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

没有贪生怕死的名人例子
在风雨飘摇的民国时代，动荡的中国也出现了一些饱含气节的文人士子，张季鸾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国家了人民，不贪钱财，不惧强权，高风亮节可谓光照古今。

张季鸾生于晚清时期，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知县，但是因为为官清廉，所以张季鸾家里并不富裕，后来在少年时期，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家里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困难，在母亲的支持下，他坚持了自己的读书梦想，最后凭借出色的成绩终于获得了到日本留学的资格，在日本留学时期，张季鸾了解了世界的形势，深深同情国人的苦难，所以回国之后他决定用笔杆救国救民。

在孙中山先生的支持下，张季鸾开始自己钟爱一生的报纸事业。

1911年，张季鸾成为了《民立报》的编辑，并且还为孙中山先
生起草了就职宣言，但后来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名存实亡。

张季鸾在《民立报》上陈述了关于革命果实被窃取的事实，并且不畏强权地痛批了袁世凯的恶行以及假革命的嘴脸。

他因此被捕入狱，但是他并没有就此屈服，在出狱之后，张季鸾依然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奔波，依然敢说实话，当时的北洋政府实在没有办法，所以打算用钱财来堵住张季鸾的嘴，所以他们偷偷给其送了15万元，但是张季鸾不为所动，真正做到了不贪钱财。

而且他还将自己的财产大都捐献给了贫苦百姓，在去世时，幼子张士基只有4岁，而张季鸾并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我眼中的张季鸾作者姓名。

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人文系新闻学专业中国新闻家，政论家。

名炽章。

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沈卫、沈钧儒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

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

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

因反袁世凯被辅。

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

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

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

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

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

张季鸾先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

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张季鸾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季鸾到日本去留过学，学政治经济学。

1918年，他与吴鼎昌、胡政之3人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1926年，新记《大公报》复刊，他做起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

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

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1930年早春，蒋介石连续3次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

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就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

【张季鸾】（1888～1941）报人。

名炽章。

榆林人。

1905年留学日本。

其间加入同盟会，主编会刊《夏声》，鼓吹革命，走上“言论报国、新闻救国”的道路。

1911年归国，应于右任邀请赴上海主编《民主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经于右任推荐，任孙中山的秘书，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宣言》等重要文献。

从1915年起创办《民信日报》、北京《中华新报》，揭露袁世凯、段祺瑞复辟帝制、丧权辱国的罪行，因此两次被捕入狱。

从1926年起担任《大公报》总编辑，主持笔政长达15年之久，力主使该报成为反映中国自由舆论的喉舌。

九一八事变后，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强烈反对伪满洲国，明确提出“对日无和平之可求”、“必须抗拒至最后时日”。

1934年他突破国民党封锁，对革命根据地作了客观介绍。

1935年底连载长篇通讯，向全国公开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相。

七七事变后，他主张共赴国难,坚决抗战，写了许多鼓舞人心的社评，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指出中国已面临亡国的危险，“只有彻底牺牲，才能自救”。

1941年《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奖。

同年9月6日，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重庆逝世。

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公葬。

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给予他极高评价，称其“功在国家”，是“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尤仙航】（1900～1995）传染病专家。

又名鸿炳。

榆林人。

1917～1923年就读于榆林中学。

1930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

后入北平中央防疫处及同仁会北京医院，研究细菌学及临床医学。

1931～1932年陕北流行鼠疫、霍乱，他为防疫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率医疗队深入重疫区，采取紧急防治措施，将该病迅速扑灭。

1933～1937年间在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进修，获博士学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陕西省卫生处防疫检验科科长、省立传染病院主任、西北大学医学系教授。

1941年在西安开设弘慈诊所。

1946年回榆林继续行医。

二张拟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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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界有两位姓张的著名老报人：张季鸾和张友鸾。

张季鸾先生是山西人。

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一直担任《大公报》总编辑。

如何做新闻标题，他的心得是：“写标题应力求鲜明、概括、正确、生动；但有些老一套的新闻，不妨标出老一套的标题，夹在整版新鲜活泼的版面中，也不失为一种点缀。

”1941年8月18日，即他病逝前的19天，所拟的一则标题，令人激赏。

那时，日寇正对重庆日夜不停地狂轰滥炸，而国民党当局竟束手无策。

病重的张季鸾先生拥被而起，奋笔写了如下大意的文章：“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稻子。

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

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

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他为这篇讨日檄文，安了这样一则标题：《我们在割稻子》。

真是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构思之巧莫可言状。

张友鸾先生是安徽人，曾长期主持《新民报》的笔政，与张恨水、张慧剑、赵超构合称“三张一赵”。

他才思飘逸、妙笔生花。

一次南京阴雨连绵，张友鸾先生根据气象台的预报，制作了这样一则标题：《潇潇雨，犹未歇，说不定，落一月》。

大雅大俗，融洽无间，声情并茂，琅琅上口。

一条极常见、极普通的气象短讯，在这则标题的衬托下，可谓化平淡为神奇，让人过目难忘。

61贺光武张季鸾，名炽章，陕西榆林人。

公元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41年9月6日病故于重庆，是中国现代报业巨擘，政论大家。

张季鸾先生自幼天资殊绝，博闻强识，读书过目不忘，为文挥洒洋洋千字遽成，以擅长时论而著称。

1901年慈父因病去世，张季鸾随母扶柩回榆，就读田善堂先生私塾，后入关中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先生。

1905年与三原宏道学堂同学李元鼎、茹欲立等考取官费留日学生，负笈东瀛，到达日本时，专程从东京到长崎前来迎接他们的是昔日同窗好友三原宏道学堂的井勿幕，井勿幕三年前来日留学就读东京大成中学，两人在三原宏道学堂初交就一见如故，今日异国相见更是异常兴奋。

经过一个时期的日语学习后，张季鸾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李元鼎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文科，茹欲立入振武学校习军事。

1908年留日陕西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了《夏声》杂志，张季鸾、李元鼎、茹欲立等经常为该刊撰文，该杂志成为同盟会陕西分会联合各方面进步力量的枢纽。

井勿幕在《夏声》杂志发表的《二十世纪新思潮》是一篇宏文谠论，也是二十世纪初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献。

“夏”是中国人的自称，《夏声》以“夏”命名是有特定含义的。

它在发刊词中呼吁“莫遗厥祖国，终为他族隶”，明确提出“聿修厥德，光复有夏；应天顺人，丕承往哲”。

1911年张季鸾归国后，应于右任邀请在上海协助办《民立报》后，经于右任推荐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秘书，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献。

从1926年起主笔《大公报》，任总编辑十五载，始终以南董之直笔，作社会之良师，蜚声海内外。

于右任先生曾在悼《张季鸾先生》一文中称张“英思卓识，天宇开张”，“留心经世学问，立言在天下”，“先生后游日本，一时陕西留学生中，张季鸾与陕籍友人的翰墨诗缘亦惟先生年最少，而成就最可贵”。

一于右任（1879-1964），别名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中国近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巨匠，有“草圣”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