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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卷第1期2019年2月Vol.21,No.lFeb2019遵义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Zunyi Normal University从涓生看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禁闭褚连波(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遵义563006)摘要：涓生是鲁迅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伤逝》的男主人公。
《伤逝》充满着伤感情绪与悲剧色彩，而涓生的心理问题即是《伤逝》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负面心理的浓缩。
这种心理问题主要体现在焦虑软弱、孤独自闭以及自恋自怜等三个方面，属于严重的心理禁闭，来源于对现实和自身的极端不满却无力改变的精神困境，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自我保护措施。
研究以涓生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禁闭问题，有助于探讨现代转型带给人的精神影响与心理创伤，为建构现代人的健全人格提供借鉴。
关键词：涓生；心理禁闭；孤僻；焦虑；自闭中图分类号:12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583(2019)-0058-05On the Psychological Confinement of Modern Intellectual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an ShengCHU Lian-bo(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edia,Zunyi Normal University,Zunyi563006,China)Abstract:Juan Sheng is the male protagonist of Grief over Death,the only love novel by Lu Lun.The novel is full of sad emotion and tragic color,and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 of Juan Sheng is one of the causes of the tragedy of love,and it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negative psycholog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radition to modem times.This kind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anxious weakness,loneliness and narcissism.It belongs to severe psychological confinement and originates from the spiritual predicament of e xtreme dissatisfaction with reality and oneselfbut powerless to change.It's a form of self-preservation without sense of security.The study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finement of modem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presented by Juan Sheng is helpful to probe into the spiritual influence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brought by the modem transformation,and provides certain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m people's sound personality.Key words:Juan Sheng;psychological confinement;loneliness;anxiety;narcissism《伤逝》是鲁迅唯一的一部描写爱情的小说，对于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以启蒙为话语核心，以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及其根源为研究对象，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一种是结合时代氛围与鲁迅自身经历,分析社会环境对悲剧产生的影响E—种则着重分析子君和涓生的性格弱点，这种分析的结论认为子君的思想退化和对人生的狭隘理解以及涓生的懦弱是造成他们生活悲剧的根本原因0;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鲁迅不是单纯的就爱情写爱情，而是借婚恋的悲剧表达一种和《孤独者》《酒楼上》等相似的主题，那就是一种普遍弥漫的孤独感以及鲁迅对逃离孤独之路的探索m。
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心态不久前，面对北京的重度雾霾，学者于丹说，“天昏地暗一座北京城，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跟它较劲。
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用主观臆想来逃避生活中的坏事或灾祸，是一种常见的白日梦心态，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保护。
问题不在于于丹有常人的心理缺陷或自我保护需要，而在于，作为一位学者，她不该对此浑然不觉，更不该将此当作一种人生智慧来向世人炫耀。
人在不断遇到坏事或遭受不幸时，认为事情“还不算太坏”、“坏事可以变好事”，或者甚至坚持“这本来就是好事”，如此逃避现实和保持过度的乐观，在社会心理学里叫“波利亚娜症”或“波利亚娜人格”（类似伏尔泰小说《老实人》里那位永远盲目乐观的哲学教师和鲁迅笔下的阿Q）。
波利亚娜（Poll yanna）是美国作家波特（Eleanor H.Porter）1913年同名小说的主角，她是一个不幸的小女孩，因为失去双亲，被送到西部的亲戚处寄养。
她从小没了母亲，父亲临终前嘱咐她要满怀希望，好好生活，并教给她一个“快乐游戏”。
那就是，不管碰到什么糟心的事情，先想想它好的一面。
父亲一死，波利亚娜立即就有了一个玩“快乐游戏”的机会。
她想，父亲死了，去天堂与母亲相见了，死得真好，于是她心里充满了快乐，不再觉得悲伤。
波利亚娜现象还被用来解释，为什么许多人总是把过去记忆得比实际上更为美好，这叫作记忆的“波利亚娜原则”。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头脑在处理愉快的信息时比不愉快的信息更为积极，因此，对过去的回忆选择好的一面往往超过不好的一面。
离过去的事件越久远，这种偏见就越明显。
坏事发生时越能“往好处着想”的人，在事情过后也就越会对过去有正面的回忆。
这种情况，在一些人对“文革”的美好回忆中相当明显地表现出来。
像波利亚娜那样看待生活中的坏事是一种乐观主义，与之相反的不只有“悲观主义”，还有“犬儒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特质李君【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封建王权主义权威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思想上的失落,新兴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从主流走向边缘,由此形成了一种权威主义的性格:施虐倾向与受虐倾向并存.这种性格在当时是必要的,又是合乎情理的.而当今知识分子受虐倾向过重,施虐倾向(批判精神)不足,不得不引起深思.【期刊名称】《齐鲁学刊》【年(卷),期】2010(000)004【总页数】4页(P53-56)【关键词】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分子;心理特质;施虐;受虐【作者】李君【作者单位】菏泽学院社会科学系,山东菏泽,27401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社会科学2010 年第 4 期总第 217 期齐鲁学刊QILU JOURNAL No.4GeneralNo.217 1 9 世纪末 2 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特质李君（菏泽学院社会科学系，山东菏泽 274015 ）摘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封建王权主义权威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思想上的失落，新兴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从主流走向边缘，由此形成了一种权威主义的性格：施虐倾向与受虐倾向并存。
这种性格在当时是必要的，又是合乎情理的。
而当今知识分子受虐倾向过重，施虐倾向（批判精神）不足，不得不引起深思。
关键词：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知识分子；心理特质；施虐；受虐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10)04-0053-04对于近代知识分子的问题，学术界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主要文章有罗志田的《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 1999 年第 4 期）、苏全有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型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3年第 4 期）、陆建洪和侯强的《论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江苏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6期）等。
对知识分子阶层的看法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他们以知识为基础，从事各种知识性工作。
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于知识分子阶层，我们应该持有积极的态度和看法。
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具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他们在各个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知识分子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知识分子具备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
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和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具备了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
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提出新的观点和思路，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和建议。
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仅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为社会带来了新的思维和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代表。
知识分子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关注社会问题，关心弱势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言论，传递正能量，引导社会风尚，塑造社会良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品德，为社会建设和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我们应该给予知识分子更多的尊重和支持。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他们为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努力和成果，给予他们应有的地位和待遇。
同时，我们也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为他们的学习和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他们以知识为武器，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应该持有积极的态度和看法，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和支持，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新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及其自我改造王洁17年文艺工作者的自我改造问题同样是17年文学的一个特殊构成方面。
本章我们就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考察17年的作家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及其自我改造问题。
为了阐述问题的方便，本章我们将首先从广义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切入相关问题。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选择进入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也就当然地成了新中国的知识分子。
大致说来，依其地域分布情况，进入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来自“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一类是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
若再进一步依其政治价值取向来划分，则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党内知识分子，一是非党但有明显“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再者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取其最广义，将把所有非党和非“左翼”的知识分子都包括在内。
当然，这只是最简易与粗略的划分，实际的情况和他们的历史身份远非这三种类型所能概括与揭示，但是，就我们所谈论的主题以及相关的切入问题的角度而言，这一划分对于我们阐明问题已经足够了。
一我们先来谈谈党内知识分子的问题。
从政治信仰、政治价值取向的角度而言，党内的知识分子并不存在着思想改造的问题。
相反，他们必然将是党的一切思想、方针的鼓吹宣传者和党对非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构想的自觉历史承担者。
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作为一个思维着的主体事实上只是党的有关思想精神在相关领域内的自觉延伸。
与此相应，他们往往也就当然地获得了与此思想地位相当的历史角色。
例如，周扬就是首先由于他对党的忠诚，而非其在专业领域如文艺理论方面的修养和造诣的卓越深刻而获得党的文艺工作的高级领导人身份的。
夏衍、丁玲、邵荃麟、冯雪峰、阳翰笙乃至何其芳、田间等建国之初的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人物在某种意义上皆可作如是观。
他们首先是党的文化官员，其次，才是知识分子或曰文化文艺工作者，事实上，革命知识分子的属性首先在于“革命”。
所以，在党的思想改造的谋划中他们所充当的也就往往是其所在文艺文化领域的具体实施者的历史角色。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明治知识分子的心境研究作者：果林霖吕汝泉来源：《大东方》2016年第06期摘要：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的作品，多是描述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爱情并对当时社会进行批判。
长篇小说《心》是夏目漱石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述“先生”、“K”和“我”这三位典型知识分子的生活悲剧，来透视明治时代下知识分子矛盾、孤独、彷徨并自我觉醒的内心世界。
《心》之所以最成功，是因为夏目漱石的不愿随波逐流，站在了多数为“明治精神”歌功颂德的学者的对立面，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剖析现状、批判社会。
关键词：“明治精神”；社会心理学；知识分子；内心世界一、《心》的创作背景夏目漱石是日本著名作家、文学家，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一座卓然特立的高峰，被日本人称为“国民大作家”。
他的作品更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其影响力及至今世，头像被印在了日本的千元纸币上，即是最好的证明。
他出自名门，自幼喜好汉学，这为他此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儿时离家外宿的漂泊生活又对他的心境及日后的创作风格产生极大的影响。
夏目漱石的一生贯穿了整个明治时期，在日本的明治时期，天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遍及了社会文化、教育、宗教、军事各个方面，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实力的增强，军事实力的强化，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这一切都来得让人措手不及。
为了实现现代化，政府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
由此出现了公共生活的西化与私人生活的传统化这一不可忽视的尖锐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在这一社会转型期痛苦的心境及无所适从的生活状态。
夏目漱石患有严重的胃溃疡，长期经受其折磨，久治不愈。
在朋友的推荐下，于1910年到了伊豆半岛的修善寺进行疗养。
未曾想，病情竟然急转直下，不但出现了胃部痉挛，而且吐血不止，甚至出现了长达30多分钟的休克状态，夏目漱石后来戏称为“30分钟死亡”。
在经历了这场频临死亡的骇人经历之后，夏目漱石摒弃了以往诙谐的创作风格，直面人生，着重描写和分析人物的社会心理，把创作重心转向批判明治时代的黑暗面。
作者： 苏新华 张晓辉
作者机构：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揭阳522000
出版物刊名： 前沿
页码： 132-134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24期
主题词： 戊戌变法 知识分子 心态
摘要：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在甲午惨败、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而发起的一次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社会改良运动。
在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社会结构中最敏感知识分子阶层,率先觉醒,毅然挑起了改造中国、挽救民族危机的历史使命。
但在其慷慨激昂付诸救国行动的同时,一方面,惨败的现实和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知识分子产生了激进的求变心态。
另一方面,传统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官僚集权,落后的社会心理,又制约了知识分子的前进与转型,使他们产生了保守、回归的心态。
采取相对保守、迂回方式进行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知识分子渴望求知、渴望了解意识形态（文化）的奥义，在其中获得对自己的认同（但自我既被接受，又被憎恶）于是他们要在文化中（也就是在人类社会中）无休止地寻找不正义、不公平的现象和原因将潜在自憎投射出去（对不公平的强烈不满往往来源于童年时的自卑和在社会群体性中寻找自我同一感的挫败），由于没有内在自我，知识分子无休止地渴望学习知识寻找自己文化的、民族的同一性，但这种学习反过来又加剧了他们自我同一性的混乱，知识分子既渴望被文化接纳，又憎恶现存的文化，挣扎在自我和文化的自我同一性冲突中，知识分子总是希望否定别人的意识形态，在无休止地对别人意识形态地否定中（既体现自己知识更丰富，又是内心潜在地渴望反叛、挣脱文化枷锁获得自我这一矛盾追求的歪曲表达）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来源于羞耻感，其与比较有关（见我专门谈民族主义那篇文章）近现代社会为人类提供了大量教育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相互比较的机会，造就了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使他们的思想远远高出于普通大众（至少他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对自己和对国家民族的抱负心极大，自认为为国家和民族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但另一方面，经济上的窘迫，其中大多数人无法真正进入上层社会，他们由于经济窘迫、在“上流人”心目深处有限的社会地位、远离传统农村社会同共体而被多重边缘化（一些影响力大的知识分子因为反对当局而前往国外，更进一步感觉到自己的边缘化、缺乏归属感、生命失根），这即使他们自大又是他们自卑。
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的渴望与对压抑或压迫感的愤懑是一种交互建构而成的孪生组织，当然你依旧可以、甚或需要关注政治自由、经济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等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外讨要的这些自由可以包揽解决关于内心自由感的一切问题，向内的批判与向外的批判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彼此却无法越俎代庖地包办解决对方的困境。
更多出现的情况倒是，当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放松时，关于压迫的学术观点和新闻报道反而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似乎随着现代社会对思想、学术、媒体更各个领域的不断开放，不自由的程度反而在越来越多听得到的抱怨声中不断加深，令人处处感到生活于压迫之中，而这个世界上活化石般存在着的一些以我们的标准看来极不自由、依旧在封闭状态下的偏远“失声”社会，普通民众却既听不到、甚至也道不出我们渴望自由的思想逻辑（在他们的观念世界中和话语系统里）。
知识分子以拯救天下万民为己任，张口国家、闭口人民，却甚至不能给身边最亲近的人带来快乐，更遑论给更多的他人带来幸福，相反，他们中很多人给家人的印象是终日抱怨别人，当因为自己救世主般的神圣责任给家人带来不满时，他们倒是不屑于为这种“琐事”来操心，除非在面对亲人忍无可忍的指责时，才口吐莲花地拨冗反击，为自己开脱，似乎错误的永远是别人，而自己则不为“别人”的众多“原罪”承担责任。
他们的生活，与其说是更周围受其影响的人带来快乐，不如说是给人的心灵带来给多的不满和痛苦，其中影响较大“成功”者甚至于对社会走向极端暴力化、令陌生人变为你死我活的互屠仇敌居功不菲。
很多著名的革命家的家庭生活都充满矛盾，甚至于数度离婚，即使没有明确地扯断家庭关系，其妻子子女对之的不满倒也显得不输于他对“万恶政府”的不满，纵然他们所渴望的在人间建立建立全新社会的目标“有幸”实现，其结果却往往是南辕北辙，而为之付出的尸山血海的代价甚至将他们自己也卷入这台绞肉机中。
“生命是最宝贵的”并没有错，但往往被错误得用来简单地反推出两个各执一端的极端观点：一、牺牲自己生命的行为就是最高尚的行为（之一）；
二、保住自己的性命是最重要的。
极左、极右者的目的不是为了人类社会，而是让人类社会服从他们的意志，或者说，按照他们的意志塑造人类社会。
某些西方体制里的学院教授，那些充分利用了西方的言论自由保障、毫无生命人身危险地的学者，那些龟缩在舒适的办公室里，一边全盘否定西方现代民主宪政，一边洋洋得意于自己受聘该体制并获得一个终身教职席位的伪君子（如同魏玛民国时期那些领着民国政府工资，
享受着民主制度对其保护的学者教授，一方面却激烈地攻击自由和本文其他部分合着写。
）。
假如说批判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天职的话，那么当自由主义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的时候，知识分子选择对其进行批判也就顺理成章了。
人的自卑不仅仅是个人在与周边人相比较过程中产生的痛苦，自卑与个人所认识到的“人类社会”的大小、被鼓动的关于公平正义等观念存在密切的互动，在一个能知道存在其他模式的社会（更富裕、更强大、更自由等）却又在自己的共同体无法实现的环境下，接受过其他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出生可能在家乡并不贫穷卑下（贵族的小妾生的孩子又是另一个问题，如本拉登都是妾所生）就会产生新的文化性自卑感。
（随着西方社会影响的越来越渗入，原先那些第一批引起西方意识形态却又不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让位于更为激进的（来自农村或偏远小地方的、贫困的或相对社会地位更低的知识分子，如斯大林）这些人往往具有多重的自卑感，叛逆、斗争的欲望也更强。
自卑情结在现代社会普遍发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全球化时代，大多数社会都觉得别人的社会比自己更好，随着信息的发达和形成产业化，对社会和政府的负面报道也越多，人无法将人类社会以传统的方式使之同一化为一个整体，面对分离使人的文化性自卑（对自己民族自卑、对自己国家自卑、对自己文化的自卑）得到了广阔深重的发展土壤（这种自卑在反向作用下又导致文化性彼此仇恨和在保守主义的文化中寻找补偿性的自大）另外，在一种文化、一种宗教、一个民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地区，或是在殖民地、对少数派或当地文化和人士的蔑视、偏见、无视、敌视，让处于少数派或被统治地位的教派、民族感到文化性自卑，文化也给人带来了很多同一性和亚同一性困境，同一性困境如知识分子对自己身份焦虑、又如“男性”和“女性”对自己性别身份的焦虑（社会对他们的性别所‘应该’表现出的行为和观念的强制性与自身不同体验的冲突），亚同一性困境如民族身份焦虑或自卑、国家身份的焦虑或自卑、文化身份的焦虑或自卑、种族身份的焦虑或自卑，这些由意识形态的“分裂性统一”导致的焦虑、自卑与潜在的自憎、价值性焦虑相互结合，相互刺激，无法接受的身份认同导致文化性的人格分裂，对自己的憎恨被投射给外在的牺牲品——如希特勒对犹太人憎恨、当代恐怖主义者对“美国人”的憎恨。
同一性焦虑与亚同一性焦虑没有严格的界限，两者倒经常在互动中成为无法实际分割的整体，且亚同一性焦虑可以细分出更深层次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