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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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贪生怕死的名人例子
在风雨飘摇的民国时代,动荡的中国也出现了一些饱含气节的文人士子,张季鸾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国家了人民,不贪钱财,不惧强权,高风亮节可谓光照古今。
张季鸾生于晚清时期,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知县,但是因为为官清廉,所以张季鸾家里并不富裕,后来在少年时期,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家里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困难,在母亲的支持下,他坚持了自己的读书梦想,最后凭借出色的成绩终于获得了到日本留学的资格,在日本留学时期,张季鸾了解了世界的形势,深深同情国人的苦难,所以回国之后他决定用笔杆救国救民。
在孙中山先生的支持下,张季鸾开始自己钟爱一生的报纸事业。
1911年,张季鸾成为了《民立报》的编辑,并且还为孙中山先
生起草了就职宣言,但后来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名存实亡。
张季鸾在《民立报》上陈述了关于革命果实被窃取的事实,并且不畏强权地痛批了袁世凯的恶行以及假革命的嘴脸。
他因此被捕入狱,但是他并没有就此屈服,在出狱之后,张季鸾依然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奔波,依然敢说实话,当时的北洋政府实在没有办法,所以打算用钱财来堵住张季鸾的嘴,所以他们偷偷给其送了15万元,但是张季鸾不为所动,真正做到了不贪钱财。
而且他还将自己的财产大都捐献给了贫苦百姓,在去世时,幼子张士基只有4岁,而张季鸾并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我眼中的张季鸾作者姓名。
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人文系新闻学专业中国新闻家,政论家。
名炽章。
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沈卫、沈钧儒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
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
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
因反袁世凯被辅。
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
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
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
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
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
张季鸾先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
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张季鸾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季鸾到日本去留过学,学政治经济学。
1918年,他与吴鼎昌、胡政之3人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1926年,新记《大公报》复刊,他做起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
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
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1930年早春,蒋介石连续3次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
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就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
二张拟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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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界有两位姓张的著名老报人:张季鸾和张友鸾。
张季鸾先生是山西人。
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一直担任《大公报》总编辑。
如何做新闻标题,他的心得是:“写标题应力求鲜明、概括、正确、生动;但有些老一套的新闻,不妨标出老一套的标题,夹在整版新鲜活泼的版面中,也不失为一种点缀。
”1941年8月18日,即他病逝前的19天,所拟的一则标题,令人激赏。
那时,日寇正对重庆日夜不停地狂轰滥炸,而国民党当局竟束手无策。
病重的张季鸾先生拥被而起,奋笔写了如下大意的文章:“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稻子。
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
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
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他为这篇讨日檄文,安了这样一则标题:《我们在割稻子》。
真是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构思之巧莫可言状。
张友鸾先生是安徽人,曾长期主持《新民报》的笔政,与张恨水、张慧剑、赵超构合称“三张一赵”。
他才思飘逸、妙笔生花。
一次南京阴雨连绵,张友鸾先生根据气象台的预报,制作了这样一则标题:《潇潇雨,犹未歇,说不定,落一月》。
大雅大俗,融洽无间,声情并茂,琅琅上口。
一条极常见、极普通的气象短讯,在这则标题的衬托下,可谓化平淡为神奇,让人过目难忘。
张季鸾的“四不主义”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影响张季鸾,陕西榆林人。
中国现代著名报人、政论家。
于《大公报》续刊之日,他执笔撰写《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即“四不主义”。
不党,并非中立之意,也不是敌视政党,而是与党派无一切连带关系,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在中国,目前是共产党执政,当然也存在着其他大大小小的党派。
各党派也有自己的党报,来宣传各党的政治理念等等。
在现代这种一党独大的情况下,遵从“不党”原则尤为重要。
新闻工作者在办报,播报新闻时应抛开自己所属的政党,纯以公民的地位,客观公正地播报新闻。
尤其不应夹带对其他党派的抨击和不满。
此外,各党派也不应过分干预新闻言论的自由。
张季鸾也认为报纸是公共论坛,“公众的喉舌”,因此报纸要超越党派,言论独立。
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地方性的报纸做得比较好。
比如,历史上著名的911事件,全球各大报纸都以此为头版头条,唯独人民日报以领导会面,会议为头版,911事件仅占了报纸版面的一小部分。
但地方性报纸有自己的独立性。
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把握还是比较到位的,不会带有过重的政治色彩。
不卖,就是经济自存,不以言论做交易,不接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的金钱补助和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
这样看来,就是保持新闻的独立性。
在当时,胡政之说过,其实国人办报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政治办报,为一党一派做政治宣传,没有把办报本身当成一种事业来做。
而当宣传目的达到之后呢,报纸也就跟着枯竭了。
另外一种是商业报纸,不问政治。
只做生意经上的打算。
他希望接手《大公报》,开创中国报业的新道路。
在现代,许多报业都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刊登揭露他人隐私,威胁社会稳定的新闻或者准确的说是八卦。
这些报业可以吸引人们的视线,却危害人们的心灵,在道德层面来说也是违反道德的。
还有一些报业私相授受,接受高官,明星的贿赂,不顾事实的为贿赂他们的人做宣传。
在娱乐圈,就经常存在买新闻和卖新闻的情况。
【张季鸾】(1888~1941)报人。
名炽章。
榆林人。
1905年留学日本。
其间加入同盟会,主编会刊《夏声》,鼓吹革命,走上“言论报国、新闻救国”的道路。
1911年归国,应于右任邀请赴上海主编《民主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经于右任推荐,任孙中山的秘书,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宣言》等重要文献。
从1915年起创办《民信日报》、北京《中华新报》,揭露袁世凯、段祺瑞复辟帝制、丧权辱国的罪行,因此两次被捕入狱。
从1926年起担任《大公报》总编辑,主持笔政长达15年之久,力主使该报成为反映中国自由舆论的喉舌。
九一八事变后,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强烈反对伪满洲国,明确提出“对日无和平之可求”、“必须抗拒至最后时日”。
1934年他突破国民党封锁,对革命根据地作了客观介绍。
1935年底连载长篇通讯,向全国公开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相。
七七事变后,他主张共赴国难,坚决抗战,写了许多鼓舞人心的社评,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指出中国已面临亡国的危险,“只有彻底牺牲,才能自救”。
1941年《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奖。
同年9月6日,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重庆逝世。
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公葬。
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给予他极高评价,称其“功在国家”,是“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尤仙航】(1900~1995)传染病专家。
又名鸿炳。
榆林人。
1917~1923年就读于榆林中学。
1930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
后入北平中央防疫处及同仁会北京医院,研究细菌学及临床医学。
1931~1932年陕北流行鼠疫、霍乱,他为防疫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率医疗队深入重疫区,采取紧急防治措施,将该病迅速扑灭。
1933~1937年间在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进修,获博士学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陕西省卫生处防疫检验科科长、省立传染病院主任、西北大学医学系教授。
1941年在西安开设弘慈诊所。
1946年回榆林继续行医。
后来担任榆林县人民医院院长,榆林县和陕西省人大代表、榆林县政协副主席。
他擅长传染病、内科疾病的诊治,并掌握日、德、英语。
先后撰写专业论文30余篇,译文10多篇。
50年代初,被国务院聘为陕北、伊盟烈性传染病防治顾问。
【胡星元】(1903~1993)爱国港商。
榆林人。
早年因家贫辍学,到银炉当学徒。
后学会驾驶汽车,先后在沈阳、西安从事营运。
抗战胜利后,他与友人合资在香港与美国之间从事贸易。
1982年秋,他以80高龄重返阔别60多年的故乡。
此后10年间,他为振兴家乡文教卫生事业,共捐献人民币1000多万元,修建“星元图书楼”、“星元小学”、“星元医院”(由陕西省政府命名)。
为了表彰他的义举,榆林各界人士集资修建了“星元功德牌坊”,同时推举他为陕西省政协委员、榆林市政协名誉主席,并出版了《胡星元传》和《悠悠故乡情——胡星元先生与榆林》画册。
【高普煦】(1873~1924)地方绅士、教育家。
字晴轩。
榆林人。
自幼攻读旧学,学习近代科学,尤长于数学。
历任三原宏道书院教习,榆阳书院教习、山长。
有“榆林人教数学者自晴轩始”之说。
辛亥革命时积极推动榆林的民主革命运动,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地方士绅学子纷纷拥护国民政权。
他从自身和族人做起,倡导男剪辫、女放足,开榆林风气之先。
民国初年出任定边县长,廉洁守职,颇得民心。
后当选陕西省参议员。
他与本籍清末进士张立德以先贤刘增泰遗稿为基础,拾遗补缺,撰成《榆林县志》,有手抄本传世。
1915~1916年任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
井岳秀就任陕北镇守使后,争取到捐助银元1400元,用于整修榆林中学校园。
晚年辞去公职,居家读书教子。
【胡鼎彝】(1854~1926)清末翰林,民国初年豫北总办。
字味笙。
榆林人。
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改编修,充任国史馆协修,镶黄旗官学查学官。
二十七年(1901)出任湖北学政,新旧学并举,学风蔚然。
秩满述职,遣河南省任用,历充省仕学馆总教习、学务公所总课长、陆军小学堂总办、道口粮货捐局总办、河南劝业道等职,在河南怀庆府期间筹办沁河埝工有功,加二品顶戴。
时英国商人在焦作开办煤矿公司,与当地人发生冲突,他据理力争,维护主权。
民国初年充豫北总办兼河南法政学校校长。
【高枫】(1854~?)清光绪进士、知县。
字润生。
榆林人。
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随后出任福建闽清、清流、屏南知县。
在清流就任时,匪患大起,书院残毁,他到任后即平定匪患,安定地方,并捐资重建斋舍,延师教士,振清流学风。
该县人民苦役甚多,高枫裁革殆尽。
凡百姓讼狱,随到随结。
在福建三县任职计18年,多有建树,声誉颇隆。
后改任山西定襄知县,未及赴任即卒于京城。
【李棠】(1865~1924)清末书法家。
字镜蓉。
榆林双城人。
19岁中举,后赴京赶考落榜,入北京书馆继续攻读,历时16年,学业大进。
尤擅书法,参加京师竞赛,名列第七。
民国初年任靖边县长,执事3年,削减杂税,倡兴水利,发展生产,捐资办学,救济贫寒,深得百姓好评。
回榆后被公推为商会会长。
其书法在本省与于右任、王雪樵齐名,榆林当时匾额多出其手。
他与白介徵书写“北临雁塞”、“南迭乌延”、“万流仰镜”、“驼峰拥翠”等横匾,至今镌刻在榆林钟楼上。
红石峡摩崖石刻中“功在名山”4个大字,为其传世墨宝。
【张玉麟】生卒年待考。
清代福建省陆路提督。
字正仁。
榆林人。
父鹏程,清顺治初授宁国副将职。
康熙九年(1690),玉麟袭世职,授直隶保定参将。
十四年秋,新河张可大发动兵变,玉麟以百骑夜袭敌营,败其万众,后晋升陕西定边副将、山东沂州副将、温州总兵,后又调守台湾。
三十八年(1699),吞霄社土番叛变,鸡笼、淡水、二澳等地闻风而动。
他选将遣兵,直抵吞霄,擒斩叛酋。
接着授计部下,擒斩了各处叛首,海疆遂安。
不久晋升福建省陆路提督,凡12年,政绩卓著,御赐匾额“机宜果断”、“奕世承休”。
【杨增占】(1918~1964)全国劳动模范。
横山县武镇人。
1957年在担任榆林县农林水牧局长期间,提出“兴修水利,治理沙漠,开发榆东渠”的方案,并创造性地提出“引水拉沙,开渠造田”的计划。
历经一年多苦战,修成了长达35公里的“沙漠运河”榆东渠,征服了600多个沙丘,形成500多个自然海子,200多个人工池塘,造田28万多公顷。
1958年出席了全国群英会,196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霍世杰】(公元1902一l945年)绥德县义含乡楼沟村人。
1924年冬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秋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6年回西北,组织发动农民运动,群众称“农运大王”。
1928年参加了渭华起义,以后去上海担任中央交通工作,往来于京沪之间。
1933年调往察哈尔,任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18师少将军需处长。
同年冬,北方局派霍世杰任中共绥西工委书记,1934年秋在绥远临河县牺牲。
【田树楠】(1912~1970)陕北水利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字蜀泉。
榆林人。
1938年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市政水利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历任四川、陕西、甘肃等省水利局的技术科长、主任工程师等职。
1940年调回家乡,积极致力于陕北水利事业。
1941年,与冯大鑫、孙克绍等工程师,兴修定惠渠,将无定河水引入灌溉良田。
1942年,他们三位又领导修建陕北第一座拦河大坝工程。
1944年负责修建了定惠渠下段工程,以及八里塔土渠、党岔渡槽等,增灌8000公顷水地。
在施工间隙主办培训班,亲自授课,为陕北培养了首批水利技术人员。
1949年后,他承担了榆惠渠、云惠渠、雷龙湾及红石峡排水闸、石峁永久性防洪坝、榆林河滚水坝等工程的设计。
“文革”期间含冤辞世,1979年平反昭雪。
【申世俊】(1908~1933)抗日烈士。
榆林镇川瓦岗寨人。
少时就读于镇川小学。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随李象九、谢子长发动清涧起义。
次年5月参加渭华起义。
先后任陕北红军渭北支队政治委员及红26军要职。
后在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任营长。
1933年在古北口与侵华日军激战中壮烈牺牲。
1990年市政府在瓦岗寨村为其建烈士纪念碑。
【万德雄】(1906 ~1983)民间艺人。
出身绘画、泥塑世家,为榆林“万画”第六代传人。
其父万起运,人称“神手”,其作品民国年间曾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世界工艺美术展览,荣获第二名。
他自幼从父学画,得其真传,16岁时便崭露头角,20岁后随其父塑建青云寺诸神像数年,工艺大进。
此后20年,足迹遍及陕北、内蒙各寺观,制作各类塑像约500余尊,浮雕1000余幅。
到50年代,其艺术创作推陈出新,体现了时代精神。
泥塑《老红军讲故事》在省群众艺术馆展出后,评价极高。
他制作《巡逻兵》、《南瓜丰收》、《回娘家》、《猪多肥多》、《天上没有龙王》等泥塑,分别见诸《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等。
他的作品曾在70年代远销东南亚和美国。
【叶瑞禾】(1904~1991)医学家。
榆林上盐湾人。
1933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疗系,长于外科。
后分配到山西汾阳医院工作。
1934年受国民政府卫生部委派,到陕北防治鼠疫。
同年创办榆林县卫生院,任院长兼鼠疫研究所主任。
1940年以后,任西安广仁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西北医学院妇产科教授。
1949年后,历任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卫生部医疗预防司司长和上海科教部部长、西安市卫生局局长、西安市第二医院院长、西安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和主任医师等职。
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还担任过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西安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柳青】(1916~1978),本名刘蕴华,字东园,陕西吴堡人。
中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是坚持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优秀代表。
1931年考入榆林中学。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后再陕甘宁边区搞文化新闻宣传工作。
1942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他深入生活,在米脂基层工作三年。
于1945年创作长篇小说《种谷记鏷》。
1949年,发表长篇小说《铜墙铁壁》,以沙家店粮站为中心,表现了陕北人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无私奉献和巨大支援。
1952年5月,为深入农村生活,落户陕西长安县,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住就是14年,写出了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进程的著名长篇小说《创业史》,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地雷》,中篇小说《恨透铁》等。
《创业史》被译为日、德、意、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
曾任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等职务。
1978年6月13日逝世。
【马方明】(1905~1974)年,陕西米脂人,毕业于绥德师范学校,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受党的委派到西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中做军师工作。
1927年秋到陕北,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中共陕北省委书记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