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案情介绍]犯罪嫌疑人朱某、鹿某事先预谋杀人后勒索钱财。
2004年1月8日，朱某、鹿某将山东某技术学校大三班女学生陈某骗至某镇大沙河边，杀害后掩埋。
后以陈女被绑架为由，向其家中索款5万元。
1月9日，朱某找到姐姐张某，谎称其和鹿某绑架了一人，为便于要钱，要求用张某的身份证办理一张银行信用卡。
张某便将本人的身份证交给了朱某。
因银行要求本人亲自办理，张某又亲自去银行办理了信用卡。
1月12日，朱某再次找到张某，让其在信用卡里存一部分钱，以免索要来的钱数额太大存入空白卡上引起怀疑。
张某便将自己的6000元存入了此卡。
1月17日，案发后三人被抓获。
[案情分析]对朱某、鹿某构成故意杀人罪和敲诈勒索罪没有异议。
但在张某的帮助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朱某向其姐张某隐瞒了其真正的犯罪故意。
她对朱某、鹿某的杀人行为没有提供帮助，也不知其杀人。
在朱某谎称的绑架行为上，其姐与朱某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但这种犯罪故意只停留在虚构的基础上。
对事实上朱、鹿二人实施的敲诈勒索行为，张某与其二人不存在共同犯罪故意，因而对张某的帮助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朱某的姐姐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共犯。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首先，按照我国刑法理论，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共同犯罪的成立要求各犯罪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二者缺一不可。
只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没有共同的犯罪行为，不能成立共同犯罪。
反之，只有共同的犯罪行为，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也同样不能成立共同犯罪。
其二，我国刑法规定的绑架罪与敲诈勒索罪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主观上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都有勒索财物的行为，都同时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人身权利。
只不过，在绑架罪中，由于绑架行为与勒索行为存在牵连关系，在刑罚的处罚上，较轻的勒索行为被较重的绑架行为所吸收。
[判决结果]本案中，朱某虽然谎称其实施了绑架，但张某的所为只是为勒索行为提供帮助。
教唆犯罪⾏的成⽴、认定与处罚 在中华⼈民共和国刑法中，教唆不是⼀个单独的罪名。
教唆他⼈实施什么犯罪，就以什么罪名论处，⽽胁从他⼈犯罪的，只能以故意杀⼈罪或故意伤害罪论处，不再以教唆的内容实⾏数罪并罚。
下⾯由店铺为你详细介绍教唆的相关法律知识。
教唆犯罪⾏的成⽴、认定与处罚： (⼀)共犯的处罚根据 狭义的共犯，指教唆犯和帮助犯。
实⾏犯简称正犯。
注意了解共犯从属性说与共犯独⽴性说的观点。
1、共犯独⽴性说认为，即使正犯没有实施犯罪，共犯也构成犯罪，即共犯成⽴犯罪，不以正犯成⽴犯罪为前提，共犯在成⽴犯罪上具有独⽴性。
2、共犯从属性说认为，在共同犯罪中，正犯(实⾏犯)是直接实施犯罪的⼈，犯罪性较⾼，侵害法益的危险最⼤、最直接;共犯(教唆犯、帮助犯)只是促使犯罪、帮助犯罪的⼈，犯罪性较低，侵害法益的危险较⼩，带有间接性。
如果正犯不构成犯罪，那么共犯也不作犯罪处理。
也即共犯成⽴犯罪必须以正犯成⽴犯罪为前提。
共犯从属性的结论： 甲教唆⼄犯罪，⼄没有实施的，甲⼄都⽆罪。
甲教唆⼄犯罪，⼄构成犯罪预备，甲也构成教唆犯的犯罪预备。
由于刑法⼀般不处罚犯罪预备，所以甲⼄⼀般都⽆罪。
甲教唆⼄犯罪，⼄构成犯罪中⽌。
由于⼄的中⽌对甲⽽⾔，是意志以外的原因，所以甲构成教唆犯的犯罪未遂。
甲教唆⼄犯罪，⼄构成犯罪未遂。
甲也构成教唆犯的犯罪未遂。
甲教唆⼄犯罪，⼄构成犯罪既遂。
甲也构成教唆犯的犯罪既遂。
甲教唆⼄实施盗窃，⼄表⾯答应，实际上根本不想盗窃，⽽是实施了强奸。
就盗窃⽽⾔，因为⼄没有实施，所以甲⽆罪。
⼄实施的强奸与甲也⽆关。
甲教唆⼄实施盗窃，⼄盗窃到财物后，为了抗拒抓捕转化为抢劫。
由于抢劫与盗窃具有因果性，所以甲构成盗窃罪既遂。
⼄定抢劫罪既遂。
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共犯通过正犯者间接地侵害了法益，即处罚共犯者，是因为其诱使、促成了正犯实施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法益侵害⾏为。
共犯的违法性由来于共犯⾏为⾃⾝的违法性和正犯⾏为的违法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说明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05.12.09•【分类】司法解释解读正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说明（2005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5〕13号《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68次会议讨论通过，并将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现将该司法解释的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一、起草理由、背景和过程介绍自1995年以来，各类信用证纠纷案件不断诉至人民法院，并呈逐年增多的趋势。
截止200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信用证纠纷二审案件已达百余件；还有相当一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就有关信用证纠纷案件反映出来的法律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银监会、各商业银行就下级人民法院不当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的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紧急反映要求督促解决的情形也时有发生。
这些信用证纠纷案件反映出的法律问题主要集中在：信用证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包括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具体适用以及相关国内法律的适用问题；信用证纠纷案件中涉及的单证审查的标准问题；信用证欺诈的构成要件；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条件和程序问题；信用证项下担保问题等等。
而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信用证纠纷案件作出明确和详细的规定，造成人民法院处理这类案件时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划分责任上的不统一。
为了适应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从2001年即开始着手进行有关信用证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工作。
在逐步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是到受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比较多的法院收集具体案例、召开法官座谈会收集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并听取意见；二是走访各商业银行，探讨信用证业务方面的问题；三是与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共同召开研讨会，对相关的专业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四是收集并研究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对《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适用过程中提出的专家意见及其制定的《国际标准银行实务》；五是研究其他国家法院关于信用证纠纷案件的判例。
法律经纬法制博览2019年02月（下）纯正身份犯之共犯探究罗梅娟武宣县人民检察院，广西武宣545900摘要：纯正身份犯的共同犯罪问题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施纯正身份犯的情形，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纯正身份犯的情形和有身份者教唆、帮助无身份者实施纯正身份犯的情形。
本文借刑法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从共同犯罪和身份犯的基本理论出发，解释特定身份对纯正身份犯的共同犯罪的影响程度，分别讨论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分别在三种不同情形下的构成共同犯罪的情况。
关键词：身份；共同犯罪；教唆犯；帮助犯；共同正犯中图分类号：D92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9）06－0237－01作者简介：罗梅娟，女，壮族，法律本科，武宣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一、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施纯正身份犯通说认为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施纯正身份犯时，无身份者可以成为纯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
但是仍有学者持对立观点，他们认为既然纯正身份犯要求犯罪主体必须具备特定身份，那么即使在纯正身份犯的共同犯罪中，教唆者和帮助者与实行者一样要成立纯正身份犯的共犯，都无一例外的应该具备特定身份。
（一）共犯否定说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日本学者主要是以刑法的第65条为基础的，其第一款规定：“对于因犯罪人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进行加工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人，也是共犯”；第二款规定：“在因有无身份而刑罚有轻重之时，对不具有身份者，处通常之刑”。
在第一款中，“身份”发挥连带作用，无身份者由此得以成为有身份者的共犯加以处罚；在第二款中，“身份”发挥个别作用，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分别加以处罚。
因此，持共犯独立性说的学者指出，前者是“从属的”，后者是“独立的”，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存在。
①从而有学者解释第一款的规定是一个例外规定，只有当法律明文规定是，无身份者才能与有身份者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犯。
②在受贿罪共犯否定说之外，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全然否定说的主张，其中最具有说服力的则是以权利义务的相互关系作为论证基点的观点。
帮信罪的构成要件与证据要求帮助信罪的构成要件与证据要求在刑法领域中，帮助信罪是指在他人实施信用犯罪行为时，提供帮助、支持或协助的行为。
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对于帮助信罪的构成要件和证据要求，司法机关需要进行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本文将对帮助信罪的构成要件与证据要求进行探讨。
一、构成要件帮助信罪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犯罪主体、帮助行为、所帮助的犯罪行为以及主观故意。
1. 犯罪主体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帮助信罪的犯罪主体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在实施帮助行为时都应当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2. 帮助行为帮助行为指的是在他人实施信用犯罪行为时，提供帮助、支持或协助的具体行为。
这种帮助行为可以是直接参与犯罪活动，也可以是提供工具、资金、情报等协助犯罪的手段。
3. 所帮助的犯罪行为所帮助的犯罪行为是帮助信罪构成的核心要件之一。
所帮助的犯罪行为必须是信用犯罪，如诈骗、信用卡盗刷等行为。
同时，所帮助的犯罪行为还必须是客观上存在的实施行为，而不仅仅是主观上的意图。
4. 主观故意帮助信罪的构成还需要存在主观故意。
主观故意是指犯罪主体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帮助他人实施信用犯罪行为，而主动进行帮助行为。
犯罪主体有意提供帮助并明知对方会将其用于犯罪活动的，就可以认定其具有主观故意。
二、证据要求对于帮助信罪的指控，需要有确凿的证据支持。
证据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直接证据、间接证据、证人证言、物证、鉴定结论等。
1. 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指能够直接证明帮助行为与所帮助的信用犯罪行为之间的关联性的证据。
例如，监控录像能够清晰地显示犯罪主体如何提供帮助，或者书面的协助协议等。
2. 间接证据间接证据是指不能直接证明帮助行为与所帮助的信用犯罪行为之间关联性的证据，但能够从其他间接线索推断出关联性的证据。
例如，犯罪现场留下的物证，可以间接证明犯罪主体提供了帮助。
3. 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指通过提供事实陈述的方式，证明犯罪主体的帮助行为与所帮助的信用犯罪行为之间的关联性的证据。
信⽤证诈骗司法解释我们可能会在⽣活中碰到⼀些通过隐瞒真相以及利⽤信⽤证的⽅式来诈骗财物的情况，诈骗⾦额较⼤的情况下可以定义为信⽤证诈骗罪。
那么，我国关于信⽤证诈骗的司法解释是什么呢?接下来，店铺⼩编将会为⼤家详细地进⾏说明，希望会对您有所帮助。
我国最⾼⼈民法院于2006年1⽉1⽇起施⾏《最⾼⼈民法院关于审理信⽤证纠纷案件若⼲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对信⽤证欺诈例外原则的认定，实施程序都做了规范，使我国法院在处理信⽤证欺诈例外原则时有法可依。
所谓例外原则是指：信⽤证与买卖合同是两个不同的交易，银⾏在⼀般情况下遵循信⽤证的独⽴性的原则，但如果有卖⽅实施了欺诈⾏为，银⾏可拒付货款，买⽅也可要求开征⾏拒付，或向法院申请颁发禁⽌令对银⾏的付款或承兑予以禁⽌。
相关知识：信⽤证诈骗罪的防范对策信⽤证诈骗危害极其严重，应采取有⼒措施加以防范，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保护各国贸易商的合法权益。
1、做好资信调查⼯作。
国际贸易贯彻平等、诚实、互利原则，买卖双⽅相互了解是⾮常重要的。
与资信可靠的贸易伙伴交易是防范信⽤证诈骗的关键。
签约前应通过对⽅所在国的资信评估机构、商会、⾏业协会等组织机构调查对⽅的注册资⾦、实有资⾦、公积⾦、资产负债率等资信状况，做到⼼中有数，知彼知⼰。
国内进⼝商在做每⼀笔交易时，都应谨慎从事，选择资信可靠的交易对象。
对⽅资信状况不明，即使价格低廉、条件⾮常优惠，也宁愿不与其签订买卖合同。
2、严格信⽤证条款内容。
买卖双⽅在订⽴买卖合同时，应合理选择信⽤证种类，规定合理适当的有效期等。
开证申请⼈向银⾏申请开证时，应当根据合同条款恰当地填写开证申请书，其内容务必准确、完整。
开证⾏根据开证申请书的要求，明确地订⽴信⽤证条款，做到条款明确，不含糊其词。
此外，买⽅可利⽤附随单据来预防减少信⽤证诈骗，如要求卖⽅提供可信度极⾼的劳合社检验证明等。
3、重视海运安排。
信⽤证诈骗⾏为有时是买卖⼀⽅与船公司共同所为。
因此，选择可靠的承运公司负责运载货物亦⼗分重要。
信用证诈骗混合身份共同犯罪中犯罪性质的认定根据【摘要】信用证诈骗混合身份共同犯罪中犯罪性质的认定根据主要存在着特殊身份说和主犯决定说之争，但它们都具有无法克服的严重缺陷从而均不可取。
实际上，这种内外勾结的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其犯罪性质有时决定于“内”，有时则决定于“外”。
因此，决定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性质的应当是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的内容，特别是结构。
但对信用证诈骗共犯行为的定性，不可能超出各共同犯罪人所触犯的相关罪名的范围，但到底定那一个罪名，应看整个共同犯罪行为主要侵犯了那一个客体。
【关键词】信用证诈骗；混合身份；共同犯罪；犯罪性质；根据一、问题的缘起当今外贸实务中信用证付款已成为普遍采用的一种主要的支付方式，信用证支付方式的当事人主要有开证人、受益人和银行（包括开证行、通知行、议付行、付款行和保兑行）。
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的主体模式和其它普通共同犯罪主体模式一样，既包括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还包括自然人与单位之间和单位与单位之间的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
其中在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中，如果部分主体为特殊身份主体例如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和普通非国有公司、普通非国有企业、普通非国有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国内外对身份犯①与非身份犯之间以及不同身份犯之间进行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如何定罪量刑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是对外贸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之间或有身份者之间共同实施犯罪，究竟应当以什么为根据来确定它们所共同实施的犯罪性质问题（即应当根据什么来确定它们所共同实施的犯罪究竟是共同或分别构成信用证诈骗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却众说纷纭，本文将针对此问题进行深度分析。
二、犯罪性质认定根据的理性分析：对代表学说的批判围绕着混合身份共同犯罪中犯罪性质认定根据的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可谓见解纷呈，学说林立，在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上，做法也不尽一致。
归纳起来，特殊身份说和主犯决定说是两种主要的主张，如下：（一）特殊身份说该说认为在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施或与之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时，均应依有身份者的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来定罪，即依有身份者所实施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来定罪，即使无身份者是主犯，也不影响上述定罪的原则。
2020司法考试刑法考点及习题：共同犯罪的特殊问题一、共犯与身份【知识要点】(一)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的共同犯罪问题不具有构成身份的人与具有构成身份的人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时，构成共同犯罪。
例如一般主体教唆、协助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脱逃的，成立脱逃罪的共犯。
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特殊身份仅就正犯(实行犯)来说;至于教唆犯与协助犯，则完全不需要特殊身份;一般主体教唆、协助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实施以特殊身份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的，以共犯论处。
对上述情况理应按照实行犯的犯罪性质来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
例如，一般主体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是贪污罪的实行犯，一般主体属于贪污罪的共犯。
注意：具有不同身份的人共同犯罪时的定性问题，仍然以实行犯的犯罪性质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
这种情形中的实行犯遵循如下思路：将具有低位身份的人视为无身份者，将具有高位身份的人视为有身份者，按照高位者的身份触犯的罪名认定共同犯罪的性质。
例如(2005年试卷二第18题)甲为非国家工作人员，是某国有公司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乙为国家工作人员，是该公司财务部主管。
甲与乙匀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了本单位的财物100万元。
本案中甲成立职务侵占罪，乙是共犯，也定职务侵占罪。
(二)不真正身份犯的共同犯罪因特定的个人要素致刑罚有轻重时，不具有这种要素的共犯人，仍科处通常刑罚。
例如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甲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乙共同故意实施诬告陷害行为的，成立诬告陷罪的共犯，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乙要从重处罚，对甲不能适用该规定。
凡参与以特定的个人要素(身份与目的)为构成要件要素之犯罪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要素，仍是共犯。
二、共犯与理解错误【知识要点】(一)同一共犯形式内的错误1.共同正犯的错误共同正犯的错误，包括同一构成要件内的错误与相异构成要件间的错误，都应采取法定符合说。
(1)甲、乙共谋杀害丙，在实行时，都认为对方是丙，实际上杀死的是丁。
无身份者教唆、帮助和共同实行信用证诈骗犯罪的法律定性摘要：无论从立法例方面来看还是从学界方面来看，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的教唆犯和帮助犯是没有争议的，但对其能否构成共同实行犯的问题上却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
实际上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精心甄别和区别对待：即在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中，凡无身份者能够参与纯正身份犯的部分实行行为的，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凡无身份者根本不能参与纯正身份犯的实行行为的，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
关键词：无身份者；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定性一、争议观点信用证诈骗罪是指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或者使用作废的信用证，或者骗开信用证，或者以其他方法利用信用证骗取财物和财产性利益的行为。
信用证诈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的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
在外贸实务中，常见的信用证诈骗罪的主体是开证申请人、受益人、开证行或其工作人员。
在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中，如果部分主体为特殊身份主体例如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或为普通非国有公司、普通非国有企业、普通非国有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国内外对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以及不同身份犯之间进行共同犯罪如何定罪量刑已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其中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能否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和共同实行犯的问题上。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犯罪的教唆犯和帮助犯，这一点已基本为现代各国刑法和刑法理论所公认；在我国也已成为刑法学界的通说，我国司法实践也不例外；在立法方面，我国虽未对此作出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在司法解释中却能够得到体现：如1984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指出：“妇女教唆或帮助男子实施强奸犯罪的，是共同犯罪，应当按照她在强奸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定为教唆犯或从犯，依照刑法有关条款论处。
”这一针对强奸犯罪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做是我国在立法层面上对无身份的行为人可以成为有身份者的教唆犯或帮助犯的肯定。
但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从立法例方面来看，有的国家的法律明确规定了无身份者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实施者（即共同正犯），如《韩国刑法典》第33条规定：“因身份关系成立之罪，其参与者虽不具此等身份关系，仍适用前三条之规定（即关于共同正犯、教唆犯、从犯之规定）”。
但有的国家的立法例对此采否定观点，如《德国刑法典》第28条第1款规定：“正犯的刑罚取决于特定的个人特征（第14条第1款）。
共犯（教唆犯或帮助犯）缺少此等特征的，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
”但有的国家立法例对此语焉不详，模棱两可，但在理论和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仍然可以归为肯定说或否定说，如《日本刑法典》第65条规定：“对于因犯罪人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行为进行加功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也是共犯。
因身份而特别加重或者减轻刑罚时，对于没有这种身份的人，判处通常的刑罚。
”但对该“共犯”是仅包括教唆犯、帮助犯，还是同时包括共同正犯，却未予以明确。
从学界方面来看，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学界提出了多种理论方案，大致说来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站在不同的立场分别从不同侧面对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行信用证诈骗犯罪的法律定性进行了探讨，揭示了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行信用证诈骗犯罪的法律定性本质的一面，因而都有值得肯定之处，但同时这两种观点也有各自值得商榷的地方。
1.肯定说：肯定说认为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完全能够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
但在具体论证上，又有所不同：如柏广衡明确主张：“国有银行工作人员与外部人员勾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其职务便利实施信用证诈骗，骗取单位资金供自己和他人共同占有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外部人员构成贪污的共犯。
国有银行工作人员明知他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实施信用证诈骗骗取本单位资金提供帮助，本人没有占有赃款的，应以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定罪处罚。
国有银行工作人员与外部人员勾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实施信用证诈骗，骗取单位资金的，如果主要不是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应以信用证诈骗罪共犯论处。
”陈伟也是肯定说的论者，他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骗取信用证往往可能会有多方主体参与，并且为了顺利使诈骗意图得逞，实施诈骗的行为人为了利益关系而内外勾结，在共同意思支配下行使诈骗的共同客观行为，即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套取金融机构的财产。
对此行为定性的一般分析路径可能如下：如果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是国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则根据刑法第382条第3款的规定：“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相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如果是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则根据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相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
”日本学者植松正指出：”第65条全文，其适用范围，在学说上存在着争论，可分三说：（一）仅适用于共同正犯说，（二）仅不适用于共同正犯说，（三）共犯三形态都适用说。
”在对上述三说逐一进行评论之后认为：“这样看来，应以第三全面适用说为正当是显然的。
此说不仅有上述所长，而且在法律条文上，不论此规定或共同正犯的规定，都在‘共犯’章下，第65条第1项文词上也是‘仍是共犯’。
其所谓‘共犯’，也包含共同正犯，用语上是明白的。
”莫洪宪、李成认为：“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可以构成职务犯罪的共同实行犯。
”因此，肯定说明确认为：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完全能够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
在此，特别要强调的是肯定说也是各国刑法学界的通说。
2.否定说：与此相反，否定说坚持认为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不可能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
否定说主要是站在特定义务违反说和人权保障的立场上，认为无身份者不能构成职务犯罪的共犯。
“于是在刑法上，特殊的主体资格从普通的主体资格中裂变出来，特殊主体所享受的权利，普通主体不能去分得一杯羹；特殊主体所承受义务，普通主体也不能去平分秋色。
”“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何者为重，没有一个绝对的价值选择标准。
某些犯罪规定只能由特殊主体才能构成，意味着刑法对特殊主体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个人自由的承认，但允许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又意味着向社会秩序的方向回归。
”比较有影响观点的如：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刁荣华指出：“按刑法上固有的身份犯系以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为犯罪构成要素，因此，一般法理认为苟行为人欠缺此身份或特定关系，即系可罚性不备，无从成罪。
在数人共同加功之情形，依通说，无身份之人教唆或帮助有身份者实施身份犯罪，尚非不可想象，但若无身份者居于共同实施之地位，则不能构成身份犯之共同正犯。
”前苏联学者特拉伊宁指出：“……非公职人员可以是渎职罪的组织犯、教唆犯或帮助犯，但是渎职罪的执行犯却只能是公职人员。
所以有这个特点，是因为在实际中只有公职人员才是公务职能的执行者，由他们发布命令，签署文件等等。
因此，事实上，也只有他们才能构成渎职罪。
因此，职务行为的唯一执行者“公职人员”自然也就是渎职罪的唯一执行犯。
由此得出结论：在渎职罪的共犯中，非公职人员只能作为组织犯、教唆犯或帮助犯负责。
”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认为：“身份犯必须以有身份者的行为为前提，无身份者作为实现构成要件事实的参与者可以符合它的修正形式（教唆犯、帮助犯），但是，无身份者是从属性的，不能成为身份犯的共同正犯。
”另一位日本学者福田平也认为：“在真正身份犯中，非身份者的行为因为缺乏作为实行行为的定型性，不可能存在共同实行，非身份者只能成为教唆犯或帮助犯。
并举例说，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一起接受了与公务员的职务有关的金钱，这一行为对公务员来说虽然具备贿赂的收受这种受贿罪的实行行为性，但对非公务员来说，接受的金钱不是贿赂，接受金钱的行为不是贿赂的收受。
这里是存在自然行为的共同，但不存在实行行为的共同。
”陈兴良指出：“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与没有特定身份的人之所以不能构成法律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的共同实行犯，就在于没有特定身份的人不可能实施法律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的实行行为。
因为身份是犯罪主体的构成要素之一，身份决定着犯罪主体的性质。
身份尤其是法定身份总是和犯罪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联系在一起的，法律在赋予其一定身份的同时，必然加诸一定的权利、义务，而且身份对犯罪行为的性质具有决定意义。
”；“真正身份犯中法律要求的实行行为必须结合主体要件来考虑，只能由有身份者实施，无身份者不能构成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
”苏惠渔也认为：“身份尤其是法定身份，对犯罪行为的性质具有决定意义，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在形式上一致，但在本质上不同。
”因此否定说坚持认为：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证明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不可能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
二、理论分析在外贸实务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中，无身份者究竟能否构成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贪污罪的教唆犯、帮助犯或共同实行犯呢？无身份者究竟能否构成普通非国有公司、普通非国有企业、普通非国有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职务侵占罪的教唆犯、帮助犯或共同实行犯呢？己有的研究和立法例在对外贸实务中信用证诈骗共同犯罪无身份者能够成为纯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和帮助犯问题上几乎均持肯定态度，因此没有什么争议，但对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问题上主要持肯定说，但也有持否定说的。
但笔者认为不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都有值得商榷之处，根据我国立法和共同犯罪理论的现状，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由此决定了折中说是适宜的，并提出了相应的理由如下：1.某些要求特殊主体犯罪的实行行为，从其性质上看，不可能由其他无特定身份者与有特定身份者一起实施的实行行为，而只能由具备特定身份者实施，在此种犯罪构成的情况下，无特定身份者不可能与有特定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
因此肯定说并不妥当。
2.少数身份犯，由于其行为是复杂行为等原因，虽然离开有特定身份者行为不可能最终完成，但从其性质上看，无特定身份者可能实施行为的一部分则是不容置疑的，即这种犯罪的实行行为可以由无特定身份者与有特定身份者共同实施。
因此否定说也是不妥当的。
实际上，折中说也贯穿在我国制定的有关司法解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