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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雅安市2024年社会工作者新教材重点知识(题库)（带答案解析）1、社工单选题（综合能力）（共80题）1. 关于定性研究特点的说法，正确的是（）。
A.注重分析可操作变量和统计数据B.注重研究问题的普遍性和代表性C.注重独特现象与收集非数字化资料D.注重研究者在调查中保持价值中立【答案】C【解析】定性研究遵循反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思想，强调调查者的经验、阅历等处理和分析问题。
例如访谈和观察等。
注重资料的特殊性和差异性。
2. 社会工作者说：“张阿姨，您刚才谈到母亲过世后，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您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发生了矛盾，您还担心接下来父亲的照顾问题。
那么您这次最想谈的是什么？”上述这段话中，社会工作者运用的技巧是（）。
A.同理B.摘要C.澄清D.对焦【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个案会谈技巧之引导性技巧。
对于服务对象较为笼统和宽泛的话题，社工需要收窄和明确问题。
本题社工的提问“您最想谈什么”即将宽泛的话题缩小。
3. 关于同辈群体的说法，正确的是（）。
A.同辈群体的形成完全是偶然的B.同辈群体在不同社会系统中常扮演相同角色C.同辈群体由年龄、志趣和行为方式均相同的人组成D.同辈群体对个体的认知、行为和情绪都有直接影响【答案】D【解析】同辈群体对个体行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对个体的认知发展、行为塑造、情绪表达、精神追求及支持系统均有直接影响，社会工作者要充分利用同辈群体的正向功能开展服务工作。
A项，同辈群体的形成大部分出于偶然性因素，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同辈群体形成的主动选择性变得越来越多。
B项，伴随着个体成长，同辈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C项，同辈群体是由年龄、性别、志趣、职业、社会地位及行为方式大体相近的人所组成的一种非正式的群体。
4. 社会工作者小郝在某初中开展学校社会工作服务。
下列服务内容中，属于“治疗型”学校社会工作的是( )。
A.协助学生制订学业发展规划B.对有欺凌行为的学生进行辅导劝诫C.帮助患病学生链接医疗资源D.为学生们举办校园安全教育工作【答案】B【解析】治疗型学校社会工作，是针对“问题学生”失常的心理和行为而开展的工作。
2022年7月26日,一则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频全网刷屏,引发热议。
该视频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农村老人的人生经历,他饱受苦难却不屈不挠的跌宕人生和平凡、美好、坚韧、强悍的性格特质打动了众多网友。
从这则视频中可以看到以二舅为代表的一批坚守在乡村的人,即“守村人”,不论社会如何变化,他们始终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坚定的信念守护着这一方土地。
一、问题的提出:流动社会中的“乡土守望者”在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日趋活跃,正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由“相对静态社会”向“流动社会”快速转型[1]。
在流动性的社会背景下,乡村人群逐渐分流,呈现出不同的流动状态:一是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二是农村人口的返乡回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许多在城市积累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的农村人口选择返乡创业;三是“半城半乡”式的两栖流动,他们既脱嵌于乡村,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成为“悬浮”在城乡之间的“双重边缘人”;四是流动乡村中的“守村人”,他们始终坚守在乡村,是乡土社会的守望者。
学术界对乡村群体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入城、返乡、半城半乡的流动人群,然而对“二舅”类的“守村人”却很少关注,即使有相关研究,也是将“守村人”与留守老人、儿童、妇女等弱势群体混为一谈,忽视了“守村人”对于乡土社会的独特价值。
“守村人”不同于乡村留守群体,后者往往是由于能力不足而被迫留在乡村,但“守村人”是具有精英特质的村民[2],他们在经济能力、人脉资源、社会威望、生活经验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对乡村社会的发展起着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其社会影响力远远大于普通村民。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强,而“守村人”却“定海神针”般坚守在这片土地上。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守村人”为什么坚守在乡村?他们在乡土社会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一坚守行为有何意义?二、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守村人”坚守乡土的原因探析提到“守村人”,人们往往认为是贫穷、愚昧、无知、能力低下的农民,将他们与积贫积弱、消极灰暗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但是“二舅”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刻板印象,让更多人看到乡村中存在多才多艺、坚韧不拔、积极进取的能人志士。
247大众商务市场观察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具有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耕地面积辽阔，农业人口较多。
农村人口收入增长较为缓慢，是当前“三农”问题中的最大难题之一。
农村经济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对于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决定作用。
促进农村人口增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提，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民收入得到提高，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
这些年，我国农业丰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总体和谐稳定。
特别是几亿农民工在城乡之间长时间、大范围有序有效转移，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农村发展步伐缓慢，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同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新型城镇化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问题（一）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低下农村经济基础较差，农村教育发展缓慢，长期受到自然环境、经济的影响，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不高，具体表现为思想保守，满足现状，缺少动力，对新型技术、事物等视若无睹，创业意识淡薄，缺乏经营理念等。
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关会议提出：“农民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发展的灵魂”，新农村建设必须培养人才，需要有文化、懂技术、有经营理念的人才，来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和思想水平。
（二）城市中的失业率不断增加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失业率却居高不下，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
第一，技术变革对城市中失业的影响，特别是新技术、新设备及新产品的引进和导入，自动化、智能化及信息化的科技手段推进，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城市劳动力失业；第二，就业市场趋于饱和，特别是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各行各业新增就业岗位不多，吸纳就业效果不明显；第三，失业人员生存技能过于单一，自身无竞争优势再就业，过于依赖他人，自我创新意识不足；第四，各地劳动保障力量较薄弱，人才市场人力资源不足，没有完全实现资源共享，没能及时、迅速地为失业下岗人员提供就业咨询服务；第五，农民工工作强度大，薪资水平较低。
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经济理论与政策———统筹城乡发展的洛伦兹分析李陈华,柳思维(湖南商学院经济管理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205)摘 要: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和模型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二元市场提供了分析基础和工具。
基于Harris-Todar o模型的思想,可以建立一个更为简化的二元经济模型,使农民工进城、城市失业、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不平等(基尼系数)等问题能够综合起来加以分析讨论。
利用洛伦兹分析方法,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各种政策选择和政策效应都可以得到清楚的阐述,特别是可以清楚地揭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科学逻辑。
关键词:城乡差距;劳动力市场;二元经济;失业;不平等;洛伦兹曲线中图分类号:F304.6;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06)03-0030-12D ua l-Econom y Theor i es and Poli c i es for the Rura l-Urban Labor M arket:A L orenz Ana lysis of I n tegra ti n g Rura l and Urban D evelop m en tL I Chen-hua,L I U Si-wei(Graduate School of Econo m ics&M anage m ent,Hunan B usiness College,Changsha 410205,China)Abstract:The classical econom ic theories and models p r ovided analysis basis and t ools f or modern study on the rural-urban dual labor market in devel op ing countries.Based on the idea of Harris-T odar o model,we construct a more p re2 digested model,which can integrate many p r oble m s t o analyze,such as far mer inbursting city,une mp l oy ment in city, rural-urban income dis parity,s ocial inequity(Gini index)and s o on.U sing Lorenz-curve,the choices and effects of govern ment policies in integrating rural and urban devel opment,es pecially the science l ogic of“devel op ing rural econo2 my,increasing far mer’s income”,can be expounded clearly.Key words:rural-urban dis parity;labor market;dual economy;une mp l oy ment;inequity;Lorenz curve 从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城乡差距始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
“民工荒”与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关于《“民工荒”与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对刘易斯模型理解上的偏差，是造成21世纪以来因两次“民工荒”所引发学术界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的众多争议的主要原因。
出现“刘易斯拐点”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下降，二是农业工资水平显著上升。
近年来的经验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确已进入这一拐点，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不仅意味着我国已从“第一次人口红利”阶段向“第二次人口红利”阶段转型升级，同时也由此为我们带来诸多重要的结论和启示。
“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主要是由我国劳动力供需结构不对称造成的。
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新阶段，党和政府应通过大力加强各类教育培训来努力挖潜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要努力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与流动的各种障碍，尽快营造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党和政府应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加全面科学系统地规划、部署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为我国成功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引航助力。
下载论文网关键词：民工荒；刘易斯拐点；?诙?力市场；产业转型升级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2-0101-0721世纪以来“民工潮”的退却和“民工荒”的频现，预示了我国经济发展“刘易斯第一拐点”与国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在我国已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和国民经济从高速向中高速增长战略转轨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经济社会发展即将迎来崭新局面的形势下，在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入“有限剩余”阶段，将相关材料整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历史分析，对推动各项工作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21世纪以来两次“民工荒”概况21世纪以来，以往人流汹涌的“民工潮”逐步退却，特别是2004和2010年两次“民工荒”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
推拉理论及理性人视角下的民工荒现象解析摘要：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东南沿海省份，却出现了20年来的首次“民工荒”，且有陆续波及扩散之势。
本文从推拉理论及理性人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推拉理论；理性人；民工荒；企业文化；社会保障一、理论探讨(一)“推拉理论”与“理性人”假设“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
赫伯拉(Herberla)在1938年、米切尔(Mitchell)在1946年分别提出了这一理论。
他们指出，原住地基本生活设施的缺乏、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不佳等构成了原住地的推力，这些因素促使人们向其他地区迁移；同时。
迁移目的地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发达的基础设施等形成了目的地的拉力。
吸引人们往该地流动。
迁移就是原住地的外推力与目的地的内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将“推拉理论”系统化的则是唐纳德·博格(DJ.Bogue)。
他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原有基础上加入了对个人因素的考虑，即在同样的推力和拉力条件下，为什么有的人选择流出原地而有的人选择留在原地。
博格首次划分了影响迁移的因素，并将其分为“推力”(push factors)和“拉力”(pull factors)。
他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可以相对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们之所以选择流动，是因为可以通过流动就业来达到改善生活条件的目的。
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能使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
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
人口的流动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其实。
人们选择迁移与否是基于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后的一种选择决策。
因此。
本文同时借助了微观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
由亚当·斯密提出的“理性人”假设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但是应当认识到。
在斯密的观点中。
其“理性人”的概念是基本等同于“经济人”的，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经济人”假设。
生存理性视角下快递小哥的行为逻辑——基于浙江省快递小哥的人类学调查佚名【摘要】作为新兴职业群体的快递小哥，纵然与现代商业有关，也使用现代化的工具，其实仍是传统苦力在现代社会的延伸。
虽然他们的从业动机和出路选择多样，但他们的行为仍是基于满足生存需求、扩展生存空间和追求体力资本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研究发现，作为绝大多数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快递小哥，仍处在生存理性的阶段，并未实现理性跨越。
对于大多数的快递小哥而言，职业的非长久性和农民工身份的边缘性让他们的发展陷入困境，但仍有不少人将其视作寻求生存过渡性的最佳选择。
面对这个困局，不仅快递小哥自身要努力突破瓶颈，而且政府、社会和企业也应在规范行业准则、提高薪资福利待遇、完善技能培训体系和维护群体合法权益等方面采取一些措施，以帮助他们缓解职业发展上的困境，为在市场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快递小哥长久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及必要的公共产品。
【期刊名称】《青少年研究与实践》【年(卷),期】2017(032)002【总页数】7页(P21-27)【关键词】快递小哥;生存理性;田野调查【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13.5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以及物流业的迅速拓展，不少出身农村、文化程度较低或无一技之长的青年男性投身快递行业，成为“高薪族”的快递小哥，凭借自身的体力在城市中求得生存。
这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淹入了都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虽邮差早已有之，但快递小哥则是随着电商发展而来的，近几年才有着井喷之势，他们成为一个人数众多、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群体。
进而，他们逐渐成为一个“显性”群体而受到媒体的关注。
媒体往往从外部，乃至“暴力”“犯罪”等负面视角关注该群体。
而学术界对这一规模庞大的职业群体关注甚少。
以“快递小哥”为关键词，在网络上检索出的学术文章较少，多以新闻报道为主。
而以“快递小哥”和“生存理性”为共同关键词没有检索出任何学术文章。
那么，这一群体生存状况如何，与媒体报道的是否一致，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Journal of Hu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湖北行政学院学报DOl：10.3969/j.issn.1671-7155.2024.01.No.1，2024General No.1332024年第1期总第133期·公共管理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县城就地城镇化是以家户为单位进行的。
家户制是我国农村社会不断再生和复制的基础性制度和本源型传统[1]，它由以习俗为支撑的家庭制度和以国家行政为支撑的户籍制度共同构成，对内在“家”的理性驱动下维持家户的延续，对外以“户”为单位开展生产活动和获取公共服务。
近年来，家庭式迁移的县域流动偏好开始显现，农民家庭大规模进入县城，由此家户制实现了在县域社会的再生和复制，县城就地城镇化便具有了家户底色，而家户策略是理解县城就地城镇化家户底色的关键点。
本文延续对农民进城阶段划分的研究惯例，按照进城和融入两个阶段阐释家户策略转变；将农民家庭连接县城和农村双重场域、旨在保障家庭利益最大化的最新策略转变，总结为“保底竞优→保优竞底”。
本文引入“农民理性”作为家户策略得以转变的逻辑，以河南省W县为案例，解读县城就地城镇化中家户策略的转变逻辑。
一、县城就地城镇化中的农民理性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农民养成并传承了勤劳、勤俭、算计、互惠、人情、好学、求稳和忍耐的理性[2]。
在以强大习俗为支撑的传统家庭制度面前，个人从属于家户而没有独立性，传统理性品质的目的都是为了家户的生存、延续与发展，因此农民理性的真正形态是家户理性[3]。
农民理性深植于于县域社会心理结构中，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继续支配着家户的城镇化策略。
相比父代，子代和孙代更早、更迅速地体验城市生活，他们更多受到工商业价值观和市民理性的影响，如此农民理性在代际之间扩张和蜕变，形成了新的家户理性。
011〔作者简介〕付守芳（1985—），女，河南卫辉人，管理学博士，中共湖北省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县域治理、公共服务。
摘要：文章结合文献分析，认为第一代农民工的进城务工心态主要是生存理性，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心态转变为以发展理性为主；发展理性在社会需求、实现自我层次上高于生存理性，而在贫富分化、社会排斥的容忍度上低于生存理性；由此两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变化，亟需国家与社会的回应。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心态；生存理性；发展理性中图分类号：Ｇ９１２．８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７）０７－０１３２－０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劳动安全、社会保障、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困难，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目前农民工权益保护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三令五申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思路：这些政策是不是顾及到了农民工自己的真实想法，已往我们过于注重外在的视角，现在我们应该更好地探究农民工自身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想法正在发生哪些变化，这种变化趋势意味着什么，这些思考更有助于我们理清农民工问题的现状与出路。
本文探讨的目的在于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探讨两代农民工行为及其心态的变迁所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压力及在这种压力下国家必需进行相应的制度回应，以促进时代发展。
为了叙述的简便，根据近几年的调查经验感受，我借用黄平在《寻求生存》中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分析，以生存理性来概括第一代农民工的行为及其心态，以发展理性来概括第二代农民工的行为及其心态。
生存理性曾为中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也存在基本的局限；发展理性是对生存理性的更替及这一背景下国家必需在制度变迁上做出回应。
一、生存理性的界定及其功能黄平在《寻求生存》中运用八个村的调查资料分析农民外出务工的动机是为了增加收入，因为农业收益低，不足以维持日常开销。
他把农民工这种外出动机称为“生存理性假设”，并认为，生存理性假设不同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假设，是生存策略，是“糊口策略”，用最极端的解释就是“不饿死就行”的底限逻辑［１］。
从理论上说，生存理性指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农民工的行为是理性的；其二这种理性是生存性质的。
所谓理性就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为得到够用而付出的最少，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即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是追求代价的最小化。
作者简介：刘成斌（１９７７—），男，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生存理性及其更替———两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转变刘成斌□传统型中国农民的生存理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两大功能，其一是利于工业资本积累；其二是社会秩序的暂时稳定。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建国后由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变过程中借农民的生存理性让农民做出牺牲，为工业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
具体表现在三点：第一，对农业剩余通过公开的或陷落的手段过度地长期抽汲，使农业部门成为工业部门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工业从农业取得资金方式主要有三种，即通过征税从农业取得一部分剩余；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通过农村信贷偏向工业。
农业支持工业与农村支援城市可以说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政策特点。
第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低度吸纳能力，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积聚在农业领域。
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严格的户籍制度加剧了城乡二元经济的对比，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固化。
第三，国家长期偏重城市，忽视农村。
一直到２０００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仅占全国教育经费的２３．９％，而农村义务教育人数却占全国的６３％，“占人口７０％的农民仅占有２０％的卫生资源”，农民工的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１／４［２］。
在这种严重倾斜的政策运作下，中国社会仍然能够保持基本秩序的稳定，应该说主要归功于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但我们也不可不论另外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石———农民的生存理性———它是一种只求最基本温饱的生存观念，即只要“不饿死就行”。
今天的农民工没有保险，没有享受福利仍然是在为资本积累做贡献。
而且第一代农民工认为他们的根不在城市，“我们怎么能跟城市人比呢？”是他们普遍的自卑心态，他们的“根”在家乡，在农村。
家乡与农村依然是他们认同的归属地，也是他们在城市遭遇白眼的时候内心平衡的情感依托，也是他们在面对安全与利益冲突时选择“安全第一”而规避风险的精神保障，也是他们在面对各种生存危难时仍然支撑而不倒下的动力支柱。
农民个人的生存理性在社会层面形成的结果就是秩序稳定。
二、生存理性是公平的底线生存理性虽然是很低的理性层次，但不是没有底线。
什么是底线？斯科特是这样描述的，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３］。
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家庭经济活动的特点在于“以稳定可靠的方式满足最低限度的人的需要”，“濒临生存边缘的失败者的代价，使得安全、可靠性优先于长远的利润”。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黄宗智在研究华北小农家庭经济中所提出的“内卷化”概念是农民生存理性的反应，是农民在特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技术安排，以此获得最稳定、最可靠的产量，用以免于“陷入灭顶之灾的细浪”。
卢晖临借鉴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分析提出“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概念，他用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解放前社会中“公平底线没有被突破”是中国传统农民认可当时社会分化机制及其结果、进而是保存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前提。
卢晖临认为传统乡村社会是“习惯”的海洋，这些非制度的习惯组成了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保障了社会公平的底线。
而在当下，我们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旧有的农民乡村习惯被打破，宗族联系解体，血缘联系弱化，地缘联系破坏，新的制度保障又没有覆盖到农民，缺乏社会关联的农民呈现“一袋马铃薯”的原子化状态，进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不管是缺乏农业保护的在家务农的农民或是外出寻求生存的农民工，他们都被暴露在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的理性算计之中［４］。
在此背景下，农民的生存理性时而被突破，生存理性作为社会底线，一旦突破就是悲剧的必然发生。
这就证明了我们必须关怀“民生”。
关怀民生是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话题。
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发展的初期，这种初期性在较短的时间内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这是市场必须迈出的一步；但是发展市场经济更需要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进行干预与调节，尤其是在贫富差距及其社会后果层面必须有国家的宏观调控并落实到社会成员的具体生活细节。
如果社会成员的普遍富裕尚现阶段不可求，但是，使贫弱者得到基本的制度保障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重中之重的是政府不能让农民工失去希望———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子女教育，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三、生存理性到发展理性的转向二代农民工逐步走向以发展理性为导向的思维方式。
所谓发展理性是与第一代农民工相对而言的，就是把“根”从农村拔出来了，生活方式趋于“城式化”，情感认同偏向城市，价值取向背离“乡土”。
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理性是一个有别于并且高于生存理性的层次，是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体现。
比如，生活方式改变———必须有生活质量的观念，摒弃“赖活着”的思想———我们在青年农民工的身上已经看到这种变化，对他们来说，传统的“乡”、“土”观念已不再具有原来他们的父辈那样强烈的文化意义了，他们已经有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横向比较———更重要的他们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而不是父辈认同的乡土文化中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他们青年一代对乡土生活方式全面背离，显示出一种向现代社会急剧变迁时特有的文化断裂现象———与传统农民生活方式断裂［５］。
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不再罗列相关的实证数据，仅根据相关文献及笔者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感受，我们把新一代农民工的社会特征用表１来表述。
生存理性的超越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农民工与农民不能一直停留在生存理性的边缘上，他们必须走出贫穷，超越生存，寻求发展。
如此一来，新生代农民工的整合问题就彰显出来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行动选择上宁愿成为城市里的流浪汉，不愿回到农村生活，与父辈仅仅为赚钱而打工、对城市并没有价值认同，也更没有生活依赖，只有回归农村才有归属感的思维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制度与城市运作机制上是否被吸纳、生活系统与方式是否被接受、价值情感是否被排斥将是新生代农民工关注的焦点，如果这一切顺理成章，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生活基本保障、医疗甚至教育等方面不遭遇较大的障碍，结果将是农民工顺利融合入城市的发展过程。
但是如果走向反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会成为社会秩序和谐的“不定时炸弹”，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认真面对并真正关怀新生代农民工发展———这一“秩序和谐”的瓶颈问题。
甚至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理性的形塑与张扬，公民思维的孕育与磨练已经对国家制度改革形成了倒逼机制，国家迫切需要在行动上给予“关怀”的回应，做出相应的制度变革———包括就业、教育及医疗等各种福利保障在内的城乡二元户籍体系。
工厂生产、城市生活的体验与文化领域培养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正如英格尔斯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中主要就是论述了工业与城市对传统人向现代性转变的功能一样。
城市与乡村的不同对于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力量，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到角色群体的多样化，再到生产过程的科层制，要求农民工适应城市里的一切，并与新的组织与人群相互适应。
拔高一点说，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的全新的社会化力量构成了一种“现代性”力量。
“现代性可以用于社会，也可以用于个人”，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后者，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所具有的与传统相对应的现代属性。
具有现代性的个人常常表现为见多识广、积极参与，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乐意接受新观念和新经验［６］。
“也可以表现为具有平权开放、独立自顾、乐观进取、尊重感情和两性平等”等方面的意识［７］。
总而言之，是指一个具备了现代素质或现代性的人应该具有一整套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比较顺利地顺应生活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８］。
随着第二代农民工现代性的增长，他们回农村是“回不去”了———无论是从主观或从客观。
同时，他们在体制上讲暂时还无法融入城市。
由此构成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由此必须产生相应的体制改革上的制度变迁，以使不愿意也不可能再次上山下乡的青年农民工整合入城市，进而实现全社会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