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非典”,中国NGO成长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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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与管理・论NG O 在中国的发展詹花秀(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长沙 410006)Ξ摘 要:N G O 作为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的补充,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N G O 组织,运作欠规范,发展态势差强人意,管理水平也较低,因此,要倡导人们无私奉献,引导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并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
在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为原则,以目前已有的运作比较成功的N G O 为依托,广泛聚集各种社会力量,使我国的N G O 达到一种高效的经济运行状态。
关键词:N G O ;制度;超功利社会;价值观中图分类号: F062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3)05-0114-04 N G O (Non —G 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的缩写,我国称为第三部门,即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以外的部门,它包括政府和企业外的所有机构。
它既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组织,也不是政府组织,而是一种由政府认可的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
目前世界上有数十万个民间组织,如各种扶贫组织、研究会、协会、学会、联谊会、促进会、商会、发展援助机构及私人基金会等,其涉及的主要工作范围有扶贫、法律援助、社会调查、科学研究和交流、民主监督、经济发展、信息服务、环保和政策研究等方面。
近年来,中国的N G O 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与一些西方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传统的价值观、消费观念约束,以及我国目前的分配制度制约。
一、NG O 在中国的发展概况和特点在中国,N G O 组织是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一般由某些人群组织或发起,具有明确宗旨和目标,并经过正式登记注册由民政部门管理的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政治性、非事业性、非宗教性及合法性等特征。
随着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确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目标,民营经济和社区事业不断发展,公益性民间组织的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社会学笔谈·“萨斯(SARS)”捐赠:轰轰烈烈背后的隐忧孙 志 祥 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在横行肆虐数月之后,终于渐成强弩之末。
但“非典”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常”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进行大规模社会试验的机会和场所,在方方面面留给我们许多反思和启示。
公益捐赠,即社会成员为社会公益事业捐赠款项和物资,作为公益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由来已久,它能够解决许多困难群体的燃眉之急,是对政府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个有益补充。
北京市爆发“非典”疫情后,全国出现了继1998年抗洪救灾捐赠后的又一次公益捐赠热潮。
2003年4月26日,北京市民政局开通了24小时“防治非典,奉献爱心”社会捐助热线。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数额直线上升。
截至6月25日,全国各级民政、卫生部门,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系统共接收非典型肺炎防治社会捐赠款物3813689164元。
其中,仅北京市民政部门接收的捐赠款物合计接近5.69亿元。
1998年,面对特大洪涝灾害,民政部门在全国发动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救灾捐赠活动。
紧急募集境内外捐赠款物134亿元,其中现金64亿元;衣被3亿件,衣物折价70亿元,为中国有史以来接收捐款捐物最多的一年。
同年,北京市接收的社会捐款达3亿元,捐赠的物资折价5亿元,总计达到8亿元,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这一次的“非典”捐赠额虽与1998年有一定差距,但也足以成为对中国公益捐赠事业的一次全面检验。
从中我们不但能够发现我国目前公益捐赠的种种特点,而且存在的问题也暴露无遗。
在这次抗击“非典”捐赠中,笔者直接参与此项工作,深切感受到社会各界踊跃捐赠的高昂热情,但同时更多地是反思它所带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隐忧之一:突发事件应急反应机制亟待完善与1998年的那场洪水一样,这次“非典”也属于一场突发性危机。
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危机决不是偶然的。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后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
NGO1. 什么是NGO?NGO,即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是由个人、组织或志愿者自愿成立的、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性组织。
NGO的目标通常与社会公益、环境保护、人权、健康、教育等问题密切相关。
NGO经常在国内外发挥积极作用,填补政府无法涵盖的领域,促进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和人权保护。
2. NGO的角色和作用2.1 社会服务NGO在社会公益领域发挥着重要角色,为弱势群体提供援助,改善社会问题。
例如,一些NGO关注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医疗问题,提供义务教育和健康服务,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
2.2 环境保护环保NGO关注环境问题,致力于保护自然资源、减少污染和改善生态条件。
他们通过推动环境保护政策、组织环境教育活动和参与环境监测等方式,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维护生态平衡。
2.3 人权保护人权NGO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人权,为受到侵犯的人群提供法律援助和支持。
他们通过调查、发表报告、发起运动和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推动人权保护事业的发展。
2.4 和平与发展一些NGO专注于促进和平与发展。
他们通过开展培训项目、促进民间对话、推动社区发展和促进跨国合作等方式,支持和帮助冲突地区实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3. NGO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3.1 组织结构NGO的组织结构可以有很大的差异。
有些NGO是由志愿者自发组成,没有明确的层级关系。
而一些大型NGO可能有严格的组织结构,包括董事会、执行团队和不同的部门。
3.2 资金来源NGO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拨款、捐赠、基金会资助、募捐活动等。
一些NGO还通过合作项目获取资金,与其他组织合作共同实施特定项目。
3.3 运作方式NGO的运作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包括直接实施项目、制定政策建议、开展调研和推广宣传等。
一些NGO还会与相关利益相关者合作,共同推动社会变革。
4. NGO面临的挑战4.1 资金问题NGO常常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依赖捐款的组织。
我国非典总结引言非典疫情是指2003年中国发生的一次全球性的严重传染性疾病爆发,主要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引起。
这次疫情对中国社会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也对我国在公共卫生防控方面的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
本文将对我国非典疫情进行总结,并探讨在面对类似传染病爆发时我国应采取的措施。
疫情爆发及应对措施2003年11月,我国广东省首次报告了一起“不明原因的肺炎”的病例,标志着非典疫情的爆发。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非典病例在中国各地迅速增加,蔓延至全国乃至全球。
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进行应对,包括:1.加强疫情监测和报告:我国建立了国家疫情监测平台,加强对可能患有非典的疑似病例进行及时监测和报告。
2.实施封控措施:针对疫情严重的地区,我国实施了封闭式管理,限制人员流动,以控制疫情的蔓延。
3.加强医疗资源配置:我国将大量医疗资源投入到非典疫情的防控中,确保患者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4.加强宣传教育:我国政府积极向公众传达疫情的相关信息,提高公众的防控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防控成果与经验教训通过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努力,非典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非典疫情应对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在这次疫情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需要引起重视和总结。
防控成果1.及时响应和有效应对:我国政府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
2.健全的医疗体系:我国拥有庞大的医疗资源,医疗体系相对健全,为患者提供了高质量的治疗服务。
3.社会团结和舆论引导:在非典疫情中,我国社会团结一致,广大民众积极响应政府的防控措施,并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正面信息,有效遏制了恐慌情绪。
经验教训1.需要进一步加强病毒监测和疫情预警系统建设,以便及早发现类似传染病的爆发。
2.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卫生防控能力,加强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
3.提高公众的卫生意识和防护意识,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浅谈NGO在中国的发展作者:郝亚萍来源:《各界·下半月》2018年第08期摘要:不论是外部环境影响还是NGO自身的改革,NGO在中国的快速成长大家都有目共睹。
当然,打破笼罩在NGO身上的德行完美神话,加强现代公益伦理的研究,加强现代公益慈善文化的再造和传播还是必不可少。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公益;社会组织;发展非政府组织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意译,英文缩写NGO。
2014年1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
草案规定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和开展一次性临时活动的申请登记许可程序,还明确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整个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化。
特别是在一些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尖锐的领域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尤为活跃和集中,它们往往发挥着政府和企业所没有或难以充分发挥的作用,当然由于我国的NGO发展较为初步,现在主要的项目集中于环境保护和扶助贫困。
关于为什么要选择NGO发展的项目来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比较知名的志愿者服务组织比如greenway、gapper、AIESEC等相关公益组织,他们在选择自己的合作方的时候大部分都会选择NGO来取代传统的公益政府组织。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简单总结一下原因主要如下:1.通过直接提供包括资金、物资等。
相比起传统的政府组织来说,这样直接的物资投入省去了大量的程序递办时间。
2.NGO的组织人员大多数较为年轻、工作能力强且效率高,头脑灵活适应能力强,且对公益抱有极大的热情,适应现代公益的发展。
3.据我的了解,NGO一个的优势是注重项目结果的汇报,相比起传统的公益组织,它们的过程更透明,活动产物也让人一目了然。
4.在长期开展项目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逐步积累经验和知识、技能,成为各个扶贫领域的专家,他们比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更熟悉业务。
我国发展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研究当前我国存在着发展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的可能性,其主要原因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我国政府需要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作为其有益的补充,两者之间的合作存在着现实的基础。
1、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公共机构都有相同的公共价值目标。
在为社会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一共同目标上,双方是共同的、不冲突的。
任何一方对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都会直接影响公共物品供给的多样性、质量和效率。
我国政府对公共管理的根本理念定位是公众满意。
从政府角度来看,在利益分化的时代,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治理的价值目标,其最终利益是体现大多数民众的意志,保障他们的公共利益,同时又必须尊重个人、少数人、小集体的合法利益,谋求公共政策的公益目标与最大多数集体成员的私人利益相一致。
从社会角度来看,普通公众作为多元利益主体之一,有着日益清晰的利益诉求。
公众要求政务公开,以便对政府的公共政策过程实行有效的监督,行使作为国家主人的民主权利。
公民在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也强烈的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使公共政策能够更为充分的代表自己的利益。
2、在全球化时代,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趋势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现代政府的权力,一方面要向下级地方政府、社会中介组织和企业分权,另一方面又要向上转移到超国家机构或者国际组织中去。
这种政府公共权力的转移为追求公共目标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合作奠定了基础。
我国应当开始放开公共服务的治理边界,在那些管的太多又管不好的领域主动与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建立合作治理的格局。
3、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治理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资源互补势必形成两者之间合作的动力。
公共部门与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则是积聚双方的资源和力量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方式,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
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重要作用是我国必须将其大力发展的原因。
SARS:从危机到契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灾难的勇气和坚韧,而且应该具有科学关怀和理性思维一个伟大的政府不但是一个直面危机、勇于负责的政府,同样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反思,不断超越、锐意改革、永远进步的政府危机让我们走向成熟自2002年11月中国广东发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SARS)以来,SARS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强的传染力蔓延开来。
由于SARS是一种未知疾病,加之其传染快与危害大等特点,几乎每个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感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原有的生活秩序、生活习惯以及工作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并且给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心理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SARS的出现让我们国家、政府和人民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抗击SARS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目前,疫情的发展已在控制之中,我们深信SARS病毒在中国大地上的肆虐终将成为过去。
为了及时地了解与掌握不同时期SARS肆虐对民众的心理与行为等所造成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确认识与评价现代传媒在这次突发灾难性事件中的作用与所扮演的角色,在SARS肆虐的不同时期政府在处理突发灾难性事件中所采取的态度、措施的公众反响,以便政府及时地总结经验与教训,做好下一步的SARS防治工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继2003年5月1日-5日对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首次SARS舆情调查的基础上,又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对上述五大城市进行了第二次有关调查。
SARS病毒首先是医学问题,但SARS流行所引爆的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通过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传播学家等的深度访谈,我们试图从多角度全面切入SARS事件,分析导致SARS流行的社会原因,总结抗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分析阐述SARS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公众生活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次调查重点是有关SARS的流言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的程度及其路径,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在这次危机中的反应、应对举措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全面考察SARS流行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可能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与处于危机中的现代公民意识状况,公众对政府控制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度、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的评价等。
世界公共卫生领域中中国的机遇与挑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合作成为改善全球公共卫生状况的重要途径。
而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也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世界公共卫生领域中,中国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1.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共卫生设施。
这些设施的建设将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例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修建了多个方舱医院,增加了相应的医疗设备,有效缓解了疫情的压力。
未来,随着公共卫生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将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强大的科技实力中国在科技领域中拥有强大的实力,这将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持。
例如,在新型病毒研究和疫苗研发方面,中国的科技实力已经取得了全球领先的地位。
随着中国科技的不断创新,公共卫生领域中的新型疾病防控和治疗方法也将不断进步。
3.崛起的医疗产业中国的医疗产业正在崛起,这将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提供新的支持和机遇。
随着医疗产业的发展,中国将拥有更多的人才、技术和研发资源,这将为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持。
二、挑战1.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负担增加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负担的增加是公共卫生面临的重要挑战。
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负担的增加,中国需要更多的医疗人员和医疗设备,这将对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造成压力。
2.医疗资源和人才短缺目前,中国的医疗资源和人才短缺是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
由于医疗资源和人才的短缺,中国无法满足未来公共卫生领域的需求。
因此,中国需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医疗资源和人才的培养与招募。
3.疾病防控和治疗方法落后在某些领域,中国的疾病防控和治疗方法仍然相对落后,这将成为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挑战之一。
为了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防控和治疗水平,中国需要积极投入研发和创新,加速科技的转化和应用。
总之,世界公共卫生领域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重要挑战之一,而中国在这个领域中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抗击非典以民为本的例子在2003年,中国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一种名为非典的传染病迅速蔓延。
在这个充满困难和危机的时刻,中国人民以抗击非典为中心,展示了无比的团结和勇气。
他们从多个方面着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民为本,最终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
首先,政府和专业人士充分意识到民众的权益至关重要,作出了一系列保护民众的举措。
他们迅速建立了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加强了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信息和指导。
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他们向民众提供了有关疫情、预防措施和就诊指南等方面的信息,使人们更加了解疫情的严重性,并且知道如何自我保护。
其次,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抗击非典的过程中。
社区成为了疫情防控的重要一环。
对于有疑似病例的人员,社区积极进行筛查和隔离,确保病情不会进一步传播。
居民也自觉地遵守防控措施,如戴口罩、勤洗手等,减少了疫情的传播风险。
同时,社区还组织了志愿者队伍,为居民提供心理疏导和物资帮助,充分体现了“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
除了社区的参与,媒体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及时、准确地向公众传递信息,让人们了解疫情最新进展,并且深入报道一线的抗疫事迹,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到抗击非典的行动中来。
媒体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呼吁人们积极行动起来,切实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同时,抗击非典也引发了科学家和医护人员的广泛参与。
他们通过科研攻关,不断提高病毒的认识并开发有效的疫苗和药物。
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奋斗在一线,救治病患,并且全心全意关心和照顾每位患者。
他们的奉献精神和专业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持。
抗击非典以民为本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展现了团结、勇敢、自律和自律的精神。
他们用实际行动弘扬了中华民族的集体主义精神,展现了人民群众的不畏困难和顽强拼搏的品质。
这次危机后,中国也加强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了疫情防控的能力和水平。
抗击非典的经验为我们今后面对类似危机提供了指导。
我们要重视公众健康,加强预防和防控体系的建设。
抗击“非典”,中国NGO成长的挑战与机遇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段文北京报道 中国NGO的苦恼 “你有什么渠道能买到温度计吗?”5月18日下午,李涛见到记者第一面便毫不客气地请求帮忙。 李涛是北京一个草根阶层NGO的负责人,该组织叫“协作者”,由7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却都有长时间NGO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为核心成员,在今年3月才新组建而成。“团结协作,助人自助”,李涛向记者介绍了“协作者”名字的含义,该组织主要致力于为农村社区建设和城市外来农民工权益保护提供志愿服务。 “协作者”成立不到一个月,“非典”已对中国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威胁,而北京作为疫情最严重地区之一,300万外来农民工的脆弱处境令人担忧,外来工大量返乡的问题也引人关注。 在这个背景下,“协作者”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紧急启动了“北京外来工预防非典型肺炎暨减灾能力建设”项目,从5月开始,主动到流动儿童学校、廉价出租屋区、非城建制小型工地、零散集贸市场等区域向最弱势打工人群免费发放“协作者”自己编写印制的《外来工预防非典健康手册》,以及一些卫生防护用具,这包括口罩、消毒液等。 “但我们一直买不到温度计”,李涛告诉记者,“我们联系了很多渠道,要么没有货源,要么属于统一调配,不考虑向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提供,甚至还怀疑我们是囤积居奇的不法**商。” 不过,据记者了解,“协作者”之所以被怀疑,除了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形成对NGO的充分认识以外,同“协作者”自身身份的尴尬也不无关系:“协作者”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定义划分,他们的确是“商人”。 这个问题同样困扰很多的中国NGO。在中国,绝大多数NGO几乎都不可能合法地以“非营利”身份出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成立非营利组织首先需要有一个挂靠单位,而且根据分级管理原则,一个全国性组织的挂靠单位得是部委一级;此外,如果同一行政领域已经有相同或类似组织则不予注册,但几乎每一个行政领域,都已经有一个官办NGO。所以,像“协作者”这样的真正来自民间,从草根阶层发展起来的NGO,只能像现在这样借道工商部门。 “我们跑到门头沟工商局去登记注册的”,李涛一脸尴尬地告诉记者,“因为那里有税收优惠政策。” 李涛拿出厚厚一摞“物资发放登记表”给记者看,“我们每一本健康手册,每一个口罩,每一瓶消毒液都有发放登记,清楚记录每一个接受人的情况,这不仅仅是为了便于自己统计,也是向为我们提供资助的合作方、捐赠人作个交待。”李涛告诉记者:“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好好留着,等到工商、税务部门来查的时候让他们好好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营利的。” 中国的NGO哪去了 清华大学政府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博士个人为“协作者”捐赠了1000元钱。邓博士汇出钱的日子是4月26日,而此前一天,他正撰文呼吁:“中国的民间力量哪去了?”他指出,“遇到紧急灾害时,民间组织往往非常活跃,并表现出及时、高效、灵活、创新的优势。例如,日本阪神大地震中,最先赶到现场并发挥作用的就是民间组织;韩国金融风暴后,在民间组织的动员下,公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捐赠高潮;我国台湾地区921地震时,民间组织在整个震中援助和灾后重建中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在美国,民间组织不仅消除了肆虐美国的黄热病、而且研究出了小儿麻痹症疫苗。而今天,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安危的抗‘非典’战役中,我们却很难找到中国民间组织活跃的身影。” 所以,当得知“协作者”开展“抗非”工作的情况后,邓博士十分欣慰,并在第一时间寄出了汇款单。“我觉得像‘协作者’这样的草根NGO值得关注。”邓博士告诉记者:“总的说来,在抗‘非典’的前期,我们的NGO几乎没有发挥什么力量,不过目前已经逐渐开展了一些行动。我寄希望于抗‘非典’的后期,NGO能够发挥作用。因为前期主要依靠政府的全民动员,统一指挥取得了目前的成绩,但这成本也是巨大的,从长久来说很难持续,而且社会发展也不能长期处于高度集中,全面动员的状态下;而NGO灵活多样,行动成本小,在后一阶段充分发挥其作用有利于社会发展。” 杨团告诉记者,她本人也是一个NGO的志愿者,该NGO的性质就应该是在危机时刻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救助活动的,但面对“非典”,很多事反倒要她这个志愿者去催促提醒。“NGO按理来说应该具有更强的危机承受能力,因为它出于公心。但这次看来却不是,至少中国的不少NGO并不比普通老百姓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责任感。以前也出现过像洪水之类的危机,但因为那时候有前方和后方之分,有一些人能够站在安全的岸上旁观,所以作秀也好,真心也罢,还能摇旗呐喊,真真假假搞得好像挺像回事。这次‘非典’不同了,人人都有可能被感染,大家实际上都处在一线,所以对每一个人的心理都是考验。” 中国NGO能做些什么 “对‘非典’时期NGO的作用需要作一个客观评价。”清华大学政府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告诉记者,现实中的NGO是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和成长的。每一个NGO,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法律政策环境,其次才是社会公益心、互信度、慈善和利他精神等内在社会资源,而最重要的是,作为整个非政府公共部门来说,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和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进程相协调。“中国的NGO基本上还处于一个新生儿阶段,所以寄希望于它发挥强大的作用肯定是不现实的。” “不过,这次‘非典’其实给了NGO一个很好的契机,把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多层次组织形态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来了。 过去我们只有政府这一张网,一旦这张网展开迟了或者托不住,社会就陷入混乱,而在国外,民间力量其实是更大一张网,而且更细密,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它就能走到前台发挥作用。‘非典’其实将给中国的NGO提供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所以,现在NGO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认真考虑能做些什么。” “我对下一阶段的志愿工作前景是比较乐观的。”北京惠泽瀛咨询服务中心主任翟雁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惠泽瀛”是今年4月15日才刚刚在海淀工商局登记注册的一个NGO,翟雁等三名发起人都有多年NGO工作经验,主要从事社会心理辅导和志愿者能力建设培训,像翟雁本人拥有心理咨询师证书。“惠泽瀛”成立之际便值北京的“非典”高峰,他们便紧急策划推出“黄丝带行动”,发动全社会力量祈福和支持医护人员和“非典”患者平安回家。同时,他们于5月8日开通了“天使家园热线”,通过热线咨询提供免费心理辅导。近期,他们发动万人以上社会各界人士在黄丝带上写下各种祈福话语和签名的活动将结束,万人祈福的黄丝带将送往北京小汤山“非典”防治医院,为那里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捎去一份心灵安慰。 “我觉得后‘非典’时期我们能作的事很多。”翟雁告诉记者,“非典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危机过去,人们还是需要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所有的危机都会对人的心灵产生冲击,帮助人们调整心态,恢复正常生活,正好是我们的专长,我们的活动空间是很大的。另外,通过反思这场危机,我们也正在开展‘关爱他人,理解生命’的生命教育活动。” 目前,国内的NGO都纷纷开展、筹划一些活动。国内最具影响力NGO之一的“自然之友”的新闻联络人李君晖告诉记者,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6月5日是国际环境日。此期间,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国内环保NGO将团结携手组织一系列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推动中国政府批准加入《生物安全议定书》。 李君晖告诉记者,《生物安全议定书》是一份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人体健康而控制和管理生物技术改性活生物体(LMOs)越境转移、过境、装卸和使用的国际法律文件。至2003年1月底,已有103个国家签署了《议定书》;至2003年5月初,48个国家已批准加入《议定书》,日本有望近期成为第49国,而《议定书》正式生效需要50个国家批准加入。由此,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争取尽快批准加入《生物安全议定书》,使其自动生效,意义将不同寻常。不仅能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也能直接对抗击“非典”产生积极影响。毕竟,“非典的肆虐,与中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人类不加节制的环境行为息息相关。对人类生存环境与生态环境投入更多关注和行动,才能谋求长期持续的解决方案。” 中国NGO首先要自我提高 “抗非”时期,很多国际的NGO加强了同内地NGO的合作。香港乐施会同“协作者”合作,资助“北京外来工预防非典型肺炎暨减灾能力建设”项目36万人民币;另外还出资16万元与其它一些NGO合作,在海淀和石景山地区展开关于防范“非典”的健康教育项目。并计划到今年八月,与一些国内NGO合作组织“流动人口服务中心”。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现实。”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告诉记者,由于国内社会公众对NGO认识和理解还不够,加上政策法律环境的限制,国内很多NGO,特别是来自草根阶层的NGO不得不依托于国际的NGO来发展。“因为他们(国内草根阶层NGO)几乎就不可能从国内获得很好的资源。”所以,“如何真正实现我们的NGO能自我发展,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也指出,中国NGO的发展,今后一方面是进一步通过国家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把那些官办NGO变成真正的NGO;另一方面,NGO组织自身要自我规范、自我完善。 “我们很愿意为内地同行提供经验。”香港乐施会中国项目经理王佐芳告诉记者,香港乐施会从1970年代的志愿者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独立发展与救援机构,经历了一个确定使命、建立诚信和获得公众认可和支持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一个NGO的发展首先要清楚自己的使命和机构发展的策略重点,如何定位自己和分析问题,而不是流于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也不是什么问题,但必须与使命联系起来,评估效果。集中做一两个问题,成为这一两个问题领域的专家,不断的反思和改良。要真正做好这一两个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做太多的事就无法集中精力,做出杰出工作。 与王佐芳的观点不谋而合,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MarieStopes)驻京首席代表刘丽青也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