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新闻思想总概括

他接受关学教育，深受中国传统儒家J下统思想的影响，拥有渊博的传统知识，传统思想贯穿和影响了他的一生；同时他留学日本六年，接受了假道日本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希望用自由主义来救中国。

传统和自由的交织和影响，使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鲜明而又独特。

他“发愿终身作记者”，以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为指导，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独立办报立场，使《大公报》沿着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的路线快速发展，但同时又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充满“士为知己者死"的“国士"情结，游离在独立报人与国士之间；他一生追求新闻自由，主张言论自由，不受干涉，吁求民主，实行宪政，但抗战全面爆发一、追求言论自由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核心命题可以概括为：新闻自由是个人自由，具有本体性价值。

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张季鸾首先从统治舆论的负面效果进行论证的。

他在《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社论中批评党国对于言论界有苏联或法西斯式理论之趋势，完全将全国言论界置于党部指导管理之下，想造成全国报纸言论一律，纪事亦一律。

当局谓黑俱白，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的理想局面。

并说此种制度下之报纸，毫无自由宣达民隐之意。

由此，他认为这种统治舆论的做法有两大流弊，一是宣传太统一严整，久了使人民神经麻痹，反使宣传失效，二是报纸成为政府的宣传机关，会使全国言论界单调化，平凡化，使人民失去读报兴趣，最后使报纸失去信用。

由前者言，对政府不利，由后者言，对报纸不利。

他主张政府奖励言论自由越大，减除社会危机愈多，对于党国利益愈大。

“中国在今后救亡建国之漫漫长途中，实亟需勇敢切实之言论，以辅助政府，纠正官吏，鼓励社会”1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他主张言论自由主要是从有利于国家、政府和国民来考虑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背后依然游荡着传统思想的幽魂。

其次，他也从言论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具有神圣地位来论述言论自由的重要性的。

“人民有拥护政府之责，同时亦具有批评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击官吏一部分行动之权。

”2“保障言论自由为各级政府本身固有之职责”3作为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的报纸因而也获得了言论自由的权利。

张季莺有一句话颇得弥尔顿古典自由主义的神髓“报纸地位宜为一切人之喉舌，宫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表现于报纸。

”张季鸾认为，“夫自由云者，最浅显释之，为不受干涉，其表现为随意发表”4但他同时表示：“自由之另一面为责任，无责任观念之言论，不能得自由”，他认为要解决言论界的问题，首先要依靠言论界本身的努力，“报界自身应努力之点亦多，诚不得滥用报纸武器，在道德上有缺憾。

”“要公，要诚，要勇!’’‘‘倘动机公，立意诚，而勇敢出之，而其主张符合国家利益，至少不妨害国家利益，则无虑压迫干涉矣"，但其实，这只是张季鸾向政府表态的问题，在言论自由方面，主要是阐述防止政府压制舆论，统制新闻的问题。

法制成为张季莺应对新闻检查制度所倚重的对象。

他认为政府实行新闻检查确有必要，但是检查必须依照法律，保障公众和报业应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

“应以充分尊重人民权利之精神行之，但可放则放，切勿但可扣则扣。

⋯⋯应依经常之法律，不依临时之命令。

’’6“允不得以喜怒爱憎为偏颇或苛酷之处分”，7“愿政府与言论出版界之间，其关系一以出版法为准。

而适法与违法之衡量，亦宽大，不亦苛刻。

"，并且在内政部正拟出版法施行细则时特别提出建议，“须知立法之目的，重在指导，不重在钳制。

若当局持吹毛求疵之态度，则中国永无言论自由可言。

"8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之下，张季鸾对于言论自由的追求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二、强调报纸的独立性和职业化自由主义本身是一套关于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的理论，其核心问题是媒介究竟是为保障公民权利服务，还是为实现国家权力服务。

虽然这个问题不一定构成非此即彼的选择，但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倡导者们还是倾向于认为媒介是社会公众手中的“公器”，而非政治家手里的“利器”，强调媒介的独立性，认为报刊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

1张季鸾在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以及中国早期新闻学人的影响下，对很多报刊接受津贴，丧失独立性的现象深有感触，最终使他对报纸的独立性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认识到，报纸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经济上自主，政治上不党，强调报纸应没有私图，只为维护公共利益，国民自由发表意见，为国民之喉舌。

他还多次强调同人为职业记者，有着明确的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

因此，强调报纸的独立性和职业化，是张季鸾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重要变现。

经济自主是保持独立性的基础在1926年《大公报》复刊时，张季莺在阐发“本社同人之旨趣"时，更是论述了“不卖”原则对于报纸保持独立的重要性。

但是，在实际运做中，《商报》、《新闻报》为了不得罪各方政治势力，言论“温冷”，不痛不痒。

将“经济自立”当作目的，“无党无偏"只是手段。

独《大公报》将言论公正置于经济独立之上，不以营业为目的，经济自由只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言论自由。

(二)报纸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1926年，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发刊词中写道“报纸的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

"2十年之后，他在《今后之大公报》中重申：“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本报为全国人讨论问题交换意见之用。

"张季鸾在《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中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所表达的自主和中立理念正是张季鸾坚持报刊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的最好证明。

1、不党张季莺“不党’’思想的含义是指不依附于任何政党，等视各党：对各党保持中立，不成为党争的工具，从国家、公民的立场发表评论。

从张季鸾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上就可以反映出来。

作为一家独立的民间报纸的主编，他一直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社训，对事情有着独立的判断和主张。

但这并不是说，他在政治上没有自己的理想和观点，他是坚持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希望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在这一点上，国民党的政权相对而言比较符合他的政治理想，而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之路，是他坚决反对的，所以，他把国民党的政权当正统政府来拥护，他希望通过报纸的舆论影响，帮助政府，改革政治，使国家各项事业向着他的理想模式迈进。

但这并不是说，他主持的《大公报》就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了，对国民党就完全支持了，相反对国民党也是时有痛骂的时候。

而对于共产党的态度，虽然立场上基本反对，但在实际操作上比较客观公正，帮忙还不少。

在对共产党基本是负号的评价下，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他仍然称“共党”而不是“共匪”，把共产党和国民党放到平等的地位，他并不反对两党的斗争，只是反对暴力革命；他反对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大公报》也刊登过不少肯定红军的一系列文章。

西安事变两个月后，于1937年2月15同发表范长江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公之于众。

正值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这篇报道刊登的关于西北局势和共产党纲领的真相，与蒋介石发表的中国西北形势的讲话完全不一样。

除了范长江以外，《大公报》中采访中共的记者还有很多，而且在抗日期间，《大公报》与共产党机关报《新华同报》始终保持团结友好的同业关系，互相支持。

2、不卖“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从本质上来说，《大公报》是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资金来源都是民族资本，从未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的津贴和资助。

在抗战胜利前夕，为发展战后大公报事业，按当时官定牌价购买到20万美元用来购置印刷设备，以填补在抗战时期转辗搬迁时的设备损失，这纯属商业行为，完全不是接受国民党的津贴或资助。

”张季莺一直以新记《大公报》的经济独立为荣。

“同人自复刊以来，常以本报之经济独立，及同人之忠于职业自勉"。

3、不私“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1以后，张季鸾又多次重申过“不私’’的原则。

1936年4月1日，上海版《大公报》创刊，张季莺发表社论《今后之大公报》，声明“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掖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

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咸见，在法令所许范目，力求公正。

苟有错误，愿随时更正之。

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在《无我与无私》一文中，他还讲到：“报人立言不应私于一部分人，而抹煞他部分人；更不能私于小部分人，而忽略最大部分的人⋯⋯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凡束身自好的报人都能避免的。

其比较不易泯绝者，是利于所亲，利于所好，而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

⋯⋯"他更是以身作则，不用自己身份为自己谋福利，不任用自己的亲戚，惟一的侄子高集也是靠自己的努力，由王芸生召进报社的。

4、不盲所谓“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为盲动：评低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限于盲。

"不盲的最好表现就是“明耻教战”方针的提出。

所谓明耻，即通过对日本侵华史实的揭露，激发国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以期动员国民、增进国力，有效地抗敌御侮。

原定从1871年中日两国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始，至1931年九--]k事变爆发终，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所谓教战，即是向国民传授基本的军事知识，以其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能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为此，《大公报》请蒋百里主编《军事周刊》。

“明耻教战”方针的提出，当时就受到很多读者的反对，并备受世人诟病。

当时全国抗日呼声高涨，民族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大公报》此时提出“明耻教战”的方针，明显与当时的舆论和民意相违背，存在很大的风险。

“估计全国力量，时机尚未成熟，为国家前途计，决不能作孤注之一掷，所以仍旧主张保持和平，培养国力，而不取激烈态度，虽遭国人之不满，亦不惜“自我创之，自我毁之’’他们坚持独立判断的理性精神，冒着事业失败和生命危险，也要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正是不盲的最高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