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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回顾与展望作者：王晓涵康红芹来源：《职教论坛》2017年第12期摘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主导力量的必经之路，是推进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
目前，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培育模式、培育问题、培育路径做了大量的研究。
研究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未来研究应更多地关注以下四个方面：把握新型职业农民的时代内涵；探究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模式；分析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需求；寻求相关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回顾；展望作者简介：王晓涵（1992-），女，山东寿光人，曲阜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康红芹（1984-），女，河北邢台人，曲阜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生命历程视角下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编号：15CJYJ06），主持人：康红芹。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12-0056-04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背景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问题。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重申：“积极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为加快落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其培育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文件指出：“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基本形成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1]。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指出，重点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工作来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频繁发布有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内容，可见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培养现代化的农业人才，充分说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发展现代农业主导力量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农民职业化培育的变迁与展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在这一进程中，农民的职业化培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变迁与展望两个方面对我国农民职业化培育的情况进行分析，以期对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一、变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民的生产方式主要是依靠家庭集体经济，农村劳动力过剩，农产品供给过剩，农民收入水平低。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化、商业化，促进农民就业和增加收入。
第一阶段，政府组织了一批农业技术人员，开展了种植、养殖等技术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技能，从而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与此政府支持农民发展适合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业，鼓励农民将农产品经过初步加工后销售，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来源。
第二阶段，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政府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引导农民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具有一定规模和商业化程度的农业企业。
许多农民开始转变观念，通过合作社、农户合作社等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的新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不仅从事传统的种植、养殖业，还参与了生态旅游、乡村饭店、特色手工艺品等产业。
第三阶段，随着我国农业转型升级的推进，农民职业化的培育也呈现出了新的变化。
政府提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农民转变思维、拓展产业链，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培育了一批新型职业农民。
这些新型职业农民不仅具备扎实的农业生产技能，还能灵活运用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知识和技能，成为农业企业家、农村创业者。
二、展望未来，农民职业化的培育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机遇。
在“三农”工作的全面深化和现代农业的发展中，需要深刻认识农民职业化培育的重要性，积极解决农业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农业技术水平不高、农民收入低、农村人才素质不高等问题，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水平，增加农民职业化的培育的力度。
乡村振兴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摘要：在推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农民是最为积极和活跃的发展因素，只有切实依托农民主体的作用，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位，才能将其他生产要素激发出来，才能推动农民的自主权利意识发展，才能让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实现农村农业产业多维度升级与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民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占据了主体地位，它是推动乡村建设的关键，因此推动新型农民培育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是现代化发展和农业建设的中坚力量。
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切实推进新型农民培育工作，将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发展壮大起来，将农民的综合生产能力提升上去。
1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必要性1.1是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落到实处的需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因此要想将其落实到位，需要积极培育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
乡村振兴视域下，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比如：提高其科学文化观念、经营管理能力和技术技能等，让新型职业农民具备新观念、新能力和新素质，将农民的创造性激发出来，将农民的主动性调动起来，这样才能将农业农村内生发展的动能深度激发出来，并以此来奠定乡村发展的基础。
新型职业农民应不断提升自身健康素质、道德观念和政治素养，以此来更好地满足当前社会对职业农民科学文化观念的需求；新型职业农民还需要具备专业的农业产业化技术水平，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当前社会对职业农民技术技能素质的要求，让农民能真正成为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者；新型职业农民还需要快速适应市场发展需求，合理安排好产业，提高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确保在素养、经验和经营管理技能上和传统农业有着显著的差异。
[1]1.2解决人才瓶颈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人才瓶颈的消融和破解，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乡村振兴视域下，为了更好地在引才、育才和用才等方面获得更好地发展，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将相应的乡村人才保障机制建立起来，以此来解决人才瓶颈制约问题，让乡村发展和乡村美好生活需求间的矛盾得到更好地解决，保证农村地区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和现代农业农村发展对高素质农民需求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在我国农村地区长期存在，“谁来当农民”“如何当农民”“现代农民应该是怎样的”等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大力培育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的职业化水平是解决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失衡、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数据显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经超过1500万人[1]，其中，31.1%的新型职业农民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72.11%的新型职业农民年龄在35至54岁[2]。
对标农民职业化的内涵和特征，如何加速农民的职业化成为亟需研究的课题。
一、农民职业化的内涵（一）农民职业化的缘起与演进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农经营取得了辉煌成绩。
但是，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由于经营规模过小，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的弊端逐渐显露，严重制约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三农”问题成为国家整体现代化发展的短板。
以家庭为单位的有限的土地经营规模难以保证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降低了农民的种地积极性，于是一部分农民弃农务工成为农民工；一部分农民流转土地，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
规模化、机械化、市场化的现代农业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被动”“低素质”“封闭”的农业从业者，急需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于是，长期以来被贴着“身份”标签的农民，作为一种职业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从我国颁布的促进农民职业化的政策来看，农民职业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农民职业化的萌芽阶段。
早在2005年农业部颁布的《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中就提出，将“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作者简介吕莉敏（1981- ），女，江苏理工学院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职业教育，教育领导与管理（常州，213001）基金项目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创业农民工职业培训支持体系研究”（18YJC880063），主持人：吕莉敏；2018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苏南推进社区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实证研究”（2018SJZDI175），主持人：张胜军农民职业化的内涵、特征与实现路径吕莉敏摘 要 随着我国城乡互动的增多，农村劳动力有了职业选择的主动权。
中原经济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实践研究--基于河南省夏邑县的经验分析刘溢海;李蕴琬【摘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中原经济区乃至中国，尚处于理论探索和实践试点阶段，因此十分有必要总结和分析国内现有试点地区的实践经验，从而使全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落到实处，并得以全面的推广。
该文以河南省试点县之一夏邑县为例，分析了该县的具体实施办法，如坚持政府主导，合力推进，重点培育，创新培育模式，加大扶持力度。
得出结论，在政府主导，层层落实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以农为本，突出当地区位、资源优势，严格动态管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那么其效果是值得期待的。
【期刊名称】《人力资源管理》【年(卷),期】2014(000)005【总页数】3页(P118-120)【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践;经验【作者】刘溢海;李蕴琬【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正文语种】中文2005年底，我国农业部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培养“职业农民”；2006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首次正式提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其中职业农民是主体。
2012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2013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又进一步提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机制，确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地位。
从这一系列中央文件的颁布中，可以看到我国农民开始由身份型向职业型转变，新型职业农民的未来定位也更加的明晰。
另外，在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是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新型农业现代化有赖于新型工业化的反哺和新型城镇化的支撑，工业装配农业的前提是农民拥有职业技能，能够操作工业装备服务于农业。
国内有关职业农民研究的综述作者：程伟，张红来源：《职业技术教育》2012年第22期摘要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及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的陌生、淡漠和跳出农门的愿望日益强烈，“明天谁来种地”的现实拷问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引发对职业农民培养问题的热议。
文章从职业农民的内涵界定、培养职业农民的国际经验、培养职业农民的国家政策演进、培养职业农民的重大意义和职业农民培养模式及培养路径选择等五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期对国内职业农民研究有一个全景把握。
关键词职业农民；政策演进；培养模式；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22—0067—05据相关资料统计，到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46亿人，而且每年还在以900～1000万人的速度增加。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27%。
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青壮年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农业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都降到了50%以下[1]。
务农农民尤其是高素质的青壮年农民数量急剧减少，明天“谁来种地”、“谁来养猪”的隐忧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由此催生了对培养职业农民这一问题的热议。
一、关于职业农民内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对“职业农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定义，对“职业农民”的研究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
类似的概念还有“专业农民”、“农民职业化”、“农民专业化”等。
其实，农民抑或职业农民的内涵不应该存在争议，农民和工人、教师、医生等一样只是社会职业的一种分工。
然而，在中国，农民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社会等级，一种生存以及文化心理状态，甚至是带有贬义的一个词汇。
提到“农民”，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居住在农村、以种地为主要收入来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其特点是封闭、落后、愚昧等。
这也是西方学术界一直以“Peasant”（传统农民）而不是以“Farmer”（职业农民）称呼中国农民的原因。
“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意义作者：来源：《今日中国·中文版》2019年第07期一项农民培养计划引起了舆论的兴趣。
来自中国科协、农业农村部的消息，他们启动了乡村振兴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
根据安排，计划用3年的时间，“完成培养400万名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科技、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
”这项计划的内容很多，包括加强重点人群的科学素养培养等，但“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民职业化”的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重要话题。
对中国农村稍有了解的人，听到这一消息的本能反应，是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农民是职业吗？”确实，在人们的传统印象里，农民尽管从事了农业生产，但远远不能理解为一种职业。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的形象传承了数千年。
20世纪50年代，为了实现对工业的反哺，快速进行城镇化，几乎一夜之间，在户籍、土地、社会管理等方面实行了城乡分治，二元化结构由此产生。
曾几何时，“面朝黄土背朝天”成为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泾渭分明，将农民、农村与城镇居民、城市进行了鲜明的标记。
农民，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身份，而不是职业，农家的孩子通过参军、招工、上大学，完成“跳出农门”的人生飞跃。
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彻底改变了亿万农民的生活和命运。
很多农民开始离家，到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工作，在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有人称他们“农民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人并不认可这一叫法。
因为，工人就是工人，农民就是农民，在田野里劳作是农民，走进了工厂工作就应该称为“工人”，为什么还叫“农民工”呢？经过了很多研讨，反复斟酌，“农民工”的概念被社会广泛接受了。
因为，这些农民还具有农业户口，家还在农村，只是到城镇从事工人的劳动。
斗转星移。
当改革开放的巨轮开进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时候，随着30多年的生活巨变，第一代农民工已经老去，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他们更为年轻，经受过一定的教育，经历了城市化、工业化的洗礼，他们不再甘于留在农村，而是愿意把孩子带到城里，一起生活，他们不再熟悉农业生产，很少回老家，在意自己的收入是否合理，也期待與城市居民平等和谐地相处。
职业农民与农民职业化研究
“三农”问题中的关键和核心是农民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亿万农民是真正的主体。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改变农民的“身份”，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造就一代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让农民在市场上取得主动权，这是一种职业化的农民。
让农民走职业化的道路，造就农民职业化庞大队伍，将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
近年来，广大农村正在涌现并形成群体的职业农民，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随着农产品市场化率的提高，职业农民群体正在扩大。
职业农民群体在中华大地涌现，必将引发农民群体的巨大变化，对农民、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产生巨大影响。
一、从传统农民走向职业农民是中国农民的巨大进步
我们所说的农民是指以种植业（不动农业）和养殖业（能动农业）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农民，而不包括那些户口在农村，保留农民身份，不以农业为谋生手段的各种人群。
本来，农民应和工人一样，只是一种社会职业的分工而已。
可是，长期以来，农民不是作为一种职业，更多的是一种低层级的社会等级，一种社会身份，一种生存状况，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把下放当农民、到农村劳动，把户口从城市转到农村，作为政治处罚的重要手段。
落实政策，从农村又回到城市，则是幸莫大焉。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计划经济下，实行城乡二元结构，传统农业中的传统农民，他们的身份有别于市民，辛勤劳作后只能维持生计，有相当部分农民还在贫困线以下挣扎。
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的定义，传统农民主要追求生计，他们是身份有别于市民的群体，而职业农民则充分地进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的进程，从作为一种等级、一种社会身份的传统农民中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职业农民，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
实际上，所谓职业农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自主地选择农业作为职业，向市场提供农产品和农业劳务，并采取各种技术的、经济的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
这种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有一系列根本性区别：第一，经济背景不同。
传统农民生存在计划经济下或自然经济条件下，以自给自足为主，农产品市场化率很低，更不能提供什么农业劳务，他们务农仅仅是维持生计，只求生活温饱。
而职业农民产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的产品不是为了自给，而是以商品进入市场，并努力根据市场需求及其变化来组织、调配农业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就是劳动力本身也进入市场，为市场提供农业劳务。
因而职业农民的农业行为是市场化的经济行为，不同于传统农民自给性的务农行动。
第二，职业选择不同。
传统农民是“世袭”性、强制性的，许多农民是世代为农，不当农民就无其他生计，这本身就是强制的、被迫的，至于那些因政治处罚而为农民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强制行为。
而且，传统农民生产什么，也许是生存需要被迫生产，也许是作为上级计划或是政治任务下达而被迫生产，职业农民则是根据自己意愿、自身利益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员，具有充分的自主择业权
利，不仅是本地农民，也可以是外地农民、城镇的各类居民，都可以在理想地方选择务农。
同时，生产类型、生产规模都可以自主决定，具有很大自由度（当然，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制约这种自由度）。
第三，知识技能含量不同。
传统农民的生产技能带有很大的世袭性，是从父辈那里沿袭下来的经验型技能，有的技能长达几百年、上千年而无变化。
职业农民不具有任何世袭性，他们具有相对比较高的文化知识和生产专业技能，他们不仅要掌握市场经营知识和信息，在专业生产领域中，他们努力追求最先进的生产技能，应用最实用的新技术。
因此，他们最渴望农业新技术、新知识，具有很强烈的求知欲望，他们是现代先进农业生产的代表者。
第四，农业生产规模不同。
传统农民以自给自足为主，为了生计，什么都种一点，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生产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农业品种，规模小而分散。
职业农民按照市场的需求出发，往往是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在专业化的基础上追求规模化、产业化，因而这些年来许多地方出现“辣椒村”、“大蒜县”、“玉米省”等等，另外不少职业农民掌握了网络技术，他们不是从一个市场赶往另一个市场，而是直接在网络上销售农产品。
这种规模化农业生产不仅提供了市场化的农产品，而且反过来造就了大批职业农民。
第五，追求目标不同。
传统农民是为了生计而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追求温饱。
职业农民在市场上选择一切可以选择的合法手段和方法，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时刻关注市场的动向，按照市场的需求来组织农业生产，努力使农产品在市场上有一个好的价格。
在这种利益最大化的追逐下，不少职业农民远远走出温饱型，而成为农村的“富翁”。
从目前我国职业农民情况来看，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产业型职业农民。
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进程中，由于职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一大批农民在产业分工中从传统农民走向职业农民。
这类职业农民是职业农民群体中的主体；二是服务型职业农民。
这些农民往往是自已掌握某些技术或拥有一技之长，为农业生产或农户提供技术、信息、劳务等各种服务，获取服务性收入，并以此为职业，在服务过程中日益专业化，成为服务型职业农民；三是创业型职业农民。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整，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少城市居民自主自愿到农村包租荒山和耕地，从事农业生产；大批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创业；长年在外打工者返乡创办农村企业，他们相继成为职业农民。
他们不仅给农村带来农业资金，而且带来农业生产技能和农业经营新的理念；四是营销型职业农民。
随着我国农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的不断发展，不少农村一些农民从直接的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品的市场营销，销售家乡的农产品，有的甚至经销外地农产品，而且这个队伍正在不断地壮大。
二、职业农民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职业农民群体的产生和扩大绝非偶然，是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令人鼓舞的农村新现象。
大力推进农民职业化，反过来将会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农村市场，促进新农村建设。
诚然，市场催生职业农民，农业产业化造就职业农民，农业科技孵化职业农民。
当职业农民队伍形成后，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要想获取最大效益，只有把产业做大，把专业做强，才能赢得竞争优势。
为此，他们或者自己联合起来，形成产业化规模化；或者依托、依靠龙头企业，将自己作为龙头企业“第一车间”，从而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进一步发展。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使生产分工更细、更专业化，极大地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率，进而又推动农村市场的发展，
极大地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四、推进农民职业化是个历史渐进过程
千百年来，一说到农民，人们就想到这是一种苦力、劳力，他们劳动一天值不了几毛钱。
现在总算开始出现一些可喜的变化，人们现在逐渐将把农民看作是一种人力，许多地方已经把它看作是一种资源，是生产力中一种重要的要素；从职业不能转变到择业自由，本来在西方国家农民就是一种职业概念，农业劳动本来就是一种神圣劳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不承认它是一种职业，是一种工作，因而，它不能转变身份，农民永远只能从事农业生产，农民进城务工采取双重标准来对待他们，既要务工证，又要暂住证等等，多方限制农民从事职业选择。
现在在农民职业化过程中，农民终于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他们可以经商，也可以务工，也可以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公务员的考试。
当农民从没有门槛到有门槛，过去任何一个行业录用人员都是有条件的，并讲究资格，唯独当农民什么条件也不要，现在当农民也需要具备某些条件，有的地方已经实行农业技术专业证书制度，农业岗位开始有门槛了。
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要全面推行农民职业化，必须消除许多制约因素，创造一些基本条件，比如说，要逐步消除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状况，实现农业产品的商品化，或者说，农业产品商品化率要大大提高；要使城乡统筹规划，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差别要逐步消失；要实现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平等，不同职业只是一种社会分工不同，不存在贵贱高低之分等不平等现象；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二、三产业中来，职业农民和土地占有状况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也就是说，每一个职业农民应该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比例要适当，如果农民占有土地过少，就难以实现农民职业化。
这些年来，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正在创造农民职业化的各种外部条件，并从政策方面进行引导，加快了农民职业化的进程。
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由于几千年的传统观念的桎梏，农民职业化的许多条件还不完备，某些方面甚至很不完备，这不是一、二项政策或者制度所能完成的，它要随着整个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政治体制改革而逐步进行。
推进农民职业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
正因为如此，在目前形势下，我们要从多方面创造条件，尽可能地缩短农民职业化历史进程，使整个农民阶层职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