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理论
- 格式:doc
- 大小:23.50 KB
- 文档页数:2
刘易斯模型1. 简介刘易斯模型(Lewis Model)是由英国学者罗纳德·A·刘易斯(Ronald A. Lewis)于1999年提出的,用于描述电子密度在化学反应中的转移和重分布的模型。
该模型提供了一种可视化的工具,帮助化学家理解和解释分子和反应的电子性质。
2. 原理刘易斯模型的核心原理是基于Lewis结构和酸碱理论。
根据Lewis结构理论,原子中的电子可以被分为核心电子和价电子。
在分子中,原子间通过共价键或离子键连接。
刘易斯模型认为,当两个原子之间形成或断裂化学键时,电子密度会发生转移和重分布。
在刘易斯模型中,分子的电子密度被表示为一系列在不同原子间移动的“电子流”。
这些电子流代表了电子在化学反应中的传递和重新分布。
通过研究电子流的路径和方向,我们可以了解电子在反应中的转移情况,进而推导出反应的机理和特性。
3. 模型应用刘易斯模型广泛应用于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研究中,可用于描述和解释各种化学反应的电子转移和重分布过程。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应用领域:3.1 化学键形成与断裂刘易斯模型可以帮助理解分子中化学键的形成和断裂。
通过追踪电子流的路径,我们可以了解哪些电子参与了化学键的形成和断裂,从而理解反应中的活性位点和可能的副反应。
3.2 反应中的电子云重排在某些化学反应中,电子云的重排是重要的反应步骤。
刘易斯模型可以揭示电子云如何在反应过程中重排,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反应速率和选择性。
3.3 亲核和电荷云刘易斯模型可用于研究亲核和电荷云的运动。
亲核离子和电荷云通常会参与反应中的电子转移,从而影响反应物种的选择性和反应动力学。
4. 使用示例以下是一个使用刘易斯模型解释酸催化反应的示例:## 酸催化的羟醯化反应反应方程式:醇 + 羧酸→ 酯 + 水反应活性位点:酸性催化剂初始状态:- 醇分子中的氧原子具有孤对电子,易受到酸性催化剂的电子云吸引。
- 羧酸中的氧原子与酸性催化剂形成氢键。
反应过程:1. 酸性催化剂吸引醇中氧原子的孤对电子,形成醇与酸性催化剂之间的氢键。
贫困文化理论贫困文化理论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现象的理论,它由美国学者刘易斯(O.Lewis)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而提出的。
这一理论认为,在社会中,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
穷人的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
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
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
贫困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的人的基本特点和人格,使得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难以利用它走出贫困。
贫困文化理论基本上属于贫困的个人责任论。
虽然刘易斯并不认为这种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是这种理论还是遭到许多批评。
主要的批评观点包括:贫困文化理论夸大了穷人与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差异,实际上穷人本身并不是同质性很强的群体,各群体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是社会地位的反映,贫困文化理论未能解释穷人贫困的起始原因。
贫困作为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相生的社会现象,人们长期以来总是将其看作自然环境的产物,或者当作一种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了物质的考察或经济、技术的分析,从而认为土地、资本乃至技术等资源的匮乏是阻碍发展、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
这类分析往往暗示,只要消除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但是实践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消除了其中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依然如故。
实际上,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乃是源自于贫困文化。
一、什么是贫困文化?所谓―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
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
刘易斯模型的评价一、对刘易斯模型的批评刘易斯模型简单明了, 而且在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的研究方面很有独创性。
然而该理论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11 刘易斯模型基于西方国家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经验,其假设条件并不适合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
刘易斯模型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有限适用性是由于它不是和发展中国家, 而是与西方国家历史上经济增长的经验大体一致。
这个从西方发展经验出发的模型, 在其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上和当代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并不一致, 这表现在:(1) 该模型的第一个不正确的假定认为, 在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力, 而城市则是充分就业的。
这个假定是刘易斯模型得以建立的基础之一, 只有承认了它, 那么, 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转移才是必然的结果。
然而, 实际情况往往正好相反,本没有得到改善。
(4) 刘易斯模型中第四个不现实的假定认为, 现代部门存在着一个竞争充分的劳动力市场, 它保证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以前, 城市的实际工资总量是不变的。
这个假定之所以不现实, 是因为大量事实表明,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其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决定中最显著的特点是, 即使在现代部门公开失业不断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情况下, 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于农村平均收入而言, 城市工资都一直有大量增加的倾向。
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 工会组织讨价还价的能力、工资级别制度、跨国公司的工资惯例、西方工资水平的示范作用等等。
这些制度上的因素都很容易使第三世界国家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上的任何竞争力量失去作用。
也正因为这种原因, 使得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着城市畸型膨胀和现代部门公开失业不断上升等问题。
(5) 模型的最后一个不可靠的假定是, 获得超额利润的资本家将增加的利润全部用于重新投资。
这个假定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是靠不住的。
由于投资环境恶劣、市场不健全和政府机构效率低下等原因, 资本家的利润往往不是全部投入当地经济中, 而是部分或全部以“资本外逃”的形式送到国外或者被资本家自已所有。
刘易斯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拥有二元化的劳工市场——城市劳工市场和农村劳工市场。
前者根据订单、利润决定雇人数量,生产效率较高,工资也较高。
后者则是多少人都耕种同一块地,生产率低、收入低,在那里没有失业,只有就业不足。
经济起飞时,城市劳工市场吸引农村劳动力,由于两个市场间人员的流动,城市可以在不怎么提高工资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人力资源,增长由此得以加速。
当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后,城市劳工市场需要大幅增加工资才能请到新的工人,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中国农民工短缺在2010年变得十分突出。
笔者估计,2010年低端工人工资暴涨近四成,而且在今后三四年会继续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
其实,中国目前还没有到农民工绝对短缺的地步,只是农民工流向发生了变化。
在2005年,70.3%的农民工流向沿海地区打工,中部与西部各占 14.4%及15.0%。
在2009年,随着工厂生产线内迁和基础设施项目启动,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工总数的17.0%及 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占比则减少至62.5%。
同时,内需市场(尤其是服务业)火爆,对低端劳工需求甚殷,又抢走了沿海制造业的一批工人。
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多了一批留家务农的。
不过,刘易斯拐点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人口于2032年进入负增长)。
由于内需的迅速扩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全面铺开,笔者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于2014年左右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
至2017年,劳工需求达到8.37亿人,供应为8.19亿人,就业市场净短缺达到1760万人,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现有劳工总数的11%,日本的25%,德国的41%。
就业市场的逆转,对于中国经济将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从宏观上看,它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黄金时代已开始褪色;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已差不多走到尽头;中国长达7-8年的通缩时期,已彻底结束。
刘易斯模型假设
介绍
刘易斯模型是一种经济理论,它使用宏观经济理论来解释企业的行为和宏观经济中的动态行为。
这种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综合理论研究者罗伯特·刘易斯(Robert Lewis)在1962年提出的。
该模型的核心理念是,企业会将其生产能力和最大利益相互结合起来,以便尽可能提高其销售价格,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
模型假设
1.政策设置:模型假设政策设定能够支持企业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政策设定对企业实现最大利益非常重要。
2.成本:刘易斯模型假设,企业都会尽可能减少成本,同时保持竞争力,以便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
3.投资:根据刘易斯模型,企业会根据政策设定和成本条件,估算出预期的投资回报,并进行投资决策。
4.销售价格:刘易斯模型假设企业可以利用其生产能力,通过销售高价格的产品来实现最大利益。
5.企业管理:刘易斯模型假设,企业应该利用自身的技能和资源,组织有效的管理,以实现企业最大利益。
结论
刘易斯模型的核心理念是,企业会将其生产能力和最大利益相互结合起来,以便尽可能提高其销售价格,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
该模型中的五个假设可以帮助企业从政策设置、成本管理、投资计划、销售价格和企业管理等多个角度考虑,为企业获取最大利益提供参考。
经济增长理论读书笔记经济活动是指为提高一定努力和资源的产量或者为降低一定产量的成本所作的努力。
人均产出的增长, 一方面取决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 另一方面在于人的行为。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行为, 并对人的行为从不同的层次进行探讨。
刘易斯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节约的意愿、经济制度、知识、资本、人口和资源还有政府。
本文主要从人们节约的意愿、增进知识与其应用和经济制度三方面分析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
(一)节约的意愿人们有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和努力。
这种努力既可以通过降低某一产出水平的成本来表现 ,也可以通过进行一定投入以带来产出来表现。
假若人们在某一制度环境中没有致富的经济意愿 ,或者由于该制度结构中的非正式约束 ,如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 ,限制了这种意愿 ,使人们无法作出这种努力 ,就不能推动经济增长。
厉行节约是人们节约愿望的一种表现。
厉行节约, 即降低任何一种特定产品的成本, 或是设法在投入一定的力量或其他资源后, 提高产量。
这类节约的努力主要表现在许多方面: 从试验到冒风险;从职业性的流动到地理性的流动;以与专业化等。
刘易斯认为如果不作出节约的努力, 就不会出现经济增长。
节约的意愿与禁欲主义、财富和社会地位以与人们的有限眼界有关。
刘易斯认为禁欲主义可能制止人们去追求某种生活方式, 但并不制止人们去享受在不触犯教规下所挣来的较高的生活水平。
财富和社会地位影响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刘易斯认为各类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它们的富人如何使用财富以与与声望有关的财富的来源。
富国和穷国的区别在于生产性投资的习惯, 而不在于收入均等的差异, 也不在于给予富人尊重的差异。
真正重要的是财富表现为生产性投资的人们与财富来自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如何。
经济增长还与人们受到习惯和禁忌、愚昧无知的限制。
经济增长还与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和冒险精神有关。
增长的定义, 即每小时的劳动产出提高了。
刘易斯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拥有二元化的劳工市场——城市劳工市场和农村劳工市场。
前者根据订单、利润决定雇人数量,生产效率较高,工资也较高。
后者则是多少人都耕种同一块地,生产率低、收入低,在那里没有失业,只有就业不足。
经济起飞时,城市劳工市场吸引农村劳动力,由于两个市场间人员的流动,城市可以在不怎么提高工资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人力资源,增长由此得以加速。
当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后,城市劳工市场需要大幅增加工资才能请到新的工人,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中国农民工短缺在2010年变得十分突出。
笔者估计,2010年低端工人工资暴涨近四成,而且在今后三四年会继续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
其实,中国目前还没有到农民工绝对短缺的地步,只是农民工流向发生了变化。
在2005
年,70.3%的农民工流向沿海地区打工,中部与西部各占 14.4%及15.0%。
在2009年,随着工厂生产线内迁和基础设施项目启动,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工总数的17.0%及 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占比则减少至62.5%。
同时,内需市场(尤其是服务业)火爆,对低端劳工需求甚殷,又抢走了沿海制造业的一批工人。
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多了一批留家务农的。
不过,刘易斯拐点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联合国测算,中国劳动力将于2017年进入负增长(人口于2032年进入负增长)。
由于内需的迅速扩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全面铺开,笔者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于2014年左右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
至2017年,劳工需求达到8.37亿人,供应为8.19亿人,就业市场净短缺达到1760万人,这个数目相当于美国现有劳工总数的11%,日本的25%,德国的41%。
就业市场的逆转,对于中国经济将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从宏观上看,它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黄金时代已开始褪色;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已差不多走到尽头;中国长达7-8年的通缩时期,已彻底结束。
从国际角度上看,制造业模式,可能面临一次全面的调整;过去十年的全球低通胀,也会遭遇冲击。
从投资角度,刘易斯拐点意味着什么?
1、以过往新兴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端工资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一次持续的飞涨,低端消费市场迅速扩张。
这种情形肯定会在中国出现。
2、工资上涨常态化,带来通货膨胀结构性上扬。
此轮通胀之后,CPI的回落估计有限,中烈度通胀可能持续存在。
3、低端住房需求与家居改善需求大增,不过这是一个与现有房地产市场不同的新市场,建材供应商、原材料供应商、家具供应商的受益程度料大过开发商。
4、加大投资力度,生产流程中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将明显提高,设备制造业会受惠。
这次生产线向内陆省份迁移,不仅是简单的地理上的转移,也伴随着资本投入的加大。
5、外资结构出现变化,对成本敏感的制造商比重下降,主攻内需的海外品牌、服务供应商大量流入。
6、亚洲面临新的洗牌,以中国作为龙头及窗口的制造业垂直生产链逐步瓦解,抢占中国市场和抢夺流出中国的外资及中资成为新时尚。
过去30年,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
它既归功于一系列政策上的变革,也归功于中国人的勤劳、努力,还归功于全球化和生产外包的大趋势,不过人口红利因素也十分重要。
中国的出口高潮、住房热、消费提速,与上世纪50年代下半叶至60年代上半叶出生的婴儿潮一代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今人口红利已接近尾声,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
无论喜欢不喜欢,刘易斯拐点都会如期到来,它将对今后30年的中国经济带来深刻的冲击,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也许因此改写,许多目前习以为常的营商手法、投资原则可能遭到颠覆。
这场人口结构上的大变局,既是危,又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