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王国维学术述论

大师中的大师——谈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作文素材)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是一位通才，不仅跨越古今而成名，也是中西文化而自铸伟辞的一代国学大师。

王国维之学所涉及文、史、哲、甲骨学、经学、文字学、美学等，真可谓全才，配得上“国学大师”之名号。

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著作颇丰。

他能横穿词海纵跨年代把先人的词解到如此境界，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细细品味，真的为这三境地折服和感叹。

若非曾经“独上高楼”远望“天涯路”，又怎能“为伊憔悴”而“衣带渐宽”呢？如非“终不悔”地苦苦追索，又怎能见得“灯火阑珊处”的美景呢？1927年夏天，风吹着街道两边的杨柳，来往的行人走在新时代的战乱之中。

王国维感于“世道已变”，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便写好遗书装在兜里，于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乘人力车从容地去到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

遗书全文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导。

我死后当草草棺敛（殓），即行索葬于清华莹地。

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

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

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有人将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比作一颗耀目的钻石，每一个晶莹剔透的切面都闪烁着令人心旌摇曳的光彩。

这并非溢美之词。

在哲学、美学、文学、考古学词曲学、红学、金石学等领域，王国维均有深诣和创新。

平生学无专师，没有硕士、博士的头衔，却能自辟户牖，勤奋钻研，筑起了一座又一座学术里程碑。

国学四大导师：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在民国这样大师辈出的时代，王国维却是被众多大师们极力推崇着的大师中的大师！梁启超：“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胡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王国维的经史之学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深受尊敬的前辈学者，与其说是章太炎或康有为，倒不如说是王国维更为准确。

胡适不仅拉王国维为《国学季刊》写稿，而且推荐他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

傅斯年则讥刺章太炎而表彰王国维。

尽管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认为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杂有“伪史”，但他却承认，王国维是他学术上的真正导师。

比如顾颉刚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挖掘出《周易》中的五个故事（一，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二，高宗伐鬼方的故事；三，帝乙归妹的故事；四，箕子明夷的故事；五，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在第一个故事之中，顾颉刚就借用了王国维在《山海经》、《竹书纪年》和《楚辞》中发现的资料然后以自己在《易经》中发现的文献相佐证。

1927年王国维自沉以后，顾颉刚写文悼念王国维时提到，康有为教给他“勇”和“大刀阔斧”，王国维则教给他“怯”和“细针密缕”。

他还认为，崔述与康有为的功绩在“破坏伪的古史”，而王国维则在“建设真古史”。

所以王国维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研究的贡献之大，几乎无人能比。

郭沫若这样评价他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

”1[1]王国维治学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将地下资料与纸上文献相印证，重视开拓新的领域，既突破了清代汉学，也成为新学术的奠基者，因而得到新文化阵营的普遍认同。

从文哲之学转向经史之学1893年，王国维肄业于杭州著名的崇文书院；1894年，他应试不中。

所以不中，按陈守谦的说法：“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相偕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于科名也。

”2[2]后来王国华也说，王国维没有考中出于三个原因：一是精力没有放在四书、五经而是放在了史书和其它杂书上面，二是重考据，三是好谈时务，嗜古籍——从中可见王国维早年的学术兴趣。

初入学术门径的王国维，对清代盛行的考据学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最初体现在他对俞樾《群经平议》一书的补订方面。

论述类阅读 2019.111,阅读下面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①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②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

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

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

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

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

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③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

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④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

“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王国维史学观点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的观点和贡献具有深远的影响：
1.历史研究方法论：
王国维深受新史学思想影响，尤其是梁启超提倡的以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治史的观点。

他强调运用史料批判与考据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主张“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即要了解一个时代的人物或事件，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2.因果关系探寻：
在《谈史学：求事物变迁之际而明其因果》等论述中，王国维主张通过详尽的考证和分析探求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揭示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和社会发展规律。

3.考古与文献结合：
他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将古代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为重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角，推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

4.道器合一：
王国维在治学上倡导“道器合一”，既注重形下之器（具体的物质文化、制度、文物）的研究，又追求形上之道（历史文化背后的深层观念和价值）。

这种理念体现在他对戏曲史的研究上，即通过对具体艺术形式的严谨考证进而洞察到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5.专门史研究：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是一部重要的史学专著，他在此书中通过对殷商至西周时期礼制、宗法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比如肯定了周代传子制度对社会稳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王国维在史学上的观点不仅体现了科学实证的精神，而且富有哲理性和创新性，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栏目编辑：卢艳霄）王国维（1877.12-1927.06），初名国祯，字静庵（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人间、永观，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在王国维短暂的五十载人生中，其最后两年多时间曾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他以渊博精深的学识、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求新务实的治学学风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而其自身学术造诣更趋成熟。

他汇聚凝练早年研究成果之余，更于西北地理、辽金蒙元史等方面开拓、蘖发学术新枝，做出开创性贡献，达学术之巅峰。

笔者拟通过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王国维相关文献，借以管窥、追寻先生在清华园的行迹，弘扬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师风范。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伴随着国内“改大（改办大学）潮”和“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当时清华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屡遭社会人士谴责。

为提升办学程度、推进国家教育独立，清华学校于1925年设立大学部，并积极筹办研究院，因经费所限先设国学一科，拟请王国维担任主任。

但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职。

1925年4月18日，王国维举家迁入清华西院。

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的《研究院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简要记述了研究院聘请教授等重要事件，其中即有王国维到校等相关事宜。

早在王国维来校之前，吴宓就曾多次入城拜谒，商讨研究院章程、入学考试命题等。

到校后，王国维对国学研究院的筹办更为尽心竭力。

馆藏的两册《研究院教务会议纪（记）录》，详细记录了研究院入学考试命题、拟定录取标准、制定规章制度等讨论事项。

如1925年9月8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第一次教务会议，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及李济到会，由主任吴宓主持会议，商定普通演讲讲题时间和各教授指导学科范围等。

再如1926年1月7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第六次教务会议，此次会议纪录中载有王国维给校务会议的一份书面意见，提出不应减收学生及取消津贴用于扩充研究院事业等。

档案中的王国维清华园印迹■李珍1925年2月至1926年6月，《研究院大事记》1925年9月8日至1928年6月12日，《研究院教务会议纪（记）录》点击馆藏46国学研究院非常重视图书购置，《研究院教务会议纪（记）录》中多有记载。

王国维哲学思想研究论述王国维（1857-1910）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文学家。

其学术思想涵盖文学、哲学、艺术、美学等多个领域，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深受朱子学和宋明理学的影响，他不仅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更对西方哲学有着独特的洞见。

本文将对王国维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论述，探讨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基础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基础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宋明理学。

他广泛研究儒家经典，尤其是《论语》、《孟子》和《大学》等经典著作，深刻地理解了其中的道德、伦理、国家治理等方面的思想。

他也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包括朱熹、王阳明等思想家的思想。

这些哲学思想为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精神文化的内涵王国维强调文化的内在精神和道德观念，他认为文化是精神与道德的表达，是一种社会精神的载体。

他主张要从文化的内涵中辨明文化的真正价值，强调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人的教化与启迪的作用。

他在《人间词话》中写道：“是非夜航，兴哲保身，修身是斯文之本，兴国是雅思之经，三者无一者存。

”可见他提倡修身、兴国、兴哲的理想，以培养道德修养，推动国家兴盛。

2. 诗教一致的美学观念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提出了“诗教一致”、“神与形合一”的观念。

他认为真正的诗意在于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文化的内在精神不仅体现在诗歌、文学之中，也融入到人们的道德修养与处世态度之中。

在他的美学观念中，诗与教合一，以文学教化人心，正所谓“授名其道，帮助其辅”，并将这种美学观念贯穿到他的诗论、绘画论等各个学术领域中。

3. 大美的追求王国维在美学上提出了“大美”的观念，认为真正的美应该是“大美”，是一种内在的、深刻的美。

他认为，真正的美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超越，是一种境界的升华，而不只是形式的装饰。

他针对传统文化中的意境、神韵、人生境界进行独到的分析，强调大美的内在品质和高尚价值，从而提出了“大美”的美学理念。

独立王国维执着于理想，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

王国维毕生笃志于追求学术独立。

1905年左右的王国维就曾敏锐地觉察到，自严复的《天演论》出，西洋学术逐渐进入中国，但是康、谭等人并未从形而上的层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学术的价值，而只是将学术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

对此，王国维提出，“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至于“个人的学术独立”，王国维更是力行不辍。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

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却马衡、一却张嘉甫，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却又于两年后的1924年挂冠而去。

个中原因，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无遗：“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

”显然，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疏远政治。

王国维在1925年应清华之聘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给好友蒋孟蘋写信道：“数月以来，忧惶忙迫。

直至上月，始得休息。

现主人（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

然穷困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

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

离此人海，计亦良得。

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受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日期：2009-02-2111:41:59守缺虽然身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但传统的君臣纲纪思想一直左右着王国维的一生。

据蒋息岑先生回忆，1904年左右在苏州江苏师范学堂任教的王国维，讲授修身、伦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纲常之领域。

1898年，王国维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希望去国外留学，可家里无力资助。

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谋生，利用工余在东文学社就读，主要学习新学及日语，为前途寻找方向。

在此过程中他对西洋哲学萌发了兴趣，发生了他学术人生的第一次转变。

以后数年醉心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

但是他研究哲学的最后收获却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理智上虽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却与中国旧文化无法割舍，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

一、学术三变王国维学术研究有以下几个阶段的转折与变化，也可以说王一生有其"史学三变"的经历。

以1907年为界，在此前主要是哲学研究。

而主要是对康德、叔本华与尼采的介绍与研究。

他叙述自己致力于西洋哲学研究情况说：西洋哲学研究开始于1901年春天，读汗德（kant）（即康德）《纯理批评》（即《纯粹理性批评》写于1871年是康德的代表作），苦其不可解。

接着读的是叔本华的书，大好之。

结果一直到1904年的春天，皆与叔本华为伴，自称"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

他做《红楼梦评论》也全以叔本华观点为立脚点。

后来他发现叔本华思想多阐发主观而少"客观的知识"，又回到对康德的研究。

显见他思想最早还是康德与叔本华的结晶。

1903年至1906年是他哲学研究领域收获甚丰。

1903年于通州师范学堂任教，时读叔本华与康德之书。

是年撰有《哲学辨惑》、《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

并译有《西方论理学史要》。

1904年有《尼采之教育观》、《叔本华之遗传说》、《康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

至1906年，三十岁时撰有《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

这时写《红楼梦评论》（1904年）所用观点大抵叔本华思想。

需要说明的他这时将东西方哲学研究做紧密结合。

在研究叔本华、尼采与康德同时，还将很大精力倾注于儒学、诸子乃至清儒思想的研究。

他在1904年28岁时著有《孔子之美育主义》、《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

1905年撰有《周秦诸子之名学》、《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1906年三十岁时又有《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原命》、《孟子之伦理思想之一斑》、《列子之学说》等。

至1907年又著有《孔子之学说》，另有《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

他注意将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做比较研究，而获独到心得。

王国维的学术三变与其它一、学术三变王国维学术研究有以下几个阶段的转折与变化，也可以说王一生有其"史学三变"的经历。

以1907年为界，在此前主要是哲学研究。

而主要是对康德、叔本华与尼采的介绍与研究。

他叙述自己致力于西洋哲学研究情况说：西洋哲学研究开始于1901年春天，读汗德《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

接着读的是叔本华的书，大好之。

结果一直到1904年的春天，皆与叔本华为伴，自称"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

他做《红楼梦评论》也全以叔本华观点为立脚点。

后来他发现叔本华思想多阐发主观而少"客观的知识"，又回到对康德的研究。

显见他思想最早还是康德与叔本华的结晶。

1903年至1906年是他哲学研究领域收获甚丰。

1903年于通州师范学堂任教，时读叔本华与康德之书。

是年撰有《哲学辨惑》、《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

并译有《西方论理学史要》。

1904年有《尼采之教育观》、《叔本华之遗传说》、《康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

至1906年，三十岁时撰有《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

这时写《红楼梦评论》所用观点大抵叔本华思想。

需要说明的他这时将东西方哲学研究做紧密结合。

在研究叔本华、尼采与康德同时，还将很大精力倾注于儒学、诸子乃至清儒思想的研究。

他在1904年28岁时着有《孔子之美育主义》、《国朝汉学派戴阮两家之哲学说》。

1905年撰有《周秦诸子之名学》、《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1906年三十岁时又有《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原命》、《孟子之伦理思想之一斑》、《列子之学说》等。

至1907年又着有《孔子之学说》，另有《辜氏汤生英译后》。

他注意将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做比较研究，而获独到心得。

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有"实际的倾向"，而此性质于中国北方之学派中尤见其显着。

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四大国学大师”，其弟子遍及中国史学界。

以下是店铺整理分享的关于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的相关文章，欢迎阅读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王国维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

清末秀才。

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生平简述王国维与徐志摩、穆旦、金庸等人是同乡。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

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

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

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

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

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3种。

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

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

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

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

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

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