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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爱情传奇】杨宪益简介193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杨宪益偶然认识了戴乃迭(Gladys Tayler),这个比他低一年级、出生在中国的英国姑娘。
杨宪益去英国留学是自费,他和在牛津大学留学的学者向达、吕叔湘、钱锺书、杨绛等交往密切,他们称他为“小杨”。
戴乃迭的父亲戴乐仁(J.B.Tayler)是来华传教士,曾在天津新学书院教书,后在燕京大学做经济学教授。
戴乃迭出生在北京,从小对中国就有直观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她还经常跟杨宪益说起小时候烤山芋的事。
戴乃迭曾说,在中国长大的外国孩子通常都说一口跟当地中国人一样流利的中国话,但我们不幸却是个例外。
戴乃迭的母亲不允许她和她的哥哥姐姐跟中国孩子一起玩。
她小时候没有学中文,五六岁以后,就回英国读书了。
戴乃迭在牛津大学认识了杨宪益,她一生的道路改变了。
戴乃迭回忆她和杨宪益初次相见的印象:“起初我几乎被他吓一大跳,眼睛细长,脸色苍白,但彬彬有礼。
他对祖国的热爱打动了我,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他自己绘制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图。
”爱情是没有办法躲避的,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一切,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
当时,杨宪益在墨顿学院的一位朋友也在追求戴乃迭,三人经常一起学习法文,最终戴乃迭选择的还是“才华横溢的杨”。
1940年,杨宪益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了。
他接到了吴宓和沈从文的信,邀请他回西南联大教书。
听说杨宪益要带一个英国姑娘回来结婚,杨家乱成一团。
杨宪益出生在天津名门,父亲是中国银行行长,其祖父杨士燮共有兄弟八个,其中四位在晚清时做过翰林。
杨家的这些反应,来自当时的社会压力和人们的偏见。
戴乃迭的母亲也强烈反对,严厉地警告她:“你跟一个中国人结婚会后悔的。
”1941年2月16日,杨宪益、戴乃迭的婚礼与杨敏如(杨宪益之妹)、罗沛霖的婚礼同时在重庆举行,他们还在《大公报》上双双刊登了结婚启事。
婚礼上,戴乃迭按照婆母的意愿,身穿绣满龙凤花纹的短袖丝质旗袍。
杨宪益和戴乃迭是４０～９０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更是一对惊才绝艳、绝无仅有的夫妻翻译大家。
熟悉他们名字的外国人远多于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最早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成英文的作家之一，作品从先秦散文、诗经楚辞到《水浒》、《红楼梦》、《鲁迅全集》，以至现当代文学作品等百余种，蜚声海内外。
他们的翻译事业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他们的合作被誉为珠联璧合、不可替代。
不过光看名字可能没多少人有兴趣，还是看看俩人的合影，相信会多出些联想——新婚：1941年摄于重庆在了解他们的故事之前，我已经看过一些他们的译作。
资料里都把戴乃迭称为戴乃迭先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位女士，当然更想不到是一位英国淑女。
俗话说，鸡蛋好吃也不用追究母鸡的卖相。
从这点说，看他们夫妻的译作就够了。
可是人的好奇心总是特别调皮，当我偶然看到他们的照片时，终于生了一探究竟的念头。
我承认，这一点上我是完全不能免俗。
留学：英国湖区先来说说杨宪益先生——一位“阴差阳错”成就的翻译大家：1915年生于天津，21岁入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
40年回国在重庆中央大学等学校任教，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解放后53年调至北京外文出版社，开始了长期稳定的文学作品翻译工作。
作为主要译者和实际主编，杨、戴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50年（自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戴乃迭女士，英籍汉学家。
原名Gladys Tayler（婚后改为Gladys Yang／格莱迪丝·杨）。
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
1918年戴生于北京，在中国度过6年美好的童年后随父回国。
在杨宪益34年赴英留学期间，与之相识相爱。
41年俩人返回中国、结为夫妻，并共同长期从事翻译工作。
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
她不仅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文字娟秀。
赏析中国著名翻译家及其代表作——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他们的翻译经典杨宪益(1915—)、戴乃迭(1915—1999)夫妇是中国翻译史上久负盛名的翻译家,他们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以其毕生精力,夫妻合作、珠联璧合,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了西方,也将许多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他们翻译的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少有人能企及。
他们不仅翻译了《红楼梦》，还将《鲁迅文集》、《史记选》等上百部中国文学作品译成了英文。
作为主要译者和世纪主编，杨宪益、戴乃迭共同支撑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近五十年，自1951年创刊以来，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惟一窗口。
杨宪益主张，在翻译的同时要力争传达出作者的本意并且能够尽可能的保留或者显现原文的风格。
这一问题值得所有翻译工作者不断的探索和研究。
对于《红楼梦》的翻译，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是一部最接近原著的英文全译本。
在这部翻译巨著中，集中体现了杨氏翻译法的妙处和高深的造诣。
一、译文同义习语的套用。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和相通性为同义习语的套用提供了客观依据。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语言中概括某种生活现象的成语和词组与另一种语言中类似的习语和词组在表达技巧上和语法组合上都有惊人的相似,给人以无独有偶、天作之合的感觉。
英汉文化和语言中有许多不谋而合的经典名句和习语。
它们在内容上、结构上几乎完全一致,充分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和语言之间的相通性。
这时用习语译习语当然是最理想的策略,这样可以达到从语义到文体上的最自然贴切。
如:(1)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
(第三十六回)This is neither fish, flesh nor fowl此句就是引用了“Neither fish, flesh nor fowl”的形式,而在前面添加了“this is”。
(2)贪多嚼不烂。
(第九回)Bite off more than you can chew.此句就是将英语习语“Bite off more than one can chew.”中的“one”具体体现在“you”身上。
理论广角幸福生活指南224幸福生活指南浅析杨宪益及戴乃迭翻译风格——以名著节选为例胡晶晶 康春颖南京工程学院摘 要：说起中国著名的译者，翻译家，不得不提的就是神仙眷侣——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作为译者和文化传播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专心译事、笔耕不辍，共同翻译了百余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成为“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眼中的经典”。
杨宪益是饱读四书五经,受到良好中国传统教育的儒学大家，戴乃迭是在中国出生,在英国教育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优秀的汉学家。
夫妻俩中西合璧，珠联璧合,倾尽毕生心血于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翻译与传播，从先秦诸子散文到古典名著，从唐宋诗词到现代散文诗歌，译著达数百部，为中西方搭建了一座宝贵的文化桥梁。
本文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过的著作为例与其他著作进行初步对比，并浅析其翻译风格及特点，以及他们的成就给中国翻译界带来的影响。
关键字：杨宪益；戴乃迭；翻译风格；对比；影响一、“生硬”的忠实风格作为学贯中西的文化传播者，杨、戴二人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具有超前的文化翻译观，尽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
杨宪益所处的时代，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误解、曲解较多，也常会出现强势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故意误读，但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故意迎合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而是采用相对“生硬”的忠实译法。
例1 “癞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地抬起眼来说。
“Mangy dog, who are you calling names?” Whisker Wang looked up contemptuously.(杨、戴)“Mangy-hided dog, whom are you cursing?” sneered Wang-hu, lifting his eyes disdainfully. (港版)此处清晰可见杨戴的忠实翻译风格，从整个句式到用词都非常的忠实原文，尤其是“王胡轻蔑地抬起眼来说”，并没有像港版翻译中先用sneer 表示动作及态度，而是一气呵成。
戴乃迭与杨宪益：一对中英合璧的夫妻作者：来源：《文萃报·周五版》2018年第13期因共同爱好而相恋戴乃迭1919年在北京出生。
他的父亲泰勒（中文名字戴乐仁），受伦敦传教会派遣在中国工作，负责救灾援助和庚子赔款的使用。
戴乃迭出生后的中国正处在战乱之中，不过，对这些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孩子们来说，并没有感觉到危机，在他们的感觉中，生活平静而快乐。
1937年，戴乃迭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到杨宪益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他绝顶聪明，兴趣广泛，学识渊博。
在戴乃迭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中，大概只有他身上最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
戴乃迭晚年曾在朋友面前开玩笑说，她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传统文化。
出于對中国文化的共同喜好，两人很快就相爱了。
戴乃迭和杨宪益的爱情，受到戴乃迭母亲的反对。
“尽管我父亲认为，如果我们精神和谐，我们的婚姻就可能美满。
”戴乃迭回忆说。
但母亲的反对无法动摇戴乃迭的决心。
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6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
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
杨宪益欣然启程。
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和戴乃迭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
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
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连袂将百余部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
一同走过磨难然而，一生中最为严峻的磨难与考验，是在二十几年后的“文革”期间。
1968年的4月，他们因“特务”之嫌被捕入狱。
戴乃迭的四年单人囚禁生活从此开始。
在狱中，戴乃迭对施加于身的折磨并没有抱怨，相反，她后来以一种感激的口气谈到狱中的某些待遇。
她说她的伙食比其他大多数犯人的伙食要好。
她还回忆，女看守看上去都来自农村，虽然对人严厉，但从不实施暴力。
狱方允许她用母语英语写“交代”，而她却坚持用中文。
她不是写“交代”，而是实情。
当要她“揭发”杨宪益的罪行时，她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没有罪行，我非常爱他，怎么能揭发他？”杨宪益与戴乃迭关押在同一监狱，但两人却无缘相见。
夫妻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解说：他出生于银行世家，虽然童年丧父但仍备受呵护享尽富贵他被认为是白虎星下凡，命中注定他将成就一番大事。
他与英籍妻子戴乃迭携手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合作翻译了一千多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著作离骚、楚辞、史记、资治通鉴、红楼梦以及鲁迅文集……通过他们的翻译，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学，也更加了解了中国他在历经无数的困苦和忧患之后终于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大家他，就是杨宪益。
孤独的童年1915年，杨宪益出生于天津。
其父杨毓璋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后成为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
关于他的出生，杨宪益在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里这样回忆道：“我妈妈说她生我之前做了个梦，梦中见一只老虎跳进了她的肚子。
据算命先生说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这个男孩将孤单地长大，没有兄弟，他父亲的健康也会因他的诞生而受到危害；但是他在历经许多不幸和危险之后最终会取得事业的成功。
”（摘自杨宪益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雷音译）少年杨宪益专心翻译做到极致专心翻译 做到极致 1920年，杨毓璋先生因病逝世，年仅5岁的杨宪益成为一家之“长”，父亲死后，他被包围在一大堆女人和仆人中间，处处受到过分的呵护和照顾，失去了许多正常孩子的运动和欢乐。
杨宪益一辈子没学会骑自行车，也不会游泳。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的嫡母请了老师让其在家读私塾，在魏汝舟先生的悉心教导下，杨宪益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1927年夏季，外面的世界终于向杨宪益打开大门。
在母亲的帮助下，杨宪益进入天津新书学院就读。
中学大大开阔了杨宪益的眼界和知识领域。
他求知欲强，兴趣广泛，对各门功课都感到兴趣。
访谈：杨宪益：我生在天津，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面就请了一位老师，因为我上的学校是一所英国教会中学，家里面怕我英文不够好就给我请了一位女的英文老师，那个老师教了我三、四年英文。
我在天津念完了中学，中学毕业以后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老师正要回英国，我就跟他一块走了。
还有一个同学叫李亚福，他在天津大家都知道他，他的爱人叫张美如，她到美国去了，李亚福也想到美国去，就跟着我们一块决定到英国去念书。
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Yang Hsien-yi&Gladys Yang杨宪益（1914－）安徽泗县人。
其自传体《漏船载酒忆当年》上说自己出生于1915年1月10日，阴历1914年11月27日。
1934 年在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Merton College）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
抗日战争时与吕叔湘、向达等友人在伦敦华侨中作救亡工作，出版中文报纸。
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
1941至1942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
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华大学英文教授。
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1947年把在重庆北碚时所写的文史考证文章编辑成一个集子，由卢前（冀野）起名为《零墨新笺》，是为“新中华丛书”的一种。
后来在解放期间又写了一些，于1949年解放后把后写的这部分编成一集，自费印了100册，名为《零墨续笺》。
1983年6月三联出版社将《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合起来出了一本书，名为《译余偶拾》印刷9500册。
1953年调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曾与夫人戴乃迭（英籍华人学者）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全本《儒林外史》、全本《红楼梦》等，均先后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六十年代初，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其间曾一度中断，最后于1974年完成，于1978～1980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文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
上述各种译本在国外皆获得好评，并有广泛影响。
1993年在香港大学获得名誉博士学位。
“文革”结束以后，西方社会对中国形势非常关注，杨宪益建议出版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丛书——“熊猫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
该丛书出版了近百本，既有《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也有《边城》、《芙蓉镇》等“五四”后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