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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08年底以次贷危机为爆点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重启了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计划。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但是,基于财政支出的内容依旧更多的属于外延式扩张,如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环节且主要流向国有经济主导部门,而较少的涉及福利保障、消费刺激和技术进步及结构调整上,故而也有不同的声音聚焦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上,更多的关注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投资和消费环节,从而在完成总量刺激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扭转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实现与传导的,政府该如何借助于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调节的效率并形成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早已从“政府是否该干预经济”衍生到“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财政支出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也从理论争论和探讨发展到实证的检验和判别。
并集中于不同体制、政策和发展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度量。
将之与现阶段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更加凸显出其价值与意义。
大量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有效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保证增长的同时,能否有效的传导到私人消费和投资环节?经济刺激计划能够在一个长时期内发挥作用并对中国经济的繁荣提供长久动力吗?本文正是由此出发,从增长、投资和消费三个途径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再检验,并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典型特征如何反映在效应的传递上,从而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给出经验的判定。
具体的,本文在第一、二章中对政府支出增长效应的相关研究和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借助于AD-AS以及IS-LM分析框架,刻画了政府支出的变化对增长、投资、消费和就业等经济系统的各方面产生的冲击,进而形成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
此后,在此基础上,在第三章中对地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总量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结果证实了地方政府财政调节的主体地位,这也为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省际政府提供了依据,但是,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更重要的是,政府支出不同构成对经济的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政府生产性支出与政府投资的增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更为突出,在当前以区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府考核和绩效评价体系下,政府的投资饥渴和投资冲动、政府支出结构偏重于生产性支出和微观经济领域而忽视福利与公共品提供,就不难解释了,投资性支出的增加的确能产生更显著的增长成绩,结构矛盾正是源自于不同层级政府间激励机制的扭曲。
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的作用与职责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本文将探讨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的作用和职责，并重点分析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投资环境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创业支持等方面的具体作用。
首先，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方面。
为了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地方政府需要制定并实施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包括确定经济增长目标、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配置等，通过发展计划和政策引导，确保经济运行在良性循环中。
同时，地方政府还应加强对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外部冲击和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其次，地方政府在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为了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和促进本地企业的发展，地方政府需要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
例如，加快审批程序、简化投资流程、提供税收减免等，为企业提供便利和实实在在的利益。
此外，地方政府还应积极引进外资和招商引资，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和合作，为企业提供包括用地、劳动力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再次，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提高生产力、改善民生福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地方政府应合理规划和布局基础设施项目，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动交通、能源、通信、水利等领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条件和公共服务，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持。
最后，地方政府在创新创业支持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地方政府应加强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鼓励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
同时，地方政府还要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供创业培训、孵化器等支持，为创业者提供便利和帮助，从而推动创业文化的培育和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
总之，经济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有效管理。
在宏观调控、投资环境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创业支持等方面，地方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责任。
山东省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与对策分析山东省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省份，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前列，然而在整体的经浩发展中，山东省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较大。
本文将从产业结构、区域资源禀赋、政策扶持等方面探讨山东省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启发。
一、原因分析1.产业结构差异山东省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沿海地区以工业、港口物流、金融服务为主，胶东地区以农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以资源型产业为主。
不同产业结构导致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异。
2.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山东省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存在较大的差异，沿海地区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人文资源和创新资源，胶东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农业资源，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煤炭、石油、铁矿等资源。
不同的资源禀赋导致了不同地区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势和劣势。
3.政策扶持差异山东省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对不同地区的政策扶持存在较大的差异，沿海地区得到了较多政策支持和资金倾斜，而胶东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持相对较少。
这种差异性的政策扶持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动力存在较大的差异。
二、对策建议1.优化产业结构山东省应该在各地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持力度，培育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推动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2.资源整合共享山东省各地区应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共享，推动跨区域资源要素的有机流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再利用。
通过引导各地区参与一体化发展和产业协同发展，推动优势资源向短板地区倾斜，实现资源禀赋的优化配置。
3.政策倾斜支持山东省地方政府应该逐步完善政策扶持机制，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力度，确保各地区在政策资源上的公平竞争。
鼓励各地区加大对外引资、引智和引技力度，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进步。
4.加强协同发展山东省各地区应加强协同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地方政府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作者：高松华来源：《理财·经论版》 2015年第12期高松华2015 年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化发展，中国作为经济发展奇迹的创造者也面临“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这对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
然而中国地方政府的越位、缺位以及错位现象的发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而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绩效考核体制存在缺陷、功能定位的不规范以及财税体制的不完善等方面。
因此，只有理顺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准确定位政府职能，完善相关财税体制，转变地方政府间竞争制度，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作用，才能真正地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发展适应新常态，推进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发展强国之列。
地方政府与经济发展2015 年全球经济步入新常态化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发达经济体可能面临集体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
尽管次贷危机的深化影响使得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表现较为乏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老牌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启动新一轮复苏竞赛，连此前深陷危机的希腊、西班牙，也已经逐步走出危机，不断修复资产负债表以及调整引发危机的深层次问题。
另一方面表现为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增长减速，尤其表现为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其经济发展确定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
此前，新兴经济体在面临次贷危机时的优良表现已经为发达经济体“上了很好的一课”，而这优秀的表现不仅在于其经济基本面的良好，更离不开宏观调控层面的影响。
更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指出发达经济体应该向新兴经济体汲取宏观经济管理经验，甚至直接表明“应当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中国在管理经济方面的表现仍远远胜过多数人对它的肯定，中国甚至在宏观政策战略方面给世人上了一课，这一课是世界其他地区应该聆听的。
在过去的30 多年里，中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奇迹或许很难用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去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基于多方面的，尤其表现在对经济的调控层面。
经济发展的技巧如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社会进步和增强国家实力有着重要意义。
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发展经济的技巧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将探讨如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技巧。
一、加强创新驱动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可以不断提高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建立创新型企业孵化器、科技园区和技术研发中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
二、培养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国家应加强对教育的投入，提高人民素质和能力水平，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同时，要加大对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增强劳动力市场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
三、优化投资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助于吸引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各类法律法规和产权保护机制，提高投资者的信心。
同时，要简化企业注册手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外资进入，促进投资的增长。
四、推动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
国家应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鼓励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同时，要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提高产业链的整体水平，形成协同效应，促进经济增长。
五、加强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国家应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降低贸易壁垒，扩大进出口规模。
同时，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和资源共享，提高经济整体水平。
保护知识产权和加强对外投资管理是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六、稳定金融体系金融体系的稳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
国家应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同时，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增长。
七、优化政府管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府应树立服务意识，提高效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和手续，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摘要】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将一部分财政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这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
财政分权调整了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治能力和责任意识。
财政分权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方式，促进了地方财政独立和自主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稳健性。
财政分权也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和效率，使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保障。
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创新和发展动力。
财政分权影响了地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机制，提升了地方政府的透明度和责任感。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但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督机制，以确保财政分权能够发挥最大效益。
【关键词】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治理、经济增长、权力结构、财政管理、公共服务、效率、经济发展、监督、问责机制、法律法规、监督机制、合理设计、积极作用。
1. 引言1.1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将部分财政收入和支出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以实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分担。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有着深远的影响。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权力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可以更灵活地制定和执行政策，增强地方政府的自治能力，有利于更加贴近基层、更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的决策。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管理产生影响。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进行财政支出调整，更好地满足地方公共服务需求，提高财政资源利用效率。
财政分权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及效率。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服务，增强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和质量。
财政分权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增长和发展。
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更有动力创新、拓展经济增长点，促进地方经济繁荣。
财政分权也会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机制产生影响。
财政分权可以透明地划分责权，增强政府监督和问责效果，推动地方政府更加规范、透明地运行。
我与北京大学的周黎安教授联袂编辑这部文集，并取了《为增长而竞争：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这样的书名，可谓煞费苦心。
我们编辑这个文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总结和体现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对财政分权、地方竞争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成果。
我们认为这将会是转型经济学文献中的重要内容。
1985年以来的财政分权体制演变至今，判定中国已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国家，应该没有什么疑问的。
即使1994年的分税制使得中央的收入更加集中了，但依然没有改变由地方担当经济发展和组织投资活动的分块结构。
如果用地方政府支出的相对比重来衡量的话，中国可能算是当今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了。
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省（州）级政府财政支出占各级政府支出总额的平均比重只有30%左右，最分权的加拿大和日本也只有60%[1]。
在19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重是14%，转型经济是26%，美国也不到50%。
从图3我们看到，中国的省级财政支出十几年来一直维持了占全国财政支出的将近70%[2]。
因此，高度的分权体制就成为观察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性现象。
中国不是一个政治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
但是从1950年代实行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之后不久，中央与地方之间围绕计划管理权力与财政收支管理的制度就一直处于政策和理论争论的焦点，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反复不断进行权力的划分、调整与妥协，也导致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这种现象并不典型，在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下是不多见的。
苏联式的集权计划模式一直都是依赖中央的专业部对生产者进行垂直的计划控制，在财政上地方政府并没有自主的权力。
但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一开始就烙上了分权的烙印。
即使中央有多次重新集权尝试，地方政府的权力也始终没有受到削弱。
每一次的集权努力都是短暂的，不成功的，而且都是以过渡到更大程度的分权而收场的。
政治学家王绍光教授曾经说，毛泽东本人从骨子里不喜欢苏联的集权计划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JOURNALOFRENMINUNIVERSITYOFCHINANo.1 2003
[收稿日期] 2002-10-16[作者简介] 周业安(1968-),安徽绩溪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制度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
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摘 要] 市场化改革带来了经济领域的分权,在既定的政府管理体制下,这种分权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由于垂直化行政管理架构和资源流动性的限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良性增长,保护性策略和掠夺型策略可能被选择,从而增加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经济增长。合理的分权和促进资源流动的政策将有助于改变不利的竞争格局。[关键词] 分权;地方政府竞争;经济增长[中图分类号] D523.5;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20(2003)01-0097-07
一、引言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些国外的学者通过统计数据的处理证明,中国经济增长率被严重高估;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实际的增长数据并不能反映到官方统计中来,从发达地区的现象看,很多地区的增长不是被高估,而是被低估了,进一步考虑到官方对统计工作的不断修正调整,总体上现有的统计数据基本反映了事实。[1]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何引致学者们的争论?现有的讨论主要沿袭索洛增长模型的思路,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寻找资本、人力和技术等要素对增长率所做的贡献。按照这种研究,中国的资本和改革本身对改革以后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2],这说明除了改革带来的制度效应外,资本的巨大贡献是来自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形式。这种结论在经验上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谜,至少有两个关键的因素没有考虑,一是改革以后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人力资本累积;二是政府结构。本文关注第二个因素,并且该因素会影响到第一个因素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在现有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中,制度因素并没有考虑政府结构,而仅仅涉及市场化本身的一些要素。但是,要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首先就要理解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这是因为市场化过程还没有在中国创造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政府通过国有化和政策制定掌控了众多经济资源,通过这些资源直接影响到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从而影响到经济体的产出水平。由于政府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巨大影响力,何种政府结构就可能决定何种经济结构及相应的增长水平。政府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政府直接通过投资影响资源配置;政府
—97—通过产业政策影响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政府通过财政、行政和法律手段调控贸易政策,进而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政府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价格水平等。政府的上述行为内生于特定的政府结构,这些行为可能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和生产者福利,也可能通过影响收入水平或价格水平来影响资源配置。如果要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解释这些影响。考察政府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有很多,一种可行的角度是研究地方政府间的贸易。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特定政府结构决定了地方政府通过对经济资源的争夺来获取政治资源,这可以看做是一种竞争性厂商的行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保护当地利益,通过制定贸易政策来实施保护主义政策。这两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国际贸易的理论模型可以被用来分析政府结构的增长效应。王小龙和李斌运用超边际方法研究了中国地区间的贸易问题,但他们没有区分地方政府的不同行为特征;[3]周业安和赵晓男初步描述了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并给出了一些经验证据,但没有从理论上分析这些行为特征的经济后果。[4]本文试图运用产业组织的一些成熟理论模型,来讨论地方政府不同行为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政府行为研究的复杂性,本文不解释这些行为特征的起源和测度标准。二、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经济增长在主流经济学中是通过一个生产函数来表达的,如索洛增长模型的基本形式就是Y=F(L,K,A),其含义就是一定的劳动、资本和技术投入通过某种神秘的转换机制就可以引致产出,转换机制可以理解为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技术。索洛以后的经济学家通过引入人力资本、制度因素、技术的生产过程等,把这个模型进行扩展,用以分析更为复杂的现实增长。不过,在这些模型中,政府始终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虽然财政分权理论注意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结构会影响财政政策的实施,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同时,公共选择理论和政治经济周期理论考虑到了政府决策的内生问题,官员和选民的决策行为会影响到政策制定,并产生难以预计的经济后果,但这些理论模型都没有充分考虑到政府内部的贸易行为和经济活动。也就是说,除了经济学家常用的一些生产要素外,对中国这一特定经济体来说,对政府结构的准确描述可能非常重要。改革以来,中国从过去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分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其中核心的内容就是市场的扩张和政府从经济领域有选择的退出。在这种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分权关系,这一关系在分税制实施后得到进一步强化。由于改革进程实际上是政府和民间重新配置资源产权的过程,既得利益和经济调控需要使得政府对资源权利的争夺仍然很激烈,这种资源争夺不仅发生在政府和民间之间,而且也出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一些人已经认识到,在中央政府的计划调控色彩比较浓厚的时代,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利益会相互之间争夺资源,由于中央政府控制了主要的资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就成了“兄弟竞争”,而不是两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之间的竞争。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分税制实施以后,地方政府获得了明确的地方税收收益,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事权,并相应地承担一定的责任。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调控从以计划为主过渡到以经济手段为主。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兄弟关系,而是两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特色是把早期农村出现并取得成功的承包制应用到政府间关系的改革中来,在不改变政治权力基本结构的条件下,中央和地方实行经济上的分权,也就是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承包一定的税收,上交税收达到一定份额后,剩下的就归自己支配。上下级政府的这种关系被一些学者称为“地方公司主义”或“经济联邦主义”,也就是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像一个大型股份公司的事业部,中央政府则行使公司总部的职能。在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央对地方的考核就出现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公共职能的实施只能由当地居民感受到,在居民流动性受到各种限制的情况下,当地居民的主观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地方政府本身向上传递,这就很难杜绝地方政府的隐瞒和扭曲信息的—98—行为;另一方面,渐进式改革要求政府逐渐退出经济领域,在退出过程中,政府仍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中央政府不可能有足够的能力直接配置这些资源,必须通过地方政府来实施资源配置。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的有效办法就是采用经济指标,通过就业、增长、税收等经济指标来间接地传递政治意图。也就是说,中央假定地方的政治职能实施效果最终会反映到经济发展上来,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公共管理水平。从理论上说,政治依从一定的经济利益是符合逻辑的,但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分权会带来地方政府之间为了政治利益展开经济资源的争夺,这就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关系的产生。①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下,这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可能带来多重后果。如果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吸引更多的资源流入,就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但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会导致其他地区的资源流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的行政配置带来了各地区经济结构的同化,而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地方的区域优势及制度优势则产生了地区间的新的不平等,落后地区在与发达地区的资源争夺中处于劣势,因而就会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来维护当地的经济利益。[3]进一步看,即使在发达地区之间以及不发达地区之间也会出现贸易保护问题。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这种贸易保护。这一点从中央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看出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特定的分权结构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这些行为会扭曲区域经济结构,导致经济增长背后隐含的巨额交易成本,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Poncet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46%,比10年前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其他省产品的10倍,而到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了21倍。②
地方政府之间的贸易壁垒仅仅是交易成本的一种反映,由于改革以来形成的特定的中央和地方的制度安排以及各地方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分结构看不具备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虽然落后地区的要素成本低于发达地区,但资源仍然向发达地区聚集,结果各地区为确保本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采取贸易壁垒来分割市场,导致地区间的交易成本增大,同时也导致价格水平在地区之间呈离散分布,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水平的离散对资源配置可能带来很大的影响,一种可能是地方贸易保护提高了产品价格,导致消费者福利损失;同时通过缩小产品市场半径,进而缩小厂商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降低了厂商的效率。另一种可能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的保护降低了产品售价,提高了消费者福利,并改进了当地的就业水平,但是这种保护带来的价格扭曲会产生资源配置低效率,这种低效率可能抵消保护所产生的正向效果。无论如何,特定的政府结构产生相应的政府行为,而这种行为又具有产出效应,会影响到经济增长。
三、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与竞争后果③(一)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类型的界定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分权的经济体制产生了特殊的政府结构,政治绩效的考察依赖于经济绩效的表现,后者迫使地方政府追求经济资源的扩张。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之间必然产生竞争行为,这种竞争行为类似于企业之间的竞争,但存在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在企业看来,终极压
—99—①②
③地方政府的竞争是政府竞争中最基本的竞争模式。此处的地方政府可以指省一级,也可以指市县一级,尽管这种简化可能会略
去一些重要的特征。
转引自BruceGilley,“ProvincialDisintegration:Reachingyourmarketismorethanjustamatterofdistance”,22/11,2001,载于《远东经济评论》。这一估计数据从经验上看有些夸张,作者没有披露计量方法,但至少可以说明地区间的交易成本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国内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极度关注感觉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