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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杨宪益夫妇译本语言风格的顺应性研究摘要:语言顺应理论是一个全新的语用视角,对于翻译活动有强大的解释力。
本文探讨语言顺应理论对于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再现有无作用,首先以刘宓庆先生的风格符号系统为工具对译本进行语言风格分析,然后对译本的语言风格进行顺应性研究。
译本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的《狂人日记》。
关键词:语言顺应理论语言风格《狂人日记》1.引言有关风格翻译的研究,不少专家学者各抒己见。
林语堂曾说过“译文最重要的是要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
不但须注意其说的什么,并且须注意怎么说法”。
可见,风格是否在译本中得到再现对于翻译的成功至关重要。
雨果也认为风格是一个作家的标志,是大师的标志,如果除去其风格,大师不再是大师。
所以,忠实的翻译必须保留原作的风格和原作者的风格。
鲁迅,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不但在我国家喻户晓,其作品也被翻译为多国语言流传世界。
鲁迅以其彻底而毫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对封建社会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批判,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
鲁迅的小说多以短篇为主,小说的行文简练,思想深邃,表现含蓄,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它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关于该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思想主题、艺术特色等,前人有过不少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英译本《狂人日记》的语言风格,所采用的是杨宪益夫妇的译本。
本文的研究角度是语用学的最新理论,语言顺应理论,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纵观的角度对语用现象进行描述和阐释,用这一理论“展开对翻译的探索,也越来越引起国内外语言学界、翻译界的关注”。
本文将语言顺应理论引进风格翻译的研究,探讨语言顺应理论对风格翻译有无作用;若用,怎样的作用。
本文首先会依据刘宓庆教授的风格符号体系对杨译本的语言风格进行分析,然后从顺应理论中语用阐释的四个角度对杨译本的语言风格进行顺应性考察。
2.风格符号体系刘宓庆教授在其翻译风格论中,提出了风格的符号体系,“就是在原文的语言形式上可被我们认识的风格标记”。
蒋洪新：雕虫岁月与漏船载酒——漫谈翻译家杨宪益2010-05-11 10:49:12来自: 文景杂志(/)原载《文景》杂志2010年4月号2009年是红学翻译的大悲之年，7月英国大翻译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病逝，11月23日我国文学翻译界巨擘杨宪益先生仙去。
我拜见杨先生是1995年，我的博士同学尹飞舟领我去他住的友谊宾馆谈他的《红楼梦》译本交移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版之事。
那是金秋的一个下午，天气特别好，他家似乎跟他的性格一样，朴实自然。
杨先生夫人戴乃迭当时已身体欠佳，全靠杨先生照顾，杨先生见了我们两位晚辈，兴致很高，邀我们陪他喝酒，戴乃迭看到我们喝酒，有说有笑，用英文跟杨先生说：“为何不给我一杯？”，杨先生得知我喜欢诗并在做研究英国诗人T·S·艾略特的论文，鼓励我说艾略特值得深入研究，随即签名送了我两本书：《近代英国诗钞》与《译余偶拾》，并将自己写的诗的手稿（用老式打字机输出）以及一份报道他与夫人戴乃迭的英文版报纸《北京情景》（Beijing Scene）送给我。
近日我重阅这份报纸发现杨先生驾鹤仙去之日，与这份报纸的1995年11月23日至12月7日版竟是偶合。
中国翻译协会在2009年9月17日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授予杨宪益，认为“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中国翻译界无人能企及”。
这个评语是中肯的，但他本人对此类荣誉并不看得很重，在1995年获中国作协老翻译家彩虹翻译荣誉奖他就有诗解嘲：“半生早悔事雕虫，旬月躇语未工。
恰似彩虹容易散，须臾光彩便成空。
”他觉得这些荣誉似彩虹，光彩须臾就会散掉。
事实上，杨宪益与戴乃迭两位先生为中国翻译事业所做的贡献应该说已经载入史册并将彪炳千古。
杨宪益于1915年1月10日出生在天津的一位望族家庭，他父亲是当时的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也是天津最富有的资本家。
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时代作者：康慨来源：《北方人》2010年第02期也许我们永远不该轻谈霍克思与杨宪益之译本孰优孰劣。
当我们多少了解了一些译者的命运时,就更不该妄加评判。
11月23日,95岁的杨宪益病故于北京;此前的7月31日,86岁的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在牛津去世。
短短5个月内,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红楼梦》英译者先后亡故。
20世纪70年代,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or)合译的《红楼梦》与霍克思译的《石头记》几乎同时出版,三人皆因此获致巨大声誉。
后人或会猜测杨家与霍教授之间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当年必如武侠小说中常见的高手对决,非要分出个雄雌。
然而这并非事实:杨霍分居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又因冷战隔绝,故而各译各的,对对方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什么竞争的压力或发奋的动力。
相反,霍克思与杨宪益英雄相惜,两家人日后亦结下厚谊。
杨宪益先生晚年在海外出版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即是由霍克思的女婿、接续译完《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作序。
两本《红楼梦》译本,两种情境但杨译与霍译并非不可对照甚至对比。
事实上,30年来,述及两种译文比较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不仅事关翻译技巧,对译本背后传达出的文化背景乃至意识形态亦多有论及。
有人说杨宪益采直译,霍克思取意译。
实际上并非如此。
两人当然都是直译,只是意趣不同。
概括地讲,杨译简练,但略显苍白,文采不足。
霍译虽饱满、耐读,却也有落口罗嗦与过度之嫌,有时甚至自由发挥、添枝加叶。
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副教授张南峰在所著《中西译学批评》一书中,举《红楼梦》焦大发酒疯一段,将两译对照,指出,杨译过于整齐,有些字眼太“严肃”,“令焦大显得像正气凛然的英雄,而不大像口吐狂言的酒鬼”,霍译有些段落虽“在字面上离原文较远,但这种俚俗的语言和人物性格相当配合”。
理论广角幸福生活指南224幸福生活指南浅析杨宪益及戴乃迭翻译风格——以名著节选为例胡晶晶 康春颖南京工程学院摘 要：说起中国著名的译者，翻译家，不得不提的就是神仙眷侣——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作为译者和文化传播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专心译事、笔耕不辍，共同翻译了百余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成为“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眼中的经典”。
杨宪益是饱读四书五经,受到良好中国传统教育的儒学大家，戴乃迭是在中国出生,在英国教育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优秀的汉学家。
夫妻俩中西合璧，珠联璧合,倾尽毕生心血于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翻译与传播，从先秦诸子散文到古典名著，从唐宋诗词到现代散文诗歌，译著达数百部，为中西方搭建了一座宝贵的文化桥梁。
本文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过的著作为例与其他著作进行初步对比，并浅析其翻译风格及特点，以及他们的成就给中国翻译界带来的影响。
关键字：杨宪益；戴乃迭；翻译风格；对比；影响一、“生硬”的忠实风格作为学贯中西的文化传播者，杨、戴二人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具有超前的文化翻译观，尽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
杨宪益所处的时代，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误解、曲解较多，也常会出现强势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故意误读，但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故意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而是采用相对“生硬”的忠实译法。
例1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地抬起眼来说。
“Mangy dog, who are you calling names?” Whisker Wang looked up contemptuously.(杨、戴)“Mangy-hided dog, whom are you cursing?” sneered Wang-hu, lifting his eyes disdainfully. (港版)此处清晰可见杨戴的忠实翻译风格，从整个句式到用词都非常的忠实原文，尤其是“王胡轻蔑地抬起眼来说”，并没有像港版翻译中先用sneer 表示动作及态度，而是一气呵成。
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角度评析杨宪益的关于《红楼梦》两版译文-2019年文档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角度评析杨宪益的关于《红楼梦》两版译文英国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在他的专著《翻译问题探讨》中提出“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的新概念对翻译理论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指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译语表达形式上。
语义翻译要求译文接近原文的形式，在结构和词序安排上力求贴近原文；交际翻译则注重接受者的理解和反应，即信息传递的效果。
交际翻译要求译者重新组织语言结构，以使译文地道、流畅。
一、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简介Newmark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是在翻译界长期围绕直译和意译争论不休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他认为，自公元1世纪以来，那些沉醉于直译和意译争论的研究者们都忽略了翻译还应当考虑翻译的目的、读者的特点和文本的类型，争论双方都把翻译过程看得太过理想化了。
忠实于原文还是忠实于译文的矛盾是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永恒的主题，但Newmark认为这种矛盾是可以调和的。
在语义翻译中，目标文本应该在目标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语境意义。
语义翻译拥有逐字翻译、直译和忠实翻译的优势，但它与直译的区别在于，直译后的译文只能将原文本词语的基本意义翻译出来，虽然符合目标语的句法结构，但未考虑原语用语的语境因素和使用场合。
在语义翻译中，译者首先必须忠于原作者，服从原语文化，只在对原语文本的内涵意义理解出现解障碍时才加以解释。
因此，语义翻译有时更倾向于超额翻译（overtranslation）；相比较而言，交际翻译拥有归化、意译和地道翻译的优势。
在交际翻译中，目标文本所产生的效果应力求接近原文本。
由于重效果而不重内容，所以交际翻译首先要忠实于目标语和目标文本的读者，要求原语服从目标语的文化，不给读者留下晦涩难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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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先生翻译生涯研究
作者：苗雪松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15期
摘 要：本文结合时代背景与杨宪益的人生经历，分析其翻译生涯。杨宪益一生跌宕起
伏，他的翻译生涯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止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本文根据杨
先生不同时期不同的翻译状况，将其长达半世纪的翻译生涯分为四个阶段：业余译者阶段、职
业译者阶段、译作高产阶段、功成名就阶段。本文以期向读者展示杨宪益的翻译生涯，为将来
的学者研究翻译家杨宪益打下基础。
关键词：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生涯
作者简介：苗雪松（1993-），女，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口译方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2
杨宪益是中国当代资深翻译家、文学翻译巨匠，为中国翻译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与夫人戴
乃迭默契合作，将中国优秀古典、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风
采；同时杨先生独自将许多世界优秀文学作品从英语、法语、古希腊语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
为中国读者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大门。杨宪益先生既促进了中国文学作品在世界的传播，又推
动了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流传。
（一）业余译者阶段
这一时期，国内动荡不安，日寇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蹂躏我国国土，国民政府
战势不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英勇抗敌。1936年至1940年，杨宪益先生就读于牛津大学默
顿学院。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戴乃迭，后两人相恋。杨宪益先生最初开始翻译是为了帮助爱人
戴乃迭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所选翻译作品都是二人所喜爱的。杨宪益先生毕业后，携恋人戴
乃迭回国。俩人任教于大学，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翻译。
杨益宪少时接受了优秀的国学教育，饱读中国古典文学，为文学翻译打下良好的基础。爱
人戴乃迭在牛津大学研修了中国文学专业，受杨宪益先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喜欢中国文学。为
了帮戴乃迭提高中文水平，两人将翻译活动当做业余爱好，翻译了一批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
杨益宪先生的翻译作品有：楚国屈原的《离骚》、唐朝李贺的诗、鲁迅的《朝花夕拾》、《阿
Q正传》、周作人的散文等。
（二）职业译者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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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中国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杨宪益先生先任职于复旦大学，后受邀担任国立
编译馆的编撰，其爱人戴乃迭担任该馆的编审，他们职业译者生涯的正式开始。
杨宪益和戴乃迭在国立编译馆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种谋生手段，俩人成为职业译者。此阶段
俩人虽不如业余译者时自由，但是依旧可以根据兴趣选择所翻译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杨益
宪与戴乃迭既翻译了中国优秀作品，也翻译了国外优秀著作。在汉译英翻译方面，从古代文学
至现代文学，俩人完成了《资治通鉴》从战国到西汉末年的部分，并且翻译了陶渊明的诗、温
庭筠的诗和唐代的几篇文章如《燕子赋》、艾青的诗、郭沫若戏剧、苗族创世诗和戏剧简史
等。在英译汉方面，杨宪益先生翻译作品有《伊利亚随笔》中的两篇、几部辛格的独幕剧、赫
里克的诗和其它文学作品。此时期，夫妇俩人着重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
（三）译作高产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经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退。杨宪益先生先
是在南京市人民政协担任常务秘书长，后又被推荐到南京大学去教授学生。1952年，杨宪益
与戴乃迭举家迁往北京，俩人进入对外宣传处担任英文部专家。外文出版局成立后，俩人调入
《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夫妇二人遭受迫害，无法进行正常翻译工作。
杨宪益先生此阶段虽然译作诸多，但在选材方面受了很大限制。“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杨
宪益与戴乃迭因翻译量的扩大，有时会因时间限制而影响了译作质量。杨宪益先生曾说过“不
幸的是，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
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
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我主要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所以在选材方面还所算是幸运的。但有时候即使是古典诗歌的选择也视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内
容而定，我们常常为编辑们选出的诗和他们争论不休，经过长时间的商讨才能达成妥协”。此
间，翻译选材的限制性及任务量之多可窥见一斑。杨宪益的翻译作品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中国
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论及文学史、中国传统戏曲的剧本、中国现代戏曲的剧
本、英国戏剧、古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中国古典文学译有《唐宋诗文选》、《中国古代寓言
选》、《宋明平話选》、《汉魏六朝小说选》等等。中国现代文学译有《鲁迅作品选》（1-4
卷）、《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宝葫芦的秘密》、话剧《屈原》、《红旗谱》、
《度荒》等等。中国古典文论及文学史译作有《中国文学简史》、《文心雕龙》、《中国小说
史略》等等。中国传统戏曲的剧本译作有《长生殿》、《关汉卿杂剧选》、《白蛇传》、《柳
荫记》、《临江亭》、《十五贯》、《秦香莲》、《打金枝》等等。中国现代戏曲的剧本译作
有《赤壁战鼓》、《刘三姐》、《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等。英国戏剧译
作有《卖花女》、《圣女贞德》和《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古希腊文学译作有《鸟》、《和
平》和《古希腊抒情诗选》。罗马文学译作有《凶宅》。此阶段，杨宪益先生的翻译活动还需
提及《中国文学》这份杂志。时值新中国成立不久，一些外国人想了解中国的新文学，因此洪
深与叶君健创办了《中国文学》这本杂志并邀请夫妇俩人及沙博里为《中国文学》提供译文。
杨宪益与戴乃迭为这份杂志提供了很多译稿，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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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功成名就阶段
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纲领由阶级
斗争为中心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杨宪益与夫人得以平反，恢复名誉，重回外文局工作，继
续投身于翻译工作中。
改革开放后，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限制逐渐减少，杨宪益先生的翻译选材的自由度大大
增加。杨宪益先生此阶段的译作有《红楼梦》，除此之外，他还致力于《中国文学》和“熊猫
丛书”。杨宪益先生担任《中国文学》主编后，对杂志进行改革，除了文章翻译还增加了文学
介绍，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创作背景、作品特色等内容。《中国文化》杂志选材范围也由原来
的古典文学扩大到现代文学再到当代文学。杨宪益先生借助《中国文化》杂志这一平台，介绍
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杨宪益先生除却忙于《中国文化》杂志的选题、翻译、审稿、编辑等事
务，还致力于“熊猫丛书”的编辑。“熊猫丛书”每册一个主题，刊登一些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为主的名著或具有代表性的书籍，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熊猫书籍”包含很多优
秀的中国文学作品，1981年以来，"熊猫丛书"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90多种，成为
中国外文译介领域的金字招牌。合集的有《诗经全译本》、《汉魏六朝诗文选》、《唐代传奇
选》、《明清诗文选》、《三部古典小说选》、《历代小说选》、《龙的传说》、《三十年代
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小说选》、《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当代优秀短篇小说选》、
《小小说选》、《中国当代寓言选》等等。出专集的古今作家有：陶渊明、王维、蒲松龄、鲁
迅、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叶圣陶、沈从文、郁达夫等等。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首译
《红楼梦》《儒林外史》《鲁迅全集》英文版）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杂志和从书在国外有相当
大的影响，几乎成为很长时期内国外研究中国汉学、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人了解中国文学的唯
一的窗口。虽然现在已经停止出版，但它为中国对外传播事业建立的功绩将长留在读者中间。
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英
译工作，更是影响巨大。无论是在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翻译精神方面，还是在超高的翻译水
平方面，杨宪益先生为现代译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本文通过对杨宪益先生翻译生涯的分类与
总结，为学者以后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参考文献：
[1]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2]杨宪益主编《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3]杨宪益：《译余偶拾》。北京：三联书店，1983。
[4]李晶：《南京访杨苡--忆杨宪益先生》。北京：《外国文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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