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思想与传统价值

道统思想与传统价值儒家道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发展演变与传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导，融合各家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大传统；道统思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中华文化的发展；道统思想的发展演变形成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对传统价值的形成与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此，深入研究、科学评价道统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客观认识道统思想与传统价值的关系，从而历史、全面、辩证地对待道统思想，吸取其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有价值的思想，克服其流弊，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创新发展中国文化，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实现中国梦，是十分必要的。

一道统思想的基本内涵在道统思想产生、确立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理论内涵，并不断丰富发展。

这些理论构成了道统思想的基本体系，使道统论得以建立并为人们所认识。

其理论内涵具有多样性，又一以贯之，各个理论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而统一于孔孟仁义之道。

在仁义之道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丰富，有所发展，并各有侧重和区别。

由此而形成了道统思想区别于其他思想学说的特征，使之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于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体，而儒学的基本精神又集中体现在道统思想里，所以道统思想的理论内涵亦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客观地分析研究道统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是认识传统价值及其积极意义和流弊的前提和基础。

儒家道统思想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以下基本理论内涵和学说：（一）仁义之道道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道统是维系道之所存在和延续的形式；道是道统传授的内容。

道统思想的基本内涵、道统所传授的内容即是儒家孔孟的仁义之道，而与道家老庄的自然之道形成中国文化发展对应的两端，两家思想既互相区别又相互吸取，而成为中国哲学道范畴历史发展的主线。

孔子在文王仁政和周公周礼的基础上发展出仁道，提出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学说，这对儒家道统思想影响极大，奠定了道统理论的基础。

仁的内容包涵甚广，其核心和表现是爱人。

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

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依靠主观道德修养，克服不符合礼的行为，使视、听、言、动都合于礼，这就体现了仁。

说明仁与礼合为一体。

仁的内容还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

孔子指出：“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即自己要求立于世，也帮助别人立于世；自己要求提高，也帮助别人提高。

并主张推己及人，我不希望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也不要这样对待别人。

孟子在孔子仁道的基础上，把仁义连用，提出仁义之道，使儒家有了完整而系统的仁义思想。

孟子并把仁的学说落实到政治治理，提出著名的仁政说，重点在改善民生，加强教化。

又以仁学为基础，发展出心性之学来，以心性言仁，这对后世儒学道统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孟的仁义之道一以贯之，贯穿于整个儒家道统思想后来发展的全过程。

尤其是宋明儒家把仁纳入其新儒学思想体系，给予充分的重视。

其代表人物朱熹对于仁的范畴讨论最多，阐发最详，集前人仁说之大成，并把仁与天理相联系，仁作为天理的内涵，具有宇宙本体和儒家伦理双重意义，使儒家仁道上升为宇宙本体论哲学，这是对孔孟仁义思想的发展。

（二）执中、中道执中、中道是道统思想的重要构成，也即是以中庸为道统的内涵。

“中”字在甲骨文里已经出现，其本义是指立于正中央的一杆旗帜，由此引申出中正、中间等含义。

自《论语·尧曰》提出：“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的执中思想以来，执中便成为道统思想和道统传授的重要内容。

尧、舜、禹相传继之以中，由尧舜相传以“允执其中”，舜禹相传以“允执厥中”，到汤的“汤执中”，都贯穿了一个无过无不及的“中正之道”。

除执中外，孔子还提出儒家的中庸思想，《论语·雍也》指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孟子继承孔子的中庸思想，指出“孔子岂不欲中道哉？”（《孟子·尽心下》）并指出：“汤执中，立贤无方。

”（《孟子·离娄下》）强调中道和执中。

《易传》亦推崇中道，以中为贵，以居中为美德，这是从爻位的“时中”说引申而来的，即以中为正，主张因时而行中道。

荀子重视中，他认为仁的最高表现，就是按照中的准则行事。

他说：“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

曷谓中？曰：礼义是也。

”（《荀子·儒效》）道即仁即礼义，也即是中，行中即体现了道。

《中庸》从哲学的高度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提出中和之说，以中为“天下之大本”，以和为“天下之达道”，要求“致中和”，掌握中和之道。

以上可见，从尧舜禹汤，到孔孟荀、《易传》、《中庸》，无不相传共守以中道、中庸。

至程朱也以中道、中庸为道统论的重要构成。

朱熹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中道成为道统传授的重要内容，亦是道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内圣心性之学所谓内圣，相对于外王而言，指内有圣人之德，通过内在的道德修养做圣贤的工夫，外施王者之政。

“内圣外王”虽出自《庄子·天下》篇，但为儒学所吸取，并将内圣之学与心性之学相联系，构成道统相传的重要理论。

孔子对心性问题论述不多，但他提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命题，强调仁的实现在于人的主观意志的追求与把握。

这启发了孟子的尽心知性说。

孟子在孔子仁学及“为仁由己”命题的基础上发展出心性之学，他提出“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的著名命题，最早给主体之心以高度重视。

并首倡性善论，把仁与义礼智并称，作为性的内涵。

从而以心性言仁，把仁与心联系起来，指出：“仁，人心也。

”（《孟子·告子上》）其心性之学包含了人性论、修养论、道德形上学的内容，对后世儒学道统思想影响很大，甚至佛教心性之学也深受其影响。

宋明儒心性之学随着道统思想的发展而兴起，不仅陆王心学一派以心论道统，把心学与道统相结合，对道统加以心学化的改造，倡本心即性的心性一元说，而且二程朱熹也十分重视心性之学。

程朱讲执中、中道，讲超越时代的心传，均离不开对心的阐释。

牟宗三以宋明儒内圣心性之学作为道统发展的重要阶段和重要理论，而此心性之学则起源于先秦儒家，并一直影响到现代新儒家，成为道统思想的重要理论。

可以说，在宋明儒这一阶段，道统的发展与心性之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至现代新儒学以服膺宋明儒之心性之学为主要特点，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认为心学即是道统之源，以心性一元为大宗来讲道统的传授。

并把内圣心性之学与道统、学统、政统三统之说相联系，通过肯定道统即内圣心性之学的价值，开出学统与政统之新外王，以发展科学与民主。

由此可见内圣心性之学在道统理论中的重要性。

（四）修齐治平之道与内圣而外王相关，儒家经典《大学》提出修齐治平之道，这为后世儒家所效法，在提出道统论时，以之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

《大学》重点论述了个人的道德修养、治学次第及与治理国家的关系问题。

主张通过道德修养，由修身、齐家，达到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把道德修养之事作为治理国家的大事。

将道德精神和道德原则从个人修身推之于家、国、天下，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的理想。

所以《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仅修身还不够，还须将修身的成果贯彻到外在的治平实践之中。

这构成了儒学的一大特色。

唐宋以来，儒学学者为了对抗佛老学说，建立道统论，便发挥了《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

韩愈根据《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建立以儒家的仁义之道与修齐治平相结合的道统论思想体系，提倡有为、社会实践，批评佛教只讲个人修养成佛，不讲治理国家的宗教修养论。

这对道统学说的完善影响很大。

继韩愈之后，二程朱熹在确立并集道统论之大成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主张王者之政，其心本于天理，由穷理修身达于政事，将圣人之道落实到平治天下的万事之中，而具有经世哲学的特点。

现代新儒家亦主张由内圣达于外王，即通过修身，挺立道德主体，并以此为主体来吸收西学，由内圣之学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政治等新的“外王”事业。

这体现了对《大学》修齐治平之道的继承和发展。

（五）超越时代的心传说程朱道统论认为，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授由于汉唐诸儒未能得道而中断了千年，于是提出超越汉唐诸儒的心传之说。

二程认为汉唐诸儒专务解析，用心于末，在佛老异端的冲击下使儒家圣人之道失传。

由此，他们提出，道的传承不一定是直接授受，也可以是超越一定时代的心传。

程颢说：“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

”道在传授的过程中，即使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比如汉唐），儒者不能完全按道的原则行事，使道传之已差，然而道并不因此而息而亡，它可以通过后世的人们接续道的精神，心心相传，使道的精神延续下来。

这种心传思想为超越汉唐，直承孔孟，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扬弃传统，自由发挥新思想，开辟了思维空间。

朱熹继承二程，提出“十六字心传”说，以心法的传授体现道统观，对《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详加阐发，以发明圣人传心之旨，把传心与传道结合起来。

对于圣人之道的传授与心传的关系，朱熹从圣人之道传之以心的观点出发，肯定韩愈关于“轲之死，不得其传”的说法，但强调须深知圣人相传的是仁义之道，而仁义之道不能离开心而存在（尽管道不是心）。

指出在传道的圣人序列里，有的相互之间隔了数百年，不可能做到口传耳授，只有识其心体，“体其全且尽”，才能通过心心相传，把道传授下来。

朱熹将此称为“尧舜禹相传之密旨”，或“尧舜相传之心法”，这个“密旨”和“心法”是与圣人之道的传授紧密相联的。

其心传说与其心性之学、中道思想相互联系，共同成为道统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以“四书”阐发圣人之道“四书”学是指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研究对象而阐发义理的学问。

二程朱熹为建立道统思想体系的需要，重视和推崇“四书”，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治“四书”为主、为先，从中发明圣人之道，“四书”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其“四书”的地位在“六经”之上，从而奠定了“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在道统发展史以及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书”并行，出于二程的提倡和表彰。

经朱熹集注，风行于天下，进一步扩大了“四书”的影响。

可以说，朱熹集注“四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道统思想发扬光大，将圣人之道传播开来。

这表现在，首先，“道统”二字的连用和提出见之于朱熹的《中庸章句序》，这对道统的正名有重要意义。

并在《中庸章句序》里将道统上溯至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圣神”，又推广经尧、舜、禹、孔子、子思、孟子，到二程的道的传授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