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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概念正文一、公共物品的概念及特征1．公共物品的概念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又称公共产品,广义上讲,它是指那些在消费上具备非竞争性或在受益上具备非排他性或同时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时,,供给者,人们,质量;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物品是私人物品；而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则是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在消费者之间是可以分割的；公共物品在消费者之间是不能分割的;这种不能分割有两种情况：一是技术上不可能,如交通路牌标志要让一部分走过它的人不能看是不可能的；二是分割的成本高昂到不可接受,如为了不使某艘船受既有灯塔的指引而另拓航线和建造另外的灯塔的成本太高;公共经济学区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目的在于说明：私人物品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供给和获得满足；而公共物品领域不能依赖市场供给获得满足,只能通过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领域存在市场失灵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对它的消费并不取决于人们是否付费;为此,在公共物品的消费领域,人们一般会倾向于“免费搭乘”或“搭便车”;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成为“免费搭乘者”,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无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好处;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必须免费供给,市场主体缺乏生产的基本动力;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失灵,表明了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从这一意义上讲,正是由于人们对公共物品普遍的、不可忽缺的需求导致了政府的产生;反过来说,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向社会提供质,,即市场;如公共;,就是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发布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在这一角度上,公共服务与提供公共物品是大体等量的概念;2根据服务的特性来界定公共服务;认为公共服务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它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非盈利性的服务,即:第一、公共服务是大众化的服务;公共服务不是只为特定少数人提供的服务;第二,公共服务是基本服务;人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水、电、气、安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服务,否则,人们就不能正常地生活;公共服务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基本需求的服务;第三,公共服务是内容广泛的服务,公共服务既要提供物质物品水、电、气、路、通讯、交通工具等,又要提供非物质物品法律、安全、医疗、教育、娱乐等;并且,公共服务是一种低价位的服务,以保证人们能够持续性地消费;在这一角度上,公共服务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大体相等;2．公共服务的特征1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政府是基于公共需求而产生的,提供公共服务不仅是服务型政府的固有职能,也是其职责所在;因此,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必须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和导向的;;如在大;;根据产出的不同形式,政府可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出,一种是公共物品,即政府产出的物品形式；另一种是公共服务,即政府产出的服务形式;而在经济学中,产出可以分为物品和服务两种形式;它们的区别在于：物品是有形的产出,而服务是无形的产出；物品的生产和消费可以在时间与空间上分离,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则是时空一体的,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消费者接受这种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产出同民间的产出是一样的;政府的有些产出是有形的,如所供应的水、电、气等；有些产出则是无形的,如教育、医疗、保健等;按照上述逻辑推理,有形的公共产出似应是公共物品,而无形的公共产出则应是公共服务;其实,公共经济学中所创造和使用的公共物品这一名词,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并不是以政府产出的物品物质形式去定义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共物品的范围比公共服务的范围广,前者涵盖了后者,公共服务只是包含在公共物品之中的以无形的服务方式提供的公共物品;第四种观点认为,公共服务概念比公共物品广泛,包含了公共物品;公共服务不仅包含规范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且还包括那些市场供应不足的物品和服务;因为公共服务具有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意义,隐含着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价值判断,这意味着那些市场供应不足的物品和服务,,,等;;如。
公共物品的名词解释|分类公共物品的名词解释：公共物品是指公共使用或消费的物品。
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一般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和个人来提供，主要由政府来提供。
公共物品是相对那些可以划分为企业或个人消费单元的基本生活或生产资料等私人物品而言的共享性物质产品和服务项目。
公共物品的分类：方法一第一类是纯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第二类公共物品的特点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较轻易地做到排他，有学者将这类物品形象地称为俱乐部物品(club goods);第三类公共物品与俱乐部物品刚好相反，即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却无法有效地排他，有学者将这类物品称为共同资源或公共池塘资源物品。
俱乐部物品和共同资源物品通称为“准公共物品，即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准公共物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即当消费者的数目增加到某一个值后，就会出现边际成本为正的情况，而不是像纯公共物品，增加一个人的消费，边际成本为零。
准公共物品到达“拥挤点”后，每增加一个人，将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
公共物品的分类以及准公共物品“拥挤性”的特点为我们探讨公共服务产品的多重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方法二(1)纯公共物品：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国防和灯塔等，通常采用免费提供的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
(2)准公共物品：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局部的排他性。
即超过一定的临界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就会消失，拥挤就会出现。
准公共物品可以分为两类：a.公益物品。
如义务教育、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b 公共事业物品，也称自然垄断产品。
如电信、电力、自来水、管道、煤气等公共物品的特征：1、公共物品都不具有消费的竞争性，即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向一个额外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成本为零。
2、消费的非排他性，即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自己的消费而排除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
3、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第二章公共物品理论相关案例案例退耕还林的财政补贴政策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
《决定》提出林业的目标任务是：到2010年使森林覆盖率达到19%以上，大江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和主要风沙区的沙漠化有所缓解，全国生态状况整体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林业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到2020年使森林覆盖率达到23%以上，基本实现山川秀美，生态状况步入良性循环，林产品供需矛盾得到缓解，建成比较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体系。
从工程建设任务量看，2001－2010年退耕还林工程战略规划任务占同期全国造林规划总任务的42%。
回顾1999年至2003年，国家共安排退耕还林任务1516.53万hm2，其中退耕地造林721.93万hm2，宜林荒山荒地造林794.60万hm2；截止到2003年6月底，累计完成退耕还林任务1279.34万hm2，其中退耕地造林640.87万hm2，宜林荒山荒地造林638.47万hm2。
1999－2002年，中央财政已投入235.8亿元，其中种苗造林补助费等基建投资64亿元，直接补助给退耕农户的生活费和粮食补助167.8亿元，财政转移支付4亿元。
2003年，退耕还林工程中央将下拨种苗造林补助费53.5亿元，生活补助费21.7亿元，补助粮食133.6亿kg，折合资金达260多亿元[2]。
照此计算，到2010年，按0.147亿hm2的规划设计，可以匡算出我国退耕还林工程今后每年补贴的粮食大约在100～150亿kg，每年投入的资金大约为250～300亿元。
目前，国家对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粮食补贴年限是：经济林5年，生态林8年。
实践中我们注意到，参与退耕的农民不愿意投资生态林而热衷于种植经济林。
据调查，部分地区现已出现了“经济林灾”，比重超过了六成[3]；部分地区不尊重自然规律，重林轻草，重乔轻灌，该退不退。
这些不能说与国家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无关。
1、用所学公共经济学原理分析退耕还林工程的财政补贴政策的必要性。
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体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基本特征。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家综合实力还不是很强大的情况下,政府利用所能掌握的有限资源和制定合理的政策增加公共物品供给,是缓解公平与效率矛盾的最佳选择。
文章考察了我国城乡关系发展三阶段中效率与公平状况的变迁,分析了计划体制下的城市偏向战略与效率公平的双重损失、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城乡关系的调整,以及效率与公平的失衡等问题,探讨了在统筹城乡发展新阶段中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对策措施;提出要继续推进城乡市场化改革,实现城乡要素市场的统一、协调发展,加大国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转移支付的力度,逐步过渡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阶段等政策建议。
、我国城乡关系演变中的效率与公平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阶段;(2)市场化改革以来城乡关系的调整与变革阶段;(3)党的十六大以来开始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效率与公平的状况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
一、成熟的市场经济公平与效率兼顾是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城乡公共物品供给中,增加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促进农村全面发展,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全面进步,真正体现城乡公平和城乡共同繁荣的精神。
综合国力的提升表明,我国已进入有能力建设较1公共物品经济学视角1.1以公共物品的定义出发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是由被称为经济学界是爱因斯坦的萨缪尔森提出的,他指出,公共物品具有区别于私人物品的特性,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条件被称为萨缪尔森规则。
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问题是指,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机制及两者的组合等均不能实现公共物品的萨缪尔森规则。
赵宝廷博士从公共物品的定义的角度,分析了基于排他性、竞争性等物品性质视角的离散型公共物品和基于连续性物品谱系视角的公共物品,探索公共物品供给效率问题的解决思路。
他认为公共物品的定义应该坚持一元标准和连续性物品的思路,并以解决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为导向,定义不仅要体现物品自身的性质,而且要体现产权、组织、与供给方式等人类制度性因素。
1.2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在公共物品供给的讨论中,学者们的论点大多集中于供给的效率问题,虽然在如何合理优化配置资源、创新供给效率手段与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观点。
刘起博士通过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效率依据和无效率解的论证,提出政府供给、市场参与和第三部门提供这三种模式相互结合的供给制度,各种模式相互配合、相互弥补才能达到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水平。
总之,“三个供给模式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和领域,三者应当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展现出任何一个单纯提供模式所不能达到的效率来”。
山东财政学院的岳军教授通过对公共物品的各种供给制度的分析,提出了公共物品供给制度选择和安排的依据是制度效率的命题。
其他学者的论述一般都是在分析西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提高供给效率的对策,曾春水和张玲的《公共产品的效率分析及改进对策》、陈文煌的《浅析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和尹鸿雁的《提高我国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思考》等等。
1.3产权视角向玉琼对提供公共物品的不同产权机制进行了比较,具体论述了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社团产权各自的优缺点,并针对我国的现状,提出了对于不同的公共物品应采取不同的供给路径,“应根据公共物品的公共性程度和规模经济的大小,明确各类公共物品提供的产权划分,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
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用产权经济学来分析公共物品,提出了公共物品特征的新概括,并认为一种产品之所以成为公共产品,是后天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由萨缪尔森所概括的公共产品的两个先天特征决定的。
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制度绩效函数模型,用以判别一个物品应该当作公共产品提供还是当作私人产品提供。
该模型假设消费者之间的效用变化是均匀的,用消费者剩余的平均值来做简明的推算,很多情况下仅仅靠对相关数据的估算,就可以根据制度绩效函数模型对产品的性质进行判别。
1.4交易成本视角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是经济运行中的摩擦力。
政府通过供给公共物品弥补市场失灵可以减少市场交易中的交易成本。
福利经济学家往往把政府制度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即不存在交易成本问题。
而实际上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如同市场制度一样,同样是内生变量,其自身的运行以及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同样存在交易成本问题。
政府再供给公共物品过程中,因为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寻租行为和资产专用性等因素,也会产生交易费用,这种交易费用影响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某种程度是一个政治过程,其交易成本甚至比市场制度昂贵”。
在现实中表现为政府的种种“政策失败”。
诺斯认为,交易费用是决定一种政治或经济体制结构的制度基础。
在以交易成本为视角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是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实践经验来探讨如何解决我国的存在的问题。
如张军教授的论文——《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论述了交易费用如何影响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分析了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通过公共财政体制改革降低交易费用,保证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2新公共管理视角2.1政府与公共产品的视角公共物品的存在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公共需求,最终实现公共利益。
一般认为,公共物品通常是由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提供的。
因而围绕公共利益、公共物品、公共组织以及公共组织的权力(公共权力)分配,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基本命题。
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化和公共事务的复杂化,政府不可能对所有公共事务进行具体管理,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物品,“政府失灵”造成了政府在许多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力不从心,引入多元化供给模式已在学界达成广泛共识。
崔运武分析了私人参与公共产品提供中政府的责任主要有三个:第一,政府要为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者提供制度的保障和激励;第二,在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过程中,政府必须对可能出现的某些负外部性问题进行规范制约;第三,在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过程中,政府必须对公共产品的消费者给予必要的保护。
杨豪论述了政府行为扩张的五方面理由: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的内在扩张;利益集团存在的政府扩张;官僚机构与政府扩张;财政幻觉与政府扩张;纳税人与决策者的分离等。
政府行为扩张的存在,容易导致政府失效,所以应该把政府干预置于制度的约束之下。
这样一来,政府行为就有了一个遵循的标准,避免了政府无限的过度扩张。
藏旭恒从公共产品的区域性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夫关系出发,认为“集体的规模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有着重要影响,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规模较小的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也具有更高的效率。
同时,地区间差异和地方政府本身的利益取向等也决定了强化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增加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是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一个可行途径”。
中央政府在经济职能方面可以考虑对各级地方政府进一步放权,以保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符合各地区的实际需求,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
之后他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论述了物品“公共性”的区域差异与政府职能的区域差异,他认为作为公共物品供给者的政府,其职能应与公共物品需求的区域差异相对应,并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来加以改善。
2.2公共财政的视角我国目前的供给结构扭曲现象较为严重,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和“过度供给”的现象并存,尤其是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构性失衡是公共财政建设不能回避的问题。
很多学者以公共财政的视角来研究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有学者认为公共支出的决策过程充满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公共选择过程。
公共产品的数量,提供哪些公共产品以及如何提供等问题,是在既定的财政制度下,政治家、官僚、公众和利益集团间博弈的结果。
江秀平指出,公共财政的显著特征,就是公共性。
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是一个系统过程,需要各方面的配合。
如果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出发,规范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两者都需要体现其公共性。
刘瑞华从财政供给环节上对公共产品分类,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选择机制和端供给机制。
“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是一个系统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给方式的变革,当前我国财政支出改革的一个主攻方向应该是建立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机制和终端供给机制”。
辽宁省财政厅和东北大学联合课题组在建立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提出要实现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目标,提高财政支出效益,还需要构建财政支出效益评控机制,建立财政支出奖优罚劣机制。
(1)要对决策程序进行规范,推行重大财政出决策奖惩机制。
(2)对决策实施过程控制。
(3)明确监督评价制度。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财力资源不是约束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原因,我国公共产品的短缺现象存在着直接动因和制度根源,克服和治理短缺需要进行政府经济学分析。
通俗的说,政府不是没钱,而是不会花钱。
2.4供给模式视角在供给模式的研究上,我国学者注重对西方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同时也注重联系本国实际,探索适合我国的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模式。
周燕博士对国外的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做了综述,主要包括双主体参与供给论、三元主体合作供给论三和多元主体互动供给论三个部分。
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模式是国际潮流。
涂晓芳文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权威型供给、商业型供给和自主型供给三种模式作了详细的分析。
马恩涛试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给出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分析了我国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现实性。
北京大学的句华在借鉴S•萨瓦斯的理论基础上,对公共服务中市场机制的原理、技术和方法进行了研究,填补了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缺陷,但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
张洪武专门对公共物品中的非营利选择进行了研究,他认为NPO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公共物品的生产方面,相比政府部门和市场组织,则表现出人性化,回应性及成本效益优势,但要充分发挥它在公共物品提供中的作用,就必须强调政府的赋权,推进非营利组织的“去行政化”工作,建立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席恒博士认为,由于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不同,因而公共物品可采用政府,市场和志愿事业机制联合供给,只有建立复合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机制,才能够实现其充分有效供给与可持续发展。
李宏在研究英国公共领域改革做法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改革物品供给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城市公共物品供给思路和对策。
韩兆柱则在分析国外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研究了我国转型期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模式。
他认为,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市场和志愿组织等三种模式,每一种都有一定的缺陷,应选择一种复合的制度安排,通过政府改革,构建由这三种模式合力实行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使不同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有一个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制度环境,从根本上提高中国转型时期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