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的史学思想

从《汉书·五行志》看班固的史学思想
内容摘要：《汉书·五行志》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首先是为自然科技史研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其次是为汉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五行志》所创立的编撰体例和方法对后世文献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反映了班固主观唯心的思想
关键词：五行志、历史价值、后人评价、班固史学思想
《汉书》以史家之笔，记录西汉一代的历史，对汉代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仁人志士，均有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其中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

《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

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

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

一、《五行志》思想构建及门类划分
班氏创建《五行志》也不是偶然的。

就时代的大背景而言，汉代的学术复兴激发了人文空气的活跃。

而以董仲舒为发端的汉儒思想体系日臻完善，其基本方法无非是从经书入手，以再现与考证为表，以阐释与经世为用，正所谓“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汉书·五行志》）由此，经过变异的儒学由“独尊天下”而神圣化；更加极端的谶纬之学也迅速地泛滥起来，其中以天文占、五行占与史事谶最具影响力。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五行志》的诞生就有了丰富的土壤。

纵观二十四史中的《五行志》，虽然篇目内容增增删删，基本上都没有跳出班氏给出的思想框架。

《汉书·五行志》将“灾异”分为六类，即木不曲直、金不从革、水不润下、火不炎上、稼穑不成、皇之不极。

在每一个门类之下，又定义着相关的灾异。

相关内容：木不曲直：貌不恭，淫雨，服妖，鸡祸，青眚，屋自坏；
金不从革：言不从，讹言，旱，谣，狼食人；
火不炎上：视不明，灾火，草妖，羽虫孽，羊祸；
水不润下：听不聪，大水，水变色，大寒，雹，冬雷，山鸣，鱼孽，蝗；
稼穑不成：思不容，地震，山崩，地陷，大风拔树，螟，牛疫；
皇之不极：射妖，龙蛇孽，马祸，人痾，人化，死复生，疫，投蜺。

以上例说，只是包括了部分例子。

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其一，在“五行占”的逻辑链条中，这些例子有时是事件发生的“原因”，有时又会成为事件发展的“结果”。

例如，一次地震发生了，它既可能是“太后摄政，外戚专权”的结果，又可能是未来将发生叛乱的先兆。

其二，其中的许多注说都是有争议的，像《汉书·五行志》记载：“庶征之恒雨，刘歆以为《春秋》大雨也，刘向以为大水。

”大水与大雨有什么不同？当然不同。

你看上面的类分，淫雨属于木，大水属于水；它们昭示的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欧阳修说：天道远。

其三，《汉书·五行志》还记有天象的变异，包括日食、两月重见、日色青白、日出赤、恒星不见、陨石雨、星孛入于北斗等。

另外，《五行志》并非包括所有的异象，像“梦”就不属于五行占的范畴。

二、《五行志》与司马迁无涉
人们知道，在《汉书》的“十志”中，有六志脱胎于司马迁的八书，像《律历志》本于《律书》、《历书》，《礼乐志》本于《礼书》、《乐书》等等；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却是班氏增加的。

虽然《史记》之中没有《五行志》，但两者之间也不是没有联系。

在《汉书·五行志》中，就有大量的记事援引自《史记》，此类例说的特点是，在段落的开头加“史记”二字，诸如：“史记成公十六年，……”，“史记秦始皇第三十六年，……”等等。

颜师古注道：“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也。

”此类例子多达十六处。

而没有署名“史记”二字，依然可以在《史记》中找到出处的例子就更多了。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五行志》的源头就在《史记》之中。

首先，颜师古的注说就是有争议的，钱大昕就说：“古者列国之史，具称史记。

”（《廿二史考异》）
其次，作为一部断代史，《汉书》的绝大部分篇章都没有超出汉代的范畴；只有《史记》未能言及的事情，才突破“断代”的限定。

《五行志》正是处于这样的地位，正如清章学诚所言：“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

《地理》始《禹贡》，《五行》合《春秋》，补司马迁之阙略，不必以汉为断也。

”（《文史通义·释通》）
另外，班固撰写《五行志》有一个特点，即他在引证汉代以前的事例时，经常要注明出处，其中以《春秋》、《左氏传》最多，“史记”只是与它们并列的“被引证者”之一。

尤其是稍加对照不难发现，这些所谓“司马迁所撰”的文字并不全是司马迁所言，班固像对待其他事例一样，也加入了“五行灾异”的断语。

例如，他在引述《史记》记载的秦始皇三十六年发生的故事时，就在“天落陨石，上面刻有字迹…始皇死而地分‟”这段话的后面写道：“此皆白祥，炕阳暴虐，号令不从，孤阳独治，群阴不附之所致也。

一曰，石，阴类也，阴持高节，臣将危
君，赵高、李斯之象也。

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灭其旁民，而燔烧其石。

是岁始皇死，后三年而秦灭。

”类似地，在其他的“史记事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相应的定义性的判断，像“凡此属，皆貌不恭之咎云。

”“ 凡此属，皆言不从之咎云。

”等等。

显然，这不是司马迁的语言，他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因为其中许多概念都是后出的。

尤其是《五行志》叙事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班固在作“五行灾异”的判断时，也会给出一些五行家的言论或典籍的出处，像董仲舒、刘向、刘歆、京房以及《洪范五行传》、《京房易传》等等，这里也决然见不到司马迁的痕迹。

三、班固的史学思想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

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

所谓“圣人”，就是孔子。

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

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

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五行志》是班固在《史记》编撰体例基础上的创新，后世之正史多效仿而设“五行”、“符瑞”等志。

《五行志》是据汉代的社会实际而特创的史书编纂体例，编纂上也颇有章法，因此它在古文献学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

其记述之中杂陈异说、广泛征引的记事、治史方法，一方面为后世的学者从更广泛的范围上认识、研究当时的社会风俗、社会思想、社会风貌提供了一些不可或缺的原始材料，另一方面其记事方法对后世文献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班固在《五行志》中用了大量当时人们还无法解释的种种灾异、怪异，来阐发他的“天人感应”“天垂昭示”等主观唯心的谶纬思想，以期引起统治者们对天下安危的警觉。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为我们后人留下了那么多珍贵而有趣的古代科技资料。

班固笃信阴阳灾异,但他的阴阳灾异思想中有"圣王之道"与"小数"的区分,谈论灾异重视的是一般原则,不拘泥于具体的解说。

他创立《五行志》的目的是要遵循《洪范》大法、《春秋》大义,以此来彰显王道。

四、结束语
《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

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

《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
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

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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