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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德国现代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和思想家，他对话语交往理论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角度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
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中的理性对话和民主决策。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和辩论，培养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
教育者应该引导学生以平等、公正、宽容的态度，参与各种思想观点的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并接受他人的批评和反思。
通过公共理性的对话，学生可以增强自己的思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更好地投身社会并推动社会的进步。
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中的社会化传统、认同和文化。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关注学生的社会化过程、价值观的形成和认同的建构。
教育者应该关注学生的家庭背景、地域差异和文化特点，尊重学生各种文化背景，维护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多元性。
通过了解并尊重他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认同，学生可以更好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和沟通，消除隔阂和歧视，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然后，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中的实践理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理论的传授，更应该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
教育者应该引导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通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参与公益服务等，学生可以将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强自己对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哈贝马斯强调语言的重要性。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教育者应该教授学生正确的语言表达技巧，培养学生的论述能力和辩证能力。
通过有效的语言交流，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与他人进行互动和协商。
语言的运用不仅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反思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在中国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反思“公共领域”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在西方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概念被海外汉学界和中国学界应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一、中国“公共领域”研究的成就与问题研究成果中有一些意见比较接近，如“至晚从清代末期开始，中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权力场域，它既不完全受控于国家权力，也不完全受控于某个私人或某种民间力量，它是‘公’和‘私’两种利益主体进行博弈、协商和调适的一个空间”[1];“清末民初的中国即使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也可以肯定地说在那些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迅速发展的各个通商城市中已经初步出现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自我整合局面”[2];“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萌芽，而且随着政治危机意识和民族危机意识的加剧，传统的书院、知识分子结成的社团和新兴的报纸都成了人们发表自己对时局看法的重要场所，并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而初步具有了“公共领域”的一些特征[3]。
但是，周琳指出，“公共领域”理论用于中国史研究，存在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研究者一方面致力于发掘“公共领域”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意义，一方面又脱不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限定性概念。
第二个问题是，应该怎样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公共”;第三个问题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公共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第四个问题是，究竟将“公共领域”视为一种机制还是视为一种散见的历史现象?[4]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文学公共领域”问题。
李欧梵对《申报》“自由谈”的分析，实际就是对当时“文学公共领域”的研究。
陶东风首先指出，“文学公共领域”中“文学”概念含义很广，不但包括了其他艺术，也包括了各类评论文体;其次，他认为“公共领域”概念存在历史和逻辑、事实和规范统一的特点，他将自己的研究聚焦于文学公共领域，把“文学公共领域”提炼为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一般范畴：文学公共领域是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场域，由自律、理性、具有自主性和批判精神的文学公众参与的、平等民主的交往―对话空间。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2019·100论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反思、转型与重建王绚灏摘要：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他继承批判理论的学术传统，同时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承认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关注资产阶级民主扩大带来的批判理论范式转型，通过建立在日常语言基础上的“交往理性”，实现对传统意识哲学真理观的超越和整个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哈贝马斯建构对话、沟通、交流的主体间性，倡导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实践，发展了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拓展了批判理论的生存空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批判理论；交往理性； 主体间性；语言学转向作者简介：王绚灏，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 ５４１００４）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359(2019)01-0100-04批判理论又称“社会批判理论”，是由法兰克福学派创立并发展起来的理论形态。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一方面继承了批判理论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对批判理论进行了反思、转型和重建。
通过对传统“历史哲学的理性概念”的全面反思，他开始关注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重新考察，他发现早期批判理论已经不适应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确认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带来的批判理论范式转型；通过对理性概念的重新定义，他抛弃了传统的意识哲学真理观，建构起以日常言语交往行为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哈贝马斯改变了批判理论强烈质疑和否定的激进立场，抛弃了单一视角的批判模式，建构起对话、沟通、交流的主体间性，推动批判理论走向异质多元和开放融合的理论革新。
一、反思：突破早期批判理论的客观局限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抛弃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色彩，并指出其三大缺陷：“规范的基础”、“低估民主——法制国家的传统”、“真理概念以及同科学的关系”。
哈贝马斯社会历史观及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20世纪最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他对社会历史的观点极具启示性，尤其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哈贝马斯强调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探讨了社会中的权力与理性的关系，并提出了公共领域与传统的私人领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这些观点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深刻的启示。
本文将从哈贝马斯的社会历史观及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进行探讨，希望能够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启示。
一、哈贝马斯的社会历史观哈贝马斯的社会历史观主要包括了权力与理性、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对话与交流等内容。
1. 权力与理性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权力机构和人们的理性讨论。
在传统的社会历史观中，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政治权力的斗争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忽视了人们之间的理性交流和讨论。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理性讨论至关重要，只有通过理性的对话和交流，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理性的对话和交流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2.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不同的领域。
公共领域是指人们通过理性讨论和对话来协商公共事务的领域，私人领域则是指人们个人生活和私人事务的领域。
在公共领域中，人们通过对话和交流来协商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私人领域则是个人的私人领域，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公共-私人的二重性。
3. 对话与交流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对话和交流来实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通过斗争和对抗。
在公共领域中，人们通过对话和交流来协商公共事务，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对话和交流是理性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对话和交流，人们才能够实现理性的协商和共识，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1. 培养理性思维哈贝马斯强调了理性对话和交流的重要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使他们能够通过理性的讨论和交流来协商公共事务，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哈贝马斯社会历史观及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他对社会历史的观察和思考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他的思想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就哈贝马斯的社会历史观及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展开探讨。
我们需要了解哈贝马斯对社会历史的观点。
哈贝马斯主张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逐步实现理想的过程，他相信通过民主方式和公共讨论可以实现社会的进步。
他强调了社会中公共领域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公共领域的意见交流和讨论，才能找到最适合整个社会利益的解决方案。
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灌输式的，单向的传授知识，而忽视了学生们的参与和讨论。
哈贝马斯的观点提醒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开放的，注重学生们的参与和辩论，而不是简单地灌输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
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领域，是公民们平等参与讨论和决策的空间。
在公共领域中，所有的意见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权利保障，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这一观点也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启示。
大学校园应该被视为一个公共领域，学生们应该有权利和机会参与到校园的管理和决策中来，而不是一味被动地接受规定和命令。
学生自治、学生会参与决策、学生的建言献策，这些都应该成为大学校园中的常态。
只有通过这样的参与，学生们才能真正了解民主的意义，培养起民主的思维习惯和民主的实践能力。
哈贝马斯对话语伦理学的研究也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深刻的启示。
他强调了对话和沟通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平等的对话和沟通，才能实现人类自由和社会正义。
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提醒我们，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注重对话和沟通的培养。
哈贝马斯的方法论哈贝马斯作为当代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方法论自然也备受关注。
他主张的“传播理论”、“沟通行动”等理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反对唯心主义，追求客观真理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唯心主义是他最大的敌人之一。
他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和社会理论往往把真理看作是主观的、个人的或者相对的，而忽略了真理的客观、社会性和历史性。
因此，他提出了“论辩理论”，将真理看作是通过对话和讨论达成一种共识的结果，而非某个个人主观上的看法。
这种以论辩为基础的理论，追求的是社会认同的真理。
二、激进民主，寻求社会正义哈贝马斯所说的“激进民主”，是指他认为民主制度不仅仅应该是一种政治制度，更应该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
他质疑了现代民主的局限性，认为现代民主往往只关注制度和程序，而忽略了人权和社会正义问题，他提出了“沟通行动”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自由对话，寻求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实现。
三、从批判性理论出发，反思文化现象批判性理论是哈贝马斯的重要贡献之一。
他在研究文化现象时，常运用批判性理论的方法，通过反思社会历史和现实，揭示出社会结构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他认为，只有通过对文化的批判反思，才能产生对社会的批判观念，从而使社会发展朝着更加公正、平等和自由的方向发展。
四、强调启蒙理性，推动社会变革哈贝马斯认为，启蒙理性是一种待开发和待解放的力量。
他主张通过知识、理性和契约来推动社会变革，实现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公正。
他关注现代性问题，强调人类需要逐步解放自己，从历史、宗教和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建立起一个更加公正、平等和自由的社会。
总之，哈贝马斯提出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他对传播理论、沟通行动、论辩理论、激进民主、批判性理论、启蒙理性等方面的研究上。
他的理论贯穿于寻求真理、推动社会变革和追求社会正义的方向。
这种方法论也体现了一个现代思想家的精神，具有广泛应用的价值。
反思批判理论的规范内容：马克思、哈贝马斯与霍耐特
反思批判理论的规范内容指的是德国哲学家马克思、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思想组成的
思想体系，也被称为德国批判理论，被认为是当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基石。
它同样也受到像格尔里梅、巴瓦、哈耶克、韦伯、巴甫洛夫等思想家的影响。
反思批判理论的主要规范内容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一、马克思。
马克思是反思批判理论的灵魂，他深刻挖掘了社会学的真谛，将唯物史
观结合马克思的财富论，对社会财富的性质、产生以及分配发表了系统的观点，使他的思
想受到中左派社会学家的影响。
此外，他还重视宗教、阶级斗争和政治方面，认为它们也
是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因素。
二、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受尼采思想影响，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痛苦”，痛苦主要
表现在当现实社会无法践行理想社会时，尤其是一个无差别资本社会。
他认为，个人政治
应该反抗自身意识的压抑，避免走向枯燥的生活。
三、霍耐特。
霍耐特的思想与哈贝马斯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重视“文化”的价值，以及文化如何影响和改变社会中的既有秩序，从而实现真正的人文主义理想。
从上述几位思想家的观点总结出来，反思批判理论的规范内容可以归结为(1)倡导政
治应能改变结构性恶劣状况，(2)坚持人文主义理想，(3)重视文化变迁和文化伦理价值，
以及(4)关注社会中的历史和阶级斗争。
此外，它也突出了分析社会的方法，即以客观状
态存在的状况和客观历史概念，来界定马克思、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反思批判理论的规范
内容。
批判性思维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应用研究批判性思维是人们对真理、现实和观点进行分析、评估和推理的能力，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践需求入手，探讨如何在教育中运用批判性思维。
1.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践需求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性的理论。
它高度重视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并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来推进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教会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分析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教师的任务除了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外，还要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教育者应该关注学生的知识、态度和技能，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教学内容，达到让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思考的目的。
2. 运用批判性思维提高教育质量教育者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培养批判性思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教导学生提出提问。
教育者应该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和提出问题。
学生提出问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步。
这个过程中，教育者应该注重仔细聆听学生的问题，与学生一起探讨问题的范围和方法。
（2）教导学生批判性分析。
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应该鼓励学生根据现实情况进行批判性思考。
学生应该自己思考问题，不被传统观念所限制，理性地对待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教育者应该帮助学生总结和归纳不同的观点，同时也应该指出观点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1）教育师教育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用批判性思维，不仅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关键，同时也是促进他们自己的成长和发展的关键。
首先，教育者应该教育自己具有批判性思维。
教育者的个人理念应该通过他们的日常行为得以体现。
例如，教育者应该发表批评性文章，鼓励学生参与相关讨论，并让他们更加好奇和冒险。
其次，教育者还应当善于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重分析和评估现实，在教育过程中同样应该强调实践应用。
教育者应该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探索一线实践，这将有助于他们发现现实问题和获得实践能力。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启示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为增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提供了新视角。
教育者与学生在教育活动中构成交往关系，遵循主体间性原则，充分肯定、调动学生的主体性意识和作用，通过平等对话，运用有效的语言表达，围绕社会现实生活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在教育者的价值引导下，让学生在生活世界中展开自我经验、自我反思、自我选择、自我构建，从而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达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共识。
标签：交往理性;主体间性;生活世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一直是中国学者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不仅是批判，更表现为重建理性化、现代化的社会“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在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重塑“公共领域”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条理论脉络：普遍语用学——交往行为理论——协商伦理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当前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要成为高校师生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集聚实现中国梦的巨大热情和正能量。
哈贝马斯以语言转向研究为切入点，构建交往理论，并从人的行为理论过渡到社会理论，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
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否能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真谛、解决社会危机值得怀疑，但是其理论脉络对我们提升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哈贝马斯建立在普遍语用学基础上的交往理性理论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主张以交往理性取代，以语言为桥梁构建主体间平衡、稳定的关系，呼吁回归生活世界，达到主体之间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一）在对工具理性批判中提出交往理性哈贝马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因工具理性而异变、压抑。
工具理性强调主体的理性能力，它“把自身以外的一切关系都用主体—客体对立关系模式加以抽象概括和实践操作，人为地设定一个与客观世界相对立的第一性的理性主体，迫使理性退化为对自然界等第二性他者进行无休止利用和支配的一种被片面化和阉割了的工具理性”[1]，世界被分裂为对立的主客体关系，现代社会陷入价值与道德的冲突：道德滑坡、自由丧失、人性压抑。
高等教育领域公平问题探讨的批判性反思———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谈起钟景迅摘要：本文应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去反思和点评美英等西方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对高等教育公平研究的进展，并进而指出，除了在宏观分配层面揭示高等教育被殖民化的现实之外，美英等西方学者的研究已开始从更深层次的微观的关系层面揭示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这种旨在促进社会弱势群体的解放的研究是高等教育探讨公平问题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大陆相关研究有待加强和完善的地方。
关键词：高等教育；公平；哈贝马斯；批判性反思2009年第5期高教探索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收稿日期：2009-05-19作者简介：钟景迅，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行政学系博士资格候选人。
在高等教育领域，公平问题的探讨始终是教育社会学学者们最为关注的研究问题之一。
在美英学界，许多学者对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种族（民族）和性别的学生是否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存在着差异展开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在中国大陆，也有许多学者开展了同类研究。
公平问题的探讨事关一种批判思维的运用：在揭露、描述存在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平问题时，归纳和总结此种不公平现象的原因和症结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这种归纳和总结中最为关键的是，需要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平问题展开深层次的彻底反思，即是要明晰和认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已有的和应有的知识论和本体论的基础和假设，这也是相关研究无法回避和必须厘清的问题。
在本文，笔者将运用目前在西方学界较有影响的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J ürgen Habermas ）的批判理论，去全面反思、评价高等教育领域有关公平问题的探讨。
本文的一个主要思路是先总结英美学界相关研究的趋势和特点，继而指出中国大陆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寄希望这种对比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国内的研究所存在的有待完善的地方。
一、从知识论到本体论———Habermas 的批判理论简介J ürgen Habermas 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Frank -furtschool ）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他的批判理论和学说在西方学界有广泛的影响。
Habermas 的批判理论，首先源自于他对人类知识的分类。
在《知识和人类的旨趣》一书中，Habermas 把人类过往的知识分成三类，即是实证分析科学（empirical-analyti -cal sciences ）、历史诠释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 science ）和批判社会科学（critical social science ）。
在Habermas 看来，实证分析科学，即自然科学，所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假设认知现实是客观的，是可以通过人们的观察和实验而被认识的。
这种科学所奉行的研究方法常常是依靠观察和实验，控制观察的初始条件，从而测量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操作成果。
[1]历史诠释科学，也即人文科学，其研究对象不再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世界，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而建构出来的社会现实，这种科学所要采取的方法就是要历史地去理解和呈现那些蕴含在历史文本（text ）中的意义。
[2]批判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这些研究主要是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和对心理进行分析，此类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深刻的自我反思使主体从被依附的对象中脱离出来，从而使得个人超越对现实的依赖。
[3]不同的知识其背后拥有的旨趣（interest ）是不一样的，这也是Habermas 认识论的核心内容。
60··Habermas认为，实证分析科学背后是一种技术认知的旨趣（technical cognitive interest），目的在于对客观化过程加以技术控制（control）；历史诠释科学背后则是一种实践认知的旨趣（practical cognitive in-terest），这源自以语言作为媒介的人类社会的交往，其追求的是一种彼此理解的共识；而批判社会科学背后是一种解放认知（emancipatory cognitive inter-est），其目的在于对自由的追求。
[4]Habermas的批判理论，其批判起点就是以上认识论的观点。
Habermas认为，不同的认识旨趣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现实。
目的在于技术控制的旨趣，代表的是一种以技术-科学为追求的实证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旨趣最终发展成为人类社会中三种操控系统（steering system），其中就包括这种实证主义应用在人类生产领域中而发展出来的“金钱操控系统”（money steering system）、应用在公共和国家事务而发展出来的“权力操控系统”（power steering sys-tem）。
[5]而表现为历史诠释知识的实践认知旨趣，会发展成为生活世界（lifeworld）。
按照Habermas的解释，生活世界是一种以文化传递和语言交流为媒介的领域[6]，而生活世界又可以分为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所谓公共领域是在近代西欧逐渐形成并制度化了的公众议论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不同的人可以就许多公共议题进行理性和批判的争辩，并可就此达成共识。
[7]据此，现代社会结构被Habermas一分为二，一边是物质生产的系统，包括金钱操控的经济系统和权力操控的行政系统；另一边则是和系统相对应的生活世界，包括了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两个部分。
系统和生活世界在运作媒介，或者说在各自运行的理性原则上截然不同：前者所奉行的是一种工具理性原则，以金钱和权力进行操控；而后者则奉行一种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原则，力求在一种无限制、联合的语言交往和争辩中达成相互理解的共识。
[8]正是在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基础上，Habermas从批判的社会科学出发，开始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实体化、受意识形态冻结的关系和扭曲的现实展开了尖锐的批判。
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存在的一大问题，就是权力和意识形态进入了社会的沟通结构，造成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的严重分化（uncoupling）。
具体来说就是，系统的逻辑对生活世界进行了侵略和殖民（colonizing）。
[9]Habermas指出，随着现代社会进化得越来越复杂，生活世界和系统逐渐分化并最终脱节，金钱和权力取代了沟通交往行动，成为了统治生活世界的核心。
在经济和市场中横行的金钱对生活世界的入侵产生了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行为；而行政系统的权力的入侵则导致了生活世界中合法性的丧失（legit-imacy），伦理规范和道德开始在期间被边缘化。
[10]现代社会的危机由此可见一斑。
Habermas以上有关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批判理论是精辟而又深刻的，他所描述的危机在当代社会各个领域均有表现，在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二、金钱和权力对高等教育的侵蚀———一种分配层面的观察视角如果我们视乎学校教育应在操控系统的社会领域，工具理性是其运作原则，那么学校教育就被当成了是一种可以进行技术控制的客观实体。
但实际上，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正如曾荣光教授所指出的一样，学校教育应该是一种社会建构现象的本质并蕴含着特殊的意义，如果只是把它当成客观存在而又价值中立的现实，则是完全忽视了学校教育本身的文化-历史的特殊性。
另外，学校教育还应该具有一种社会批判科学的取向：学生不再是来学校进行加工的材料，他们更应被视为是一种潜能，正等待释放及超越的潜能。
作为教育的一部分，高等教育理应坐落于公共领域范畴。
高等教育不应该是一种可以技术控制的客观实体，它理应具有一种文化-历史特性的意义，也是一个人类追求解放和自由的场域。
但是事实上，作为公共领域的一个有机组成，高等教育却越来越受到了来自操控系统的金钱和权力等的入侵。
在美英两国，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均反映了这一点。
回顾美英两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几十年间，对于高等教育机会分配公平与否一直是研究的焦点。
这类研究所反映的不同的学生在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分配上存在着差别的现实，正是金钱和权力入侵高等教育的表现。
许多美国学者指出，不同的种族、社会阶级的学生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上存在着很大差别。
例如黑人和白人学生之间存在的差距，1990年时，黑人的高等教育入学比例是33%，到2000年这一比例为39%；而白人的同年数据分别是40%和44%，黑人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始终比白人群体低。
[11]即使进入到21世纪，黑人仍然未能和白人群体一样在高61··等教育中获得和自己人口相一致的比例。
而社会阶级上的差别则显得更加严重。
Roksa 等人对美国多个跨度超过三十年，涉及4万名本土学生纵向跟踪对比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能深刻影响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即使在控制了学生的学业成绩后，父母教育程度为大学的学生其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是父母为高中生的学生的2.5倍。
[12]近些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增多，美国不同社会阶级和种族学生之间的差别开始更多地表现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别上，如黑人等少数民族裔学生在进入那些精英大学时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Teddlie和Freeman的研究就表明，只有9%的黑人学生能够进入学生所在州最好的院校。
[13]而Perrucci和Wysong的研究则总结了美国高等教育分层制中的基于社会阶级而存在差别的特性。
他们指出，美国的大学被严重分层：大概200所左右的精英大学和其他非精英大学和社区学院共同组成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双层体制（Two-tiered system），来自中下层社会阶级的学生更多地上了那些非精英的大学和社区学院，而来自中上以上阶层的学生则更多就读于精英大学，高等院校事实上在再生产着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14]英国的情况与美国相似。
只不过在英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是表现在非裔、加勒比裔以及许多来自前英国殖民地的南亚族裔的学生与白人之间。
如Shiner等人在2002年的研究证实了一种“民族惩罚”（ethnic penalty）现象在英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存在，南亚裔和非裔等少数民族学生和本土白人相比，必须表现得更优秀，才有机会进入高等院校。
[15]和美国相比，英国不同社会阶级学生之间的差异表现得更加明显。
例如，从1992年到2001年，尽管各阶层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都在增加，但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仍然很明显。
如属于中上层阶级的专业人士阶层和中间阶层的学生在1992年的高等教育参与率（Age Participation Index API）就已经分别达到了71%和39%，而到2001年则分别为79%和50%；而属于中下层阶级的部分技术阶层和无技术阶层的学生在1992年的高等教育参与率分别只有14%和9%，到了2001年分别也不过是18%和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