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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结构是指发展经济学中常用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由两个主要部门组成，一个是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农村经济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城市经济部门。
在二元结构中，农村经济部门通常以农业生产为主，生产效率低下，劳动力过剩，收入水平低，而城市经济部门则以现代化的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生产效率高，劳动力需求大，收入水平高。
这种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元结构下的中国经济导论二元经济结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绕不开的关口。
同样，中国也不例外。
新中国成立前，小农经济占据社会生产的主体，虽有洋务运动及民国的“实业”，其对经济结构的作用也似九牛一毛。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新生政权，国家实行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此情况下，二元经济结构不尽没被削弱，反而有所加强。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农民的经营自主权扩大，农业的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
而在这一时期，农村中的非农产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尤其以乡镇企业为代表，有的企业对集体的贡献甚至与农业并驾齐驱。
然而，这种良好形式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农村体制改革的激励作用散尽、乡镇企业又陷入规模效益递减及难以发挥集聚效应的泥潭和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加重乡镇企业税负等种种原因，中国二元经济改善的驱动力减弱，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变进程出现了反复。
可喜的是，现在，国家已经开始关注并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模式来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保证社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现状二元经济结构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但因为各国国情的不同，往往又会呈现不同的特征。
但就中国来说，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现代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多重二元性”。
这主要表现在“四个一部分”：(1)一部分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大量的传统农业并存；(2)一部分现代化城市与广阔的传统农村并存；(3)一部分现代工业与大量的落后手工劳动或半机械化的企业并存；(4)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与广大不发达和贫困地区并存。
在这种“多重二元结构”中，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的根本国情。
其特色表现为：(1) 中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低，城乡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
(2) 城乡分割，城乡居民存在两种身份制。
(3) 城市和农村形成互相独立的两大经济板块。
(4) 乡镇企业的发展形成城乡两大工业系统。
(5)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城乡差别有扩大趋势。
问题虽然发展中国家大都会面临二元经济结构的难题，但各国又有各国不同的问题。
二元经济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一．“二元经济”的提出与发展“二元经济”最初是伯克（Booke,1933）提出，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他当时的研究仅仅限于对二元经济的一种单纯的描述。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刻画了后起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特征：在一定的条件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
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
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
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
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与工业达到一致，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
刘易斯模型包含了以下两种含义：（1）认为现代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能带来固定比例的劳动力就业的增长，意味着不存在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越快，创造的就业机会增长也越；（2）认为农业只是工业化中的一个消极部门，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联。
这两点大大地削弱了该模型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后人对其批判的主要依据。
拉尼斯、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
因此，他们把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
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
此时，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值，他们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农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农业向工业提供的剩余减少，农产品供给短缺，使工农业产品间的贸易条件转而有利于农业，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涨。
第三阶段是经济完成了对二元经济的改造，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