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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解析摘要：一、引言二、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构成1.资产部分2.负债部分三、资产负债表的变动分析1.资产端的变动2.负债端的变动四、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1.对货币政策的影响2.对金融市场的影响3.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五、未来发展趋势与挑战六、结论正文：一、引言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作为反映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对于理解我国金融市场动态和实体经济运行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文将对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变动分析以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进行探讨，以期为投资者和经济管理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构成1.资产部分我国央行资产主要包括外汇、政府债券、金融机构债券、企业债券、贷款等。
其中，外汇资产占比最大，反映了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动。
政府债券和金融机构债券的持有量也较高，体现了央行通过购债实施货币政策的手段。
2.负债部分央行负债主要由货币发行、存款和其他负债构成。
货币发行包括流通中的现金和存款准备金，是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
存款则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反映了金融机构的资金需求。
三、资产负债表的变动分析1.资产端的变动资产端的变动主要受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影响。
外汇市场的变动主要受国际经济形势、国内外贸顺差等因素的影响；债券市场的变动受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利率等因素的影响；信贷市场的变动则与实体经济的需求和政策导向密切相关。
2.负债端的变动负债端的变动主要受货币需求、货币政策操作和金融市场利率等因素的影响。
货币需求的变动反映在经济主体对货币的需求上，如现金需求和存款需求；货币政策操作则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影响负债端；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动会对存款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1.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动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
资产端的变动会影响货币供应量，负债端的变动则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报告课题：比较中美两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解释我国央行资产的膨胀原因，并分析其利弊。
报告结构：一、比较中美两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数据二、我国央行资产膨胀的原因三、资产巨无霸的利与弊四、“最大”如何变成“最强”——优化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总量与结构的对策五、附录：2016年4月中美两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一、比较中美两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数据1.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特点中央银行资产主要分为贷款和投资两大类。
其中，贷款又可分为对政府的贷款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主要是商业银行），投资可分为对政府的投资和对外国官方机构的投资。
中央银行的主要负债项目有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纸币和硬币）、存款（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政府等）和借入资金（中央银行发行的债券，例如央行票据等）。
具体地，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具有以下特点：1)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世界第一，截止4月末，人民银行总资产规模为32万亿元，折合约5万亿美元；同期美联储总资产规模为4.5万亿美元。
2)人民银行的资产规模持续处于扩张状态，但增速相比之前有所放缓。
3)外汇：人民银行国外资产持续增加，截至2016年4月末，国外资产规模为24万亿元，占资产总额71.8%。
近四年来我国外汇占款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外汇占款规模仍然较大。
后将细述。
4)对政府债权：2016年4月末对政府债权1.5万亿元，占总资产的比重为4.6%。
5)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为人民银行向商业银行发放的再贷款、再贴现等融资形成的债权。
2016年4月末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4.7万亿元，占总资产的比重为14.4%。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贷款及再贴现是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因而人民银行对存款性公司的这类债权占总资产的比重非常高。
近十多年来该比重大幅回落的原因与外汇占款项目的迅速上升有关，反映了基础货币供应结构的巨大变化。
这些变化也反映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转变，银行更多从市场融资，而非依赖于中央银行。
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及央行的调控能力分析：1998～2004黄燕芬/顾严2006年第3期一、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基础货币来源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包括7个部分：国外净资产、对政府债权、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对特定存款机构债权、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其他资产。
其负债包括5个部分：储备货币、债券、政府存款、自有资金、其他负债。
我们将资产方的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对特定存款机构债权、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3个部分合并，统称为对银行机构债权，则可将央行的资产划分为国外净资产（NFA）、对政府债权（CG）、对银行机构债权（CB）、对非金融机构债权（CO）以及其他资产5个部分。
再将负债方调整为流通中的现金（C）、准备金（R）、政府存款（GD）、债券（CBP）、其他权益和负债5个部分，则根据“资产=负债”原理有：NFA+CG+CB+CO=C+R+GD+CBP+COL=B+GD+COL（1）其中B=C+R，为基础货币；COL为其他净负债，即负债方的其他权益和负债减去资产方的其他资产后得到的残值。
从（1）式中可以看出：在除基础货币项目外的中央银行负债不变的条件下，任何中央银行资产的增加都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在中央银行资产项目不变的条件下，除基础货币项目外的中央银行负债的减少也将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
将（1）式做移项变动得：B=C+R-NFA+CG+CB+CO-GD-CBP-COL（2）各因素的变动对基础货币增量的影响可以表示为：△B=△C+△R=△NFA+△CG+△CB+△CO-△GD-△CBP-△COL（3）（2）式的右侧就可以看作是基础货币的来源构成，（3）式的右侧可以看作是影响基础货币变化的主要因素。
具体来说，国外净资产、对政府债权、对银行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的变动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同方向变动，政府存款、债券、其他净负债的变动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反方向变动。
1998年以来，对银行机构债权（CB）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在1998年后出现了先升后降的变化，先由1998年末的51。
第六章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一．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1.中央银行的资产项目：国外资产，对政府的债权，对金融，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对存款货币银行的债权主要是以中央银行对存款货币机构的再贴现，担保信贷，贷款和回购协议。
2,中央银行的负债项目：（1）储备货币：主要由货币发行，存款货币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是中央银行用以影响存款货币机构的清偿手段，进而影响存款货币机构信用创造能力的基础货币（2）发行债券（3）国外负债（4）发行债券（5）自有资本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与基础货币之间的关系1.中央银行资产与负债的基本关系自有资本=资产-负债在自有资本一定的条件下，中央银行未清偿的总负债增加将使得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增加，中央银行的资金运用即总资产将会随之等额增加。
2.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与基础货币之间的关系。
基础货币：从来源上看，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是社会货币供给的货币基数；从运用上看，基础货币是流通中的现金与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构成。
基础货币=流通中的现金+商业银行及其他存款货币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黄金外汇及特别提款权等国外资产+对政府的债权+对存款货币机构的再贴现与再贷款+其他资产）-（外国存款+政府存款+其他负债与自有资本）3.中央银行资产业务与基础货币变动关系（1）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买进或卖出有价证券业务的总称，是中央银行借以调节基础货币及银行体系准备金的主要工具。
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买卖是否对存款准备金产生影响，取决于有价证券出售所持有的形式。
如果全额以通货形式持有，则不对存款准备金产生影响；如果全额以活期存款形式持有，则会导致银行体系存款准备金等额增加，中央银行公开市场购买对基础货币影响相同，即基础货币增加额等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购买额。
（2）再贷款与再贴现业务：中央银行银行体系发放贷款通常通过再贴现或再贷款方式进行。
A.再贴现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贴现放款，即商业银行将其已经贴现的，但尚未到期的票据经背书后到中央银行进行贴现贷款，中央银行根据一定的贴现率扣除利息后将其所获得的贴现款额贷记为银行准备金B.再贷款：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用放款。
货币当局（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解读自1994年起，我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向社会公布央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
但其目前报表的项目结构是逐步演化的结果，许多项目并非自始既有。
一、现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任何一个微观经济体的资金来源渠道无非就两种：自有资金或借入。
其资产负债表当中的所有者权益和负债就是分别对这两种不同融资渠道的综括。
不难理解，有资金的来源就必定会有资金的具体存在形式或运用方式。
所谓资产，亦即资金的具体存在形式或者资金的具体用途罢了。
可见，作为一个会计恒等式，“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这句话的含义，其实就是“资金的运用（或存在）的数量必定等于资金的来源数量”。
由于“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是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基本依据，所以我们可藉由这一恒等式来追踪、分析特定经济体的一项具体业务在其资产负债表当中所留下的蛛丝马迹。
当然，由于资产负债表属于存量报表，所以这些具体业务的规模必须足够地大。
就此来说，资产负债表就像一面镜子，尽管不是很清晰、明亮，但我们仍可凭以观测到相应经济体的资金流在特定期间内大致的来龙去脉。
与一般的微观经济体相比，银行机构的自有资金在其总资产形成当中的占比极低，由此，银行机构的资金来源业务统称负债业务。
在中央银行（亦称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项下的主要内容是：1、国外资产：外汇（储备）、货币黄金、其他国外资产；2、对政府债权：对中央政府债权；3、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4、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5、对非金融性公司债权；6、其他资产。
而其负债项下的主要内容是：1、储备货币：货币发行、金融性公司存款（其他存款性公司、其他金融性公司）；2、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3、发行债券；4、国外负债；5、政府存款；6、自有资金；7、其他负债。
二、关于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理解现代货币的基本形态是支票和纸币现钞。
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货币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提供。
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看货币政策调控货币的松紧主要是由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操作来控制的，央行是一个资金水库，通过闸门的开启和关闭，向银行体系注入或回笼资金。
目前我国央行主要通过数量型工具来调控货币和信贷据统计，整个5月份央行共向市场净投放资金2240亿元，而由于目前市场流动性趋紧，货币市场利率上行，市场人士预期央行可能会继续投放资金。
货币的松紧主要是由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操作来控制的，央行是一个资金水库，通过闸门的开启和关闭，向银行体系注入或回笼资金。
目前我国央行主要通过数量型工具来调控货币和信贷，公开市场业务是数量型工具的主要操作手段———央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包括政府债券、中央银行债券等），调控金融机构的准备金规模，从而影响货币供给量和信贷。
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是央行另一个重要的数量型工具———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将下降，货币扩张和银行信贷能力将被削弱。
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反映了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手段、方式和调控力度。
实际上，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资产方的任一变动都具有货币信贷扩张或收缩能力，它是基础货币的来源。
资产项目中最主要的项目是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债权，这些债权是通过再贷款和再贴现的方式实现的。
当这一债权增加时，央行是把贷款金额和贴现金额直接加记在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账户上，这直接表现为基础货币的增加，然后经再存款机构的派生创造，货币供应量倍数放大。
相反，当央行的再贷款或再贴现票据到期时，再贷款或再贴现减少，基础货币相应减少，货币供应量倍数缩小。
资产项目中的国外净资产以外汇储备资产为主，当中央银行买进外汇时，就要放出等值的本国货币，则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将增加；当中央银行出售外汇，货币供应量减少。
资产项目中央行对中央政府的债权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财政透支，即央行和财政部商议好透支额及期限后，直接加记在中央政府在央行的存款账户，形成为财政持有的央行负债，这意味着潜在的基础货币供给的增加，但这种方式我国在1994年已停止使用；二是通过公开市场的操作购买国债，如果央行从金融机构手中购进国债，则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账户等值增加，基础货币总量增加，货币供给将扩张；如果央行从社会公众手中购进国债，则央行向交易者签发一张等值的支票，公众把支票存入自己的开户银行，开户银行再将支票交由央行支付，于是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增加。
基于资产负债表的央行调控能力分析(doc 21页)“储备货币”快速增长的主要成因是“金融性公司存款”，它从1999年的14728.5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92106.57亿元，增长了525.36%，由此，在直接关系上可以判定，这10年间，中国人民银行主要不是通过“货币发行”来调整债务性资金和贯彻货币政策意图，而是通过“金融性公司存款”从金融运行中获得资金，因此，货币政策不属于从松范畴。
再具体一点看，2000～2008年的9年间“储备货币”年增长率及其“货币发行”年增长率和“金融性公司存款”年增长率如图1所示图1储备货币及其子项增长率(2000～2008)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除2005年外，“金融性公司存款”增长率均高于“货币发行”增长率，尤其是2004、2006、2007和2008等4年中，“金融性公司存款”的增长率都在26%以上，由此，推动了“储备货币”的高增长。
在“储备货币”中，“货币发行”的增减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松紧，而“金融性公司存款”的增减则意味着货币政策的紧松，二者的货币政策取向和效应是相反的。
就此而言，2004年以后的货币政策属于从紧范畴。
这似乎与2004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连续20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9次提高存贷款利率的从紧政策取向是一致的，但也有矛盾之处，既然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收紧存贷款金融机构的资金，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性公司存款”数额，那么，为什么“货币发行”在2005～2008的4年间也呈10%以上的高增长？由此，货币政策是紧还是松，就不容易说清了。
第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负债中“发行债券”和“政府存款”呈快速增长趋势。
其中，“发行债券”从1999年的118.9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45779.83亿元（增长了384倍），“政府存款”从1999年的17853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增长了8.5倍），它们的增长率都远远超过了“货币发行”和“金融性公司存款”的增长率，由此，一方面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负债资金的重要来源，成为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降低了“储备货币”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负债中的比重（1999年为85.83%，2008年降低到62.40%）。
由于债券发行中市场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年来屡屡发生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债券的流标事件），而且中国人民银行难以掌控政府存款的数额，所以，这些资金在总负债中的比重上升，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掌控资金能力有所弱化。
“自有资金”在1999年以后连续3年减少，并在2002年以后持续不变的态势，也反映了这种掌控资金能力弱化的态势。
第三，“其他负债”从对中国人民银行总负债的减项（即负数）转为在总负债中占有重要地位，2007年所占比重达到8.77%。
这意味着，在金融性公司存款和发行债券之外，中国人民银行对其他负债的资金来源依赖程度提高了，它将影响货币政策的选择。
表2美联储负债结构(1952～2008)单位：10亿美元资料来源：根据美联储网站资料整理。
表2选列了美联储从1952～2008的57年负债结构数据，从中可以看到：第一，“支票存款与现金”占总负债比重最高，1952年为56.3%，2000年为88.44%，2008年为54.34%。
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50年多时间内，“支票存款与现金”项下“流通中的现金”（即“货币发行”）始终独占鳌头，1952年为90.97%，2000年为98.72%，2008年6月为99.28%。
“流通中的现金”占总负债的比重，1952年为52.17%，2000年为87.32%，2008年6月为83.89%。
这表明，在金融危机之前的50多年中，就负债方而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控主要依靠的是货币发行机制。
另一方面，“支票存款与现金”项下“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始终不大且比重持续降低（1952年为5.69%，2000年为1.01%，2008年6月底为0.67%），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科目的资金突发性增大，它在“支票存款与现金”中的比重也急速提高到16.26%。
这反映了在抵御金融危机过程中联邦政府对美联储的支持力度。
第二，“存款机构准备金”的数额，在2007年12月底之前虽有增减但总体变化不大，它在美联储总负债中所占比重大幅下降，1952年为37.67%，2000年为3.02%，2007年底为2.23%；但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了明显提高，2008年底突升到38.23%。
这一方面反映了在2007年底之前，美国商业银行体系中并不存在资金过剩（因此，那种认为2007年之前存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说法，是不符合美国实践的）；另一方面反映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大量商业银行惜贷并将“过剩”资金转存于美联储的现实（这是引致“流动性陷阱”发生的一个主要成因）。
第三，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联储的负债结构虽然每年有所变化，但它主要由“流通中的现金”增加所引致，其他科目变动不大，所以，尽管在50多年里美国经济经历了一系列巨大调整（其中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但美联储的负债结构总体上保持了稳定格局。
表3日本银行负债结构(1998～2009.4)单位：10亿日元资料来源：根据日本银行网站资料整理。
表3选列了日本银行从1998～2009年4月的11年负债结构数据，从中可以看到：第一，在这10多年历史中，“货币发行”始终是日本银行总负债的主要来源，它的比重在1998年为61.23%，2007年上升到73.04%，2008年虽然下降到66.37%，但仍处于高位。
因此，可以判定，就总负债而言，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主要依靠的是调节货币发行数量（这与美联储相似）。
第二，“现金存款”是日本银行总负债的重要来源，它所占比重从1998年的4.80%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12.38%；但增长最快的应届“其他存款”，1998～2008的11年间增长了191，23倍，它在总负债中比重从微乎其微的0.067%上升到举足轻重的9.63%。
另一方面，2001年4月以后，日本银行开始利用“回购协议”获得负债资金以抵补“已出售票据”的减少，但在2003年3月“已出售票据”为0以后，“回购协议”的数额也呈逐年减少走势，转而替代的是“货币发行”增加。
这反映了日本银行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中获得债务性资金的主要机制，已经从借用证券机制转向了利用存款机制，由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增强，货币政策操作机制趋于成熟。
第三，在这11年中“准备金”的数额变化不大，它在总负债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3.18%降低到2008年的2.63%，因此，在这11年的货币政策调控中，日本银行较少运用准备金机制来调整债务性资金数量。
表4欧洲央行负债结构(1998～2009.4)单位：10亿欧元资料来源：根据欧洲央行网站资料整理。
表4选列了欧洲央行从1998～2009年4月的11年负债结构数据，从中可以看到：第一，与美日相近，“流通中的货币”是欧洲央行债务性资金的主要来源，它占总负债的比重1998年为49.01%，2006年上升到54.58%，2008年降低到36.74%。
这反映欧洲央行主要通过货币发行来调整总负债数量。
第二，“欧元区信贷机构存款”是欧洲央行负债的重要来源，1998～2008的11年间持续增加，它在总负债中的比重从12.52%上升到23.71%。
2008年8月“欧元区信贷机构存款”为2043亿欧元，但在9月份美国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它在10月份猛然增加到了4589亿欧元，12月份又增加到4923亿欧元。
这反映了面对金融危机，商业银行体系惜贷的倾向和步入流动性陷阱的选择。
但到2009年4月，这一数字从高位快速下降，表明了欧元区商业银行体系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逐步减缓，信贷机构将更多资金用于放贷（而不是存入央行），由此，促进着经济复苏。
第三，欧洲央行并非主权国家的央行，按理说，要获得政府债务是不容易的，但在欧洲央行的负债中却有着对欧元区政府的债务。
虽然在1998～2007的10年间，这一负债数额逐年有所减少，但在次贷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从2008年1月起，它就急速增大。
2008年10月，猛然从9月的623亿欧元增加到1094亿欧元，到2009年4月已达1523亿欧元。
这不仅反映了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得到了欧元区各国政府的积极支持，而且反映了欧元区各国的协调行动。
第四，“对非欧元区居民的欧元负债”（以及“对非居民的外币债务”）是欧洲央行具有特色的科目。
按理说，各国央行的负债资金来源于本国居民，但欧洲央行的一部分负债资金却来自于非居民。
“对非欧元区居民的欧元负债”不仅有着逐年增大的趋势，而且在2008年9月以后的金融危机中突然扩大（2008年8月为801亿欧元，10月达到3034亿欧元）。
这意味着，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受到了这些非居民的约束。
第五，“重估账户”也是欧洲央行具有特色的科目，它在总负债中的比重虽然从1998年的8.59%降低到8.46%（到2009年4月又上升到11.13%），但总的来说，呈现出绝对额逐年增加而比例数变化不大的趋势。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在负债结构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与美、日、欧等央行有着两个主要差别：其一，“货币发行”在总负债中所占比重过低（且有着进一步降低的趋势）。
从理论上说，货币发行是央行的专有权，也是央行资金的主体来源。
就央行的总负债而言，货币政策各项工具（如货币发行量、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再贷款和再贴现以及公开市场业务等）最终都将落实到货币发行量的调整。
“货币发行”在总负债中所占比重过低，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在落实货币政策（不论从松还是从紧）过程中，可自主选择的余地相当有限，由此，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可能时常偏离于货币政策意图。
为了弥补货币发行量较少的缺陷，中国人民银行选择了大幅增加“金融性公司存款”和“发行债券”的替代方案，这虽然解决了负债资金的数量困难，但也引致两方面问题的发生：一是通过这些科目所获得的债务资金，不仅需要支付较高的利息（中国人民银行每年应支付的利息在2000亿元以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行政机制，这既不利于推进货币政策间接调控体系的完善，也不利于切断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行政纽带，保障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负债增长率和总负债规模明显大于美、日、欧。
这种总负债规模扩大和高增长率主要不是建立在货币发行基础上的，而是运用金融手段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民银行贯彻实施的与其说是货币政策，不如说是金融政策，即通过与存贷款金融机构之间的账户资金转换来增大负债资金（从而可操作资金）的数量。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汇率折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明显小于美国，但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负债却明显大于美联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