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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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述评作者:陈敏来源:《文教资料》2015年第12期摘 ; ;要:批评话语分析源于批评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研究发展中出现的新兴流派。
在语言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中,这一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引起了语言学研究者的极大关注。
批评话语学家对批评话语的概念具有独特的认识,通过对社会问题、社会意识形态等的话语分析,揭示社会歧视和社会不平等种种社会现象,形成具有显著特点的三个重要流派和研究方法:社会文化分析流派、认知分析学派和历史分析学派。
本文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概念、历史发展和研究流派进行述评,以期全面认识这一重要的语言学研究领域。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 ; ;概念 ; ;历史发展 ; ;研究方法一、引言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也称为批评性语篇分析,是现代语言学新兴的研究领域。
批评话语分析以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话语的研究,揭示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而实现语言学的社会批判价值。
在其发展的三十多年来,批评话语分析形成了带有自身特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体现了近年来语言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是当今语言学界最活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之一。
本文从批评话语分析的概念、历史发展和研究方法进行述评。
二、批评话语的概念在语言学中,话语(discourse)通常指书面和口头语篇,是语言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而在批评话语分析中,话语则具有独特的含义。
批评话语研究的代表人物费尔克劳夫(Fairclough)曾明确指出:“话语在口头和书面的语言运用是社会实践的形式。
”[1]费尔克劳夫将话语和社会实践相联系,体现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性倾向。
另一位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沃多克(Wodak)则强调话语的语言属性。
沃多克指出,话语就是同时或者先后发生又相互联系的一连串语言行为,这些语言行为是包括符号、口语、书面语在内的文本,它们在主题上相互联系,并属于一定体裁,在一定的社会行为领域内或社会行为领域间展现出来[2]。
品位•经典语言丈字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核心O 卜怡舒(日照海曲高级中学,山东日照 276800 )【摘要】维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批判日常语言,追求理想语言;后期则通过回归日常语t ■的方式继续对语言的反思。
从表面看来,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是针锋相对的,实际上它们统一于“语言批判"。
作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念的基点,语言批判贯穿其语言哲学研究的始终。
文章从语言批判的概念入手, 分别对维特根斯坦前后期语言批判的两个不同阶段,对它们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以寻求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关键词】语言批判;前期维特根斯坦;后期维特根斯坦;一致性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作为语言 转向中的关键人物,他的思想在语言哲学发展中具 有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整个语言转向就发生在他的 思想当中,前期的思想标志语言转向的开始,后期思想则意味着语言转向的完成。
哲学家一生能提出一 种原创性理论已经难能可贵,他提出了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理论,并且激烈地进行自我批判O 正是这种 与众不同,使得学者们更多地强调他前后期思想的差异,从而忽视他思想中从未改变过的核心——语 言批判。
一、语言批判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没有对“语言批判”的 详细界定和论述。
一方而,前期维特根斯坦追求逻辑 上的明晰,行文十分精炼;另一方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坚持反对本质主义的立场,很少对概念进行界定。
此外,维特根斯坦一生都在践行着自己的语言批判思想——实际行动是最好的解释。
简单地说,语言批 判就是对语言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涵盖了语言的许多方而,如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存在方式以及语言 同世界和人的关系等。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批判也是 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因为“语言哲学的目的在于语言之外的世界,准确地说,是人及人的世界,而非自 在的世界”⑴4,维特根斯坦就是通过对语言的批判为 人类的思想划界,研究人的世界。
语言学转向与现象学的语言观
杨雅靖
【期刊名称】《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15)003
【摘要】哲学自身的发展和语言的深入发展共同导致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此背景下,现象学派也非常重视语言问题.无论胡塞尔的意向性语言观、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语言观、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语言观,都把语言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真正体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总页数】5页(P101-105)
【作者】杨雅靖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089
【相关文献】
1.理性批判两个阶段: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从《理性的界限:哈贝马斯、利奥塔以及梅莱尼·克莱恩的理性观》中看现代与后现代理性观 [J], 张秀琴
2.索绪尔语言观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语言观 [J], 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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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解蔽与诠释——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的现象学解释 [J], 牛文君;王士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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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第二章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与修辞批评从修辞分析的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与阐释的方法,在20世纪西方的文学研究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
以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与英美新批评为开端的文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为修辞论转向;结构主义文学研究也与修辞批评有关;解构主义批评是20世纪文学修辞批评的集大成者,在解构主义者那里,修辞分析的方法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调。
对中国修辞批评存在状况和描述与分析,是本书的主要任务。
在此这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与修辞批评的关系加以简要的回顾。
通过这种回顾我们将发现,其中许多观点对我们探讨中国修辞批评的问题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一、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修辞论倾向如果仔细分析一个的话,我们会发现,20世纪发生在文学理论研究及其批评实践中的语言学转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修辞论转向。
俄国形式主义者、英美新批评理论家、结构主义者在试图用语言学的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时,都曾大量借助于修辞批评这一角度。
他们不但关注文学文本对象征、隐喻、换喻、反讽、复义等修辞格的应用,关注诗歌的语言策略、叙事作品的叙事策略,而且还试图从修辞的角度对文学的本质、文体风格等传统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重新进行解释与界定。
解构主义理论家多数时候也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修辞分析去阐发自已的理论主张的,而且他们还把修辞问题上升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认为不仅语言在本质上具有修辞性,而且现实也只能通过修辞才能进入人的文化视界;因此,在解构主义者那里,对文学修辞分析已经被赋予了远远超出文学自身的意义。
他们公开声称,解构主义就是修辞学;用修辞批评的方法去揭示文本的秘密,同时也就是揭示人所生存的世界的秘密。
解构主义理论家倡导的这种建立在修辞本体论观念基础上的修辞批评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都曾借助于它。
就连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者哈贝马斯重建理性主义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也要借助于重建“交往行为的合理性”来实现,基理论前提是:既然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语言关系,那么改造人生活于其中的语境也就是改变人生活的现实。
“法学的语言学转向”二十世纪的西方学术史,有语言学的世纪之称,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纷纷受到这种“语言学帝国主义”的侵袭,作为“永远无法自给自足的学科”(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语)的法学,也同样未能免俗——以哈特为代表的语义分析法学、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学思想以及风靡一时的法律解释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均来源于语言学的智力支持,故而有“法学的语言学转向”之称。
而在我国,法律语言学作为一门晚出的学科,十几年内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至今尚未凸显其应有的学科优势,因而不断有有识之士试图从方法论的创新角度来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学术地位的提高而努力,本文所作的尝试,也仅仅是这众多努力中的一种。
如何从西方“法学的语言学转向”思潮中获取有益的借鉴,自觉地更新研究方法,以尽快改革我国法律语言学研究的现状,正是写作此文的初衷。
一、“法学的语言学转向”概述1.“法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学术背景如前所述,“法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出现,与二十世纪整个西方思想的学术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在二十世纪,语言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中心话题。
因此,在对法学的语言学转向进行叙述之前,有必要追溯至其理论源头,即“语言学转向”思潮。
“语言学转向”思潮在西方学界的出现,并非偶然。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
上帝死了,灵魂的寄放地何在?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语言这一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并将其作为伦理世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们对语言领域的研究,范围之广泛、学派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使人为之振奋”;虽然这种对语言的重要性之强调在我们看来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却给哲学研究带来了蓬勃生机,对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发展轨迹也产生重要影响,这其中包括法学。
由于“语言学转向”所涉及的思想家学派繁多、进路各异,因而很难对这一思潮作一个简单明了的总结。
著述评论语言哲学的实验转向——梅剑华《直觉与理由:实验语言哲学的批判性研究》评介李金彩21世纪以来,分析哲学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方法论变革。
哲学家借鉴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等惯常使用的实证研究范式,尝试为诸多古老的哲学议题给出新颖的注解,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丰硕且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一种“哲学科学化”或曰“科学哲学化”的趋势。
实验语言哲学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从美国哲学家爱德华·麦希瑞(Edouard Machery )等于2004年发表在Cognition 上的《语义学:跨文化风格》①一文算起,实验语言哲学诞生至今正好20周年。
众多英美哲学家(如Michael Devitt、Genoveva Marti 、Nat Hansen、Joushua Knobe、Eugen Fisher、Ron Mallon,等等)围绕名称指称问题以及意义的阐释等核心语言哲学议题,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争鸣与持续的实证探索,业已发表两百余篇学术论文,此外还有两部英文论文集集中探讨这个新兴领域的研究现状、问题与趋势。
这一系列研究通过考察大众视域中的语言哲学论题,开拓了语言哲学的实验研究路径,开启了语言哲学作者简介:李金彩,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讲师,明园晨晖学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实验语言哲学视域下的专名指称机制建构”(21CZX065)。
073著述评论的“实验转向”,推动了语言哲学的发展②。
在国内学界,虽有不少学者积极关注并投身这场轰轰烈烈的实验哲学运动,但针对实验语言哲学这一子领域的具体研究仍处于缓慢起步阶段。
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实验语言哲学”“实验语义学”“语义直觉”等关键词,实验语言哲学文献仅十余条。
梅剑华教授作为长期在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领域深耕的中国哲学学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国际研究热点,在《实验哲学、语义学直觉与文化风格》③一文中,首次较为系统地引介了该哲学运动。
社会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关于对
交往行为理论哲学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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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它的理
性概念具有意识哲学的特征,无法对其进行明确的语言分析;
它的真理概念具有黑格尔主义的特征,具有远离生活世界的抽
象性;它不重视资本主义民主法治国的道德一实践领域的话语
性特征。哈贝马斯引入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使社会批判理
论的范式挪移到了话语分析的基石上,把语言哲学和社会批判
理论创造性地糅合起来,既使语言哲学具有了可贵的社会批判
品质和道义感,也使社会批判理论获得了语言哲学强大的分析
工具并走出了意识哲学的胡同。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语言
哲学
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是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以来哲学领
域发生的决定性现象之一。对于这一断裂的表现,作为社会批
判理论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认为:在方法
论的层面,“二十世纪哲学从十九世纪兴起的后亚里士多德逻
辑学和弗雷格的语义学那里借用了新的表现工具和分析工
具”;在思想内容层面,“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
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
格斯中心主义的克服”成为了现代思想的四大主题;在四大主
题之中,从重要性上来看,后形而上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和从
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尤其具有基础性意义,它们
导致了同样深刻的变革。可以说,无论在哈贝马斯对思想史的
显性反思中,还是在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宏大展开中,
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都是关键词。本文着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作为社会批判理论最重要的当代形态,交往行为理论如何在借
用语言哲学作为方法论基础的同时也对语言哲学进行了改造,
从而彰显了语言哲学潜在的社会批判能力,使语言哲学进一步
摆脱了它自身所批判的实证主义的陷阱。
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40年代发出这样的呼吁:“请把句子
视作工具,把句子的意义视作其使用!”那么句子的主题和意义
又是如何获得的呢?他认为这“和我们语言游戏的整个领域有
关”。对语境和语言游戏规则的强调,对私人语言的反对,都
使维特根斯坦超越了对表达式与指称物关系进行研究的传统语
言学范畴。对此,王晓升教授有精辟的论述:“维特根斯坦通
过对于私人指物定义的分析,否定了样本和字词之间的指物定
义的关系,他认为这种联系不是指物定义的方式确立的,而是
一种语法联系。”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维特根斯坦关于‘私
人语言’的论述不仅使他自己从《逻辑哲学论》中走了出来,
彻底清算其早期哲学,而且从根基上清算了在欧洲哲学史上特
别是近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奥古斯汀式的语言图画。”可以说,
维特根斯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为哲学研究奠定了新的方法论基
石,这就是语言分析。对于语言行为类型和规则的更为具体的
研究则是由后来者完成的。
J.L.奥斯汀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了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概念。
他认为,当某人以言语进行打赌、命名或者道歉时,我们把这
种言语仅仅看成是对行为的“报道”,即看成仅仅是说出某种
东西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完成行为式表述本身就是完成了某种
行为。奥斯汀对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有效性给出的条件是:“我
们通过我们的表述所有意使用的惯例性步骤
(conven.tionalprocedure)必须实际上存在”。由这个条件所
引申出的两条规则是:第一,“人们所沿用的惯例必须存在并
且为人们所接受”;第二,“我们旨在其中沿用这种步骤的环
境必须与沿用这种步骤相适应”。可以看出,奥斯汀跳出了传
统语言学对语义、语法和句法进行研究的樊篱,研究了语言行
为的某些特定类型。但是,他并没有对陈述的真实性概念进行
扩充使之与有效性连接起来。
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首先发现了语言具有集行事和命题于
一身的双重结构,而塞尔却对语言行为做了更为具体而明确的
分析。塞尔认为,言语行为(speechacts)又被称为语言行为
(1anguageacts)、语言性的行为(1inguisticacts),并且在任
何语言交际的模式中都必定包含有一个语言行为。在塞尔那里,
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从人们通常认为的符号、语词、语句,或
者它们的标记(token),转换为人们在完成言语行为中给出标
记。作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给出语句标记的以言行事行为
是受一定的规则支配的。塞尔对支配语言行为规则进行了研究,
把它们分为构成规则(constitutiveroles)调节规则
(regulativerules),并且认为意向和惯例对语言行为的效果具
有构成性作用。凹但是,塞尔仍然只在命题真值的有效性层面
上来区分以言行事行为的基本模式,因而他的研究范围仍然限
制在语词和世界的关系范围内,而没有扩展到哈贝马斯所说的
有效性的广阔视域之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语言行为理论扩展了哲学研究的方
法论基础,但前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没有进入对交往有效性的
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条件的研究,即没有进入对言说的真诚性
和规范的正确性的研究。这个工作是由哈贝马斯完成的。哈贝
马斯把对言语行为的研究转向为对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的
研究;把言语行为的真值有效性扩展为交往主体言说的三个特
质:相对于客观世界而言的陈述真实性、相对于主观世界而言
的主体真诚性、相对于社会世界而言的规范正确性。以交往行
为概念为基础,哈贝马斯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现代病的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真实性观念的活跃’应当为有效性层面
打开一个完整的天地,其中包括命题的真值,善与和谐,以及
规范的正确性等等。”而塞尔和奥斯汀没有能够找到各种相应
的判断标准,往往把真实效果和理想效果限制在命题的真值性
上以回避将会遇到的困难。这样做的结果是反而远离了对生活
世界的分析。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把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
连接起来的中介正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只把语言看成是一种
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它排除了一切外在的强制和内在的强制
包括金钱、权力和内心屈服的压力。在交往行为中,在言语者
的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观体
验的表白具有真诚性的情况下,言说行为就不同于以控制对方
为目的的策略行为。这是因为,在交往行为中“不同的参与者
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
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
性。”
在对语言行为的分析中,下面的问题可以说是每一位语言
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语言行为者的个体性(表现为主体性、私
人性等等)与语言结构公共性(表现为语言结构的无主体性、或
语言的本体特征)的对立;语言行为者的外在对象化或客观化行
为向内在的主观世界延伸的问题,或者说是主观世界的物化问
题。简单地说来,维特根斯坦批判了私人语言存在的可能性。
奥斯汀描述了行为的无效性对个体性的压抑:“如果我们不遵
守任何一个规则,我们想要完成的行为就会毫无结果地落
空。”@塞尔描述了规则对个体的强制支配性:“完成以言行事
的行为就是去从事一种由规则支配的行为方式”固。哈贝马斯
则从交往行为的“非强制性共识”角度,以互主体性改造主体
性而非压制或摒弃主体性;以生活世界在人的交往行为中的生
成性来化解规则对个体而言的强制性——其前提是有资质的交
往行为参与者的交往有效性。哈贝马斯认为,系统对生活世界
的入侵造成了交往的扭曲,而交往的系统性扭曲则造成了资本
主义的种种现代病;现代性重建的重要目标就在于找到消除现
代病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