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宽容与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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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出自陈寅恪之口。
从陈寅恪的1925年,陈寅恪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所拒绝。
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以示讽刺。
这句话也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心目中的大学精神。
这句话一听起来还是十分之有吸引力的,作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达到的境界是他们所欲最求的最终目标之一,而王国维,陈寅恪等优秀知识分子作为榜样也值得后世之人的效仿。
每个时代的成功者,都是能够超越“围墙”自主命运的人。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
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弥补。
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追求人生开放的重要目的之一。
一个人在污浊不堪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为当时之强硬势力软硬胁迫,例如在建国前的陈寅恪,朱自清,老舍等一批知识分子,乃是知识分子之楷模;相反的,顺从于当时之时势,并与之同流合污者,即使在文学上有不凡造诣但也逃脱不了后人的口诛笔伐。
所谓“独立”,“自由”,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也不是绝对的。
独立与自由只能在一定的前提下,一定的阶级立场上的独立,自由。
比如,你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去实现你的独立,自由,但是并不能触犯其法律。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认为,为了使学生得到自由发展,免于“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必须使大学成为“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成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
我们所说的宽松式管理绝对不是不管理或者说没有规矩!而是自由式管理!什么是宽松自由?思想上,行动上,!先看事例!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把北大改造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使北大正式成为在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
正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北大出现了中国学术史上自稷下学宫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百家争呜的局面,而且超越这个传统,使学术得以脱离政治权力而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以后在一九一九年形成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
思想指导!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
事实证明,只有自由的人才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
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
自由是每一个人天赋的权利。
自由主义者最懂得一个人必须自尊、自强、自律、自胜,最懂得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
自由主义者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
他的信条是:“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
”他只是决不宽容扼杀别人的自由的专制者和独裁者。
古有北大玩三年,清华做三年之说!但是北大出鬼才而清华出人才!继蔡元培自一九二三年起任北大校长十五年的蒋梦麟也把“大度包容”作为办校的方针。
继续为北大、也为中国培养自由主义的元气。
蒋梦麟宣告“我们当继续不断的向…容‟字一方面努力。
…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眼看驶飞艇才好。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做学问做人放宽松了空间才会无限好啊!至于利弊来说当然是要对比!站在不同的角度看自然就不同!既然我方可以说出这么许多好处对方一样也会说!那么好处说点到为止!真正下力气的在于咱们利大于弊!首先既然时代需要这样的自由和宽容,我们顺应时代何以不是利在前来?其二,时代需要创新和创造,事实证明,只有自由的人才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
你不能让一个自由受到约束的人高高兴兴做到最大产出吧?其三,做学问不等同与当兵!也不等同于执法!更不等同与工作!既然是在做学问的地方讨论,那么有的就是自由和宽容!:谢谢主席!各位评委,同学,对方辩友大家好!首先请对方辩友注意的是:我们的辩题是开放式管理的利与比,而开放式管理是没有定语修饰的。
依旧感恩北大传递给我的自由之精神!依旧感恩北大传递给我的自由之精神!自由,是每个人内心深处向往的状态。
正是这种向往,驱使着人们去探索、去奋斗,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
在我进入北京大学的这几年里,我深深感受到了北大对自由的推崇和传递,这种自由之精神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使我受益终生。
北大是国内最顶尖的高校之一,这里有着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开放的学术氛围。
在北大的这几年里,我有幸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和观点,这些观点各不相同,但却都能够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
北大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学生大胆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学术讨论中,我都感受到了自由的氛围,这使我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受拘束地思考问题。
在北大,我还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但却都有着共同的追求——追求真理和自由。
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不仅得到了知识的启发,也受到了他们对自由的坚守和追求的鼓舞。
我们一起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社团组织,共同探索知识的边界,共同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种自由的交流和合作让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
北大不仅注重学术的自由,还注重个人发展的自由。
在这里,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和研究方向,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发展自己的潜能。
北大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术活动和社团组织,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实践和创新中。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不受束缚地探索和实践。
正是这种自由的发展环境,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他们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北大的自由之精神不仅体现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还体现在社会责任和公益事业上。
北大积极倡导公益精神,鼓励学生参与到各种公益活动中,为社会做出贡献。
在北大的校园里,我见证了许多学生组织和社团组织发起的公益活动,他们关注弱势群体,关心环境保护,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爱心和温暖。
这种公益精神的传递,让我深刻感受到自由的力量,使我更加坚定了追求自由和奉献社会的决心。
北京大学校长高级研修学习体会北京大学是中国排名第一的高等学府,她耀目的华彩是我难以触及的,走进北大的课堂也是难以想象的。
感谢福田区教育局领导,让我们这些长期在基础教育战线上工作的老师们有机会走进北大,成为北大的一名短期学员。
坐在北大的教室里,聆听大师们的教诲,领略中国顶尖大学中学者们的风采,充分享受着“心灵的鸡汤”。
一、感受北大文化北大的校园文化有:心系天下、爱国爱民的政治文化;爱之发微、迢迢远照的道德文化;民主科学、薪火相传的学术(科技)文化;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实践文化;知识起家、文化创新的创业文化;还有多种多样的文体文化、网络文化、社团文化、院系文化和组织文化等。
可谓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透过北大的校园文化,我看到了北大的精神风貌、个性特色和社会魅力。
学术是北大的灵魂。
薪火相传的学术,构筑起北大往日的崇高与神圣,也续写着北大明天的光荣和梦想。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传承不衰的风气。
在这种风气熏陶下,形成了北大人面对挑战敢为先锋、永不退缩的独立人格精神。
无论是从给我们讲课的教授们身上,还是在校园里结识的退休高教授、心理学骆正教授身上,都能感受到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传承。
二、领略大师风采在北大学习,认识了北大,感受了北大。
北大的光辉历史、伟大精神、勃勃生机和宏伟目标,震撼人、启迪人、激励人。
一百多年来,这里聚集了众多的著名学者、专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涌现了大批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和教育家。
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孙家鼐、蔡元培、梁启超、鲁迅、李四光、胡适、叶圣陶、林语堂、徐悲鸿、朱光潜、华罗庚、钱伟长……北大昔日的辉煌,在于她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昔日的北大铸就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即锐意进取、奋不顾身和敢当先锋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营造了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氛围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导语: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并一扫原有的官僚作风和腐朽气息,为北大奠定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他的继任者蒋梦麟认为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对此学者智效民评论道:"虽然历经时代变迁,民国那几个校长仿若成为高等教育的绝唱,他们民主治校、培养通才、注重人格教育的光辉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
作为满清遗物的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
这座清末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
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
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就职演说,明确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由于学生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识的深浅,只问其官阶之大小。
官阶大的教员,特别受欢迎,因为将来毕业后“有人提携”,有阔老师做靠山。
他要求北大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他又要求学生“砥砺德行”,“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敬爱师友”等。
他还提倡让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独立去评判。
他还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
主张沟通文理科,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这些主张和措施,不但使北大学生明确了学习目的,而且养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开创了近代高校学生自由研究学术之风。
蔡元培在整顿和改革北大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
北大文化与北大精神周其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既要有迎头赶上的雄心壮志和紧迫感,又要牢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切不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把精力放在管根本、管长远的基础性工作上,始终保持深刻的定见和强大的定力,不为浮云遮望眼,不跟风。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文化建设就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各类量化的评价指标则为工具性的作用。
偱本而求用,则用之不竭;以用取代本,虽能喧嚣一时,终难行远。
中国的大学能否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以什么样的面貌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究竟能在世界一流行列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最终还是要看文化建设的成效。
以文化来推动大学建设世界高等教育,正在经历着第四次重大变革,就是回归大学的文化本质,重新以文化统领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防止大学变成单纯的科研工具和商业场所。
古往今来,大到文明兴衰,小到团体消长,无一不是以文化因素为根本推力和根本原因。
任何社会和社会中的任何部分都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自觉推进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对于大学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这种重要性,既体现在文化对于大学的意义,也体现在大学对于文化的意义。
对于当代中国的大学来讲,文化建设的任务尤为紧迫。
这种紧迫性,体现在世界高等教育回归文化本质的发展新趋向所提出的新课题。
近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经历了几次深刻变革,第一次是从宗教教育机构转变成通识教育机构;第二次是从教育机构发展成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机构,标志是洪堡大学理念的提出和实践;第三次是走向产学研相结合,标志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大学的崛起;现在,世界高等教育,正在经历着第四次重大变革,就是回归大学的文化本质,重新以文化统领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防止大学变成单纯的科研工具和商业场所,以文化确立大学在社会体系中的核心价值。
如果说前几次变革中国的大学都是后发者、追随者,那么,在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一次历史性变革中,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同步者,甚至还有可能、有条件成为引领者。
追求人生的五彩梦体味北大精神演讲稿《追求人生的五彩梦体味北大精神》篇一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想跟大家聊聊追求人生的五彩梦,还有那令人神往的北大精神。
你们知道吗?北大在我心里,就像是一座神秘又充满魔力的城堡。
小时候,我就听人说,北大是全国最牛的大学,那里的人都像是脑袋上顶着光环的学霸。
当时我就想,那得多厉害啊,我这种小虾米能沾上边儿吗?也许在那个时候,一颗小小的种子就在我心里种下了,那就是关于北大的梦想。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大学》。
我毫不犹豫地就写了北大。
我同桌看了,还调侃我说:“你可真敢想啊,北大可不是那么好进的,那得是天才才行。
”我当时就有点不服气,我心里想:“天才咋啦,我努力努力,说不定也能成呢。
”那时候的我,就像一只充满斗志的小公鸡,就想着朝着北大这个目标冲。
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北大精神就像是一盏明灯,它照亮着我们追求梦想的道路。
北大的包容精神那可真是没话说。
在北大,就像是在一个超级大的花园里,各种花朵都能尽情开放。
不管你是来自什么地方,不管你有什么独特的想法,在北大都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
这就好比是一个大熔炉,把各种各样的人和思想都融合在一起,然后就碰撞出了绚丽的火花。
再说说北大的自由精神。
自由啊,可不是想干啥就干啥的任性,而是思想上的无拘无束。
在北大的校园里,大家可以自由地讨论问题,可以对那些既定的观点提出挑战。
就像一场激烈的辩论赛,每个人都能尽情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我想,这就是北大的魅力所在吧。
那我们该怎么去追求人生的五彩梦,去体味北大精神呢?我觉得首先得有一颗敢于做梦的心。
就像我小时候,虽然很多人觉得我想上北大是异想天开,但要是连想都不敢想,那还怎么可能实现呢?然后呢,就是要有行动。
梦想不能只是挂在嘴边的口号,得像爬山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走。
可是啊,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困难。
有时候就像走进了一个大雾弥漫的森林,找不到方向。
北京大学的“三只兔子”北京大学的“三只兔子”――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上一个著名的话题。
“三只兔子”是指三个属相为兔的人,三位名人。
此称谓之溯源,大抵是在1917年,距今已88年矣。
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在历史上留下划痕的事件;而北京大学,和在那里的一帮人,应该说是留下了刻印。
套用如今时尚说法,如果评选那一年“感动中国”或“年度十大人物”之类的情事,北京大学一定榜上有名。
正是,在那一年,北大经历了一场变革,获得了一次新生,这场变革和由此获得的新生,赋予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以全新的理念、精神、存在价值和历史地位,展现了现代大学的蓬勃生机,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而本文要讲的“三只兔子”,正是在那一年不约而同来到了这里。
关于“三只兔手”一般有两种说法。
或因北大确实“水丰草盛”,乃“兔于们”生长之福地,20年代北大文科教员,的办公室被戏称为“卯字号”,其中有5位教员都属兔。
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是“三只小兔子”(辛卯年),陈独秀、朱希祖是“两只大兔子”(已卯年),而校长蔡元培则是只“老兔子”(丁卯年)蔡、陈、胡,即老中青“三代兔子”的组合,是当时北大的灵魂人物,北大的教育改革和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三人领导和推动的。
“三代兔子”是北大的基本框架、治学概念的具体表现;而“三只”从理念上应理解为平等、“一窝儿”;从体现蔡元培的长校方针、学术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应是平辈。
本文要介绍的正是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这“三只”同年的“小兔子”。
“兼容并包”蔡元培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第兰所高等学府,然而它徒具高等学府之名而不副其实,教师多为翰林院腐儒,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僚或豪门之家,上学堂的目的就是升官发财。
有的学生上课还带着听差。
上体育课时,教员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有的学生则是“八大胡同”的主顾。
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经初步改革,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受到“老爷”式学堂传统的影响,,沉疴来去,为世人所诟病。
∙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
“兼容并包”作为办学口号最早是由蔡元培做校长时提出的。
1919年,蔡元培在《答林琴南君函》中曾阐述他的“兼容并包”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
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这一主张在一定意义上与京师大学堂时期“中体西用”、“中西并重”的办学主张有相通之处,二者都包容不同的学术,都在事实上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保障。
“兼容并包”体现了更彻底的宽容和开放精神,它使北大得以网罗各方面的第一流人才;更使北大得以培养出一批批在各方面发生重大影响的特色人才。
在师资聘用方面,北大引进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大批人,同样也聘用了象刘师培、辜鸿铭、陈汉章这些思想守旧之人。
对于学有专长的人也都破格使用,如当时只有中学文凭的梁漱溟就是因一篇关于印度佛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看中,被聘为讲授印度哲学的讲师。
在学生培养方面,北大选拔学生的考试历来竞争激烈,但是一直有破格录取学有专长学生的传统;北大在课程设置上重视人才培养的全面发展和通才教育,但历来主张学生自由选课,强调学生自我管理,自由发展。
北大对于学生管理的“松”是有名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北大对学生的宽容为学生充分发挥潜能,自由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教学上,北大学术资源的开放也是闻名于世的,从沙滩红楼时期的“偷听生”到现今的“北漂一族”,北大以宽容的胸襟接待了一代又一代的无名求学者,真正体现了学术是天下公器。
有容乃大,宽容和开放的精神使北大能保持活力和创造力,成就了北大的“大”。
在五四时期,它为新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奠定了北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在西南联大时期,这一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广大。
当时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都是国内第一流的高校,学风和办事传统却各有特色,相差很大。
但是三校师生却能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秉承“兼容并包”的思想,坦诚相见,和衷共济,培养出一大批后来在各个方面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成就了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1952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中,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几所大学的文、理学院,以及辅仁大学、中法大学等校部分文、理科合并而成新的北京大学。
如何把这些来自不同院校、系别,传统、作风、习惯各异的师生员工很好地团结起来“是一个对新北大起步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关键。
”在马寅初和江隆基的领导下,新北大的师生员工充分发挥兼容并包的精神,在短短几年里顺利实现整合,全校上下团结融洽。
“从未发生过各校同志之间不团结的事,甚至没有出现过‘他们是某校的,我们是某校的’等划分亲疏的言行。
”[2] 院系调整的顺利完成奠定了新北大此后50多年的发展基础,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尊重差异、崇尚自律的自由精神
自由精神是北大的又一特色。
在学术上,是各种学说的平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从蔡元培时期开始,北大就把思想自由作为办学的原则,
如他所说:“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在教学上,北大素来有鼓励自由研究的风气,学校对学生管得很少,往往任其自己研究感兴趣的学问。
其极端的例子如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陶希圣,他说自己在北大法律系读书的时候,第一年整天在公寓里看《明儒学案》。
在日常生活中,自由精神已经化为北大人的骨子里的一种气质,甚至成为北大人的一种标签。
北大人最注重个性独立,崇尚自由生活。
在校方的传统是素来尊重师生个性,不妄加干涉师生的个人生活。
在个人,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有充分的选择自我生活方式的自由。
如衣着,从民国时期身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走上北大讲堂的辜鸿铭开始,直到今日依然有身着儒衫、僧服的身影悠然漫步在北大校园,北大人从来都是淡然视之,不会大惊小怪。
在住上,田炯锦的《北大六年琐忆》述其民国六年(1917年)入学后看到的北大人:“甚至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亦少彼此招呼。
”[3]千家驹写道:“西斋有些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把一间房隔而为二,各人走各人的门。
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者有之。
”[4]。
最典型的是北大学生喜欢在集体宿舍里用布帘分隔出自己的独立空间,这种风气从民国时期一直延续到今日,充分反映北大人珍视私人空间的传统。
北大的自由之风并不表示北大人是个人主义,相反,北大人在许多重大历史关头都曾团结一心,共赴国难,表现出高度的使命感和集体意识。
北大的自由精神是真正的理性的自由,包含着高度自律和自治精神。
宽容、民主是北大人保持个性自由的前提和保障。
因为宽容,辜鸿铭才可以拖着辫子走上民国年间的北大讲堂;因为宽容,法律系一年级新生陶希圣才可以终日呆在公寓研究《明儒学案》;因为宽容,北大才能在100多年的历史中凝聚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物,无愧于中国最高学府的荣誉。
在日常生活中,北大人之间的私人交往很少,几乎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大家互不干涉。
但是北大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北大人可以很方便地参加或创建自己感兴趣的社团。
社团生活是高度民主的,它使北大人在社团生活中充分发挥自己各方面的潜质,实现个性自由发展的同时,养成了高度的自律意识和高超的组织动员能力。
自五四时期以来,北大就一直保有学生自治和教授治校的民主传统。
蒋梦麟《西潮》第十五章对此回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
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
”[5]正是由于学生自治和教授治校的民主传统才保证了北大经历各种风风雨雨,依然坚定地捍卫着师生们的自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