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的现状分析

关于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现状的情况报告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就是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行好份内之事的公共权力使用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条例等制度的总称。

此项制度开始于2003年“非典”时期，近期更是燃起问责风暴。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一、基本情况2003年非典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内的上千名官员被问责，宣告我国正式启动问责制。

其后，我国加快了建立问责制的步伐。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陆续出台，为问责制的推行提供了制度保证。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虽然问责制度在我国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波，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

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问责范围过于狭窄。

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问责仅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对影响力、破坏力大的所谓“小事”却不问责。

二是行政问责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却不问责。

三是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

四是问责只是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

五是问责仅仅局限于执行环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1.被问责官员的复出不透明、不公开，缺乏相应的复出机制，有些官员的复出还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

三、需要改进的工作1.扩大问责范围。

问责要推向“小事”，不仅仅要关注对重特大突发事故的关注，而且要引入经常机制，日常的行政工作也要纳入问责范围‘2.建立健全的复出机制。

对问题官员，要他们充分的记取教训，深刻反省，痛改前非。

加强对问责官员的监督。

3.要加强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建设。

规范行政问责的主体及其权限，规范行政问责的客体及其职责，规范行政问责的事由和情形，规范行政问责的程序，实现行政问责规范化和制度化。

官员问责复出现象规制思考摘要：近年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日益重视官员问责制度建设，通过立法和行政监察的手段来督查官员依法行政。

然而，由于观念、体制和法制等因素的影响，官员问责制度还不够科学和合理，官员被问责后复出现象日益频繁，深入分析了产生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进而针对性地提出了规制政府官员问责复出现象的对策思考。

关键词：官员问责；复出；信任危机引言问责是追究政府官员的责任，意即权责对等，是政治文明的体现，要建立责任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

官员问责，在中国这个词进入公众的视线的时间并不长。

2003年非典时，是这个词第一次以高调的姿态进入民众视野。

近些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传播速度的增快，官员们因为种种原因被问责的新闻越来越多。

最近的一系列问责事件，反映了高层治理官员队伍的决心。

但是官员们问责后复出的新闻也层出不穷，民众眼中的“官员问责”与“带薪休假”划上了等号，引发严重的政府信任危机。

一旦政府本身缺乏公信力，就无法真正取信于民。

一、我国官员问责制度的现状2003年以后，随着问责的深入，我国逐渐形成问责制度化。

随着2005年《国家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就从法律角度上明确了问责制，这就使问责法制化。

国家正在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其中有一项即是建立全面的行政问责制。

但是，目前我国建立官员问责制度的时间还不够长，问责制度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还未形成系统规范的体系，相关的规范短缺，依据不清，只有一些零散的规定，而且不同规范之间相互冲突严重。

在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建立规范问责制度的政府并不多见，系统的问责制度的几乎没有。

制度的短缺，导致问责机制无法可依，形成混乱。

使问责成为领导的心血来潮，而非一种稳定的制度，毫无规律可言。

二是我国的官员问责过乱，没有区分不同的原因和类型，更没有区别问责事项的认定标准和处理方式。

国外的问责根据不同的标准，区分为政治问责、道德问责、行政问责和法律问责等不同的问责类型，根据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中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完善对策—以食品行政问责制为例姓名:学号:班级:指导老师:职称:年月日目录摘要 (Ⅱ)一、行政问责的基本含义 (1)二、行政问责的基本制度 (1)三、食品安全问责的基本框架 (1)四、食品安全问责制度运行的现实分析 (2)（一）行政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 (2)（二）行政问责主体缺位 (3)1.问责主体矛盾 (3)2.问责的客体太多 (3)3.问责的标准不统一 (3)4.问责的程序不规范 (4)（三）社会问责文化的缺失 (4)五、完善食品安全问责制度的对策建议 (4)（一）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制法律体系 (4)（二）明确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运行机制 (5)（三）构建全社会性的行政问责文化 (6)参考文献 (7)中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完善对策—以食品行政问责制为例吴馨雅摘要：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行政问责法制建设还存在一些缺陷。

针对这些缺陷和问题,本文主要针对食品行政问责制的一些问题进行阐述，并以此为契机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借鉴。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食品问题完善“三鹿问题奶粉”“双汇瘦肉精”“水泥核桃”，“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问题，近几年时常的频发,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稳定。

食品安全问题出现后，随后就引发全国性的行政问责风暴,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深入思考食品安全中的行政问责问题。

这次的行政问责风暴,大批官员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被免职。

一、行政问责的基本含义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行政责任是近代国家责任政治的产物，是“主权在民”及“权力分野”原则的必然要求。

在政府管理中，行政与责任从来是一对孪生兄弟，有权力必须有责任制度约束。

推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措施分析近年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其中包括推行领导干部问责制。

这项措施旨在通过强化领导人员的责任感和行动效率，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以推进国家发展进程。

一、建立问责体系为了有效推行领导干部问责制，需要建立清晰的问责体系。

这个体系中应该明确规定部门、领导干部、工作流程等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并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保障其实施。

此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的问责机制，如定期组织问责考核、设立问责督查组等，以确保问责制的有效运行。

二、明确问责标准在推行领导干部问责制时，还需要明确问责的标准。

这些标准应涵盖领导干部的责任范围、目标任务、工作效果等方面，并为问责机制提供科学的指引。

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问责制的实施，需要对问责标准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以适应各行各业的发展和需求。

三、规范问责程序推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过程中，还需要规范问责程序。

在制定问责计划和问责决定时，需要遵循程序规范，确保公正、公平、公开。

对于问责对象，应通知其相关问题和事项，并给予充分的申辩和辩词的机会，以保障其权益。

同时，还应注重问责结果的公布和通报，以加强问责的震慑力和约束力。

四、加强问责教育为了推广领导干部问责制，需要加强问责教育。

通过举办问责制培训班、开展问责制体验活动、发放问责制指南等形式，加强领导干部的问责意识和责任感。

此外，还应加强问责制度的宣传和推广，向公众普及问责制度的意义和重要性，形成整个社会关注和支持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氛围。

五、改革问责机制为了进一步推进领导干部问责制，还需要改革问责机制。

具体来说，可以建立健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各级领导干部所负责的任务和权力，以便将其问责;加强问责信息共享，建立问责档案库，保证问责信息的实时披露和共享;加强技术支持，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问责运行效率和精准度。

综上所述，推行领导干部问责制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必要措施之一。

为了确保该措施的实施有效，需要建立清晰的问责体系、明确问责标准、规范问责程序、加强问责教育和改革问责机制。

我国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摘要：目前，我国的政府问责制建设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随着政府问责制实践的深入，很多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本文从政府问责各因素之间存在的问题，政府问责法律缺失，政府问责文化滞后三个方面对政府问责制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探究问题存在的原因。

关键词：政府问责制；问题；原因自2003年非典危机之后，政府问责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

同时从中央到地方也颁布实施了相应的法律及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使政府问责制逐步走向制度化和法制化。

但是，政府问责制还存在很多不足。

首先，政府问责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很多问题。

其次，政府问责制作为一种系统的吏治规范，其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严重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再次，政府问责文化的滞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制度的发挥。

一、政府问责各要素存在问题分析（一）问责主体单一，异体问责缺位各地关于问责主体的规定不统一，大多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同体问责，而涉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等的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如果问责制仅仅是体制内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当上级失职时，便无人问责；在上级与下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难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若上级为了保全本部门或本人的利益而避轻就重，偏袒下属，那问责就形同虚设。

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问责制既需要同体问责，也需要异体问责，但关键在于异体问责。

异体问责无疑是一种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离开异体问责的行政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

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以同体问责为主，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现状及完善［摘要］作为顺应建设责任政府而产生行政问责制自产生之后在中国刮起一阵“问责浪潮”，在取得一些成就的同时，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不明、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法制不完善、行政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困境也呈现在人们面前。

探讨如何使行政问责制走出困境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行政问责；困境；完善途径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强行政监督的有力工具。

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行政问责制成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新亮点”。

全面认识行政问责制、分析行政问责困境和完善途径都必须从深入理解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开始。

一、行政问责制的内涵至今行政问责的界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学术界对此仍没形成定论。

西方学者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比较早，成果也比较显著。

《公共行政实用辞典》中美国学者杰·M·谢菲尔茨提出了“行政问责”的概念，并将问责的范围界定为“由法律或组织授权的高官，必须对其组织职位范围内的行为或其社会范围内的行为接受质问、承担责任”。

[1]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于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只是处于刚刚起步的探索阶段。

诸位学者不仅认识到行政问责这一“新亮点”的重要性也有从不同的角度和理解进行了阐述。

目前虽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公众对政府进行问责的制度。

二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制度。

”[2] 尽管学术界对行政问责制的界定众说纷纭，不难看出他们拥有一块共同的基石，即政府及其官员对公共权力的使用要具有正当性，如果造成不良后果应当依法追究责任，本质上是通过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真正实现公共利益。

对于行政问责制的界定，本人认为周亚越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

周亚越认为，行政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

推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措施分析在当今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推行领导干部问责制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举措。

问责制可以实现权责对应、管理有序，提高领导干部工作表现和整体效能，进而促使各级行政机关和公共事业单位达到更好的发展。

（一）建立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和流程建立问责制度是提高问责工作效果的前提和基础。

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领导干部问责的相关文件和要求，建立完善的问责机制，形成一套明确的问责范围、流程和实行办法。

通过合理的问责制度来解决现有复杂状况下的问责难题，以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保障群众利益。

（二）健全问责机制，明确问责角色和责任问责机制的健全有助于提高问责的效力并增强其可操作性，包括明确问责角色和责任。

政府各层级应当加强主体责任的落实，建立适配性问责制度，从根本上保护公众福利。

针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机制制度应当明确不同等级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和工作表现，建立公平公正的问责标准和问责制度将领导干部进行分类管理，激励先进，促进优秀领导干部队伍的建设。

（三）建立问责体系，行使问责职权问责体系是问责制度的重要体现，旨在保证问责权的行使，公正的执行问责职权。

要完善问责人员的选拔，建立健全的问责调查和确认机制，确保问责信息的可靠性和处理的精准性，从而实现问责结果的公正、公平和科学性。

（四）增强问责力度，营造对普遍准则的尊重除了制度和体系的建设外，在增强问责力度、营造普遍准则的尊重方面也非常重要。

要加大重点领导干部的问责力度，及时发布问责措施和问责结果，推进问责工作的有效开展，增强公众对审查评估的知晓率，使问责成为一种自觉遵守的准则，与透明化的政治环境相融合。

推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措施不仅可以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效能，还可以保障其不断发展的公共服务，在对公众造成的不利影响的前提下，确保群众福利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促进公众动力的形成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

近年来，问责制度不断完善和加强，也为了保障领导干部的全面发展和提升公共管理水平发挥着重要而必不可少的作用。

官员问责制的现状分析与启示作者：陶颖来源：《智富时代》2018年第10期【摘要】官员问责制是我国体制改革的一大亮点，代表着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还不完善，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官员问责的经验，参照我国实际情况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本文通过对我国官员问责制进行梳理，分析当前情况并进行有效探讨，以提出一些建议意见能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官员问责制；现状；引咎辞职随着政府执政理念和行政价值取向的转变，政府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指挥者，而是向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服务者转变。

我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但是近年来，政府的责任缺失和官员的不作为行为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行政问责制也正式走近人们的视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1]。

一、官员问责制的相关内涵官员问责制是为了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通过各种形式约束政府行为或官员行为。

简明扼要就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出问题谁担当，对问题能够倒查追究责任的制度。

官员问责制最终是强化、明确现代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于职守，以此达到权力为民所用的目的。

官员问责制推进了责任政府建设，特别是近年来对安全事故的追查问责，官员问责也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

但是现实中官员问责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有些责任模糊不清职责不分。

二、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形成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始于2001年4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这项规定的出台让每个官员对自己所做的工作以及所负的安全责任有了全新的了解。

第二年的7月，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项规定更加明确了党政领导干部需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做的不好可能面临担责，还有可能会引咎辞职。

到了2004年4月，中央办公厅再次发文对“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进行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