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化正当性的法哲学分析_王淑芹

作者： 王淑芹
作者机构：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出版物刊名： 哲学研究
页码： 72-77页
年卷期： 2015年 第12期
主题词： 诚信道德正当性;德性论;义务论;功利论
摘要：人的理性、意识、思想等特征，使人追问生命的意义和行动的价值理由，人的生活和行为需要某种价值的支撑和文化的归属。

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中的价值特性，决定了其对行为规则正当性的诉求。

毋庸置疑，社会倡导人们遵守和信奉诚信道德以及诚信要获得社会成员忠诚地遵守，首先需要解决诚信道德的正当性问题，以增强社会成员对诚实信用这一道德价值原则的诚服和践行的动力。

本文拟从德性论、义务论、功利论的伦理思想的三个维度为诚信道德的正当性作出理论的辩护。

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哲学思考-美英现代法哲学家论道德与法律关系评析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法哲学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目前我国法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在美英现代法学界,也有许多法哲学家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细致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一博登海默对道德与法律之关系的论述美国现代著名法哲学家博登海默在其所著的《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一书中说:"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原则而实现的.禁止杀人、强奸、抢劫和伤害人体,调整两性关系,制止在合意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过程中欺诈与失信等,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事例."上述言论实际上是对法律的道德基础进行了肯定.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维持其秩序的基本道德原则往往被立法者赋予法律强制力,这样的基本道德原则就变成了法律原则.这在民法典、刑法典等法典中都是常见的现象.博登海默指出:"法律的制定者经常会受到社会道德中传统的观念或新观念的影响.如前所述,这种道德中的最为基本的原则,大多已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法律体系之中.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在那些已成为法律一部分的道德原则与那些仍处于法律范围之外的道德原则之间有一条不易确定的分界线.例如,时至今日,普通法还没有承认人们具有帮助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的法律责任.因此,一个医生没有任何义务去理睬一个生命垂危但仍有可能有救的病人.任何人都不能要求某人扮演乐善好施者的角色去为一个流血不止的陌生人包扎伤口,或是在见到有人走向危险的机器时向他发出警告.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随着其他国家的发展,帮助处于严重危难中的人的义务,会在某些适当的限制范围内从普通的道德领域转入强制性法律的领域."博登海默在此处谈的是普通法系(即英美法系)的情况,在普通法系中,那些最为基本的道德原则已经被纳入法律体系之中.但是,如作者所列举的几种见危不救的情况,法律便没有相应的规定.作者还乐观地预测到,将来某个时候,关于帮助处于严重危难中的人的义25务会转化为法律义务.博登海默还谈到了对商业领域中正当竞争的法律保护问题,他认为,一些商业道德是应该赋予法律强制力的.他说:"在不公平竞争法中,近年来由法院和立法机构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必须归因于道德感的增强和提升,以及由此而盛行的这样一种信念,即商业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手大学生论文/dxslw/段才能抵制某些应受指责的毫无道德的商业行为.……此外,在欺诈性广告领域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在美国商法领域,道德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美国法律开始注意用法律手段推行公认的商业道德,并惩罚那些"毫无道德的商业行为".在西方许多国家的民法典或商法典中,诚实信用已被规定为一个最基本的民法原则或商法原则(我国的《民法通则》也如此),这就把一种道德义务转化成了法律义务,商业欺诈行为将受到相关法律的制裁.在博登海默看来,那种坚持在司法中把法律与道德区分开来的要求是难以实现的,"至于一个法律制度是否能够完全不使用含有道德含义的广义概念,如诚信、犯意(犯罪意图)和违背良心的行为等概念,也是颇令人怀疑的".接着,博登海默又说:"当法律出现模糊不清和令人怀疑的情形时,法官就某一种解决方法的'是'与'非'所持有的伦理信念,对他解释某一法规或将一条业已确立的规则适用于某种新的情形来讲,往往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卡多佐法官所言,法官们常常'为了对道德要求做出回应'而不得不在各处破例做出让步.弗兰克福特法官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司法机关的作用并非如此有限,它可以使联邦法院成为一种正义的工具,因为它必须正视数个世纪以来始终构成法律一部分的道德原则和平衡原则'.当法院因宣布一个先例无效而背离遵循先例的原则的时候,也有可能发生依赖道德观念的情况.另外,如前所述,如果一个法官被要求去执行一项与社会正义感完全不一致的的法规,那么他就可能面临法律中的道德方面的问题."这段话谈到了道德观念对司法实践的影响,法官的道德信念往往对其处理具体案件起着决定作用.法律不可能是包容无遗的,也不可能是绝对清晰的,因而,法官的固有道德观念也就难免影响到他的审判实践.可以说,法官的"自由裁量"行为背后,是受一定道德观念支配的.在判例法系国家,"法官造法"是被允许的,故某一法官依道德观念所做的判决又有可能成为以后法院遵循的"先例",这也就意味着道德的法律化.当然,法律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道德,它们有各自的领域和范围.博登海默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法律中还存有一些道德观念并不起任何重要作用的广泛领域.技术性的程序规则、流通票据的规则、交通规则的法令以及政府组织规划的细节,一般都属于这一类.在这些领域中,指导法律政策的观念乃是功效与便利,而不是道德信念."诚然,法律不能取代道德,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它们均有独立的作用与价值.两者的关系应该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而不是取彼舍此.如果把所有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把所有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那么结果就是法典变成了道德法典,这恰恰不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事实上,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既有一些道德规范被法律化,也有一些法律化的道德规范从法律中脱离出来,重新回到道德的领域.博登海默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反过来看,一些在过去曾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而需要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被划出法律领域而被归入个人道德判断的领域之中.例如,在英国,成年男子之间相互同意的同性恋行为已被排除在刑法管辖范围之外,而美国的伊利诺斯州也制定了同样的法律.在英国,已经制定了自杀未遂罪,美国已普遍允许堕胎自由.婚外性关系已通过不实施刑事规定而不再成为一种罪行.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的许多州,违反婚约之诉以及情感疏远之诉都已被取消,26其结果是曾应受侵权法规约束的行大学生论文/dxslw/为已被转移到了道德评价的领域之中."考察世界法制史上道德法律化的历程,可以发现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呈一种双向流动的样态:一些道德规范正向"流动"到法律规范之中,是谓道德转化为法律;一些法律规范又逆向"流动"到道德规范之中,是谓法律还原为道德.这种双向的"流动"正说明了道德与法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它确实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博登海默的如下话语同样值得思考:"法律和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然而它们控制的领域却是部分重叠的.从另一个角度看,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仍然是存在的,其目的就在于强化和确使人们对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德规则的遵守."如果说法律和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那么,法律与道德所代表的规范性命令的强制性是有区别的.前者的强制力来自于国家,而后者的强制力来自于社会;前者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后者以社会舆论为后盾.实际上,法律的强制力远远超过了道德的强制力.看来,传统的关于道德是自律的、法律是他律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因为道德也有他律的属性(只不过这种"他律"是来自社会舆论),而法律也有自律的属性(所谓自觉的守法意识之类便是).但总起来说,道德偏于自律,法律偏于他律,道德的实施强调诉诸人的内心自觉,而法律的实施需要国家强力推行.这就是法律与道德的不同之处.一些道德规范之所以被法律化,就是因为国家主权者希望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有效地推行其所提倡的道德,正如博登海默所言通过把某些道德规范纳入法律之中而"强化和确使人们对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德规则的遵守".二哈特对道德与法律之关系的论述英国著名法哲学家哈特在其所著《法律的概念》一书中也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说:"法律与道德之间有着许多不同类的关系……不容认真争辩的是,法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发展,事实上既受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理想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个别人所提出的开明的道德批评的影响,这些个别人的道德水平超过流行的道德."哈特注意到了传统道德对法律的影响,其实,对法律的主流影响应该是统治者的传统道德.关于道德对法律的影响,哈特还进行了如下的分析:"每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处处表明公认的社会道德和广泛的道德理想二者的影响.这些影响或是通过立法突然地和公开地进入法律,或是通过司法程序悄悄地进入法律.在有些制度中,如美国,法律效力的最后准则中明确地包括了争议原则或重要的道德价值.在其他制度中,如英国,对最高立法机关的权限没有形式上的限制,可是它的立法还是毫不含糊地符合正义或道德.法律反映道德的其他方式是数不胜数的,但对它们仍未充分研究.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可强制执行的合同范围可以引证道德和公平的观念而予以限制.民事过错和刑事罪过的责任可由流行的道德责任观念来调整.任何'实证主义者'都无法否认这些是事实,亦不能否认法律之稳定性部分地有赖于与道德的一致性.如果这就是指法律和道德的必然联系的含义,它的存在是应予承认的."这段话是发人深思的.照哈特的看法,道德对法律的影响至少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立法的途径公开地进入法律;一是通过司法的途径悄悄地进入司法程序.考察古今中27外道德对法制的影响历程,可证此说不谬.在许多情况下,法规仅仅是一些由道德填充的"法律外壳",这样一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变成了表里关系.那么,道德是如何进入司法程序的呢?哈特说:"司法判决,尤其是对具有重大宪法意义的判决,往往涉及到道德价值之间的选择,而不仅仅是某个单一的、突出的道德原则的运用.因而相信以下观点是愚蠢的,即凡法律意思使人怀疑时,道德价值始终能提供明确的答案.在这一点上,法官可能再次进行既不专断又不机械的选择,而在这里往往展现了典型的司法品德.这些品德对法律判决的特殊合理性说明了为什么有人不愿把这些活大学生论文/dxslw/动称为'立法'活动.这些品德就是:在观察两种选择时的公正性和中立性,考察一切将受影响的人的利益,注意列出一些可以接受的一般原则作为判决的合理基础."在这里,哈特为我们描绘了道德对司法领域的渗透,这种渗透导致了所谓"司法品德"的形成,而司法品德又对司法审判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判例法系国家,受"遵循先例"原则的影响,那些在司法品德影响下形成的判例又具有某种"立法"的意义,这种情形所产生的后果便是道德的法律化.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哈特虽是一个法律实证主义者,但其在法律与道德之关系方面所坚持的立场已向自然法学派靠拢(当然仍有区别).他的一个基本论点是:法律往往会受到一定道德的影响,但不能因此说法律必须完全合乎道德,不合道德的法律便不是法律.照自然法学派的看法,不合乎道德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哈特认为这里的"法律"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他主张应使用广义的法律概念,广义的法律概念既包括"良法",也包括"恶法".他说:"或许有一个宁愿选择广义法律概念的较有力的理由,它使我们能够想到并且说'这是法律,但它是邪恶的'."又说:"道德上邪恶的规则可以仍是法律."在哈特看来,法律之所以为法律并不取决于法律是不是合乎道德,换言之,不道德或邪恶的法律也仍然是法律.这样一来,哈特的基本立场也就被勾画出来了,即好的法律是体现一定的道德精神的,但坏的法律也仍可称其为"法律",不能因为它不合道德便取消它的法律资格.可以看出,哈特的观点既与自然法学派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哈特还谈到,在国际法领域,尽管一些原则与道德原则有重要的区别,但也有一些原则与道德原则是一致的.他说:"在讨论国际法的'基础'时,类似的论点也常常被提出来: 即国际法规则从终极上也必定要依赖于各国的同样确信,即确信有一种服从国际法规则的道德义务.……一个国家把国际法所要求的行为视为道德上的义务,并基于此种理由而行事.例如,一个国家之所以持续地履行一个有约束力的条约所设定的义务,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如果对条约的信用受到严重动摇会导致对人类明显的伤害;或者是因为意识到承担起某一法条所施加的令人厌烦的负担是惟一公平的做法---过去其他国家承受这些负担时本国曾从中受益."上述话语探讨了国际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确实耐人寻味.三评论与思考道德与法律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密切的关系.有人说:"法律是低级的道德,而道德是高级的法律."所谓"低级的道德"并不是"低下"或"卑鄙"的道德,而是指一种"底线道德",它是社会上通行的、为一般人所接受的道德.这样的道德显然是可以法律化的.而所谓"高级的法律",依笔者所见它并不是实际上的法律("实在法"),而是如康德所言系道德主体为自己所立的"法",也就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约束("自律").所谓"道德是高级的法律"中的"道德",并非"底线道德",而是一种高层次的道德或理想化的道德.这样的道德是不宜被"实在法"(即国家制定的法律)吸收的,否则就会强人所难,其结果也是不道德的.对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历史上早就有法学家予以揭示了.例如,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就道出了"法是善的促进者和恶的抑制者"的名言,点明了法律与道德的潜在联系.在中世纪的西欧,一位法学家说:"所有的法,如同河流来自泉水一样,也来自正义."公元14世纪,意大利法学家萨卢塔蒂在《论法学和医学的高贵性》一书中指出:"法学的目的是指导人们行动,因此它的研究对象是善.但它不是任何一种普通的善,而是最神圣的善,即共同的善.""法学追求的善并非在我们身上已经存在的善,而是那种要使我们成为善良人的善."这是把法学当成"善学"来看待(法学几乎成了伦理学,后者以"善"为研究对象),从而大力肯定了法律中的道德因素.在西方,源远流长的自然法学派所说的"自然法"实际上就是指普遍的道德原则.有的学者称"自然法学说本质上是种正义论",确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式的"自然法"就是儒家的"礼",它是一系列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总称.照儒家的说法,"非礼无法"(荀子语),即不合"礼"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儒家追求的是"礼法合一",后来的《唐律》即达到了"一准乎礼",从而成为封建立法的典范.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科学思想史》一书中说:"中国人认为他们可以漠视成文的法律,如果他们发现这大学生论文/dxslw/些法律与自然法不尽一致.""倘若法与礼相抵触,这法一定是虚假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也说:"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道德."黑格尔的说法当然是夸大其词,如果说中国古代法律比西方法律体现了更为明显的道德色彩,那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能因此就说中国法律不是法律.有学者对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道德因素进行了考察,指出:"在中国,法律直接建立在道德原则上面,并且为了道德的缘故而施行."可谓中的之论.道德的法律现象,在古今中外的立法实践中并不罕见,这正是在各种法典中积淀着大量道德因素的缘由.如"诚实守信"、"平等公正"等等不都变成了法律原则了吗?"拾金不昧"、"见义勇为"、"互利互惠"等等不都变成了法律规范了吗?综观博登海默与哈特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均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密切联系,即看到了道德对立法与司法领域的影响,这种影响使立法与司法都染上了一定的道德色彩.他们的上述理论与西方传统的自然法学说是一致的,但也有与自然法学说不同的一面,如他们认为道德与法律各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法典可以吸收某些道德规范,但法典不能彻底道德化(即不能变成"道德法典");道德与法律实际上是"双向流动"的,有时候一些道德规范流动到法律规范中,有时候一些法律规范则流动到道德规范中("还原"为道德规范);不合乎道德的法律虽然是"恶法",但仍有法律效力;等等.上述观点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斯多葛1、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是火，火只是一种被动的本原，上帝才是原始的火，是万物的最初源泉，有世界大火和世界轮回说；2、人的美德就是“顺应自然”或“顺应理性”。

德行是唯一的善；3、在政治思想上，斯多葛派依据“宇宙精神”原则，形成一个最高权力之下的世界国家的观念。

根据斯多葛主义的见解，哲学由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三部分构成。

在哲学划分的这三部分中，特别是在伦理学中，斯多葛派都谈到了国家、法律和政治问题。

克雷安德把哲学分为六大部分，其中除了辩证法、演说术、伦理学和物理学和神学之外，又把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部分区分出来。

在哲学各部分的进一步细分中，原来作为逻辑学的一部分的演说术，又被斯多葛派分为三部分：立法演说术、诉讼演说术和庆典演说术。

由此可见，政治学是斯多葛派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只对斯多葛派的逻辑学和伦理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对斯多葛派政治思想的研究，但斯多葛主义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方面恰恰是其政治学而非伦理学。

因此，本文即是希图改变这种状况，对曾被我国学术界长期忽略而又不应被忽略的斯多葛主义政治学作以初步的研究。

自然法学和实在法编辑实在法学眼中的两者关系“实证法学”则认为，自然法学混淆了to be（实际是）和ought to be（应当是）的区别，自然法虽然为实在法树立了价值准则，但自然法自身却无法论证，因而陷入了形而上的泥潭。

在实证法学中，“恶法亦法”。

以自由主义的理念判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己的信念作出价值判断的自由，因此在自然法下每个人都有判断实在法是否“恶法”的自由，法律何在？只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由于论证人类的不平等性而被雅典五百人陪审团判决有罪，但却拒绝出逃，伏“恶法”以维护法律权威，才有真正的法治。

自然法眼中的两者关系自然法学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实在法，而超越于实在法之上的还有自然法。

自然法代表了大自然的和谐和完美，实在法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则是有缺陷的，必须服从自然法。

中国传统法哲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传统法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对法律和道德关系、法的本源、法的目的以及法的价值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的学科。

中国传统法哲学的基本范畴主要包括法律、道德、法权、法理、法治等几个重要概念。

首先是法律。

中国传统法哲学将法律定义为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具体要求和要求方式。

在古代中国，法律通常是由皇帝或君主颁布的，用来管理人民和维护社会秩序。

法律通过规定行为准则和制定相应的处罚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中国传统法律的特点是注重人的行为规范和强调人的道德品质。

其次是道德。

中国传统法哲学认为道德是人们内心的伦理规范，是人们对于善恶、正邪等价值判断的准则。

道德是社会规范的重要基础，也是法律制定和实施的重要依据。

中国传统道德强调人的仁爱、诚实、忠义等美德，并通过教育、家庭和社会等途径来培养和传承。

第三是法权。

法权是指人们根据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益和权力。

中国传统法哲学将法权与正当性和公正性相联系，认为法权的行使应符合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

传统中国法权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公平和公正处理，以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

第四是法理。

法理是法律的理论基础，也是法律创立和适用的依据。

中国传统法理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天命人欲、道治天下等，主张将天地之道和人事之德融入到法律体系中，以实现法律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最后是法治。

法治是中国传统法哲学的最高价值追求，是指通过法律来管理社会和维护社会秩序。

中国传统法治强调法律的威望和法律的公正性，主张依法治国、公正执法、严格法纪，以实现社会和谐和公共利益。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法哲学的基本范畴包括法律、道德、法权、法理、法治等几个核心概念。

这些概念在传统中国法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也对当代中国法制和法律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研究中国法制和法哲学的学者和学生来说，深入理解和掌握这些基本范畴十分重要，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法律和道德思想的精髓，进一步推动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和法律建设的发展。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法哲学思考法律与道德都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法哲学界关注的议题。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法律问题以及与道德有关的问题。

尽管法律和道德在某些方面可以看作是相互独立的，但它们之间有着相互关联的复杂关系。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法律和道德的定义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法律和道德。

法律是由国家或地区颁布、执行的规则，旨在规范个人和机构的行为，同时保护弱势群体，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全。

道德则是道德规范的一部分，是一种行为准则，旨在指导人们一个正确且社会负责任的行为。

道德规范通常是通过文化、传统、宗教或个人信仰来确立的。

法律和道德的联系和分离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对于法哲学和伦理学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

起初，它们被认为是不同的概念，法律只关注社会秩序，而道德关注人类的价值。

但是，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这种差异逐渐变得模糊。

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可以很好地反映道德标准。

例如，在很多国家，杀人是非法的，这也符合我们的共同道德准则。

在其他情况下，法律和道德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例如，一些国家的法律允许女性遭受歧视，这与普遍的道德价值观相违背。

法律和道德之间的核心区别在于—人们是否在做一件事情时真正自愿地遵守规则。

法律是通过强制力来规范行为的，而道德则是通过人们的内在意愿来规范行为的。

人们可能不愿意遵守某些规定，但如果违反了法律，就会面临处罚。

然而，道德行为是源于人们内在的道德准则，让人们自愿地遵守。

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

法律往往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

法律的目的是通过规制行为来保护社会秩序和安全，而这样的目的是通过道德来实现的。

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法律规定是基于道德标准的。

另一方面，道德不一定需要法律的支持。

道德规范通常源于文化和传统，而不是法律制度。

这些道德规范可以在社会中传承下来，但不必通过法律来强制执行，因为它们本身就具有内在的道德意义。

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2011-08-03 15:58:21——兼及中国与东亚法文化传统之检省孙莉内容提要：中国传统德治的进路是把道德一统化，再把法律与道德一体化。

这在宗法社会结构和专制统治下是可能甚而是合理的，但它却是在牺牲法的形式合理性同时也背离道德本性的情形下运作的，因而在现代法治和道德精神的框架内，则会因不具形式上的正当性而无法操作，强行操作将导致与法治的背离和对道德本性的反动。

文章在对道德与法的功能和属性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法治的正当性不只在于其尊重人权和自由的精神内蕴，更在于其过程本身的正当性，在于其通过过程本身的正当来实现结果的正当。

这意味着法治是一种根本性的道德，即制度的道德。

这种制度的道德是个人道德选择和道德生活的预设前提，所谓道德建设在实质上应是道德的制度性环境建设。

关键词：德治法治他治形式或过程的正当性法治之德“相对于西人的法律，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是道德至上。

”[①]职是之故，中国传统社会常被称为“德治”社会。

若把视线再放宽些，所谓德治传统怕还不止属于中国，整个东亚社会其实都或多或少为儒家德治传统所浸染。

②今天，那些被认为代表东亚国家特征的国家威权主义、集体主义、等级和家长式统治，还有所谓的“亚洲价值”（个人自由服从国家需要），似可表明传统是一种最深刻的力量。

且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东亚其他国家，关于德治的主张以及把德治与法治合并统一的主张仍有相当市场。

③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德治与法治作正当性分析，讨论德治与法治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应当不是无的放矢的。

传统德治：能与不能中国传统德治所由展开的背景是独特的：自然经济、宗法社会结构、专制体制、一统化的意识形态，还有对这一切加以论证和充实的儒家伦理思想体系。

[②]这其中，未以氏族解体为代价而直接“把旧的氏族组织与新的国家形态熔铸于一”[③]的宗法社会结构对于传统德治具有根本性意义，它成为中国特有的专制体制、一体化意识形态以及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得以生成的前提。

论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中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作者：周德海来源：《桂海论丛》2012年第02期摘要：在国内学术界，有学者试图依据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提出“德—法整合”命题，为在现实社会中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提供理论上的根据和支持。

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中，是法律统摄并涵盖道德和伦理，而不存在一个道德与法律之间“互动整合”的“德—法整合”关系。

因此，从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中寻找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思想资源，只能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误解和曲解。

关键词：黑格尔；法哲学理论；法律与道德；“德—法整合”中图分类号：B51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2-0044-05在国内学术界，有学者依据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提出“德—法整合”命题，为在现实社会中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提供理论上的根据和支持。

对于这种观点和做法，笔者以为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误解和曲解。

一、“德—法整合”命题的基本内容在国内学术界对黑格尔法哲学理论的研究中，一般都认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法”概念与“法律”概念存在着重要的区别。

最先提出“德—法整合”命题的樊浩先生在《德—法整合的法哲学原理》一文中[1]，就是持这种观点。

樊浩先生十分肯定地指出：“黑格尔正是通过法律与道德必然的和有机的关联建立法哲学的辩证体系。

在《法哲学原理》中，他将法的理念的发展当作法哲学研究的对象，透过概念的自我运动，阐发法的理念。

他的法哲学体系包括三大部门或环节，即：抽象的法；道德；伦理。

三者都是特定的法，它们的发展，形成法的由低级到高级，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运动。

”[1]樊浩先生进一步指出：“法哲学的辩证体系，是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有机性、整体性的体系；法哲学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是关于社会文明视野下德—法关系的生态合理性的方法论与价值观。

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

法哲学视角下正当性的历史考察作者：张改珍陶春来源：《桂海论丛》2013年第02期摘要：从历史的维度梳理法哲学领域关于“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争论，逻辑领域关于“合理性”与推理“正当性”的争论、伦理领域关于行为“正当性”标准的争论，一方面以主要学者的代表性观点为线索演示“正当性”在上述学科领域的内涵变化并做出评价，另一方面试图在分析历史争论的基础上，抽象出“正当性”内涵分歧（不同学科领域和同一学科领域内部）的统一实质，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并认为尽管事实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断裂，但在属人的领域，必须对事实进行价值追问。

关键词：法哲学；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事实与价值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2-0035-04“正当性”的基本要义是：“由于被判断或被相信符合某种规则而被承认或被接受”[1]。

规则可以是法律的、逻辑的、伦理的等，因此，“正当性”这一术语被用于多个学科领域。

它在不同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含义，同一学科领域的不同学者也对“什么是正当性”持有不同的观点。

一、正当性与合法性在法哲学领域，与正当性对应的英文词是“legitimacy”，它的词源是合法性，英文词为“legality”。

在古典拉丁语中，l ē gitimus有两种意思：合法的、法定的，来自法律的；恰当的，正确的。

它的涵义在古罗马时期、中古时期和近代早期不断演化[2]。

中世纪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的理论中首次出现了“legitimacy”和“legality”的并置和比较，他提出著名的关于暴政的区分，即因执行而产生（ex parte exercitii）的暴政意味着不法（illegality），因无权力而产生（ex defectu tituli）的暴政意味着不正当（illegitimacy）。

法哲学思想经历了从自然法学①到法实证主义②再到新自然法的沿革，各阶段的思想家对“正当性”的内涵及“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看法不同。

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法哲学思考『摘要』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西方法哲学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然而法律与道德的本质联系决定了对法律进行道德批判的可能性。

法律作为制度的道德这一命题为法律的道德批判提供了批判的前提公设。

也正是从这一前提公设出发，不断地对法律实践进行批判揭示了法律的实践理性，从而使法律实践最大限度地符合我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完善这一根本尺度。

『关键词』法律、道德通过人的内心自觉和社会舆论自发调整 __的道德与通过人为地调整人的外部行为的法律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这是对法律进行道德批判的前提公设。

这种本质联系具有价值判断性，全面性、超验性。

也正是由于本质联系的形上性，决定了道德对法律进行批判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道德对法律的批判是法哲学的本质要求与客观的外在表现，道德若要对法律实践有所助益，就必须超越法律实践。

这种超越性表现为道德为法律实践进行批判，通过这种批判来指明现实的法律实践的缺陷和弊端，在此基础上揭示法律发展的未来憧憬，这样道德才能对法律实践真正有所意义和帮助，因此，我们只有从道德对法律实践的批判性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一、两个学派的争论法律与道德的内在关系是西方法哲学领域内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西方影响极大的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正是由于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而成为彼此对立的两大学派，这也就是说，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不同回答决定了法律的不同走势，决定了法治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与存在样式的不同内涵。

自然法学派，主张道德是法律存在的依据和评价标准。

在他们看来，道德法则是自然万物的理性最高法则，一切其他的法则都应当符合而且必须符合这项原则。

因此道德法则不但是法律制定的根本依据，而且是评价法律的最高标准。

道德法则是自然法的核心法则，自然法的一切观点都是在这项核心原则上展开与丰富的。

到了现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法学的领域中，新自然法学进一步兴起，它抛弃了自然之类的虚构，直接诉诸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