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的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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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看懂这4重境界,⼈⽣才会⽆所畏惧~⾃然即天地,功利即道德⼈⽣在世,有贵贱之分,穷富之分,也有境界⾼下之分。
有的⼈,终其⼀⽣为钱谋、为权谋,⾃以为做⼈很成功,但实际上,他不⼀定是⼀个境界很⾼的⼈。
有的⼈安贫乐道,利他忘我,尽管没有捞到⼀官半职,但也不⼀定是境界很低的⼈。
哲学家冯友兰先⽣说过,每个⼈各有⾃⼰的⼈⽣境界,与其他任何个⼈的都不完全相同。
他认为,⼈⽣有四种境界:⾃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你属于哪个境界呢?来源 | 京博国学(ID:jingboguoxue)第⼀重:⾃然境界冯友兰先⽣说:“⼀个⼈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
就像⼩孩和原始⼈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然⽽并⽆觉解,或不甚觉解。
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
他的⼈⽣境界,就是我所说的⾃然境界。
”⾃然境界,就是⼈⽣的最低境界,⽆⾮就是吃饭穿⾐,过去农家妇⼥有个⼝头禅,叫“嫁汉嫁汉,穿⾐吃饭。
”穿⾐、吃饭,是⼈⽣最基本的事情,也是最低境界。
有个笑话讲:说是张家⼝那边⼤草原,⼀个⼩孩在放⽺。
⼤⼈打趣问他,你放⽺⼲什么啊?放⽺卖钱。
卖钱⼲什么啊?娶媳妇。
娶媳妇⼲什么啊?⽣娃。
⽣娃⼲什么啊?放⽺。
活在这个境界⾥的⼈,驱使他们做事情的动⼒⼤都来⾃于⼈的天性,⽽评价事情的标准,要么是社会上早已约定俗成的规则或社会习惯,要么就依照他们⾃⼰的本性,他们也未曾了解到这样做事的意义。
著名学者、复旦⼤学王雷泉教授曾说过:“⼈兼具动物性、社会性和超越性,可以下堕为畜⽣,也可以提升为圣贤。
”其实活在⾃然境界的⼈,就是动物性的展现。
《礼记·礼运》中有⾔:“饮⾷男⼥,⼈之⼤欲存焉!”其实社会上⼤多数⼈就住在这⼀层,吃喝玩乐,糊⾥糊涂地来到这个世间,⿇⽊地、醉⽣梦死地活了⼏⼗年,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的意义、⽬的,别⼈怎么过,⾃⼰就怎么过,⼤家怎么过,⾃⼰就怎么过,最后还是糊⾥糊涂地、怀着恐惧与遗憾离开这个世间,⼀辈⼦都活在动物的层次上。
民国文化名人作文素材民国文化名人作文素材【素材一】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陈寅恪海外留学 18 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
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
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
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
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
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
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
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 年时间完成 85 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
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冯友兰《光明日报》编者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今年第四期,刊登了冯友兰先生《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
他的文章中,在批判孔子反动思想的同时,也对他自己过去的尊孔思想,以及他宣扬的对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法”,有所批判。
这是一个进步,值得欢迎。
这两篇文章,本报分今明两天转载,供读者一阅。
孔子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
几千年来,他的反动思想,为古今中外反动阶级所利用。
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也吹捧孔子,利用孔子思想为其反革命复辟阴谋服务。
正因为这样,深入开展批孔斗争,批判尊儒反法的观点,是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批林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长期任务。
从冯友兰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进步,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取得的,也是在积极参加批孔斗争中取得的。
我们欢迎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过去受孔子思想毒害较深的人,积极投入当前的批孔斗争,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自我教育,在斗争中提高路线觉悟,改造世界观,努力跟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
正文:从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和保护“孔家店’,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一向保护“孔家店”的。
在解放以前,这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
在解放以后,这是为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
文化大革命提高了我对于孔子的认识。
我现在对于孔子的批判也是对于我自己过去保护“孔家店”的思想和行动的自我批判。
孔子的思想有许多方面,先从孔子所宣扬的“德政”说起。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①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国君能够用“德”统治人民,他就可以象一颗北斗星,坐在那里不动,而别的众星都拱卫着它。
冯友兰人物简介人物简介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
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
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
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
然而,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20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
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
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
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
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
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
他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
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
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
书成后4个月,他安然而去。
高中语文教材中收录冯友兰先生的《人生的境界》,文中将人生的境界分为四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人生的作业古代先哲庄子曾经发出过“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叹,形容人生短暂。
但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则因人而异。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完成好人生的作业至关重要。
作文范文-站立的精神-有关人生的作文站立的精神众生相虽不同,但论其分类,我以为有三:睡、爬和站立。
它们并非是婴儿的睡,幼儿的爬,成人的站立,而是指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境界。
此三者的内涵与境界,迥乎不同,以站立为最佳,爬次之,睡则远次之。
相对于站立,睡、爬者可谓是寄生在这世界。
鲁迅笔下的“铁屋子”里,垂着一群麻木、愚昧、机械的中国人,他们是“睡”的典范,依附于世,任这世界摧残毁灭而不抵抗。
可见,肉体的站立不代表精神的站立。
较好的是“爬”,“爬”所代表的是以阿Q为典型的精神不健全、人格有缺陷甚至扭曲的人。
只是阿Q太过夸张,一般的“爬”是指因精神弱小而无建树的平常人们,他们限于思想、精神,无法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
此二类人无太大益处,亦无太大坏处,因此也不能拥有这个世界,是世界的附属。
而站立,是指一种拥有世界的精神。
人只有站立,才能拥有这个世界。
凡站立者,都是精神独立、人格自由、敢于担当和思想境界高远者。
鲁迅,从仙台归国,弃医从文之后,就顶天立地地站起来了。
他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典范,他俯视苦难的大众,有着对社会、历史和民族的担当,真所消“心寧浩茫连广宇”,他惊人的担当、成就以及犀利的文笔,无不源自他站立的精神和思想。
故潜心钻研鲁迅作品及其思想的钱理群教授坦言,他研究铬迅,就是要接过鲁迅的大旗往下做,传承鲁迅站立的精神与思想。
人,只有站立起來之后,世界才属于他。
但站立者的作用,又绝不仅仅是拥有这个世界而已,他们同时还改变这个世界,创造另一个崭新的世界,并引领着那个新的世界。
当年国民政府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实行“使用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理所当然”的行政命令时,联大公推冯友兰写下《抗辩书》,其文不卑不亢,痛陈此行之弊端,答道大学应包罗万象,而不能以定章固化学生思维等,一改全国高等教育之风气,达成“移社会之风气于一时”的校训。
此等令人叹为观止之学术之风,使他们不仅拥有了世界,还改变了世界。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群像描写作文800字篇一:群像描写作文群像描写1、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
”自己却鼓着腮不语。
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
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
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
2、几种笑?记叙文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写人。
写人可以写一个,也可以写几个。
所谓写好人物群像,就是指围绕一个中心,描写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人物。
这里就重点谈谈如何写好人物群像。
第一、在事件的选择上,可以写一件事,也可以写几件事。
第二、在人物的性格上,要注意内在的联系。
第三、在详略的处理上,要注意主次分明。
这一天我不钓虾,东西也少吃。
母亲很为难,没有法子想。
到晚饭时候,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
吃饭之后,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高高兴兴的来讲戏。
只有我不开口;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
忽然间,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悟似的提议了,他说,“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么?”十几个别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撺掇起来,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
我高兴了。
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们,不可靠;母亲又说是若叫大人一同去,他们白天全有工作,要他熬夜,是不合情理的。
在这迟疑之中,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便又大声地说道,“我写包票!船又大;迅哥儿从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写人的文章中,描写对象有时不止一个,而是一群,这就要进行群像描写。
作文素材之民国大师纵横语文教研室04.冯友兰■人物简介 (3)■人生的作业 (4)■学术自由和精神自由 (5)■适用话题···················5目录04. 冯友兰■人物简介1939 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
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
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
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
然而,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
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
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
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
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
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 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
他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
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
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思考新文化运动之后,中西文化之间矛盾异常尖锐。
冯友兰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思考,这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以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异、以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异和以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异。
他的这些思考对于处理当代中国所存在的文化冲突依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标签:文献检索;本科生;学科信息素质;普通高校一、地域差异论第一阶段的思考是冯友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留学期间形成的。
从字面上看,“以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异”应当是一种“地理决定论”,但与此相反,冯友兰认为地理、气候和经济等条件并非形成文化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冯友兰在1922年发表的文章《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中指出:“地理、气候、经济条件都是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它们都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不是使历史成为实际的条件。
”①形成历史的原因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这是与地理、气候、经济等客观条件相对立的主观因素。
但对于“什么是幸福”这一问题的回答,人类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这是由不同的哲学体系和价值标准所导致的。
中国和西方的价值标准是不同的,因此它们追求幸福的方式也是不同的,这最终造成了历史和文化的差异。
所以,在冯友兰看来,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没有科学,而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②。
冯友兰认为科学有两大作用,一是“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一是“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力”③。
而按照中国的价值标准,善和幸福都在人的心中,所以应当在人的内心寻求善和幸福,而不是向外部寻求。
这样一来,用于认识自然和控制自然的科學对中国人而言就毫无用处了,科学也就不会在中国产生。
西方则正好相反,中世纪的欧洲力求认识上帝,希腊和现代西方力图“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④。
这两者都需要向外部寻求,于是科学就在西方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科学对历史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此中国和西方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因无科学而贫弱,西方因有科学而繁荣。
冯友兰客观辩证法思想再评价刘俊哲[摘要]冯友兰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通俗易懂地转述为“仇必仇到底”,学界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误读,视“仇必仇到底”为“斗争哲学”。
本文认为“仇必仇到底”不等同于“斗争哲学”。
冯友兰充分肯定了“仇必仇到底”在革命时期的实践价值,同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应当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并对“仇必和而解”进行了多角度的理论阐释。
有的学者认为“仇必和而解”就是取消矛盾和斗争。
这是对冯友兰的误解。
本文认为“仇必和而解”是客观辩证法思想,它在当今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冯友兰;客观辩证法;斗争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0)11—0077—04作者简介:刘俊哲(1951-),男,四川宣汉人,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哲学。
四川成都610041冯友兰认为,客观辩证法———指矛盾辩证法,只有一个,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可以因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于是产生了“仇必仇到底”与“仇必和而解”两种根本对立的矛盾理论。
一、仇必仇到底———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解读(一)“仇必仇到底”是指斗争的绝对性和以斗争性为主1991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即《中国现代哲学》在台湾正式出版,后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冯友兰在此书中指出,客观辩证法有两个主要范畴:一个是统一,一个是斗争(对立)。
统一和对立就是矛盾。
矛盾有两种基本属性:同一性和斗争性。
关于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冯友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主张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同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冯友兰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其充分的根据。
1915年,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讲:“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
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1939年前后,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包括教育部核定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
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冯友兰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值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
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
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
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
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一科员之不若。
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