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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的文化三说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各有所侧重，又相互配合。
如果说《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知言》四书算作新理学思想体系的理论篇的话，那么，《新事论》《新原道》可以算作其思想体系的应用篇。
《新事论》运用新理学的理论观察中西文化差异，研究中国社会发展走向；《新原道》运用新理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哲学史，概括“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精神。
通过这两本书，冯友兰提出见解独到的“文化类型”说、“继往开来”说和“道统新续”说。
一、“文化类型”说文化问题是五四以来思想学术界讨论得最热烈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冯友兰在青年时代就十分关心的问题。
他在写出《新理学》一书之后，马上着手运用新理学理论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的特点，探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并形成他关于文化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看法。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撞开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突。
学者们提出各种理论和主张，用以解释中西文化的差异，寻找化解中西文化冲突的方案。
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精通西学的严复表示反对，认为此说有“牛体马用”之嫌，解决不了问题。
他对中西之学的差异作了这样的描述：“尝谓中西之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严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陈独秀认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于：“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的特征是“意欲向前要求”，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意欲调和持中”。
胡适认为中国是“人力车的文明”，而西方是“摩托车的文明”。
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主张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胡适、陈序经等人则力主“全盘西化”与之相回应。
1、像珠穆朗玛一样长高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长高岳麓山是一座普通的山，海拔不到300米，也没有什么美丽景点。
之所以成为名山，是因为她处在湖南省会长沙，是因为大儒朱熹在山脚下创建了岳麓书院，是因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这里生活过并留下了著名诗篇。
一座没有任何良好外部条件的山要想为人所知，只有像另外一座山那样。
那座山处在一个人迹罕见的荒原，没有任何名人可以为她增添光彩，甚至连见过她的人都很少；刚刚诞生的时候，她还只是地平面上一个隆起的小土包。
面对这样的现实，她知道，要想让人们知道自己，只有靠自己慢慢长高，当有一天自己超越世界上所有高峰的时候就成功了。
有了这样一个目标，她就变成一座由生命的山峰，变成唯一能自己长高的山峰。
长高的过程是痛苦的，必须承受来自地球两大板块的巨大压力。
她的骨骼咯咯作响，变了形状，痛苦得不能呼吸。
在痛彻肺腑的压力下，她想过放弃，但她知道，没有压力自己就不会长高。
于是，她默默承受生长的痛苦。
长高的过程是缓慢的，一年只有几毫米，要想超越那些生来就有几千米的山峰，她要经过几十亿年不懈的坚持。
在漫长的岁月中，她有过迷茫，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最终成功，但她知道，一旦中途退出，她就永远只能是别人脚下的一个小土包。
长高的过程是寂寞的，作为一座矮小而没有任何名气的小山，没有人喝彩，甚至连过往的动物也不会在他面前停下脚步。
没有观众，没有喝彩，她就在心里为自己暗暗加油。
她仍然坚持自己的目标，在空旷的高原上缓缓生长。
慢慢地，她发现蓝天离自己越来越近，照在身上的阳光越来越灿烂，拂过脸庞的山风越来越强劲。
终于有一天，她发现整个世界已经在她脚下。
人们纷至沓来，在她的脚下扎起经幡，虔诚地祈求她的保佑；她的名字和容貌传遍世界；每个登山者都把她作为自己最伟大的目标。
你已经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做珠穆朗玛。
当没有人可以依靠的时候，就要靠自己不断生长。
山如此，人也如此。
2冯友兰人生三境界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对人生的境界都有异曲同工的说法，除了下面的一些经典表述外，冯友兰对人生境界的阐释和唐代禅师青原惟信的山水譬喻也相当精辟，比如青原惟信的说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冯友兰人物简介人物简介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
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
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
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
然而，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20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
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
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
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
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
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
他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
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
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
书成后4个月，他安然而去。
高中语文教材中收录冯友兰先生的《人生的境界》，文中将人生的境界分为四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人生的作业古代先哲庄子曾经发出过“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叹，形容人生短暂。
但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则因人而异。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完成好人生的作业至关重要。
冯友兰冯友兰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中文名：冯友兰国籍：中国出生地：河南南阳唐河出生日期：1895.12.04 逝世日期：1990.11.26毕业院校：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代表作品：《中国哲学简史》目录生平简介人物介绍哲学贡献人物小传中学时期大学时期婚姻生活创办刊物学成回国出席哲学会议被捕审讯著书立说赴美考察解放后三阶段作品名录《中国哲学简史》《三松堂自序》《人生的境界》生平简介人物介绍哲学贡献人物小传中学时期大学时期婚姻生活创办刊物学成回国出席哲学会议被捕审讯著书立说赴美考察解放后三阶段作品名录《中国哲学简史》《三松堂自序》《人生的境界》人物介绍冯友兰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中国哲学简史》享誉全国，《人生的境界》被编入中学教材。
哲学贡献1923年夏，冯友兰著作《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
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第一，自然境界。
自然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的。
这里的才是指人的自然属性，以区别于人的本质属性──即人性。
才是人之辅性即次要性质，性是人之正性即主要性质，顺才即按照人的生理心理的自然要求而行事。
顺习即不自觉地因袭传统、照章办事。
自然境界的人“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
所以，冯友兰说，古诗中“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识天工，安知帝力”几句最能代表自然境界中的人的心理状态。
自然境界中的人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以近乎本能的状态行动着，他们“少知寡欲，不著不察”，生活纯朴自然，常常得到道家的赞美。
其实，自然境界的人实践能力和认识水平都十分低下，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冯友兰指出，道家知道纯朴自然之可贵，以自然为美，这已经不是什么自然境界了。
自然境界的觉解程度最低，几乎到了没有觉解的程度。
而道家论自然已是有了很高的觉解，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自然境界的人是自然的必然性的奴隶，而道家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必然性而去顺应它。
不得已而顺才顺习与自觉的顺才顺习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前者是被动之顺，后者是主动之顺。
冯友兰认为：照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说，自然境界不是人所应该有的。
在他看来，要追求理想的人格，就不能停留在混沌自然之乡，而要自觉认识自然，了解宇宙人生之真谛，冲破自然境界之樊篱，达到一个较高的精神境界。
冯友兰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觉解，无觉解的人生便无意义，强调了自我意识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很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对人生的深刻的领悟，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不断觉醒的一种理论反映。
他把不著不察作为自然境界的基本特征，把自然境界作为人生境界的逻辑起点，并认为自然境界是人所不应当有的，这些都是正确的。
但是，冯友兰却只看到了人的觉解，只想靠人的精神改造精神。
这正是他脱离开人的社会实践空谈精神境界的失误之处。
第二，功利境界。
自然境界的人是无所求的，随着人的觉解程度的提高，人就要从无求走上有求。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漫步者言：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及《新编》，上讫先秦子学，下至清代，博观约取，以西哲之形融会中国思想之实，持论精确，通俗易懂，曾有学者评论“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
陈寅恪的《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分为上下两册，上册论风格内涵，下册谈对中国思想之感想。
从陈寅恪的论述中，我们不仅窥探到《中国哲学史》本身的严谨，更能从陈寅恪的评论中感受到他对后人著书立作细致入微的见解，值得我们学习探讨。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上册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
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
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
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冯友兰新理学的“理气”观冯友兰看到了新实在论的“共相”与程朱理学的“理”有某些相通之处，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改造程朱理学，并使用逻辑的分析方法解释程朱理学，使之形成了自己的新理学体系，“理”和“气”既是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冯友兰将其称为“最哲学的哲学”。
一、冯友兰“理气”观的提出（一）“理”是事物所依照之本体。
1、“理”是超时空、超动静的绝对。
冯友兰沿用程朱“理”是超时空、超动静的绝对，冯友兰认为“理”是不能用古今来说的。
在他看来，时间与空间是两种实际的关系，而“理”不是实际的，所以不能将其纳入实际的关系中。
即有“在上之理”，但“在上之理”并不在上；同理，他进一步推出“理”也是超动静的，有“动之理”但动之理并不动，有变之理，但变之理并不变，事物之所以变动，是因为事物依照了“动”“变”之理，而非“动”“变”之理本身变动。
2、“理”是由高而低的实现。
冯友兰沿用了朱熹的“理之秩序”，他说：“理之实现，是有层次步骤的。
高类之理之实现，必须在低类之理已实现之后。
” 但冯友兰的理并非出自同一源，而是物各有理，每事物都有每事物之理。
如：方有方之理，坚有坚之理。
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新理学体系的这种理之实现有先后与新实在论的共相区别开来，新实在论者认为共相是多元的，没有隶属关系，缺乏内在统一性。
冯友兰深知这个多元的共相世界无法找到统一的局限性，所以他的理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具有从属关系的真际，并且他的理之实现是由高而底的。
3、“理”之大全是太极。
冯友兰引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解决理的综合本体的问题，提出了“大全”的概念，他说：“每理对于依照之事物，无论就极之任何一义说，皆是其极。
” 如方之理是方的物之标准，也是他的极限，而每一事物都有其为某物之理，每一件事物都有一个极限，他将这些极限之整体称之为“大全”，他认为：“总一切的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的有，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的话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从而冯友兰进一步得出：“太极是众理之全，所以其中是万理具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