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上海医界围绕中医存废问题的论战

民国时期中医的存废之争中医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西医也逐渐进入中国，开始在中国攻城略地。

西医的进入对中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特别是在民国时期，中西医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双方你来我往斗的是不亦乐乎。

提出废止中医法案的余云岫是学西医的，他认为中医与巫术没什么区别，以此治病等同于杀人。

并指出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中医无能预防疫疬；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

基于此应废止中医。

1929年初，在国民党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该法案规定了废除中医的具体办法：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

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

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此法案一经公布便引起了轩然大波，对此断祖宗之经脉，绝民族之未来的荒唐之举，不仅是中医界同仁，即便是普通老百姓也是不能苟同，于是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废止中医法案的风暴。

对于反对废止中医法案的核心力量是中国的中医界。

他们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织了赴南京请愿团。

提出了“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口号。

并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中医界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其他行业及海外华侨的支持，他们纷纷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停止废除中医法案的执行。

面对全国上下对废止中医案如此强烈的反响。

国民政府不得不承诺，废止中医法案虽然通过了，但是暂不执行。

中医界的抗争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中医自《黄帝内经》诞生起，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绚丽的瑰宝之一。

然而，近现代以来，中医命运多舛，地位逐渐因西医的扩张而变得岌岌可危，并产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废止中医运动。

中医的三次废止之争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撬开，大量西方的文化和技术也随侵略者一道涌入中国。

西医也是在这个时期逐步在东方大地上落脚扎根，西医教育、西医理论及西医从业人数都呈迅速发展之势。

那个时期，西医在中国医药界还不是特别强大，中医仍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这次争论的焦点也仅仅是能否将中医同西医一样，纳入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体制之中。

这次的争论，也让当时的中医界师徒制的传教方式发生了转变，打破了单一模式，吸纳了现代医学教育传播中医理论的方式。

1929年民国政府废止中医案风波，是1912年北洋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法令的延伸，是五四运动后中西医地位高低、你存我亡的又一次大碰撞。

当时，新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封建文化的产物，被认为其中饱含了旧传统、旧文化的毒瘤。

当时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人，以及一些留学归来的人士都发表了否定中医的言论。

他们强调西医为现代文明，将西医和中医的对立称为新旧之争。

1920年，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归国的余岩（余云岫）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来对中医理论进行抨击，并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余杜之争”和“余恽之争”。

不过，这些争论还只是局限于“中医科学与否”的学理上的讨论，不至于上升到中医的生死存亡上来，真正掀起中医界轩然大波的事件是在接下来的一个会议上。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

一直致力于“废止中医”的余岩和胡定安等人在会上提出了四项议案，批评中医理论基础学说属于杜撰，中医荒诞无稽，且中医缺乏诊断方法，不能调查死因，疾病没有分类，无法防疫，更不能“强种优生”。

从１９２９年全国反对消灭中医提案谈起作者：周贻谋来源：《祝您健康》2007年第03期1929年3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所属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妄图消灭中医的提案，叫作“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与此同时，大汉奸汪精卫亦极力诋毁中医，他说：“中国医药治病效力渺茫……阴阳五行之说在科学方面毫无根据。

”又说：“中国医士应全废，全国药店皆停业。

”一句话，他们都想消灭中医而后快。

但历史发展的规律却相反，那些叫喊要消灭中医的人早就灭亡了，而中医药事业却蒸蒸日上，万古长青。

“国民政府”妄图消灭中医的提案一经出笼，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和整个中医药界的坚决反对。

全国各地中医药界团体代表于1929年3月17日云集上海，召开大会。

到会者有15个省(市)的242个团体，代表共381人。

大会提出了明确的口号：“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打倒余、汪提案(余即余云岫，他是當时卫生部的一个科长，是首先提出消灭中医提案的人；汪即汪精卫)就是打倒帝国主义”。

大会决定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当即发表宣言，组织请愿。

3月20日，代表们到达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取消废止中医的议案。

大会期间，上海中医药界全体人员举行了罢工，同时全国各界团体及海外侨胞亦群起声援。

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以及南洋群岛八百万华侨代表也都发出了抗议的呼声。

社会公众舆论更是纷纷支持中医药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议案”等许多声援的口号。

在全国人民和中医药界的一致坚决抗争下，“国民政府”只好宣布暂缓执行废止旧医提案。

为了庆祝此一重大胜利，全国中医药界便确定每年3月17日为“国医节”。

岂料时隔77年之后，竟然又有人撰文并在网上发起签名，叫嚷着要“取消中医”，还发表了许多诋毁中医的言论，这一切只不过是历史沉渣的泛起而已，是根本不可能得逞的。

想当年“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权想采取政府行动消灭中医，尚且以失败告终，今天有谁想凭借个人的意志来消灭中医，那更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上世纪中医存废之争1. 始作俑者1879年，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清末国学大师俞樾先后发表了《废医论》和《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

到民国时期，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当做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

2.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

该《法令》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

3.首次请愿1913年10月，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赴京请愿，要求教育部设立中医药专门学校。

北洋政府则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并认为中西医“致难兼采”，而“专取西法”是“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

4.中西医矛盾深化1925年，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坚决抵制中国教育界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

因此，中西医矛盾进一步加深，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5.中医“命垂一线”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废止中医案。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的废止只是时间问题。

同年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

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

6.再起争端1934年，傅斯年的《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发表，舆论上再次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中西医之争。

7.中医得“解放”50年代初，政府和毛泽东大力扶持中医，甚至将提出“中医是封建医”的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撤职。

同时，“中西医结合”的说法开始兴起，并引起存废双方新的争论。

8.为中医“正身”1982年，在新修改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给予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中国近代史上，中医曾有过三次大的劫难，如今中医高呼提倡中医药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医曾经有过三次大的劫难：第一次，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颁布，中医、中药均不在其中，这也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第二次，1929年，在当时政府召开的卫生会议里面，通过了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此后连在报纸上介绍中医都是违法的，民间建立中医学校也一概禁止。

第三次，1950年，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后在草案中将“废止”变成“改造”。

在这次三次劫难中，曾经出现过一句经典的口号，被中医界一直推崇：“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这句口号是在中医的第二次劫难时候提出来的。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规定中医必须到卫生部门登记，申请职业执照才能执业，执照到达一定期限后，不再接受新的登记，同时废止中医教育。

1929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场高悬巨幅标语：'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

中医中药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经济的发展相提并论，应该说，这里口号很给力。

如今，90年过去了，回头来看这句口号，我们是否感觉有些尴尬？目前全世界90%的中药市场销售来自日本，中国大陆只占世界中草药销量的2%。

在《世界专利数据库》中，日本人注册了70%以上的中药专利，而中国的中药专利申请仅占0.3%。

日本三大汉方药生产企业之一的津村药业，一年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就超过了千亿日元。

企业负责人更是宣布，要打造中国市场上中药第一品牌。

是的，日本企业要打造中国市场中药第一品牌。

相对于日本人在中医方面的突飞猛进，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依旧在持续这场跨世纪的争论，究竟是西医当家，还是中医为本。

中医当自强，我们在努力。

2016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播出深度调研《中药得了“病”，怎么治?》，引发太多人对中医的深思。

1929,废除中医运动也许再过80年，人们会发起这样一个签名：拯救中医，就像拯救那些濒临绝种的珍稀动物。

1882年，东北，西医好牛！司督阁来自英国，是长老会里的传教医生。

1882年，他奉命来到中国传教。

第二年，他在沈阳办起了第一个诊所，一边看病救人，一边传播福音。

他的诊所是免费开放的，最初信西医的人除了归国的留洋人士与高官之外，普通民众可从没接触过洋大夫，哪敢去看病。

但情势不由人，因为有些病在中医那里没法儿治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去看西医；还有更穷的人生了病，一个铜板也交不起，既然有免费看病的，好吧，去！于是，司督阁的门诊便有了这样的病人。

开始一两个人，然后三五个人，再就是每天数十人。

没多久，沈阳发生了霍乱，不少病人去司督阁处求医，居然轻易地就治好了，这下子，司督阁就扬名沈阳了。

不过在老百姓中扬名，与朝廷的认可是两码事。

清廷对洋传教士的态度是很微妙的，又怕他们收服了百姓的心，又不敢明面上对洋人不敬。

所以，洋人在百姓中得了好名声，政府内心很不爽，却又不好吱声，只好听之任之，当做没那事发生。

但后来清政府就不得不对司督阁进行表彰了。

因为中法战争中，司督阁建立了临时战地医院，而在其后的甲午战争中，司督阁更是到战争的前沿地带――营口港成立了七所战地红十字会医院，救治了一千多名伤员。

当时的东北军事当局真正是官僚机构，几乎没有给部队配备一个略微好点的医疗机构。

大概也就像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样吧，一个将军手下只有一个军医。

于是，甲午战争中的伤兵，基本上就是等死的状态。

在哪里伤，就在哪里躺着，东北的天气冷得不行，一个健康的人在屋外也冻死了，何况是伤兵。

这个伤兵如果恰好遇上好心的同伴，被抬到某处屋内，还是等死――官员受伤都治不过来，谁还来治兵。

幸好，有了司督阁与他的战地医院，他们组织人去战场将伤员抢下火线，然后进行救治。

一千多名官兵得救了。

地方官层层上报，报到了本就热爱西方学识的光绪皇帝那里，皇帝立刻就颁给司督阁双龙敕书和勋章。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医存废之争进行评述医学是介乎技艺和科学之间的知识形态，兼跨学理与实用两个领域。

这种特性决定了中西医论争极易超出医学界而扩展到文化、社会甚至政治领域。

如果要寻找一件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知识、文化与社会互动关系之事件作为解剖标本的话，那么近代中国的中西医之争无疑是一个很典型的切入点。

正因如此，近代中西医之争问题，引起了医学界及史学界不少研究者的注意，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1]。

近代中西医之争主要表现为处于强势之西医对中医之打压。

名为中西医之争，实际上乃是科学主义思潮冲击下中医存废之问题。

在中西医之对峙、对抗及冲突中，中医成为西医界及社会文化界批评的对象，处于被动之应对、辩护与抗争地位。

因篇幅所限，笔者以1929年3月“废止中医案”为研究个案，通过对“废止中医案”所引发之社会风潮作实证性研究，分析西医界废止中医之理由及措施，考察中医界从学理及生存角度所作之激烈抗争，及政府在对待废止中医问题之态度，借以揭示中西医之争背后的中医学理困惑、生存危机及政治情状。

笔者认为，中医存废之争，不是简单的学理上的讨论，也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文化论争，而是一场中医界为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殊死抗争。

这场论争之范围，不局限于中西医学理上之是非，而是扩大到思想文化范围，甚至提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卷入了政治势力及政治派系冲突的漩涡中。

而争论的结果，尽管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得到根本消除，但在中西医两大阵营对峙、冲突与融合与调适过程中，中医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自我革新与科学化之路。

1929年上海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抗争1929年上海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抗争摘要 1929年，以上海为中心，中西医之间围绕中医存废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这次论战参与人员多，牵涉面大，力度深刻，影响亦最为广泛，在近代中医发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关键词中医药；存废之争；余云岫；陆渊雷；1929年2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工作会议上，以余云岫为代表的废止中医派提出著名的“废止中医案”，此案一出，举国哗然，中医界为自身生存殊死抗争。

在这次斗争中，除大规模有组织的集体抗争、零星的抗议活动以及政府内部、医界内部的明争暗斗外，废存两派的文字论战确是双方一种重要而又尖锐的对立方式。

这次论战不仅壮大了运动的的声势，也为最终取得反对“废止中医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论争的性质也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范畴的丰富内涵。

一陆渊雷与余云岫的前期论战陆渊雷和余云岫是上海中西医界的代表人物。

陆渊雷以能言善辩称誉医界，时人以为唯陆氏与余云岫旗鼓相当。

余云岫早年留学日本，素有废止中医思想。

1928年陆渊雷发表《西医界之奴隶派》，被称为抨击西医的重拳，文字尖刻，对余云岫等人大加攻击和讥讽：“现在有少数的西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好像要把中医一口气吞得样子。

他们的学说是从日本来的，日本的学说又是从西洋学来的。

论起辈分来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亲，这些少数的西医不过是孙子罢了。

……如今这些少数西医拼命地要消灭中医。

他们自己是中国人，所用的武器又是中国文字，所要消灭的又是中国医学。

在日本一方面呢，收着这些孝顺义子总算是眼力不错，可是这些义子昊天罔极地孝顺他义祖义父，不佞倒要予光替他们议定个谥法，叫做奴隶派的西医。

”[1]此文被认为是中医界攻击文字中的最高峰，可见当时中西医论战的火药味十足，由学术而动义气，余云岫等被骂为“西医界中别有肺肠的几个奴隶派”，余云岫等当然不甘示弱，在此文发表后不足三个月，余氏便在南京中央卫生会议上愤然提出废止中医案。

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近代中医废存之争是指中国近代以来，中医在现代医学发展的背景下所引起的一场关于中医是否应该废弃的争论。

这场争论在近代中国医学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对中医的发展和传承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中国。

当时，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在现代医学的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一股对传统医学的怀疑和质疑的潮流。

这股潮流主要是受到西方科学观念的影响，认为中医缺乏科学性，治疗方法过于陈旧。

这导致了中国医学界的分裂，一方面是持续发展的现代医学派，另一方面是抱持传统医学观念的中医派。

在这场争论中，现代医学派主张废除中医，将其视为迷信和无效的医学体系。

他们认为中医过于注重整体观察和辩证施治，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

而且他们认为中医的草药疗法和针灸疗法无法通过科学实验证明其疗效，因此不应该继续传承。

这一观点在当时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也对中医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与此同时，中医派认为中医是中国独有的宝贵文化遗产，拥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广泛的治疗经验。

他们主张中医应该继续传承和发展，通过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中医经典、加强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使中医更加科学化、现代化。

他们强调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方法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和综合性的诊疗方案。

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传统医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价值。

现代医学派强调科学性和实证结果，要求医学理论和实践必须经过科学验证才能被接受。

而中医派则强调中医的独特性和整体性，认为中医不仅包括了草药、针灸等传统疗法，还有丰富的经典文献和治疗经验，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和综合性的治疗方案。

在这场争论中，有一些医学专家和学者试图寻找中医与现代医学的融合之道。

他们认为现代医学和中医都是人类治疗疾病的方法，各自有其优势和不足。

因此，应该通过对中医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将现代科学方法运用到中医实践中，以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