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道统论与李翱的复性思想,是否解释了宋明理学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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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与李翱的道统与人性作者:来源:《管理学家》2014年第10期韩愈的管理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对“原理之原”的探寻上。
“五原”是韩愈在这一方面的代表作。
所谓五原,是《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五篇文章。
孔子老子都讲道,历代治国离不开道,到底什么是道?韩愈以《原道》来说明道的本义、引申含义及其相关概念关系。
他认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他解释了仁的本意“博爱”和义的本意“行而宜之”,凡是通向仁义的路径就是道,可以自我实现仁义而不需要外力作用就是德。
所以,仁义才是实质,而道德不过是实现仁义的工具或者路径。
道德是“虚位”而仁义才是实体。
正因为如此,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德有吉德和凶德。
韩愈的这一解释,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实质道义和形式道义的关系。
但同西方不一样的是,他的这一认识,奠定了中国管理思想中实质道义高于形式道义的基调,未能产生形式道义先于实质道义的逻辑推论。
这一点,是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重本质轻方法的理论总结。
韩愈指出,仁义道德不仅是概念,而且通过“先王之教”有其具体表现。
表现在文献上,就是《诗》《书》《易》《春秋》;表现在制度上,就是礼乐刑政;表现在民众上,就是士农工商;表现在秩序上,就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表现在器物上,就是服饰居室食物用具。
这种道明白易懂,这种教简单易行。
由此,韩愈强调,这种道不是老子所说的道,也不是释家所说的道,而是按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这条线索传下来的,这就叫做道统。
到了孟子,道统中断,荀子和扬雄没有把它弄清楚。
周公之前,传承道统的是君主,所以道统表现在政事中;周公之后,传承道统的是学者,所以道统表现在言说中。
道统说的最大意义,是以周公为界,隐含了周公以后道统不在君主这一判断。
按照韩愈的说法,三代的君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行政教,因为他们掌握了道统;春秋以后的君主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执政,因为道统不在他们手里,需要掌握道统的学者检验政统是否符合道统。
理学的发展历程理学是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形态,由于这个特殊的性质,所以人们习惯于称呼理学为“宋明理学”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形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化改造之后,对儒学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
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诸人继其后续,而至两宋时期蔚为大观,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
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为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谓“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发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
然而也正是这个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应佛老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统地位的同时,也同时改换了先秦元典儒学的积极精神,把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引向萎靡和颓废,因而就其后果而言,其智慧的思辨也具有消极的一面。
易传之讲天道诚体,回归论语孟子之讲仁与心性,最后才落于大学以讲格物穷理。
至宋室南渡,儒学为三系:程明道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伊川开朱子之学,陆象山则直承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
湖湘之学受朱子贬压,一传而衰,故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而元明之时,朱学且进居正统之位。
及明中叶,王阳明承陆象山而盛唱心学,创立致良知教,王学遂遍天下。
至明末刘蕺山,则又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宋、明六百年之学术,亦到此结穴,而完成了发展之使命。
宋明儒者上承先秦儒家而开显的“生命的学问”。
一、由主观面的纵的实践,要求与天道,天德合而为一,这是成就生命之“质”的统一高明;二、由客观面的横的实践,要求与天下民物通而为一,这是成就生命之“量”的广大博厚(联属家国天下而为一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后世意义摘要:以往对于韩愈“道统论”的研究,大多数都侧重于研究"道统论"的形式意义,但是对于韩愈“道统论”中关于“道”的思想内容却很少重视。
其实,韩愈的“道统论”思想不仅的的确确影响了以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而且其思想内容以及历史性作用还具有一种深层次的理论上的意义。
因此,总结其思想及历史性的作用,将对关于中国哲学的历史以及未来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韩愈儒家思想道统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作为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始终处在支配的地位,它深深地契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
在儒学发展史上,汉儒和宋明理学家们根据时代的社会需要,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
被后人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是唐代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教育家。
在学术思想中,他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首次提出了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和人文价值为核心的道统论,为之后的中国哲学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文化形式的可能性选择。
历史表明,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作用,不只是历史性的,而且还具有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理论意义。
韩愈的“道统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原道》、《原性》等作品中,本文也以《原道》、《原性》等著作为基础,概括总结韩愈的“道统论”思想以及其历史作用和意义。
一、“抵制异教,攘斥佛老”的道统论思想韩愈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建立一套“抵制异教”,重振儒学的道统论体系。
纵观中国从春秋开始之思想历史,春秋时期,孔子继承文王和周公之仁政和礼制,创立儒家学派。
战国之间,各国争霸,并且进行改革,都欲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应时代的思想体系来,于是出现了儒、墨、道、法等百家争鸣的局面。
汉朝时吸取秦朝之经验教训,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确立了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正统地位。
两汉之后,中国历史又一次出现分裂的状况,由于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随之带来了所谓的异教——佛教,而此之间道教也开始兴起,使得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开始面临严重的挑战。
Ξ韩愈、李翱的经学思想透析王宏海1,曹清林2(1.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保定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河北保定 071002)摘 要:《论语笔解》是韩愈、李翱对《论语》的新解,今人研究甚少,忽视了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韩、李以心解经、神化孔子和改动经文的经学思想标志着真正开启了宋学,也表明了中国解释学的转向。
二者的经学思想的建构对今天理论上的综合创新,复兴民族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论语笔解》;韩愈;李翱;经学中图分类号:B 24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Ο5587(2005)02Ο0035Ο04 韩愈、李翱是唐代中晚期著名的儒学家、古文运动家,合著《论语笔解》[1],开宋学先河,冯契先生誉之为理学先驱。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清人储欣将李翱收为“唐宋十大家”。
宋晁公武引苏舜钦语,曰“唐之文章称韩柳,翱文虽辞不迨韩,而理过于柳”[2]。
欧阳修在《读李翱文》中言:“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3]。
近人陈寅恪、钱穆等大师均认为研究宋明理学必自唐代始,亦有自韩愈、李翱始之意。
尽管如此,过去人们仍多研究韩愈的文学思想和“五原”等文章中的心性论;亦多考察李翱的《复性书》。
鲜有研究二者合著的《论语笔解》,使人觉得韩愈、李翱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似难确断。
然如仔细研究《论语笔解》,就不难发现他们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决不次于“宋初三先生”的开山之功。
因此,研究韩、李的经学思想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
“宋学”是相对“汉学”而言的,汉代儒学家的学术倾向侧重训诂、考据,对经文释义较少附以己意。
至宋代时,儒学家一反汉儒家法,他们侧重以“理”解经,以“心”解经,附以己意,甚至窜改经文,对经文随意增减,对先儒之注疏,根据己谓之“圣道”而修改,就内容而言,宋儒解经时侧重“心性”、“人心”、“道心”和“道”统等方面的研究。
韩愈、李翱是汉学向宋学转变的关键人物,《论语笔解》真正表明了经学的转折,宋学的开启。
浅析李翱《复性书》对宋代理学的影响
宋力
【期刊名称】《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32)002
【摘要】《复性书》开宋明理学本体论之端,宋代理学家们以此为基础,把人性论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为儒家伦理道德找到了本体论上的依归.其“性情二分”、“性善情恶”以及重视《中庸》的学术观念,对理学家们完善各自理论起到了启发作用.【总页数】3页(P5-6,9)
【作者】宋力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四川成都610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
【相关文献】
1.由《复性书》浅析李翱的心性论思想 [J], 李冉
2.理学先驱李翱与《复性书》 [J], 封立
3.佛教对儒家道统思想的影响——以李翱《复性书》为例 [J], 尹邦志
4.李翱《复性书》与佛道的关系 [J], 李璐
5.试论李翱在《复性书》中对孟子“性向善”思想的继承与偏离 [J], 张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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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韩愈和李翱一、韩愈的哲学及其反佛教思想1.“道统”说韩愈用“道统”说为思想武器,激烈反对了佛、道两教。
佛教和道教都把它们的宗教思想奉为绝对真理,并且为自己那套宗教思想体系炮制了一个传授的系统——“法统”,认为是由他们的祖师一脉相传下来的。
韩愈为了对抗佛道两教,也说儒家思想在历史上有一个传授系统——“道统”,并认为其历史使命就是要恢复这个“道统”并把它发扬光大,使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以排斥佛道二教。
(1)“博爱”韩愈所提倡的“道统”,从内容来说就是孔孟的仁义道德思想,不过他也作出了新的解释。
他用“博爱”解释孔孟的“仁”,“博爱”就是“仁”,行为合宜就是“义”,实现仁和义的途径就是“道”,内心具备仁和义的本性就是德。
但韩愈所说的博爱并不就是提倡“平等”,而是不是要破除贵贱等级秩序。
(2)“义”韩愈所说的“义”,主要是指“君臣、父子之道”的等级秩序,韩愈认为,讲“道”和“德”决不能离开仁和义。
仁和义有确定的内容,而道与德却没有,各家各派对道和德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离开仁义讲道、德,道和德就变成了邪说。
2.“圣人立教”为驳斥佛道二教的出世主义和空无哲学思想,韩愈宣扬“圣人立教”的观点。
他把仁义道德教化宣布为“圣人之教”,认为中国的圣人之教高于夷狄之教,推崇佛教就是毁灭“圣人”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把人变成禽兽。
他还认为老庄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思想同样是要毁灭人类的文化,为此他论说了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
3.“性三品”说韩愈的“性三品”说,是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
他认为上品的人性是善的,生来俱有“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品性;中品的人性可善可恶,五种道德偏差不齐;下品的人性是恶的,五种道德都不具备。
韩愈还认为,除中品外,上品和下品的人性都是不能改变的;同时他还认为,人不仅有性而且还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
4.韩愈反佛思想的缺陷韩愈抨击了佛道二教所宣扬的宗教迷信思想,他指出道教所宣扬的“神仙不死之道”和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论,都是虚构的东西。
论“韩李”之学与理学萌芽论“韩李”之学与理学萌芽摘要:宋明理学的产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然其源头可追溯到唐中叶的韩愈和李翱。
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痛斥佛老,力图重振儒学,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道统”论和“性三品”说,其道统思想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开宋代理学道统论之先河,是承前启后,联结两端的中间环节。
与韩愈亦师亦友的李翱修正了老师韩愈的“性三品”说,提出了“性善情恶”的“复性”说,这不仅开启了理学心性论的先河,也为宋代理学融合三教做出了表率。
由此可见,以韩愈和李翱为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确乎是宋代理学的先导。
而正是由于韩愈、李翱师生两人对理学形成的先导性贡献,有学者常以“韩李”并称。
关键词:韩愈;“道统”论;李翱;“性三品”说;“复性”说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到了中唐,中国文化再一次发生了转折。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唐自安史之乱后,政局日趋混乱,至于衰亡”。
[1] (p.197)其实“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史的转折点。
正如叶燮在《己哇集·百家唐诗序》中所说:“贞元、元和之际,后人称诗,谓为中唐。
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
故有学者论断说“不独诗史如此,放大至整个文化史,中唐也可视作‘古今百代之中’,即以此为界标,有一前后判然相别的阶段性区分。
”[2](p.144)西方学者谢和耐注意到唐中叶至宋代的巨变,他指出:“在公元8世纪的唐朝,中国有过最辉煌的岁月,而到了公元12—13世纪,情势就有了令人瞩目的扭转。
在这4世纪中,发生过急剧的变化。
一个尚武、好战、坚固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已经为另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取代了。
”[3](p.2)与社会经济的巨变相适应,文化史也显露变迁轨迹。
此以唐中叶的文化领军人物“韩李”为旗帜。
陈寅恪先生曾以六端盛赞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包括“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宋明理学简述作者湛柏欣一理学的准备1,唐代韩愈(768—823)提出儒家的道统说,认为道统在孟子之后就失传了。
韩愈推崇《孟子》、《大学》,排击佛教,都对宋明理学影响极大。
韩愈认为要承接孔孟的道统,“道学”由此得名。
2,唐代李翱(772—841)作《复性书》,启发了后世理学家的心性之学。
他在《复性书》中推崇的《中庸》被后世理学家所肯定,和《论语》、韩愈推崇的《孟子》、《大学》并列为四书。
3,北宋初期有着崇道(孔孟之道)、尊经(六经)、排佛的社会思潮,为理学运动打下基础。
二理学的发端1,在儒家的经典中,只有《易经》特别是《易传》为儒家哲学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关于宇宙本质与生成的哲学体系。
北宋儒家大力研究《周易》,把《周易》视为对抗佛、道二教的有力武器。
2,周敦颐(1017—1073)作《太极图说》,通过解释太极图、《易传》的建立了一个儒家的宇宙论纲要。
《太极图说》中“太极”是最高的范畴,周敦颐把“太极”解释为“元气”,“无极”是形容“太极”的无形、无象。
周敦颐还提出“人极”,《太极图说》从“太极”开始,以“人极”结束。
3,在《通书》中,周敦颐认为“诚”是出自太极乾元,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和人的本性。
“诚”本就是《中庸》的重要观念,因此也成为了宋明理学的重要课题。
4,周敦颐提出“寻孔颜乐处”,此后,“寻孔颜乐处”成了宋明理学的重要课题。
所谓“孔颜乐处”是指人达到“仁”的精神境界后,超越了外在的物质、利害而达到的内在的幸福和愉悦。
其中的“乐”不是说刻意追求的快乐,而是达到一种精神境界后自然而有的愉悦。
因《太极图说》、《通书》影响深远,又提出了“寻孔颜乐处”这个重要思想,还做过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合称)的老师,周敦颐被尊为理学的始祖。
5,张载(1020—1077)提出“太虚即气”,他认为宇宙万物都统一于“气”。
张载有关气的哲学是针对佛、道二教的。
他认为气的每一种凝聚的形态都是暂时的,所以道教的内体长生只是一种幻想;他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所以佛教所说的“空”、“虚”,道教所说的“无”都是一种迷幻。
韩柳文章与管理思想的历史解读作者:来源:《管理学家》2014年第10期韩愈与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的代表人物,文章脍炙人口。
即便不从管理思想史研究出发,他们的文章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当时与后来的社会管理。
来自中唐文坛的管理论述,不但丰富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内容,而且也影响到管理思想史的发展走向。
自从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的管理思想就在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其理论体系和内容框架,在汉代已经以经学的方式定型。
后代的发展演变,主要以解经方式展开。
到了唐代,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在现实中推进儒学在国家与社会上的运用。
而魏晋以来的清谈玄学和外来佛教的广泛流传,对儒学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定的挑战。
儒学除了继续解经外,还需要对其核心理念进行重新诠释,并赋予其更为细密的学理说明以及更为可行的实践方法。
韩愈提出的道统说和李翱提出的复性说,实际上就是要再塑儒学的价值理念,把“内圣外王”的儒学思想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理论化。
道统为外王设计出新的治理结构,复性为内圣提供了新的修炼路径。
《大学》和《中庸》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开始奠定。
这对儒学管理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仅是儒学的哲学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的实践化。
所以,尽管道统不是为管理而提出,却成为管理原理中的原理。
正如近代西方韦伯的理论本来不属于管理学,但后来的管理学却离不了韦伯思想那样,道统说为士大夫在政治体系中进行了定位,复性说为养成士大夫人格提出了学术化路径。
韩愈与李翱并不属意于管理,却影响了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
韩柳倡导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所以,他们的文学实际上是应用文学,从此,纯文学在中国失去了意义。
而纪实、议论、小品、杂说,都成了指点社会、参悟人生的工具。
古代的管理思想,也随之而弥漫在各种文体之中。
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思想对儒家管理思想而言,是从汉代经学到宋代理学的转折点。
三宋明理学学习目标时空坐标1.北宋五子对理学创立的历史贡献。
2.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理学家的主要思想及历史意义。
3.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异同点。
4.认识宋明理学在儒家思想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必备知识·自主学习】一、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1.儒学的困境:(1)原因:魏晋时期新思潮流行,道教和佛教广泛传播,冲击了儒家思想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地位。
(2)表现:唐末五代之后,官方儒学不断受到质疑,儒学统治地位进一步被削弱。
2.儒学复兴运动:(1)唐代中后期,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成为北宋儒学复兴和理学创立的先声。
(2)北宋士大夫掀起儒学复兴运动,为理学的创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理学的创立与成熟(一)北宋五子与理学的创立(二)朱熹的学说与理学的成熟1.主要思想:(1)理气关系方面:认为理比气更根本。
(2)修养论:以本体论为基础的关于个人学习、实践的学问。
(3)社会政治理论:以道统论为依据的社会实践理论。
2.主要贡献: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集为《四书》,并对之加以注解,使之成为理学的经典。
3.地位及影响:(1)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在历史上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孟。
(2)他的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影响后世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三、陆王心学与理学的发展1.南宋陆九渊:心学的创立者,其主要思想包括:(1)核心命题是“心即理也”,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
(2)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
(3)穷理不必向外探求,提出“发明本心”为求理的方法,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2.明朝王守仁:心学的集大成者,其主要思想包括:(1)认为人是天地的心,“灵明”是人的心,人人都有良知。
(2)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在于“致良知”。
(3)修养的方法是要做到“知行合一”。
3.心学的影响:心学的出现,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完成。
·易错点拨“三教合一”的主张并不是要求“三教”合为“一教”,而是主张以儒学为主,融合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
理学先驱李翱与《复性书》作者:封立来源:《甘肃教育》2012年第17期在中唐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中,有一位颇有影响的领军人物,不仅在散文创作领域与韩愈齐名,而且在哲学思想领域也有相当高的建树,被誉为宋明理学的先驱。
他就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李翱。
李翱 (772—841),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
幼时“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 曾师从著名学者梁肃学习古文,后与韩愈相识,并结为终生好友,是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鼓动者。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进士及第,曾任校书郎、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刑部侍郎、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武宗会昌元年(841)病逝于襄州任所,享年70岁,世称李文公。
少年时代的李翱也像其他读书人一样志在仕途,很早便致力于科举考试,但由于他性格耿直,议论无所避忌,权贵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虽然26岁就考中进士,在官场拼搏40余年,始终“仕不得显官”。
在从政治国理念上,李翱十分推崇先儒的民本思想,主张薄赋轻敛,养民富民,并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多次上疏阐述自己“用忠正、屏佞邪、改税法、绝进献、厚边兵、通雍弊”的政治主张。
比如在《平赋书》中,李翱提出“善为政者莫大于理人,理人者莫大于既富之又教之”的观点,认为治国理政应先让百姓富足,然后才有可能施行教化;如果百姓不富足,就会“视其长上如仇雠”。
他十分痛恨重敛百姓的做法,认为“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是谓弃天之时,遗地之利,竭人之财”,只有薄赋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则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
这些主张虽然是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设计,且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从中可以看出李翱思想中的民本主义特征。
李翱一生“敏于学而好于文”,主张“文以载道”,以古文的形式继承儒家传统思想。
韩愈道统说的主要内容
摘要:
I.引言
- 介绍韩愈道统说的背景和意义
II.韩愈道统说的主要内容
- 道统的概念
- 道统的传承
- 道统与儒学的关系
III.韩愈道统说的影响
- 对后世儒学的影响
- 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IV.结论
- 总结韩愈道统说的主要观点和影响
正文:
韩愈道统说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儒学家韩愈提出的关于儒学道统理论的主要内容。
道统说是韩愈为了强化儒学的真理性而提出的学说,主张儒学道统的传承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历代圣贤一脉相承,不断发扬光大的。
韩愈的道统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道统的概念。
道统是指儒学所传承的一种文化传统,是一种包括思想、道德、礼仪、政治等方面的理论体系。
韩愈认为道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
其次,道统的传承。
韩愈认为道统的传承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历代圣贤一脉相承的。
这些圣贤通过他们的言行、教诲、著述等途径,将道统传授给后世。
韩愈强调,道统的传承不仅仅是儒家学术的传承,更是道德、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传承。
最后,道统与儒学的关系。
韩愈认为,道统是儒学的核心和灵魂,儒学是道统的具体表现。
道统为儒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儒学则将道统发扬光大,使其更加完善。
道统说对后世儒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许多儒学家都继承和发展了韩愈的道统说,使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韩愈道统说是对儒学道统理论的重要阐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的韩愈究竟说了些什么,成为宋明理学兴起所追溯的原点?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广义的宋明理学包含了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
理学虽然兴起于两宋,但实在是发轫与中晚唐时期,而始作俑者就是韩愈。
当然,这是以后世研究的眼光来看,当时的韩愈绝对想不到自己的思想、主张对于理学的发端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韩愈对于理学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
一、中晚唐时期的儒学危机宋明理学的兴起,其实就是时代大背景下的儒学复兴运动。
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为何到了宋代又开始要复兴了呢?在这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儒学面临了空前的危机?儒学本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
东汉初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
随着社会的发展,佛教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隋唐时期达到了顶峰。
汉传佛教的主要宗派如禅宗、天台宗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成熟的。
唐代对佛教十分重视,而且是皇帝带头。
所谓上行下效,一时间朝野佛教信仰十分普遍。
举一个例子,当年武则天想称帝。
为了制造舆论,居然组织人员从佛教《大云经》中寻找她当皇帝的依据。
这从侧面证实了佛教对于唐朝影响之大。
佛教兴盛,道教也同样得到推崇。
因为唐朝皇室姓李,而且血统不纯。
为了强调自身的合法性,李唐皇族便攀附老子,自称是老子的后裔。
因为老子姓李,而且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道教的重要人物。
因此,道教在唐朝的地位也十分之高。
整个唐朝,其文化思想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佛教上,而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则发展不大。
当时的士大夫普遍出入于佛老,其精神世界实在是以佛道为根基的。
两相挤压之下,儒学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
换句话说,佛道对儒学的冲击太大,儒家的传承已经发生了危机。
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一点,韩愈就是其中的代表。
儒学复兴运动的意义就在于传承自古以来的儒家生活方式,确保自身文化的主体性。
这就是儒学复兴运动,也就是宋明理学得以兴起的大背景。
韩愈的道统论与李翱的复性思想,是否解释了宋明理学发展道
路?
各派在关于谁是至孟子而中绝的儒家道统的正宗继承者的问题上各执己见,但是,在将孟子视为先贤道统传承的关键性枢纽这一点上,各家各派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可以说,以孔孟思想为宗,这是宋明理学内部各家各派的共识。
所以后来在程朱理学提出自己的道统论思想之后,其他学派如陆王心学的学者就因为不满意程朱理学对道统范围的划定而宣称才自己是孔孟之学的正宗嫡传。
比如王阳明在评价北宋心学思想家陆九渊的学术思想时就说:“象山陆氏,虽其纯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而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传。
其议论开阖,时有异者,乃其气质意见之殊,而要其学之必求诸心,则一而已。
故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
”
这就直接将陆九渊认定为是在宋明理学阶段接替孟子而中绝的先秦道统思想的正宗传人,而陆九渊自己也具有接替孟子而中绝的儒家道统的这样一种意识自觉,他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
”此外,韩愈还引入了原本在儒家学者那里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大学》中的“正心”、“诚意”、“明明德”等思想内容来阐明儒学的“有为”之道,并视《大学》为与《孟子》、《易经》同等重要的经书,这一点,为此后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以《大学》作为依托对象来各自阐释他们的学术思想也都具
有启发作用和重要影响,而《大学》中所涉及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诸条目以及相互关系的问题则更是成为宋明理学家争论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
李翱则在阐述自己的复性思想时凸显了《中庸》中所蕴含的儒家文化的精神义理,特别是《中庸》首章中的相关内容,更是成为李翱阐发自己的复性论思想的重要文化资源。
在他所著的《复性书》中,他对《中庸》首章中所提及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性、道、教的相互关系以及思想内涵进行了阐发并特别强调和推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和之道”中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在李翱看来,“中和之道”不仅是宇宙天地万物的规律性之道,同时也是儒家最向往的道德境界,是《中庸》本质的体现。
由此,在对《中庸》中所蕴含的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涵进行阐释和疏解的基础之上,李翱提出了自己的“复性论”思想。
而这也同样为宋明理学家们以《中庸》为文化前提而展开各自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先导;其次,韩、李二人的思想分别从儒家文化形式和其思想内容两个方面规定了宋明理学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韩愈阐释了他对孟子思想中仁义
问题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
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虚位。
”韩愈用“博爱”来规定“仁”,这成为儒家仁义思想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念。
但是,正如学者陈来所指出的“这种对仁的理解的着重点还是在于人对外部环境(个人或群体)的施爱行为,还不是着重于精神的内在品格。
”
即韩愈的仁义思想所侧重强调的是儒家文化的外部形式和礼仪规范行为,而不是对仁义思想中所蕴含的人、关系、人、关系的精神实质的系统论证和说明。
而且,在韩愈看来,佛老之学与儒家思想都讲“道”与“德”,但佛老的“道”与“德”是缺少“仁”与“义”为其确定性伦理内涵的抽象概念。
因此,韩愈就从孟子关于仁义问题的论述中汲取思想文化资源,并突出强调了通过“道”与“德”的具体存在方式和规定性内“仁”与“义”来把握和确证“道”与“德”的儒家思想与佛老的区别。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提及的,韩愈在阐发孟子的仁义思想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儒学道统论观点时,更多强调的是仁义之“道”、“德”在君臣父子、民相生养等儒家文化形式方面的重要规范性意义和作用,却缺少对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即由现实规定性的“仁”与“义”来涵养心体进而由心体来把握和确证“道”与“德”的客观实在性的本体论层面的系统论证。
所以后来朱熹等宋代理学家在提及韩愈的哲学思想时就说:“然亦只此见得韩公本体功夫有欠缺之处,如其不然,岂其自然无主宰,只被朝廷一贬,异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
”
又说“只于治国平天下处用功而未尝就其身心上讲究持守耳”,
所谓“本体功夫有欠缺之处”,指的就是韩愈的思想多关注的是儒家文化指向于外的外在形式却对蕴含在这些形式中的内在精神实质和本体论层面上的必然性根据缺少严密的系统论述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挖掘和阐明,是在韩愈之后的李翱所提出的复性论思想中才真正得以进一步展开的。
李翱在对先秦儒家经典尤其是《中庸》中的“诚”的概念范畴的基本特征及其精神实质有所把握的基础上,借鉴佛学中的“一心二门”的思维方式和心性论思想而对“诚”概念范畴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并阐明了“诚”的本体论层面的意义:“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
”(《复性书》上)“诚”具有统摄“性”、“情”的本体意,“诚”在寂然不动时与“性”同一,而在感而遂通时则表现为“情”。
在此基础上,李翱又进一步对“性”、“情”以及这二者相互关系进行了具体规定和分析,认为人之成人、成圣的根据在于其内在所固有的先天之善性,而现实中的恶则是源于人的这一先天固有之善被喜怒哀惧爱恶欲的“情”所遮蔽:“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以惑其性者,情也。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
情既昏,性斯匿矣。
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
”
因此人就需要道德修养活动去恢复人所固有的先天之善性,以此实现与作为本体的“诚”的同一的圣人境界。
这一思想的提出,对此后宋明理学内部的各家各派都有重要影响。
在宋明理学内部,无论是以张载为代表所提出的以“气”为本体的思想,还是程朱为代表所提出的以“理”为本体的思想,抑或陆王为代表所提出的以“心”为本体的思想,都在为学宗旨上主张通过变化人的“气质之性”为“天地之性”而实现“复性”。
因此,如果说韩愈的“道统论”是从儒家文化形式的方面影响了宋明理学的话,那么李翱的“复性论”则是以其思想的核心内容引领了宋明理学。
这样一来,韩愈的道统论与李翱的复性论便分别从文化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规定了宋明理学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使宋明理学在这二者的辩证统一中得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