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 论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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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3期 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3月No.3,2021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M a r., 2021论马一浮对六艺论儒学经典体系的重建□朱晓鹏内容提要“六艺论”是马一浮毕生少有的系统阐述自己核心性思想的学说。
马一浮的“六艺论”决不像许多人以为的仅仅是一种知识系统,它更是一种价值系统,蕴含了马一浮对传统 儒学经典体系的一种全新的理解,也承载了马一浮对自己的六艺论儒学思想的系统建构。
从这 个意义上说,马一浮的“六艺论”已经完全超越了其知识论意义,而是马一浮通过对以六艺为中 心的儒学传统经典体系的重建,实现他自己对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理想的回归。
关键词马一浮六艺论儒学经典体系儒学基本精神作者朱晓鹏,杭州师范大学中 学、教授。
(杭州311121)马一浮虽然与梁漱溟、熊十力一起被尊为现 代新儒家的“三圣”,但是他与后两者的一个很大 区别就是他极少著述和讲学。
而马一浮于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在浙江大学和复性书院所主讲的“六 艺论”,是他难得的讲学和著述经历。
其所主讲的 “六艺论”,也可 是他 主的核心性思学。
然,历来人们对马一浮“六艺论”的理解大 都存在较大的偏颇,除了那些明确地质疑和 :其历和的,一者也大都认为马一浮的“六艺论”主是一,“六艺”统一学术的 论,却了马一浮的“六艺论”的&趣。
的确,从表面上看,马一浮的“六艺论”是“六艺”统摄一 学的一论,并努力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但实际上,在马一浮那,“六艺论”是一 系统,是一 系统,是 了儒学基本精神和 理的经 系,是马一浮统儒学经 系的一 新的理解,也是承载了马一浮对自己的“六艺论”儒学思想的系统建 ,成为马一浮 统、的一个主。
①个 ,马一浮的“六艺论”实经超越了知识论 ,通过对传统六艺论儒学经 系的重,现了其 统儒学的基和 理想的 。
一、从六艺到六经马一浮在《泰和宜山会语》和《复性书院讲录》中,较为系统阐述了其的一个主 .,“六艺论”。
马一浮的六艺论与诗学思想【摘要】:马一浮的思想有两个重心,一为六艺论,一为诗学思想,而后者又是前者的有机组成部分。
六艺论代表着马一浮完整而系统的学术观,这一思想主要由三个命题构成,即“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六艺统摄于一心”、“六艺互相统摄”马之标举六艺论,主张据六艺判教、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其目的在借佛家判教之法,应对近代中国的学术分科大势,以坚守重博通重价值的中国学术传统。
复性书院是马一浮六艺论思想的教育实践。
复性书院缘起于马对现代学校教育的强烈不满;其宗旨为综贯经术、讲明义理,确立六艺之教和复性之旨;其体制则独立于现行学制之外,采用佛教丛林制度,主张政治和经济独立,不为学生规定资格出路。
围绕书院的宗旨和体制,马一浮和熊十力发生了激烈论争,熊主张建“国立文哲学院”,使传统儒学教育向现代学校教育作转化;马主张建“复性书院”,以传统儒学教育弥补现代学校教育之不足。
而根据各自办学的经历,马一浮和梁漱溟却得出了完全一致的反思意见,二人都主张必须去除现代学校教育方式,否则儒学教育将成为知识之传授、口头之空谈,从而变得毫无意义。
复性书院的创办,为传统儒学教育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意见。
功夫论是马一浮六艺论思想中的修养方法论。
马在朱子学的基础上,针对时代病痛,提出读书、穷理、涵养的道德修养功夫。
这不仅是一种独创的理论思考,更是他一生道德实践的真实体现。
它为儒学的重建指出一个新的向度。
“诗以感为体”,代表了马一浮的诗歌本体论。
马认为,诗歌的本体,就是诗人自身的感动,其内容为情与志。
感因史(主要是社会政事)而兴起,因玄(主要是心性义理)而校正,而感之深浅则取决于诗人胸襟之大小,感实同于佛教所说的觉。
马的诗歌本体论,一方面把传统诗学中关于诗歌本体的讨论明确化和系统化,促进了传统诗学的创造性转化:一方面又融通诗歌创作和道德修习,融通诗学理论和道德哲学,为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指出向上一路。
“诗教主仁”,代表了马一浮的诗教观。
中国历史上大学者,王阳明之后,当推马一浮先生,也可谓当代朱子马一浮先生简介马一浮先生(1883—1967),单名浮,字一浮,号湛翁、蠲翁、蠲叟、蠲戏老人。
浙江绍兴人,中国文化宗师。
十六岁应试,名列会稽县案首(第一名)。
二十岁赴美日欧留学。
回国后“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
抗战爆发后,先生忧愤于民族危亡,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
1939年,在四川乌尤寺创建复性书院,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人才。
抗战胜利后,先生回杭,重居林下,主持智林图书馆。
建国后,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
凡是看到马(一浮)先生所写的字,所作的诗的人,只要稍有此一方面的修养,便不难承认这是当代第一流乃至是第一人的手笔。
对马先生的《答问》,也容易感受到他的文字之美。
独对于他的《复性书院讲录》,恐怕容易发生扞格,觉得马先生对古典文义的解释,与一般言训诂者不类;这是我在这里想特别提出谈一谈的问题。
大家首先应了解,马先生是一个博极群书、精通训诂校勘之学的人。
并且他对西方哲学,也有基本的了解,所以从来不为附会之谈。
今台湾大学中文系名教授戴君仁先生,曾亲炙马先生之门,尝谓:“中国历史上大学者,阳明之后,当推马先生;故谓之当代之朱子可也。
”按:马先生之鸿博似朱子,而朱子用心危苦,马先生则意境圆融。
至其学问归宿,则近阳明而不近朱子。
在马先生的《讲录》卷一中,他专列有“读书法”一项,这是《朱子读书法》以后很精密的治学方法。
读者应以马先生所说的读书法来读马先生的书,则自不至发生扞格之病。
但我想特别提醒的是:读书是为了探求义理;而中国古典中的义理,常是凭人凭事,触机而发。
人与事所逗出的机,常限于某一时间或某一方隅的特殊情况之内。
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所显的义理,亦常为义理的“殊相”,而非义理之全。
义理在特殊情况下所显出的殊相,对义理本身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制约;这种制约,也可以携带着历史地夹杂,因而使人不易见义理之纯。
马一浮名言警句1.马一浮的人物评论《理学大师马一浮》海内外学术界对于近现代儒学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相当热门,其中对那些自构体系、融会西学的所谓“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诸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已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广为人们所知。
然而,有一位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中国当代理学大师”①的马一浮,却鲜为人提及。
究其原因,可能与马一浮从不标新,更不自构体系,而始终只是默默地潜心体究宋明理学,躬自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精神,匿居陋巷,不求闻达等有关。
这在今日着眼于“新”的学人们看来,马一浮似乎偏于“仍旧贯”,对传统儒学没有多少新的发明,因而未予重视和研究。
其实,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
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时人所公认的。
众所周知,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十力语要》卷二《与贺昌群》)。
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
”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当代中国哲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所以,研究和分析一下马一浮的思想路向,对于把握近现代儒学发展的全貌,也是极有意义的。
马一浮,单名浮,一浮是他的字,号湛翁,别署蠲戏老人、蠲叟等,浙江绍兴人。
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①死于1967年。
他自幼饱读诗书,1898年,十六岁时,应县试,名列会稽县案首(第一名)。
②青年时,他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
”(引自马叙伦:《石屋余渖》“马君武”篇)大约从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
著名画家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在记述他1933年第三次去马一浮居处访问时的感受(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说:“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
学人书法之长——马一浮马一浮先生学人书法之长——马一浮阿迪马一浮(1883—1967)先生,国学大师、一代儒宗,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周恩来总理曾称他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是诗人和书法家。
马一浮是中国现代思想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
马一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阐发他的理学思想的,这也就是他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的“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的四点:“主敬”、“穷理”、“博文”、“笃行”。
他指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
”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论,从形式上来看是固守传统的。
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即所谓:“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泰和会语》,)。
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
书法对于马老是文余艺末之事,却是其心性载道之托。
马一浮书法虽是其闲暇余事,可勿作所谓的文人书法来看。
他的童年接受了非常严格的科举会试教育,书法功底异常深厚。
马一浮书法,凝练高雅,不名一体。
篆书,取法李斯和钟鼎刻文。
隶书则径取汉碑及南北朝碑帖,对《石门颂》参透最深。
其行书植根于钟王诸帖,兼用唐贤骨法,对欧褚朱董多有取法。
独心契沈曾植草法,参用其翻转挑磔笔意。
碑帖结合,收敛体势,书风清隽,神采遒逸。
马一浮自题《维摩诘经佛道品》有云:“痴儿不解事,强分碑与帖。
吾逢郑道昭,携手追繇羲。
娇娇云峰势,濯濯兰亭姿。
墨林有真契,不许野狐知。
”由此可知其书法论者甚多,但往往不得要旨,妄言欺世。
马一浮先生眼高手也高。
曾云:“昨为张知白书一联,略无笔墨痕,真是神品。
何子贞一生不能到此境界,伊墨卿庶几近之,然犹着意。
何书结体不好,只是太着意,吾书乃了无意......”论书以“无意超妙而自然超妙”最不易得到,此乃先生学养襟怀高人一等所致也。
但先生对己书也有自知之明,大家就是大家,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马一浮的佛学观摘要:现代新儒家的宗师马一浮有着精湛的佛学造诣。
在马一浮看来,儒佛两家,各有悠致。
他运用华严宗的判教理论,将佛教摄入儒家六艺的范畴之内,从而使儒家六艺的发扬光大获得充裕的文化资源,使儒经佛义迭互阐明,相资并发。
他继承了中国学术重“意”轻“言”的传统,在以本原自性为终极真理的意义上,主张“儒佛俱泯”。
马一浮自觉适应历史形势的发展,以其真切的学术抉择,坚守了一方固有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马一浮;新儒家;佛学观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9)01-0020-05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代宗师,马一浮先生(1883-1967)对于佛教经藏浸润之久,体会之深,抉择之精,运用之妙,能得天台、华严、禅宗之圆融、通透、灵活、真切、着实,并世诸贤无能出其右者。
职此之故,对他的佛学观略作探讨,不仅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在马氏学说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马氏学说的基本特点,明了儒佛两种异质文化在近代语境中的会通与融合。
一、儒佛悠致马一浮虽遍游两洋,学贯中西,却最终归心孔孟六艺之教,以儒名家。
其对儒学,可谓推崇备至。
在他看来,国学就是儒家之六艺,儒家之六艺就是国学。
他曾说:“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
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
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两千余年来普遍承认。
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
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
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
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
”他对此深信不疑,谆谆教导从学弟子:“诸生若于六艺之道,深造有得,真是左右逢源,万物皆备。
所谓尽虚空,遍法界,尽未来际,更无有一事一理,能出于六艺之外者也。
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
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
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
”对六艺之道的深造自得,使他对中国文化的价值与前途充满了坚定的信念。
马一浮先生:不赞同某些儒家的辟佛之论马一浮先生简介马一浮先生(1883—1967),单名浮,字一浮,号湛翁、蠲翁、蠲叟、蠲戏老人。
浙江绍兴人,中国文化宗师。
十六岁应试,名列会稽县案首(第一名)。
二十岁赴美日欧留学。
回国后“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
抗战爆发后,先生忧愤于民族危亡,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
1939年,在四川乌尤寺创建复性书院,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人才。
抗战胜利后,先生回杭,重居林下,主持智林图书馆。
建国后,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
马氏(马一浮)以《易》为儒家要典,六艺之原,是最高真理的最为圆满的展现,而亦许佛教能与之相应:“佛氏谓般若气分,亦必洁净精微,乃能至之。
故与易教相应。
”儒家之最高境界,在马一浮那里自然是最高真理的体现,而马氏亦承认佛教能以自家的方式臻至其域,并能欣赏之。
马一浮既视佛教为能达到究竟境界的一种教法,故而其于儒家在辟佛之论时有不同看法。
他对朱子攻击佛教自私的话便不以为然:“朱子说:'二氏,只是一个不耐烦的人,他事事想逃避,此便是自私。
清谈末流,任诞废务,却是如此。
’若大乘一类,机发大心,负荷众生,却骂他自私不得。
”他也不赞同儒家攻击佛教“怖畏生死,欲求解脱,只是为利”,认为“此语较驳斥求福报者转深。
然大乘教义实不然,不见有生死可出。
故曰:'众魔乐生死,菩萨于生死而不舍。
外道乐诸见,菩萨于诸见而不动。
’生死涅槃,等同一相,方为究竟。
安有所谓出世间法耶?此非为佛氏回护,理实如然。
”——韩焕忠《马一浮的佛学观》。
马一浮先生的读书之道作者:修民来源:《醒狮国学》2014年第04期马一浮先生是近代大儒,其学问、学识、人品、风骨,皆为世人所共仰,先生在战火横飞的抗日战争期间,避难西南,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守护民族精神的命脉,讲学著说,以坚抗战民心。
《复性书院讲录》是马先生在复性书院所讲课之全部讲稿,其中《开讲日示诸生》《学规》《读书法》《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等篇,是马一浮先生一生治学的心得,也是其读书之道的精髓,为众多学子提供了精当的读书津要。
马一浮先生教导学子读书,统观其读书之道,皆读书、为学、为人的要津,而决非读书的速成窍门。
定心在先生看来,读书需有定向,趣向既定,可议读书。
因而,马老先生指出:“肢体运用,主之者心。
故欲读书,先须调心。
心气安定,自易领会。
”今日社会氛围,大部分人整日忙于日常事务,能心气安定的读书真可谓难矣。
马一浮先生认为:“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
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
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
”因而,对于读书而言,定心乃第一要义。
主敬涵养先生认为,读书能定心仅仅是入门。
读书,绝非仅仅穷理博文之一事,“必资于主敬,必赖于笃行”。
因而,读书须有一个“敬”字,“敬之一字,聪明睿智,皆由此出”。
“敬以摄心,则收敛内向,而攀缘弛骛之患可渐祛矣。
敬以摄身,则百体从命,而威仪动作之度可无失矣。
敬,则此心常存,义理昭著;敬,则气之昏者可明,浊者可清。
气既清明,义理自显,自心能为主宰。
”在马一浮先生看来,今日学者通病皆出于对读书做人失之一个“主敬”,故而“唯务向外求知,以多闻多见为事,以记览杂博相高,以驰骋辩说为能,以批评攻难自贵,而不肯阙疑阙殆。
此皆胜心私见。
欲以矜名哗众,而不知其徇物忘己。
坠于肆慢,戕贼自心。
故其闻见之知愈多者,其发为肆慢亦愈甚。
往而不返,不可救药。
”由此可见,读书须以“主敬”涵养之,唯主敬可以胜私,唯主敬可以息妄。
私欲和妄念日销,则读书之正心,逐渐养成,读书才可有主心骨,才可日益精进而有所得。
先释学问之义 后明问答之旨
人人皆习言学问,却少有于此二字之义加以明晰之解说者。如见人读书多、见闻广,或有才
辩、能文辞,便谓之有学问。古人所谓学问似乎不是如此,此可说是有知识、有才能,若言
学问,却别有事在。知识是从闻见得来的,不能无所遗;才能是从气质生就的,不能无所偏。
今所谓专家属前一类,所谓天才属后一类。学问却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要变化
气质而后成,不偏重才能。知识、才能是学问之资藉,不即是学问之成就。唯尽知可至于盛
德,乃是得之于己;尽能可以为大业,亦必有赖于修。如此,故学问之事起焉。是知学问乃
所以尽知尽能之事,而非多知多能之谓也。
学问二字,今浑言不别,实际上学是学,问是问,虽一理而有二事。浅言之,学是自学,问
是问人。自学是要自己证悟,如饮食之于饥饱,衣服之于寒暖,全凭自觉,他人替代不得。
《学记》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美)[善]也。” 佛
氏亦有“说食不饱,数宝不富”之喻,最善。问人即是就人抉择,如迷者问路,病者求医,须
是遇善知识,不然亦有差了路头、误服毒药之害。古语曰:“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
又曰:“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皆指师家不明之误,所谓自救不了,为人即祸生也。禅
师家接人每以言句勘辨,故有宾主料简。不惟师择弟子,弟子亦要择师。若学者不具参方眼,
师家不辨来机,互相钝置,名为一群瞎汉相趁。儒家问答、接人手眼实与禅师家不别,会者
自知,但先儒不显说耳。故必先学而后问,善问者必善学,善学者必善问。师资道合,乃可
相得益彰。
孔子自居好学,又独称颜回为好学。“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所以为“大智”。由此言之,好学
好问皆为圣贤之事,未可轻易许人。圣贤是果位人,犹示居学地,示有下问,“有若无,实
若虚”。何况学者在因地,若得少为足,便不肯用力。
今人于记诵考据之学非不用力,但义理则非所尚,此其蔽也。安其所习,而耻于问人,今人
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未尝不研究,未尝不问人,但于自己心性则置而不谈,未尝致问,此
由耽于习而忽于性,故以为不足问也,何由得有成就?今日学者为学方法,可以为专家,不
可以成通儒。此所言成就,乃欲个个使成圣贤。
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
若问:学是学个什么?答曰:伊川尝试颜子所好何学论,便是解答此问题。须知古无科学、
哲学之称,亦无经学、史学之目,近世以汉、宋分途,朱、陆异撰,用朝代姓氏为别,皆一
孔之见。濂、洛、关、闽只是地名,考据、词章同为工具。八儒三墨各自名家,入室操戈互
相胜绌,此庄生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也。学只是学,无假头上安头,必不得已,强名义理
之学,如今立科、哲,各从所好,权示区分,犹胜以时代地域为号。《论语》四科有文学,
《宋史》列传出道学,文则六艺之遗,道为义理所寄,实即学文、学道之倒言耳。
孔子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入太庙,每事问。”“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三
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其所学所问,亦不可加以名目,
故谓“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知此则知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不免失之于通,
殆未足以尽学问之能事。虽然,分河饮水,不无封执之私;互入交参,乃见道体之妙。既知
统类,则不害差分,致曲通方,各就其列,随顺世间,语言亦复何碍?故百家众说,不妨各
有科题,但当观其会通,不可是丹非素,执此议彼。能舍短取长,何莫非道?万派朝宗,同
归海若;容光必照,所以贞明。小智、自私乃存畛域,自智者观之,等同一味,岂有以异乎
哉?
今略说因地学问之道。
《易》文言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学要进德修业,积累而
成,故曰聚。问则解蔽去惑,言下洞然,故曰辨。“宽以居之”谓体无不备,“仁以行之”谓用
无不周。《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上四明体属知,下一
达用属行,知行合一,体用不离,与《易》文言同旨。释氏以闻、思、修为三学,亦同《中
庸》。闻该学、问,思约思、辨,修即笃行也。思辨即学问之事,学而不思则无得,问而不
辨则不明,故学问必要思辨。知是知此,行是行此,即此体,即此用。故《论语》只以思、
学并言;佛氏开为三,闻、思、修;《中庸》开为五,学、问、思、辨、行。约而言之,则
但曰学。言有广略,事惟一贯。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学而不笃志,犹之未学;切问而不近
思,犹之未问。学欲其博,是要规模阔大,非谓泛滥驳杂也;问欲其切,是要体会亲切,非
谓腾口说、骋机锋也。志欲笃,笃谓安止而不迁;思欲近,近谓不远而可复。优柔餍饫,若
江海之浸,膏泽之润,学之力也;涣然冰释,怡然理顺,问之效也。故学必资于问,不学则
不能问。
《学记》曰:“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非不许问,谓不可躐等而问也。又曰:“力不
能,问,然后(告)[语]之,(告)[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此谓不思之过。
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注:“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
之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愤、悱是能思,举一反三是善悟。不能如是,圣
人之所不教。上根如颜子,闻一知十;其次如子夏,告往知来;子贡闻一知二;樊迟、司马
牛最下,闻而不喻。如樊迟问仁、问智,不达,再告以举直错枉,犹不达,乃退而问子夏;
司马牛问仁、问君子,皆以为未足:此皆在不复之列。《论语》多记孔门问答之词,实为后
世语录之祖。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
艾者。”除第五类外,前三亦假问答。但孟子之意似以答问为接下机,其实问虽有高下,答
则因才而施,其道是一。
《学记》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
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
善答问者反此。”此是问答之轨范。
学以穷理,问以决疑。问前须学,问后要思。故学问之道以致思为最要,思则得之,不思则
不得也。学者观于此,亦可以明问答之旨矣。
吕与叔曰:“古者宪老而不乞言,仪刑其德,无所事于问也。其次则有问有答,然犹„不愤不
启,不悱不发‟。又其次则有讲有听,讲者不待问也,听者不致问也,如此则师虽勤而道益
轻,学者之功益不进。又其次则有讲而未必听。至于有讲而未必听,则无讲可矣。”
今于讲论之外,开此问答一门,乃欲曲顺来机,加以接引,观其资质所近,察其习气所偏,
视其志趣所向,就其解会所及。纳约自牖,启其本心之明;应病与药,救其歧路之失。随感
而应,其用无方,祭海先河,庶几知本。至于发问,当有范围,虽无倦于相酬,亦致诫于陵
节。诸生平日所治科目,各有本师,无劳诹及。但关于身心义理,欲知求端致力之方,或已
知用力而未得其要者,不惜详为之说。
诸所不答,条列如下:一、问单辞碎义、无关宏旨者不答。一、问僻书杂学、无益身心者不
答。一、问时政得失不答。一、问时人臧否不答。一、辞气不逊不答。一、越次而问不答。
一、数数更端不答。一、退而不思再问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