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

郑永年：美国在获得亚洲还是失去亚洲？郑永年2014年06月03日郑永年专栏美国宣布“重返亚洲”，意在避免亚洲落入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美国的长期战略意图。

实现这一战略的方法和策略很重要。

如果方法和策略失误，就会走向反面。

如果从美国的自我认知、美国和亚洲盟国的互动方式、中国的崛起方式，以及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互动方式来看，尽管美国在亚洲有所获，但失去更多。

美国的自我认知是美国作为全球霸权的意识基础，也是“重返亚洲”的意识基础。

在国际关系上，美国是道地的现实主义者，但在这背后是浓厚的道德主义情绪。

所谓的道德主义就是美国把自己的霸权行为“道德化”。

美国历来把自己视为道德的象征，是一个仁慈的国际霸权。

所以，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在国际社会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并且也认为其他国家都会接受。

例如，美国在把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俄罗斯后院时，会对俄国说：“我是仁慈的，这样做是我的权利，而且对你不仅无害，反而有好处。

”同样的，美国在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中国后院时，也会对中国说同样的话。

当然，如果俄国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相信美国的话，世界会太平。

但如果这些国家不信，美国会把它们“妖魔化”，并想方设法来惩罚它们。

美国自我“道德化”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美国文化是宗教文化，具有高度使命感，要改造世界，把其他国家都改造成为“更像我们这”（more like us）的国家。

因此，和美国站在一起的便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

第二，美国是被邀请做世界大国领袖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美国已经崛起，但基本上还是个孤立的大国。

是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一战和二战）造就了美国的大国地位。

欧洲主权国家为了欧洲领导权发生战争，战争后谁也没有能力来领导西方，新崛起的美国就被邀请成为领袖。

第三，二战后，美国领导整个西方遏制苏联阵营的扩张，更是最终通过竞争促成苏联的解体。

第四，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确强大无比，其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军事力量都是其他国家仿效和学习的对象。

近代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与西化政策近代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故事，其过程中西化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期，日本经历了一场深刻而迅速的现代化变革，将其从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接受了大量的来自西方国家的思想、技术和政策，影响了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

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它标志着日本从一个封闭的封建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的现代国家。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对外来文化和技术几乎一无所知。

然而，随着日本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特别是1853年美国海军上将马修·佩里的访问，日本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

为了与外国列强抗衡，日本开始实施西化政策。

西化政策的核心是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和制度，以促进国内的现代化进程。

这些政策包括改革教育体系、推行近代法律和制度、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和工业体系。

改革教育体系是实施西化政策的重要方面之一。

日本引进了西方的教育模式，并将之应用于自己的教育体系中。

学生们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思想，获得了现代化的教育。

这项改革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化思维和知识的人才，为其后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此外，日本还推行了近代法律和制度的改革。

政府借鉴了西方的法律和制度，建立了近代的法律体系和政府机构。

这些改革不仅促进了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也为日本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和工业体系也是在西化政策的推动下进行的。

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是日本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为了与西方列强保持一定的平衡，日本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军队的改革和现代化。

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日本迅速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提高了自身的军事实力。

同样地，为了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日本也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日本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模式，建立了一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

这些企业逐渐成为日本经济的支柱，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乔之邵镔：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作者：陈乔之邵镔摘要：考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论述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对华政策的决策模式。

结合美国学术界现有的理论观点和美国政治的实践，提出了一种新的决策模式——多元社会模式。

尼克松政府的对华决策符合理性行为体模式，福特政府的决策模式是多元社会模式，而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更符合官僚政治模式。

关键词：决策模式；政策；关系正常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了 3 次辩论。

第一次辩论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第二次辩论贯穿整个 70 年代，核心是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第三次是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本文回顾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第二次辩论，试图从中找出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些规律性的因素。

一、尼克松：大步流星从 1949 年到 1969 年尼克松上台时，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孤立、遏制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国际局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善成为可能。

在美国，素以“反共斗士”著称的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 37 任总统。

美国人信赖他与共产党中国打交道，相信他不会重蹈民主党在 40 年代末的覆辙。

在中国，意识形态的狂热让位于对国家利益的理智计算，珍宝岛的枪声使中共最高层的决策者意识到必须认真考虑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

当时中国高层的基本判断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的威胁[1](P225)。

从国际形势看，美攻苏守让位于苏攻美守，中美联合抗苏成为可能。

尽管苏联咄咄逼人，但在中美苏三角战略态势的转换中，中国和美国处于主动，其中美国的主动性尤为明显，而苏联基本上处于被动应付局面。

打开中国大门的功劳首先要归功于尼克松本人。

1967 年，尼克松就在颇有影响的《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越南之后的亚洲”的文章。

他认为将有近十亿人口的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是不明智的。

对待日本中国不能仅仅“以牙还牙”尽管中国周边有诸多可能导致中国国际环境恶化的因素，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中日东海之争、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的南海主权之争和中国印度领土主权之争，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真正能够对中国的国际环境构成具有实质性威胁的就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之争。

除了中日民族主义之争之外，日本在亚洲实力强大。

在经济上，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从人均国民所得来看，远较中国强大。

在社会层面，日本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不需要政府就可以进行有效自我管理的程度。

并且深深植根于日本民众的“国家忠诚”观念使得日本政府具有了强大的动员能力。

在军事上，日本自卫队已经发展到和一般军队相差无几，各方面的军事力量领先中国。

尽管从理论上说，日本是无核国家，但日本所拥有的核技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能够将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型成为一个强大的核武器国家。

如果考虑到美日同盟因素，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远较中国强大。

毫无疑问，中日间的民族主义冲突一定会影响到中日关系，会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和平国际环境。

首先看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从经济层面来看，中日间的民族主义冲突已经对中日间的经贸往来以及旅游业等产生负面影响。

近来日本企业从中国转向缅甸、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动向，一方面与中国国内劳动力以及资源的费用上升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受民间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

也就是说，尽管中日经济已经高度依赖，并且日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不足以促使日本因为经济利益而和中国妥协。

日资流向东南亚国家表明，日本已经开始开拓这个区域（尤其是缅甸），成为日本经济的新空间。

从政治层面来看，民族主义已经给两国正常的交流和往来带来负面影响，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民间，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可能妨碍两国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理性思维。

从历史经验来看，当民族主义强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被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争相利用以达成其政治目的。

而当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整个国家命运都会被其所“挟持”，从而使民族主义走上导致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不归路。

美国占领与日本战后不彻底的“民主改革”日本战败之后, 美国随即以联合国的名义占领日本。

其于日本以“根绝日本的战争能力与军国主义”、“通过民主化使日本成为世界国家中的一员”为标的, 采取一系列措施, 推行所谓“战后日本民主改革”, 诸如抢占占领者主导地位, 进行“间接统治”、推动“民主化”, 颁布新宪等等。

美国的占领政策固然在某种层面上具有时代意义, 然而其对日本固有的深具封建色彩的社会基盘没有, 也无法作根本的触动, 紧接“冷战”的需要, 又对日本旧政治、文化形态采取容留与温存的态度。

这就使占领的最后结果并未达至“根绝军国主义”的目的, 而留下无尽的历史隐患。

一、抢占主导与“间接统治”美国进入日本, 首着先鞭的是设置占领机构。

日本战败后即建立了由美、英、苏、中、法、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荷兰、菲律宾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F Eeastern Commission）。

另外还在日本设立“对日理事会”作为总司令部的咨询机构。

然而这些组织仅具原则上的象征意义, 美国凭藉占领日本时的“特殊作为”, 没有在独占日本的问题上作丝毫的让步。

此后的日子里, 由美国独家支配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操作了日本的一切战后重建事务。

对日管理的目的纵有无数, 而为其要者则为: 其一、根绝日本的战争能力与军国主义。

其二、通过民主化使日本成为世界国家中的一员。

如坂本太郎所说, 上述目的, 日本“在短时间里就取得了出色的成效”。

为了实现“改造”日本的目标, “公职驱逐”与旧政体解散的工作随即在日本展开。

1945年9月, 日本军队与其所属机关被“一卒不留”地遣散, 同月将东条英机作为一级战犯逮捕, 并处以绞刑。

1946年1月4日, GHQ发出解散右翼团体及裁撤军国主义头目公职的指令, 规定所有战争的“协助者”, 一概从政界、经济界、言论界的岗位上离开, 结果约12万名旧政府公务员遭到“放逐”（解职）的命运。

郑永年亚洲民主（化）的吊诡传统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亚洲的近代民主体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从西方输入的。

历史地看，亚洲民主政体的产生主要有几种途径。

第一、殖民地的遗产。

很多亚洲国家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

在殖民地期间，亚洲没有一个地方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殖民地关心的仅仅是殖民者的利益。

（香港的民主也只有在香港要回归中国之前，英国人才引入了英国人所界定的“民主”。

）在殖民地结束后，殖民者留下了一些日后导致民主发生的政治因素，例如多党制、选举等有利于民主产生的因素。

对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些不是本土的制度因素。

第二、西方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占领”。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占领期间，美国帮助日本发展出了日本形式的民主体制。

当然，这里也不能忽视日本本土的一些有利因素。

日本明治维新后，经过很多内部改革，已经开始发展出一些民主要素。

但美国的“占领”的确使得日本在短时期内确立了民主。

不过，这种通过他国“占领”而快速催生的民主，也给日本留下了无穷的问题。

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无疑是要修正美国“占领”之下所确立的宪政政治体制。

第三，在外压下的内部民主化。

内部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治动力结合的产物。

这里的民主化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统治阶层之所以要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迫于外部地缘政治压力，通过民主化来继续求助西方和美国的支持。

但同时，统治者也面临内部的民主化压力。

一般的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部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产生参与政治的压力。

韩国和台湾是典型的例子。

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体制第四，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

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组织的民主追求，香港正在发生的就属于这种类型。

参与民主运动的群体很复杂，但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或者政治功利主义者（需要另文讨论）动员起来的对现状不满的各个社会群体。

无论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还是作为一种体现政治价值的制度安排，民主历来就是一种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体制安排。

中日若开战，美国会不会插手？日本自民党安倍上台执政后，中日关系一路恶化，升级至今，令很多人开始担忧中日两国间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但中日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双边关系问题，而是牵涉到中、美、日三大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主导因素的主要原因，就是存在着美日同盟。

因此，无论是中国、日本这两个当事国都在积极考量美国因素，其他所有国家也在考量美国因素。

这是具有很大理性的，因为美国的立场和行为，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一、美国的“日本困境”对中国来说，尽管美日同盟并不是说美、日两国是一体的，但如果不能对美日同盟有正确的理解，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

实际上，现在人们对中日关系的很多方面都看不清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美日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关系，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在美日关系中，美国面临着一种困局，我们暂且把此称为美国的“日本困境”。

从“日本困境”中，人们至少可以了解美国在中日关系上的矛盾态度，及其各种可能的战略和限度。

美国的“日本困境”来自美日同盟。

美日同盟是冷战的产物，同时也使得东亚的冷战局面，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终结而结束。

在世界范围内的后冷战时代，东亚冷战局面仍然在延伸。

1.美国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和历史观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

但和美国（及其盟国）对德国的政策全然不同，美国并没有清算日本的战争债，清理日本的战争遗产。

当时的美国面临着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选择。

从道德上说，美国应当清算日本的侵略战争，就像清算纳粹德国一样。

不过，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之间，美国选择了后者，那就是要通过保护日本的方式，来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营的扩张。

等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美国更是把日美同盟视为遏制中国的有效手段。

（这种情况只有等到中国和苏联分裂之后、美国面临与苏联的竞争的时候，才得到改变。

）除了人们所看到的审判战犯以外，美国几乎没有动摇日本战前的权力和社会架构。

美国保留了日本最重要的天皇制度。

当今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发生领土争端，主要集中在钓鱼岛和南海岛礁主权归属问题上。

有中国军方人士曾说：中国实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我们决不打第一枪，在我国周边打仗，我们谁都不怕。

此言不虚，按照目前中国的军力远当在日本自卫队之上，和越南、菲律宾等的军事实力比较，优势有着几个量级。

因此，即使中国使用武力夺取争议岛屿主权，也不过是快刀切豆腐。

那为什么不出手呢？因为中国必须要衡量使用武力的利弊得失，而且当前国际对武力解决争端有很大制约力，其中美国军事力量是重要因素。

使用武力解决岛屿争议会带来的利益：1、中国可立即恢复钓鱼岛和南海诸岛的主权，获得这些岛屿及相关海域的实际控制2、在第一岛链上打开了缺口，拥有自钓鱼岛水道直通太平洋的便利；实际控制全部南海。

3、立即拥有了南海（储量约2170亿桶）的油气资源及其他海洋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权，可极大缓解我国依赖石油进口的压力，可极大地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4、拥有控制东海、南海海上通道的潜在能力，具有巨大的海洋战略利益。

当然还他利益和好处，但是，武力夺取岛屿主权，带来的危险可能更大。

人们曾说中东是战争的火药桶，但近来不少人说南海局势牵动了世界神经。

那么武力夺岛会对中国带来那些危害呢？1、与周边国家矛盾激化，中国和平发展将名存实亡。

同中国有岛屿主权争端的国家不止一两个，它们在岛争问题上利益一致。

如果中国用武力夺取领土，在我们认为是保卫主权的合法行为，可是它们并不这样认为。

它们必然会在全力反华的同时，鼓动其他国家一起对抗中国。

而那些与中国有矛盾或有潜在利益冲突的国家也就会拉开与中国的距离，随时会与中国激化关系。

这样，中国将面临国际环境恶化，很难保持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2、如果动武，某些小国必然抱团华反，更紧地投靠美国。

一旦开战，对方会倾尽全力与中国作战，中国也会摧毁敌方2/3以上的军事实力，但不可能攻击对方的本土和彻底摧毁其军事力量。

我国的军事家们一直预测：美国不会与中国直接进行军事对抗，为了自己利益，它不会为这些小国去火中取栗，而会躲得很远。

美国对日政策演变：从“九一八”到珍珠港摘要：从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到偷袭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这十年间是美国和日本在亚太地区争夺最激烈的时期。

开始时美国因国内经济危机和政治上孤立主义盛行对日本的扩张采取了妥协绥靖的政策。

但随着日本侵略的逐步扩大美国开始转变对日政策，从绥靖到遏制，最后采取强硬的制裁。

而此时的日本已在扩张的道路上难以回头直至铤而走险与美国开战。

这十年间美国与日本关系的演变对当时的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对这十年间的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做一简单的梳理，希望能加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深受经济危机的困扰，日本国内市场狭小急需对外扩张转嫁国内危机。

日本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美国苦于国内经济危机并且不愿意与日本发生武力冲突最终导致了以牺牲中国为基础的“不承认主义”的出台。

罗斯福上台后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美国国内实施“新政”并且深受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掣肘也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

虽然罗斯福本人不对日本存有幻想但为了在国内推行“新政”争取连任也向孤立主义势力让步。

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对日本的政策甚至比“不承认主义”还要倒退。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美国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

美国对日政策也开始有了转变，1937年10月，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防疫演说”，对日本表示谴责。

但依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

在之后的“帕奈号”事件，美国也接受了日本的所谓道歉。

但是之后不久美国宣布对日实施“道义禁运”，显示了美国对日政策开始转向强硬。

1940年，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美国对此做出了更加强硬的反应，但对与日本开战美国还是在尽量避免以争取时间。

1941年，日本加快了南进的步伐。

美国对日政策也从警告、威胁、禁运，上升到了全面的经济制裁。

但此时美国仍希望以牺牲中国的权益为代价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来达到避免美日战争的目的。

然而日本已在侵略的道路上走的太远并且美日分歧巨大难以达成和解，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