动报纸之列,遭到世人的批判与指责。
以实事求是的现代眼光研究历史问题,认为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要求《大公报》的报人们去做超越那个历史时期的事情,而是应该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地分析《大公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客观地评价其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所采取的态度及其原因。
关键词:大公报;历史贡献;局限性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236-02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盛的一家报纸,《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起,历经百年沧桑,至今仍“水流云在”。
《大公报》不仅详细记录了发生在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或众多有趣的历史现象,而且还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与独立,寻求发展与振兴的艰辛历程,堪称“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
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大公报》曾被归入反动报纸之列,遭到世人的批判与指责,在中国大陆被相继停刊。
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的报纸。
《大公报》饱览世事,铸就了中文报业的辉煌,也饱尝了民营报业的艰辛。
纵览《大公报》的历史,其办报理念薪火相传,办报业绩可圈可点。
它的历史是一笔财富,引导我们去思考和探索。
1 《大公报》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贡献《大公报》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自创刊之日起就以敢言著称,不畏权势,勇于为民说话。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日本大举入侵的环境下,新记《大公报》更是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对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等一系列活动进行了评论,在舆论上对中国的时政和出路进行了分析。
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其掷地有声的抗日言论和抗战到底的决心鼓励了抗战军民的斗志和信心,充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大公报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1902年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津法租界创刊保皇派报纸,创办人英敛之,富商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
该报有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
日印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人注意的大型报纸。
主要股东有资本家柴天庞、王郅隆、朱志尧、北京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
该报除在政治上持保皇立宪立场外,并带有封建买办色彩。
自言敢于揭露和攻击清政府的一些弊政,“替穷苦大众说话”,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
英华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方言论界初露头角。
《大公报》突出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人才。
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
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
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
大公报桂林馆合照二排左4胡政之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
《大公报》同人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1日起出版,销售额最高近十万份。
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1年4月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天津版12月1日复刊,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复刊,重庆版继续出版。
民国时期《大公报》三巨头◊王小梅《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张颇 有影响的报纸。
它创刊于1902年,“文 革”开始后不久停刊。
本文所说的《大公 报》,指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即1926年以后新记公司接办的《大公报》。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是接办的主 力,社内社外视为《大公报》的三巨头。
1926年,英敛之(英若诚的祖父)创 办的天津《大公报》难以为继,决定停 刊。
早有建立新闻托拉斯设想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建新记公司盘购,股本总额5万元,由吴鼎昌一人投资,胡、张作为人力股,不负盈亏。
当时发行量不 足2000^,每月亏损4000多元;次年5月发 行6000份,收支才得平衡。
此后,三巨头 锐意经营,《大公报》声誉日隆。
吴鼎昌( 1884—1950),字达铨,青 年时留学日本,辛亥前中商科进士,任翰 林院检讨,以后从事经济工作,成为金融 界知名人士。
盘购天津《大公报》时,他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兼“小四行”联合机构 主席(“小四行”指盐业、中南、大陆、金城四家银行,以与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行相区别)。
作为新记《大公报》社长,他白天主持金融业务,晚上与胡、张议时局,写社评。
他们三位一体,大事 共同商定,小事各负其责,自行作主。
以社评为例,论财政者多吴氏手笔,论外交 者多为胡氏之作,论内政者又多出张氏之 手。
张季鸾写得最多,但社评主要论点实 为三人讨论结果。
他们三人还订立君子协 定,三年内不兼任政治上有酬的职务。
这 与《大公报》续刊时公开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主张和道德准 则有关。
不过吴鼎昌本人是国民党员,与 胡、张不同。
1935年底,吴弃商从政,继 陈公博为实业部长,便辞去《大公报》社 长之职。
1948年底,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他登报声明辞去董事,与《大公报》脱离 一切关系。
应该提到的是,抗战胜利后,建议蒋介石邀约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就 有吴鼎昌。
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吴看出蒋 有意抛弃他,赶紧辞职,到香港做了寓 公,直至195_8月逝世。
大公报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精神,实质当然也是这个,媒体人要坚持自由主义理念,保持客观公正的独立立场。
至于意义,它的自由主义精神昭示着媒体人的真正价值所在,作为媒体人都应该像大公报一样,公正客观地坚守媒体人的良知,告诉世人真相。
第一不党。
党非可鄙之辞。
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
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
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
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
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
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所谓四不方针,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之最终的办报宗旨。
之所以说是最终的办报宗旨,是因为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是很自由主义的,那时的大公报,也称不上是新型报纸。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记大公报,从那时候起,大公报开始创造和秉承了自由主义之精神。
《大公报》的主办者三人,似有双重性。
既承继了汉、明士子的遗绪,本身又是留洋学生。
身上的旧传统与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应说是“半新半旧”、“既新也旧”的人物。
他们实是半个“帝王师”加半个新报人,所办的报纸,也是一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的过渡性“公共物品”。
《大公报》与《申报》的新闻理念分析《大公报》与《申报》是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大报纸。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百年老报《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它以一张民营报纸的超然姿态,秉持民间立场,祈望以新闻舆论影响中国社会进程,并由此形成自己的办报风格,其中尤以“文人论政”最为典型。
同样是百年老报的《申报》其办报实践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自由主义及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理念。
文人论证与新闻专业理念看似不同,但都是发挥报纸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要手段,其目的都是启迪民智,监督政府从而使社会更加民主繁荣。
这对今天的报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大公报》的文人论证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代始于1895年,此时的中国社会发生诸多方面的制度性突破,其中现代报业的兴起是一个标志性的大事。
《大公报》适逢其时,于1902年6月17日创办于天津,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
《大公报》并不以简单发布“消息”为满足,它始终抱有一理想,即“形成真正之舆论”,而真正的舆论,必须“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锻炼而成之结晶体,始为舆论。
”《大公报》践履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就是倡导“文人论政”。
所谓的“文人论证”,《大公报》在1940年5月10日的社评里道出其中精义:“今日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这段话提示《大公报》追求两方面的主张:第一,文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感;第二,舆论的独立健全。
第一方面指示,《大公报》以文人的社会参与为舆论基础,而实际也形成一个文人圈子为其提供舆论资源;第二方面指示,《大公报》始终怀抱新闻自由主义期待,而实际上这种期待尽管略显尴尬,但毕竟造就了它的舆论品格,使其享誉报林。
2、《申报》的自由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在早期的新闻学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大公报》是早期中国重要的报刊之一,创办于1902年。
它的办报方针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1.主张立宪政治:《大公报》主张建立宪政制度,推动政治
改革和民主发展。
它在报纸中倡导法治、民主和人权观念,呼吁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进步。
2.反对封建社会:《大公报》积极批判封建社会的保守观念
和制度,呼吁推翻封建统治,倡导平等自由的现代社会。
它报道社会不公和封建压迫现象,揭露社会问题,推动社
会改革。
3.积极推广现代科学知识:《大公报》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
和宣传,通过报道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向读者传递现代
科学的思想和观念。
它呼吁推动科学教育和知识的普及,
提升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素质。
4.倡导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大公报》关注社会进步和文
化发展,报道新思潮、文化变革和文学艺术成就。
它倡导
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推动文艺创作和文化繁荣,为社会
发展和民族复兴奠定了文化基础。
《大公报》以其立宪政治的主张、反对封建压迫的态度以及对科学知识和文化的推广,成为新时代精英的声音和窗口。
它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思想启示,塑造了中国现代新闻媒体的典
范。
《大公报》的言论精神摘要:《大公报》的成就与其言论自由息息相关。
其一,公正公立。
按照其创刊时英敛之先生的思想,以“四不方针”为准,《大公报》无畏权贵,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公正公立。
其二,敢言善言。
几代报人兢兢业业,有着“公、诚、忠、勇”的品质,不怕失败,不畏强权,不媚时尚,对政府予以监督批评帮助,对大众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
正文:自《大公报》创刊至今,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光阴。
在这一百年间,数不计数的大小报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大公报》却能在浮浮沉沉中愈行愈远,这与其言论精神息息相关。
《大公报》言论精神之一:公正公立。
早在1902年英敛之创刊之际,将此刊以“公”命名即奠定了这百年大报的言论基础。
英敛之提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希望《大公报》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强调“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
1926年,新记阶段的《大公报》在由张季鸾执笔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不党”指《大公报》完全保持政治独立,不会依附,屈膝于任何一个政党,完全以一个自由公民的方式发表言论;“不卖”指“不以言论做交易”,保持其经济的独立性,不会因为金钱诱惑而丧失言论的自主性,这也是“四不方针”的基础;“不私”强调《大公报》的公共性,为大众服务,做“一切人的喉舌”;“不盲”强调要在报道中保持理性与公正,独立思考,不被一时的潮流所趋冲昏头脑。
在黑暗复杂的年代,在著名报人林白水,邵飘萍相继遇害不久,《大公报》提出“四不”承诺,让读者了解到“确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媒体必须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理念,可以说是当时民族报业的一抹亮色。
事实证明,《大公报》也的确做到了这样的承诺。
例如当年国民党执政期间,曾经强迫国统区各类媒体成共产党为“兵匪”,只有《大公报》抗命,坚持称其为“中共”或者“共党”,它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但不承认其为“兵匪”。
虽然不赞成当年苏俄的激进主义,但是《大公报》是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进行实地了解的媒体,向中国大众客观的介绍苏联的建设情况。
传媒史话新记《大公报》的“文人论政”思想● 黄 莎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这是中国报界第一次获得此项殊荣。
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何以说中国报人自有特色?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
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
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
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
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①这是中国新闻界正式提出“文人论政”的说法。
“文人论政”这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报业,尤其是新记《大公报》的特点。
新记《大公报》的“文人论政”实践,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勇敢泼辣而卓有见地的言论新记《大公报》的言论勇敢泼辣而卓有见地,不仅承续了英敛之时期的“敢言”传统,而且“能言”、“善言”,言论有新意、有深度、有创见。
先看敢言。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基业未定,张季鸾就发表著名的“三骂”,即三篇批评权势人物的文章:一骂吴佩孚“有气力而无知识”,二骂汪精卫的领袖欲,三骂蒋介石不学无术。
诚可谓勇敢泼辣。
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新记《大公报》甚为不满,于5月7日发表社评《愿国民清夜自问》,文章强烈谴责上层误国:“夫中国应自问自责之点甚多,要之,可得一个总答案曰:皆少数上层社会之罪。
”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新记《大公报》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反对一切不利于抗战之因素。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
新记《大公报》在伪政权成立的当天就发表题为《汪贼傀儡登场》的社评,严厉谴责了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行径:“今天南京的一幕剧,毕竟是我们抗战史上的丑事。
……这深仇重耻,我们还未曾报雪,而汪贼群奸竟在同胞的血尸之上,敌人的刺刀之下,扮演傀儡丑剧,真是丧尽了天良。
”③再看能言、善言。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吴廷俊教授对新记《大公报》的言论风格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归纳起来,该报言论的技巧和艺术,大致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批评政府的同时,积极向政府提出建议,有意识地将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结合起来。
《大公报》的历史演变及其知识分子论政观按照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大公报》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1902―1916年为创建期,英敛之在天津创建并经营《大公报》。
二、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具有安福系军阀背景的王郅隆收购《大公报》,胡政之出任主编。
三、1926―1949年为新记时期,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办《大公报》,达到了《大公报》历史上的顶峰。
四、1949年至今为改革重组期(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纵观《大公报》的历程,作为一份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的报纸,《大公报》有两条发展路径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报纸本身的演变。
在版式设计、栏目设置等方面,从传统的论政刊物向成熟的现代报纸转型。
二是大公报人的言论风格,从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到新记时期,在报纸一步步迈向成熟的同时,《大公报》的言论也从“敢言”走向了“文人论政”,保持了其知识分子的言论本色。
一、英敛之与《大公报》的“敢言”立场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于天津正式创刊。
它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份极其特殊的报纸,报馆位于天津租界,但又不是一家地方性媒体,其影响力辐射全国,在引领社会舆论上成绩斐然。
当时“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
”这说明清末时期,清廷钳制舆论,特别是京畿重地的社会言论死气沉沉,对报纸更是严格控制。
“但稍能自立,主持正义者,未有不为官界眼钉肉刺,必去之而后快者也。
”世纪末至20世纪初,现代报刊开始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舆论始稍有价值,然官场之忌嫉报纸,亦因此而深,限制不已,加以迫胁,迫胁不已,加以摧残。
”各家报馆“旋开旋闭如昙花者,不知凡几……此硕果仅存者,或岌岌皇皇,或汶汶汩汩,皆不得言语之自由。
”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公报》能保持言论的独立性,更显得弥足珍贵,这也和英敛之的办报宗旨及思想理念有关。
首先,英敛之本人的生平经历与思想性格,对《大公报》的办刊宗旨产生了影响。
说说北京《大公报》(上)作者:胡邦定来源:《百年潮》2010年第04期《大公报》是一张老报纸,1902年创刊于天津。
它曾经数易其主。
创办人是天主教徒、满洲正红旗人英敛之。
他思想开明,支持变法维新,敢于议论时政,报纸办得很有生气。
英敛之退隐后,1916年报纸转到天津大粮商王郅隆手里,后来成为皖系军阀的喉舌。
皖系失败后,报纸萎靡不振,不得人心,终于办不下去。
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直到1949年解放。
解放前夕,《大公报》有沪、津、渝、港四馆。
大陆解放后,港馆独立生存,继续经营。
渝馆不久即改名为《重庆日报》,成为市委机关报。
津馆改名《进步日报》,1953年与沪馆合并为天津《大公报》。
1956年北京新馆建成,全部工作人员(包括工厂)迁京,是为北京《大公报》。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撤销,《大公报》结束了在大陆64年的历史。
新记《大公报》23年是《大公报》的黄金时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公报》的发行量,相当于当时重庆其他所有报纸发行量的总和,可见其受各方重视的程度。
但是,新记《大公报》在1949年就结束了,在大陆继续下来的是先在天津,后在北京,公私合营性质的《大公报》。
她—直存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前后一共17年。
这也是《大公报》历史的一部分。
鉴于介绍这一时期《大公报》的资料较少,我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之一,说说北京《大公报》,我想还是有意义的吧。
毛泽东拍板, 《大公报》合并、迁京、定向北京《大公报》是由沪馆与津馆(解放后改名《进步日报》)合并而成。
为什么要合并?这是有缘由的。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无比崇高。
中共各地的机关报也享有极高声誉。
《大公报》在上海和《进步日报》在天津,都属于综合性报纸,尽管亦步亦趋,向党报学习,终归无法与之竞争。
读者笃信党报,而不信任民营报纸的例子很多,我亲自处理过一件很可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