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官员问责制度

中国问责制度
中国的问责制度是指政府官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生失职、渎职、违法等行为，需要接受法律、政治、道德等方面的责任追究。

其具体规定包括以下内容：
1. 行政问责制度：政府官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如果出现违法、失职、渎职等情况，相关部门可以采取问责措施，如责令改正、警告、记过、降职、撤职等。

2. 刑事责任追究制度：政府官员如果涉嫌犯罪或违纪，相关部门可以采取刑事追究措施，如立案调查、逮捕、起诉等。

3. 行政复议制度：政府官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如果涉及到权力行使方式、行政手续等方面的争议，相关部门可以采取行政复议措施，对违法、失职、渎职等行为进行纠正。

4. 行政监督制度：政府部门对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如查办问题线索、检查督察、投诉举报等，确保政府官员严格遵守法律和职责。

5. 官员资产申报制度：政府官员需要对自己的财产进行申报，防止其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者贪污腐败等行为的发生。

以上是中国问责制度的主要参考内容。

这些措施的实施，旨在加强政府官员的行为规范，减少失职、渎职、违法等不良行为的发生，保证政府的公正、廉洁和高效。

2009.2（中）Legal Sys t em A nd Soc i et y 从新一轮“问责风暴”看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蔡晓秀王晶摘要在2008年一年间，全国范围内有一大批官员因为相关责任事故引咎辞职或被免职。

这一次被问责的官员涉及的层级之高、波及范围之广、处理速度之快在中国的官员问责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官员问责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针对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官员问责事件，结合国外问责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经验，本文对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进行分析，探求我国官员问责如何由风暴型向程序化、制度化转变。

关键词官员问责问责制问责风暴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270-02早在19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有因重大责任事故而被追究责任的高级领导干部。

然而真正的官员问责制度在我国的起步却较晚。

2001年4月21号，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但直到2003年非典期间，官员问责才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

在“非典”期间，因应对“非典”不力，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被解职，另有上千名官员被查处。

这一大规模的官员问责也成为了高官因责任追究而下台的分水岭。

一、新一轮问责风暴呈现的新特点如果把非典时期的大规模官员问责比作一场问责风暴，那么相隔五年之后，新一轮的问责风暴再一次席卷全国，仅2008年9月就有因重大安全事故被免职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多达19名。

从这一轮问责风暴中，我们不难发现以下新特点。

一是问责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从事故发生到官员被问责，中间最短只相隔几个小时，最多也不过几天，如“4．28”火车相撞事故中，火车相撞发生于凌晨4点多，仅仅4小时之后，铁道部就宣布免去济南铁路局局长的职务。

在官员的问责方面，这个速度可谓是创了记录。

二是问责力度增强，影响范围明显扩大。

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的官员问责中，厅局级和县处级官员占全部被问责官员的76．8%，这两类官员中有59．4%是行政职务，党委职务只占17．4%。

浅析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摘要：官员问责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进步的产物，它正式被提出是在2003年，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在建设责任政府、增强官员责任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避免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本文将对官员问责制的含义做出界定，对官员问责制实施的意义进行论述，并将针对我国的官员问责制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问责风暴官员问责制制度化法制化近年来，我国官员被问责的事件频频见诸于媒体，成为民众所关注的焦点。

我国的官员问责始于5年前的“非典”时期，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因防治不力或隐瞒疫情等原因引咎辞职。

在此后，我国的政坛便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问责风暴”，一系列的高官因为负有直接责任或间接责任被问责：2004年，中石油前总经理马富才因为重庆开县造成233人死亡的井喷事故请辞，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前局长解振华则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辞职，而仅在今年九月的一个月里就有18名高官被免职，这其中便有因为三鹿奶粉事件被免职的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冀纯堂；因为“9·8”襄汾溃坝事故引咎辞职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因为登封矿难事件被免职的登封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吴福民等。

如此多的高官相继落马，一方面说明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主政治进程步伐的加快，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我国官员的责任心缺失，官员问责制度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下文笔者将对官员问责制的内涵、实行官员问责制的意义、官员问责制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对的措施作出详细的论述。

一、官员问责制的内涵的界定关于官员问责制，许多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如：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张创新教授认为，“官员问责制是行政官员未履行自己的职责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违反法定义务和职责时，由特定主题追究其责任令其承担某种否定性后果的一种弹性结构”，【1】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张定维教授认为“所谓官员问责制就是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把官员应该承担的责任追究到位，其责任对象是人民群众，实施问责制的是上级政府以及人大等国家权力机构”。

中国古代的官员问责2019-06-11⼀、官员问责是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关于官员的职责和对官员问责的典型记载是成于北宋的《太平御览》，该书对不同官职的问责内容有着明确的规定。

⽐如，职位相当于宰相的司徒官。

据《帝王世纪》记载：“舜为尧司徒，⽀孙⽒焉。

”舜曾为尧时的司徒官，负责管理民众、⼟地及教化等事情，职位相当于宰相。

舜的⽀系⼦孙中有以官职名为姓的，称司徒⽒。

“司徒”这个官职始置于唐虞之际，传到周代，被列为尊贵的六卿之⼀，掌理邦教。

汉哀帝时，改丞相为⼤司徒，与⼤司马、⼤司空并列为“三公”。

清代时，俗称户部尚书为⼤司徒。

《周礼·地官》认为，司徒之职在保息万民。

《尚书·⼤传》⽈：“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司徒。

”《韩诗外传》⽈：“群⾂不正，⼈道不和，国多盗贼，⼈怨其上，则责之司徒。

”⼜如司空这个官职，是中国古代中央政权中主管⽔利⼟⽊⼯程和官府⼿⼯业的最⾼⾏政长官。

《尚书》记载：“禹作司空”、“平⽔⼟”。

⾦⽂中称为“嗣（司）⼯”，和司徒、司马合称“三有司”，是西周时中央的主要⾏政官员。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设有司空或相应的官员。

《荀⼦·王制》记司空的职责是：“修堤梁，通沟浍，⾏⽔潦，安⽔臧（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旱，使民有所耘艾”，完全是⽔利⼯作。

东汉设司徒、司马、司空作为⾼级国务长官。

《韩诗外传》⽈：“⼭陵崩，川⾕不通，五⾕不殖，草⽊不茂，则责之司空。

”《尚书⼤传》⽈”：“沟渎拥遏，⽔为民害，⽥⼴不垦，则责之司空。

”再如司马，“司马”是全国军队的最⾼管理官，除管理国家军赋和组织军事训练外，还是军法的执⾏者。

在军事活动中，所有涉及赏罚等军法事宜，均由司马处断。

因⽽在《尚书·⼤传》有：“蛮夷猾夏，寇贼奸究，则责之司马。

”《孔⼦家语》：“贤能⽽失官爵，功劳⽽失赏禄，⼠卒疾怨，兵弱不⽤⽈不平，不平则饬司马。

”上述诸例，均为先秦时代的问责内容。

政法论坛我国官员问责制建构的几点设想□王蓉（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64）摘要官员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国顺应现代国际形势发展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官员问责制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其制度化、法制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要建构良性官员问责制，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严格划分职权、建设新的“官场文化”、规范问责主体、对象、范围、程序以及加强配套制度的建设。

关键词官员问责制制度问责责任政府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6)10-143-02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使官员问责制开始在中国崭露头角，成为理论界、政坛、新闻媒体和民众广泛关注的焦点。

2004年，中国政坛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问责风暴”。

在“问责风暴”的持续展开下，众多官员因失职或履责不力被撤职、查办、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与此同时，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也在逐步加快。

2004年4月，中共中央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职责和问责的内涵、情形以及追究方式给予了详尽的规定。

随后，重庆、南京、长沙等地也相继出台了关于官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的专项规定。

如：重庆市推出了《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大连市推出了《大连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这些有关官员责任追究的专项规定将官员问责制从突发性危机的非常举措推向了制度化建设的进程。

一、官员问责制的内涵关于如何理解官员问责制的内涵，许多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如：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张定维教授认为“所谓官员问责制，就是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把官员应该承担的责任追究到位，其责任对象是人民群众，而实施问责制的是上级政府以及人大等国家权力机构”。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张创新教授则认为“官员问责制是行政官员未履行自己的职责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违反法定义务和职责时，由特定主体追究其责任，令其承担某种否定性后果的一种弹性结构”。

官员问责制的现状分析官员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官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错误或违法行为进行追究责任的制度。

问责制的实施可以有效地约束官员的行为，提高政府的廉洁度和效率，保障人民的权益，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在实践中，官员问责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本文将对官员问责制的现状进行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制提供参考。

一、官员问责制的重要性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对于政府的廉洁度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在一个没有问责制度的政府中，官员可能会滥用权力，任意操作，导致权力寻租、腐败等问题的产生，严重损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而问责制的实施可以有效地监督和约束官员的行为，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公民赋予的，应当为人民谋福利，更加注重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

问责制的实施可以帮助政府更加高效地管理和运作，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求，推动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在中国，官员问责制的建立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但在实践中却面临着一些挑战。

问责标准不够清晰。

目前，官员的问责标准仍然比较模糊，导致在实践中难以明确责任人和责任事项，有些官员即使出现了过失或错误行为，也难以被问责。

问责程序不够顺畅。

由于相关程序繁杂，问责的过程常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而且有一些问责程序存在滞后性、不公正性等问题，导致官员的问责难以到位。

问责机制不够健全。

目前，我国的问责机制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在问责的力度和方式上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导致官员们对问责的威慑作用不够强大，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效果。

为了更好地推动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制。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应该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官员的问责标准，规范问责的程序和方式，明确责任和处罚的界限，使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受到严厉的制裁。

强化问责的实施力度。

相关部门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对官员的问责工作，尤其要对一些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严厉的问责，形成对官员的有效震慑，让他们知道犯错必被追责。

收集一篇有关“官员问责制”的报道,并作简要评析所谓官员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

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

我国官员问责制发端于2001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

自2003年非典时期两位政府高官因未能恪尽职守而离职以来，问责制度开始在中国露出一角，掀开了社会媒体对政府责任关注的热潮。

自此开始，中国政坛上的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问责办法纷纷出台。

从近年实施的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于职守的目的。

但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的问责法，只有一些政府规章和散见于相关法律中的零星规定。

由于问责制度的不完善，因此导致了问责的力度被削弱，甚至带来了问责秀、假问责等问题。

虽然“官员问责”己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现实发展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有些认识还尚无定论。

对官员问责制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更新、不断探索的过程。

因此，对我国的官员问责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思考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