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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3期J OU RNAL OF THE GRADUATES VOL.29l32008SUN YAT-SEN UN I VER SI TY(S OC I AL SCIENCES)2008/行0辨是非:从中医存废之争谈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张力(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陕西西安710127)=内容提要>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当前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其命运也面临兴亡的转折。
中医是否是/伪科学0而需要被废除,中医的特殊地位是否要动摇,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中医需要在新的视角下进行更为合理的透析。
=关键词>中医存废之争;科学;划界;标准真实的中医究竟是什么?中医是伪科学吗?中医是否百无一用,到了垂死挣扎将要灭亡的历史时刻了吗?中医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下经受考验。
是兴是亡,这是个问题,如何正视中医是国人更是学人所要深究的问题,在新的视野中探寻二难的新出路。
一、中医的存废之争与中医的困境中医学是在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断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医学科学,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5黄帝内经6的成书,实际上标志着中医学基本理论的确立,它与张仲景的5伤寒杂病论6分别是中医学基本理论和辨证论治的奠基之作。
二者与5神农本草经6、5难经6一起,被历代医家奉为经典,由此而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给后世医学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一)中医的四次存废之争中医是否该废止?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一夜间成为争论热点,甚至招致包括管理*收稿日期:2008-8-30作者简介:张力(1983))男,陕西礼泉人,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2006级科技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陕西省第三届科技哲学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主题发言论文。
中医自《黄帝内经》诞生起，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绚丽的瑰宝之一。
然而，近现代以来，中医命运多舛，地位逐渐因西医的扩张而变得岌岌可危，并产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废止中医运动。
中医的三次废止之争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撬开，大量西方的文化和技术也随侵略者一道涌入中国。
西医也是在这个时期逐步在东方大地上落脚扎根，西医教育、西医理论及西医从业人数都呈迅速发展之势。
那个时期，西医在中国医药界还不是特别强大，中医仍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这次争论的焦点也仅仅是能否将中医同西医一样，纳入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体制之中。
这次的争论，也让当时的中医界师徒制的传教方式发生了转变，打破了单一模式，吸纳了现代医学教育传播中医理论的方式。
1929年民国政府废止中医案风波，是1912年北洋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法令的延伸，是五四运动后中西医地位高低、你存我亡的又一次大碰撞。
当时，新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封建文化的产物，被认为其中饱含了旧传统、旧文化的毒瘤。
当时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人，以及一些留学归来的人士都发表了否定中医的言论。
他们强调西医为现代文明，将西医和中医的对立称为新旧之争。
1920年，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归国的余岩（余云岫）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来对中医理论进行抨击，并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余杜之争”和“余恽之争”。
不过，这些争论还只是局限于“中医科学与否”的学理上的讨论，不至于上升到中医的生死存亡上来，真正掀起中医界轩然大波的事件是在接下来的一个会议上。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
一直致力于“废止中医”的余岩和胡定安等人在会上提出了四项议案，批评中医理论基础学说属于杜撰，中医荒诞无稽，且中医缺乏诊断方法，不能调查死因，疾病没有分类，无法防疫，更不能“强种优生”。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中西医之争“废止中医”案引发中医抵制导语：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西医随着西方列强的枪炮传入中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代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西医逐步站在了中医的对立面。
长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西医随着西方列强的枪炮传入中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代表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西医逐步站在了中医的对立面。
长时间关于“中西医存废之争”使中西医双方不得不面对自身的不足，此间持续的争论以1929年的“战况”为盛，但远远没有结束。
中西医难救孙中山肝疾孙中山肝癌晚期，宁愿相信科学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中与医学关系最密切的莫若孙中山，虽然他从未在其着作、言论中提及中西医问题，但中西医争论中各方都想积极争取的目标。
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孙中山曾是一名医生，1925年他被确诊患有晚期肝癌的时候，有人希望他接受中医治疗，孙中山即说了这样一番话：“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
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其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不久，孙中山受冯电邀赴京，没想到抵京5天后就因肝疾复发，住进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若改用中医治疗，(孙中山)必须搬出医院”在媒体的追踪报道下，孙中山的医疗方案，成为1925年初举国关注的新闻事件。
西医表示对孙中山的病情无能为力，朋友、同志纷纷推荐中医治疗，但是孙中山不愿接受。
协和医院同时对改用中医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院方表示，中医药不能进入协和，虽然孙中山地位尊崇，但若要改用中医药治疗，必须搬出医院。
孙中山最终于2月18日出院，在北京寓所内接受了3位名中医的治疗。
可惜，“没装生活常识分享。
“废弃中医”论的谬误与中医的唯一正确出路涉及关键词：正确中医唯一出路谬误废弃论文“废弃中医”论的谬误与中医的唯一正确出路在这里开始书写日记、心情…“废弃中医”论的谬误与中医的唯一正确出路中医的唯一正确出路——用中医的开放系统吸纳吸纳西医西药和现代医学成果，把把西医西药和现代医学成果整合到中医系统中来——兼论“废弃中医”论者削足适履的四大谬误衍洛子一、前言看了《废弃中医，还是挽救中医》一文，忍不住想写些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本想写一千几百字的，谁知一写就收不住，写出了近万字。
祖国传统文化，自“五四”运动后多灾多难。
先是“打倒孔家店”，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被推倒在地，接着是一些大文人否定中医。
儒家学说和中医这两个“显科学”都摇摇晃晃了。
易经是“隐科学”，哪里还有容身之地？中华文明的三大支柱——儒学、中医、易学都被推倒了。
中华文化只剩下一片文化瓦砾的废墟。
于是，外国的文化潮水般的湧进填补空白，甚至有些在外国早已成了废品的东西，国人仍奉之为精华。
早已被评反了的中医，现在又有人叫要“取消中医”，他们之所以要“取消中医”，是因为对老祖宗创造的中华传统文化不理解。
现在我们有了研究传统文化的良好环境，儒家学说已经得到国人的越来越重视。
中医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唯有易学在民众中还有一大堆问号。
儒学、中医、易学等是传统文化的精华，祖先数千年研究积累起来之精华需要一代代传承下去。
有精华就有糟粕，我们不能有糟粕而丢弃精华。
易经是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糟粕最多的学说。
因为易经有现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的地方，一些人便有意无意地凭自己的认识去解释，因此易学便附上了不少封建迷信的东西。
但是，易学的本质是从特殊的高度去认识世界的一门超前科学，虽然它有不少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封建迷信是一些人附上去的，并不是易学自己东西。
本人才智浅薄，但愿为中华传统文化出一分力，并选择了最多人反对的易学中的风水作为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个切入点。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中国近代史上，中医曾有过三次大的劫难，如今中医高呼提倡中医药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医曾经有过三次大的劫难：第一次，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颁布，中医、中药均不在其中，这也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第二次，1929年，在当时政府召开的卫生会议里面，通过了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此后连在报纸上介绍中医都是违法的，民间建立中医学校也一概禁止。
第三次，1950年，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后在草案中将“废止”变成“改造”。
在这次三次劫难中，曾经出现过一句经典的口号，被中医界一直推崇：“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这句口号是在中医的第二次劫难时候提出来的。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规定中医必须到卫生部门登记，申请职业执照才能执业，执照到达一定期限后，不再接受新的登记，同时废止中医教育。
1929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场高悬巨幅标语：'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
中医中药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经济的发展相提并论，应该说，这里口号很给力。
如今，90年过去了，回头来看这句口号，我们是否感觉有些尴尬？目前全世界90%的中药市场销售来自日本，中国大陆只占世界中草药销量的2%。
在《世界专利数据库》中，日本人注册了70%以上的中药专利，而中国的中药专利申请仅占0.3%。
日本三大汉方药生产企业之一的津村药业，一年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就超过了千亿日元。
企业负责人更是宣布，要打造中国市场上中药第一品牌。
是的，日本企业要打造中国市场中药第一品牌。
相对于日本人在中医方面的突飞猛进，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依旧在持续这场跨世纪的争论，究竟是西医当家，还是中医为本。
中医当自强，我们在努力。
2016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播出深度调研《中药得了“病”，怎么治?》，引发太多人对中医的深思。
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近代中医废存之争是指中国近代以来，中医在现代医学发展的背景下所引起的一场关于中医是否应该废弃的争论。
这场争论在近代中国医学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对中医的发展和传承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中国。
当时，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在现代医学的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一股对传统医学的怀疑和质疑的潮流。
这股潮流主要是受到西方科学观念的影响，认为中医缺乏科学性，治疗方法过于陈旧。
这导致了中国医学界的分裂，一方面是持续发展的现代医学派，另一方面是抱持传统医学观念的中医派。
在这场争论中，现代医学派主张废除中医，将其视为迷信和无效的医学体系。
他们认为中医过于注重整体观察和辩证施治，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
而且他们认为中医的草药疗法和针灸疗法无法通过科学实验证明其疗效，因此不应该继续传承。
这一观点在当时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也对中医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与此同时，中医派认为中医是中国独有的宝贵文化遗产，拥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广泛的治疗经验。
他们主张中医应该继续传承和发展，通过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中医经典、加强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使中医更加科学化、现代化。
他们强调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方法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和综合性的诊疗方案。
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传统医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价值。
现代医学派强调科学性和实证结果，要求医学理论和实践必须经过科学验证才能被接受。
而中医派则强调中医的独特性和整体性，认为中医不仅包括了草药、针灸等传统疗法，还有丰富的经典文献和治疗经验，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和综合性的治疗方案。
在这场争论中，有一些医学专家和学者试图寻找中医与现代医学的融合之道。
他们认为现代医学和中医都是人类治疗疾病的方法，各自有其优势和不足。
因此，应该通过对中医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将现代科学方法运用到中医实践中，以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和科学性。
我国历史上的五次中医存废之争2010-06-14作者：张功耀1936年，陈邦贤先生出版的《中国医学史》，把张骞从西域引种苜宿和葡萄也算做中外医学交流。
其实错了。
张骞的这个作为，充其量可算做农作物引种，与医学交流并不相干。
查历史，这样的农作物引种，从西汉开始一直都在进行。
后来，我国陆陆续续从波斯和印度引种了黄瓜、胡椒、大蒜、豌豆、青豆、亚麻、萝卜、甜菜、大枣、芹菜、葫芦、莴苣、无花果，等等。
这些都不能算是中外医学交流。
中国人从国外引进医、药、以及医药思想和方法，可能比引进蔬菜和谷物种子要早。
比如，“不调”这个中医病理学概念，就有可能来自古代印度的“四大不调”（地、水、风、火）和“饮食不调”，而不是古中国人自己创造的。
此外，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法药咒》有“五藏平和，六腑调顺，七十五脉，自然通畅”等语。
众所周知，中医生至今还不会做解剖。
他们的五脏六腑概念至今还相当混乱。
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五脏六腑”的概念可能是某些中国人从印度人那里在道听途说中得来的。
因为听得不那么仔细，口耳相传之后，便成了目前这个混乱不堪的样子。
还有，学过中医的都知道，中医把眼睛分成“五轮八廓”。
这个“五轮八廓”，可以清清白白地在印度的佛教著作《龙树菩萨论》当中读到。
这部佛教著作比任何一部中医典籍都早。
因而可以断言，中医里边的“五轮八廓”是件舶来品。
至于阿魏、诃勒黎、郁金香、丁香、龙脑、没药、红花、没食子、皂荚、苏合香、安息香、乳香、硼砂、芦荟之类的药材，都是来自国外的“上门女婿”。
对此，稍微有点中医药历史常识的人都很容易接受。
遗憾的是，任何外来的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
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就连科学这样严肃的东西，也难以幸免。
外来的医学和药学，一经“酱缸文化”（现在有人把它叫做“中国化”）的浸染，许多都失去了原有的样式。
最近在网络上议论纷纷的芦笋，在国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明明白白地只是蔬菜。
可是，到了咱们中国，它就变成了“抗癌辅助药”。
中国人这种近乎涂鸦的“创新”和“中国化”，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与“西方科学”的对立。
不过，进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当中，也有一些是中国人无法进行涂鸦式创新和中国化的。
在那些为自己的饭碗而爱国的中国人看来，正是这些不能被中国化的东西，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极大”。
因为这些洋夷文化总是无情地打击中国人的自尊心，并褫夺中国人的饭碗。
然而，仿佛世界上的任何变革和进步总是与中国人过不去。
华佗本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象征，也是中国人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偶像。
可是，只要稍微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可以戳穿，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医学奇人”是捏造出来的。
在华佗那个时代，中国实际上不具备任何施行开颅术所需要的配套技术。
如伤口消炎技术，固定头颅的方法，施行开颅术的工具制造（用斧头作开颅工具是绝对不可以的），等等，在当时都不具备。
连起码的开颅技术基础都不具备，何以能够开颅？此外，稍微有点病理学和解剖学常识的人不难想象，开颅之后通常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手术。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本中国古代医书记录了头颅里边的结构。
据此不难判断，假若华佗果然能够开颅，他也只能在开颅以后望着那堆血水发呆。
可是，那些为了自己的饭碗而爱国的英雄们，绝不许科学的进步而推倒和怀疑华佗。
君不见，我国的中医生谋生，就靠墙上那面“华佗在世”的锦旗。
华佗的威信一经丧失，不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要一落千丈，而且不可避免地还要导致中医生们的饭碗危机！“真他妈妈的问题”是，历史车轮并不是中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开动或阻挡的。
早在唐朝，华佗的威信便遭遇挑战了。
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九》记载，永淳元年（公元682年）11月，唐高宗李治在没有任何明显前期症状的情况下，突然双目失明。
唐高宗的侍医秦鸣鹤用大秦医术（即古罗马医术）冒死对李治施行开颅放血手术之后，居然奇迹般地使唐高宗重见了光明。
这样的头颅外科手术，至今的中医生还没有能力施行，也不能把它中国化，更创新不了。
这些不能被中国人做更多创新或中国化的医术，对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一个严重的伤害，对中医生的谋生来说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正像鲁迅先生所描述的，它是一个“真他妈妈的问题”。
于是，中西医之间的对立，便在外来医术不断引入中国之后步步深入、日益扩大地凸显出来了。
外来的医术之所以能够从那遥远的地方久经不衰地传到中国来，并且能够站稳脚跟，必有其过人之处。
中国本土的医术之所以传不出去，甚至在国内传不了多久都要遭遇淘汰，自然也有中国本土医术不被接受的原因。
这本不需要展开任何争论。
若是病人，各人择善而师，一切都解决了。
可是，中国人独特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却偏偏没有择善而师的勇气。
明明是个饭碗问题，却硬说是文化问题，甚至民族存亡问题。
自己不去反思自己的落后，却总是抱怨别人太进步。
于是，一个原本很简单的问题都被争论得面红耳赤，厮打得头破血流！自觉一点的中国医生，像秦鸣鹤那样的人，为了丰富自己的医术，便能够自觉地学习西洋医术。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像秦鸣鹤那样谦虚地向别人学习，并且勇于实践，中国的医术有可能提高得更快一些。
可是，偏偏中医生们害怕学了洋人的医术会坏了老祖宗的师传。
于是，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奋起抵抗来自外部世界的先进，以图保守丑态百出的落后！假若我国的医学从唐朝开始就像秦鸣鹤那样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中国的医学可能早就与世界一道前进了。
然而，那唐朝进入的“大秦医术”（欧洲医术），还有那元朝进入的“回回医”（阿拉伯医术），犹如昙花一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金篦子术（针刺拔去白内障）原本来自回回医。
可是，中国人不会固定眼球，终于做不了这个手术。
于是，这金篦子术虽然见于不少中医文献，却一直是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空洞记载。
中国人其实没有太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
据文献记载，开颅术只有秦鸣鹤一个人学会了。
金篦子术则至今没有一个中医生能做。
可见，中国人的学习能力不强。
至于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充其量不过拿着别人已经成型的东西再涂鸦几次。
中国人如此低下的学习能力和近乎恶作剧的“创新”，在世界竞争的大潮中，是不可能逃避其受冲击的厄运的。
到了清朝，外国人开始来华兴办医疗机构。
或医人庙，或诊所，或学校，迅速地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
这对于那些不肯学习，不愿学习，或没有能力学习外来医术的中医生来说，无异于“抢饭碗的强盗”来了。
然而，尽管中医生那样恶毒地骂别人强盗，但“强盗”开的医院却总是门庭若市。
先是中国的达官贵人优先选择“穿白大褂的洋医生”看病。
后来，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优先选择洋医生看病了。
中医的无能和西医的强势是有目共睹的。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学者们便开始起来探讨中国的医学向何处去的问题。
这就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这场争论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灭亡。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清朝末年的中医存废之争完全不涉及国家利益。
中国本土的医生是私人性质的，外来的医疗机构也是私人性质的。
从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都有选择自己所喜欢和信任的医术的自由。
你觉得西医好，你可以选择看西医；你觉得中医好，你也可以选择看中医。
在政府官员中，李鸿章既看西医，也看中医。
曾国藩则“决意不看中医”。
尽管他们都是政府的股肱人物，但是，他们的偏好并不影响国家的医疗政策。
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设立卫生部，医生的开业和执业享有充分的自由。
所以，医生的“饭碗问题”完全不需要李鸿章和曾国藩们去操心。
由之，当时的中医存废之争，既不影响政府的中医政策，也不妨碍中医生们的开业，当然也不存在患者看病是不是可以报销，报销额度有多大的问题。
1912年，中国成立了中国科学社。
从那以后，中国人开始探索自己的科学教育问题。
于是，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医存废之争的基本内容。
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理直气壮而且果断明确地拒绝了在大学开设中医课。
1923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取缔中医实施细则”。
1925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禁止中医进大学”的法令。
由此可见，中医药不许进大学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
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医教育的主流是师徒传承模式。
全社会也不存在“学生就业”“教师评职称”“医生考行医执照”等问题。
由之，中医界对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也很想得通。
大学不开中医药课程，想学医的照样可以学医，想行医的照样可以行医。
读者不难看出，这两次中医存废之争都没有形成太大的利害冲突。
是故，也就没有导致任何社会振荡。
到了1928年，国联（联合国的前身）的官员来中国考察，发现偌大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居然还没有卫生部。
于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成立一个负责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机构。
就这样，中国才首次有了卫生部（当时叫全国卫生委员会）。
这个机构一成立，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谁是医生”。
给那些开中医单子的，推拿按摩的，拔火罐的，放血的，刮痧的，烧香划水的“中医生”颁发行医执照行不行？有人估算过，如果给这些人发行医执照，中国人口的70％都将是医生！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的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特别涉及了这个“医生资格问题”。
出席全国卫生会议的委员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
中医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因此，中医生不够医生资格。
国家应该逐步废止中医，而不应该盲目地认同中医生行医。
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当时的西医生人数太少，中医生遍地都是，单靠西医生承担不了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
鉴于此，余云岫先生提出一个方案，建议只给当年已经年满20岁的中医生颁发行医资格证书，今后不再发。
以这种方式，花40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国彻底废除中医。
这个方案不但涉及中医生的自尊心和饭碗问题，而且还涉及中医生们的“传宗接代”问题。
所以，它遭遇了全国中医界的严重抗议。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中医存废之争”。
此后的中国多灾多难。
中原大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根本无心过问医生的行医资格问题。
不久，日本侵略者窥视我国，并且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从那以后，国民政府内忧外患，相应地，“医生资格问题”也不了了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
国民政府没有解决的中医问题，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
于是，在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上，新中国的医生们继续讨论了“中医存废问题”。
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四次中医存废之争。
争论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做“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
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包括引导中医生自我进步，和对长期累积起来的医疗陋习进行整顿。
应该说，这些共识和措施是正确的。
可是，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实行还不到3年，就实行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两个合作”的设想。
朝鲜战争一爆发，首先使“两个合作”当中的“与爱好和平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进行不下去了。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合作”也进行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