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道德教化网的形成

《晋阳学刊》1997年第6期论东汉道德教化网的形成李小树 东汉王朝是在长期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

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王莽时期的天下大乱,数十年兵连祸结,留给这个新兴王朝的不仅是“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的极端残败凋敝的经济,还有“群雄竞逐,四海鼎沸”的剧烈动荡着的政局 。

然而,建国不久,这种状况便迅速改变并逐步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统治巩固的“中兴”局面。

明帝后期“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虽不无封建史家夸饰之辞,但局势的显著好转,却是不容置疑的。

从和帝开始,东汉王朝进入它的后期。

由于天子皆幼年即位,最高统治权从尚不具备治国能力的幼主手中游离出来,朝廷内出现长期反复的激烈而残酷的权力争夺,给政权的巩固以极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即便在这种状况下,东汉王朝的统治仍然继续维持了一百三十二年之久。

上述情况的出现,原因何在呢?如果细加探究,就会发现,东汉前期社会迅速走向稳定;东汉后期交替往复的争权斗争迟迟没有引发社会动乱;乃至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雄割据,“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 。

所有这一切,无不与东汉王朝强化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东汉王朝在其统治的一百九十六年中,始终把加强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视作巩固政权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重要手段,最终形成了一张自上而下由官方和民间交织在一起的严密的道德教化网,它在巩固东汉王朝和延缓这个封建政权的灭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起到了如此重要作用的东汉道德教化网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天子太后,力倡教化东汉王朝在建国的过程中和建国初期,曾十分热衷于宣扬和利用图谶,这种自西汉末开始流行的神学预言以其对民众特有的迷惑作用备受统治者青睐。

但是,反复出现的社会矛盾与图谶预言的背离,使东汉统治者对图谶的利用一开始便不十分顺利,发生了开国功臣们不满图谶的封赏预言而迫使刘秀违背谶文任用重臣的事件 。

朝臣中也不断出现反对图谶的观点。

光武帝刘秀时,号称“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的名儒、给事中桓谭便“讥讪图谶”,且公开上奏,“极言谶之非经” ;大中大夫郑兴也宣称“臣不为谶” ;顺帝时任太史令的著名科学家张衡更直言上奏,认为图谶“皆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而采用的“欺罔”之・・68术,应一律“禁绝之” 。

更为严重的是,图谶作为一种神学预言常常被野心家利用为篡夺最高统治权的依据。

刘秀即位仅一年,真定王刘杨便“造作谶记”,“欲以惑众”,声言刘秀之后,他应运当作天子 ;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楚王刘英试图“谋逆”,又“造作图谶”,为夺取帝位制造舆论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淮阳王刘延企图夺权,也以“作图谶”为舆论上的准备 。

图谶所具有的这种在舆论上对现实统治既可“神助”也可“神弃”的双重功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对皇权的严重威胁。

严酷的现实和传祚万世的强烈愿望,迫使东汉统治者在思想上寻求更为有效的统治手段,提倡和推行具有治国安邦功能的儒家伦理道德无疑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治身有黄帝之术,治世有孔子之经” 。

于是,从建国之初起,东汉王朝的统治者便采取种种形式尊儒崇儒,以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教化臣民,调和社会矛盾,维护和巩固东汉王朝的统治。

1.倡导仁孝。

“仁”是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为“爱人”,即所谓“仁者爱人” 。

而对于统治者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爱人”包括了对国君的爱,对国君的忠 。

“孝”在儒家伦理道德中同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孔子曾说过:“孝慈,则忠。

” 孔子的弟子有若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 《孝经》更是明确提出“故以孝事君则忠。

” 可见,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仁与孝,对于提倡忠君,防止犯上作乱,从而对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极为有利,由此而受到东汉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刘秀刚刚即位,即对以“仁爱”著称的“通儒”卓茂进行褒奖,封爵位、赐衣物、荫子孙,将其作为“宽仁恭爱”的楷模大加称扬,以此来教化官员和百姓 。

开国君主肇其端,继位诸帝踵其后,如明帝时沛人赵孝及其胞弟赵礼、楚郡人刘平;章帝时寿春人召驯、庐江人毛义以及被称为“江巨孝”的临淄人江革;和帝时刘恺;安帝时汝南人薛包、故洛阳令王涣;顺帝时东海王刘臻及其弟刘俭等等,都受到统治者的大力褒奖 。

褒奖的常用方式有拜官、赏钱、赐物、荫子孙等。

桓帝时,对大臣们举荐的仁人孝子,一律“以安车、玄纟熏备礼征之,”对不愿应征的人,竟“使画工图其形状”,宣示朝野 。

东汉统治者的上述举措,是对仁孝的官方认可与倡导,在道德教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如章帝对江革的褒奖,就使“‘巨孝’之称,行于天下” ,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2.加强对皇室和贵族子弟的教化。

皇室和贵族的子弟是东汉政权最可靠也是最为重要的后备力量,使他们幼不失教,自小就懂得用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可以减少今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倾轧,为稳定王朝的统治提供重要保证。

因而,从光武帝刘秀开始,东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便十分重视对包括皇太子在内的皇室及贵族子弟的教化,要求他们学习儒家经典,接受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

立国之初,在割据未平,统治尚未稳定的时候,刘秀便诏令恢复太学,以儒家经典教育贵族子弟,此后又多次亲临太学视察,了解太学生们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情况。

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刘秀以第四子刘庄为皇太子之后,立即采纳班彪的建议,先后遴选名儒何汤、桓荣、包咸、张佚等为太子师,以《论语》等儒家经典教授太子,使刘庄自幼诵习儒经,“略举大义。

”此后,明帝刘庄、安帝时临朝称制的邓太后、顺帝刘保、质帝时执掌朝政的梁太后等,都采取过重要举措强化对皇室和贵族子弟的道德教育。

如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四・・69月,梁太后便专门颁诏,令各地推举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精通儒经的学者到太学为师,各级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遣子弟受业”,学习期满之后,依“课试”之优劣“拜官有差” 。

这种强制与激励相结合的措施,使大量的贵族子弟通过习经深入了解和逐步接受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扩大了道德教化的范围与影响。

3.尊崇孔子,厚待儒生。

孔子为“儒家之宗”,重视与强化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必然伴随着对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尊崇。

东汉统治者尊孔的主要方式有:亲自或派遣大臣至山东曲阜祭祀孔子及孔门诸贤;封赏孔子后裔;在孔宅举行讲经会等。

明帝、章帝、安帝等都曾亲自到曲阜主持过祭孔和讲经活动,刘秀、章帝、安帝先后颁诏对孔子后裔进行封赏 。

在尊孔的同时,东汉统治者坚持推行厚待儒家知识分子的政策,这是进行道德教化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

正如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说:“志在修德,务在立化,则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

” 东汉各帝,从开国君主刘秀起,就对著名儒士施以恩宠,或拜官,或赐钱,或表彰,并让他们“著书传道”,广传儒学。

如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便对“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者”大加赏赐,其中仅诸王国赐拜郎官者,就达一百三十八人 。

东汉统治者尊孔厚儒的结果,是在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形成了致力儒学的风气。

刘秀建国之初礼遇儒生,便使“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

” 章帝崇儒,使习儒之风日盛,名儒丁鸿因天子的恩宠,“门下由是益盛,远方至者数千人。

” 道德教化的作用十分明显。

4.讲论儒经,宣扬儒道。

东汉统治者清楚地知道,“教者,效也。

上为之,下效之。

” 因此,为了抬高儒家伦理道德的地位,使道德教化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他们常常亲自讲论儒家经典,宣扬儒家伦理道德。

东汉最高统治者这种讲经扬儒的活动不拘一格,形式多样。

或在朝堂之上,或在理政之余,或在巡视之中。

既有随时举行的小型的论难会,也有定期举办的盛大的讲说集会。

刘秀建国之后,就有“夜讲经听诵”和通过讲经“道忠臣孝子义夫节士”的活动,即使在戎马倥偬之时,这种活动也没有停止 。

明帝即位后,讲论儒经,宣扬儒道成为一种颇受重视的盛大活动,仅每年行养老礼时举行的天子讲经会,其形式之隆重,听众之踊跃,便令人叹为观止,史载:“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章帝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他看来,臣民言行有过,“皆生于不学之门所致。

”因而,继位之后,他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并在白虎观主持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有关“《五经》同异”的讨论会。

他在诏书中很明确地说,组织这次讨论会的目的,是要改变“《五经》章句烦多,”不利于讲论宣扬的状况,以便充分发挥儒家经典“导人”的作用 。

章帝之后,这种帝王主持讲论儒经的活动依然在继续。

在效上风气极为浓烈的东汉,由于天子亲自讲论儒经,从而使习儒讲经成为一种时尚,使儒家伦理道德深入人心。

汉明帝时“自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弟入学” ,汉和帝时,“自左右近臣,皆诵《诗》、《书》,德教在宽,仁恕并洽,是以黎元宁康,方国协和。

” 可见效果明显。

由上可见,东汉一代,无论是稳定繁荣的前期还是渐趋衰败的后期,最高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道德教化,在子弟臣民及整个社会中形成以忠孝、仁爱、礼义为荣的风气,从而对缓和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章帝即位之初,“比旱不雨,・・70牛死民流,可谓剧矣”,在这种灾烈民饥,社会极易发生动乱的情况下,由于强化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结果“天下慕德,虽危不乱。

民饥于谷,饱于道德。

……以故道路无盗贼之迹,深幽迥绝无劫夺之奸。

” 充分显示了道德教化在稳定社会方面的巨大作用。

二、地方官员,推行教化使东汉王朝的统治能够长久稳定地维持下去,是这一时期整个统治阶级的共同愿望,也是代表这一阶级利益的统治集团的整体性目标。

道德教化在引起最高统治者关注的同时,也受到官员们的高度重视。

因而,每当讲习儒经,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风气略显淡薄时,总有官员及时上奏,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强化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

特别是直接“治民”“教民”的地方官员,为了维护辖境内的安宁,往往竭尽全力推行道德教化。

1.表彰“至孝”,倡导孝亲。

“孝”与“不犯上”、“不为乱”等道德自律的紧密联系,它不仅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也成为地方官员推行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

东汉地方官员对孝亲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人,常常予以表彰、举荐、擢拔,把他们作为进行道德教化的活生生的教材。

以“至孝”著称的汝南人蔡顺,先后受到两任太守韩崇和鲍众的擢拔和举荐;著名孝子许昌人陈纪受到豫州刺史的大力表彰,便是典型事例。

有的孝子甚至被地方官员“表上尚书,图象百城,以厉风俗。

”与此同时,东汉地方官员采取各种措施,力争使不孝者改过行孝。

桓帝时任考城县(今河南考城)阳遂亭长的仇览,便通过不厌其烦的反复劝诱,使“凶恶不孝”的羊元“深改悔,……遂修孝道,后成佳士”。

此事在当地影响很大,以至阳遂亭内,“期年称大化” 。

2.尊崇儒学,提倡学习儒家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