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已有一千余年，它已完全融入这个宗教文化氛围异常浓烈的民族之中。自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确定拜占庭正教(东正教)为国教后，在一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东正教已成为国家的精神主宰。总体来看，俄罗斯的政教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曲折的发展阶段：传入之初至沙俄末期的“政教一体”时期；十月革命胜利至苏联解体的“政教对立”时期；俄罗斯独立至今的“政教默契协作”时期。
一、“政教一体”时期
十月革命之前是“政教一体”时期。弗拉基米尔大公之所以选择东正教作为国家统一的宗教，主要是出于现实和政治上的考虑：拜占庭正教从一开始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对维护帝王的统治发挥着巨大作用。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后，教权与皇权之间也曾存在斗争。东正教试图保持对世俗君主政权相对的独立性，甚至一度想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但遭到专制皇权的强烈压制，使教会逐渐变得驯服。特别是彼得大帝时期，当局从体制入手，进一步调整政教关系，削弱教会的经济实力，使其完全依附于政权。政教一体的国家体制明显强化：沙皇既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又是东正教会最高首领；教会的全部活动都必须按照沙皇旨意进行；建立由沙皇政府管辖的最高宗教事务局，在此任职的神职人员应宣誓效忠沙皇等等。从此，皇权把教会紧紧控制于股掌之中。
二、“政教对立”时期
十月革命后，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共产主义成为苏联共产党整个社会的唯一信仰，在思想上，无神论占据了统治地位，当局进行广泛的反宗教和无神论宣传，不仅结束了政教合一的历史，使东正教丧失了在意识形态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宗教被看作是腐蚀人民意志的精神鸦片，遭到唾弃和打击，从此进入“政教对立”时期。
苏联建国后先后通过了《俄罗斯各族人民宣言》、《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等一系列法令，没收了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禁止教会干预国家事务；“废除任何民族的和一切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等等，使教会遭到沉重打击。斯大林执政时期，宗教政策又出现重大失误，教会的处境更加艰难：1929-1930年关闭了696座教堂，1931年炸毁了莫斯科基督教主大教堂；许多教士和神职人员无端受到审讯和镇压；40年代还制造了大批无教堂村、区、州，如在俄联邦有25个州没有一座教堂。东正教昔日的繁荣和喧嚣，被长期的冷落和凄凉所取代。
但直至戈尔巴乔夫上台，东正教的境遇才出现实质性转机。1990年10月苏联当局通过了《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宗教自由法》，从法律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使东正教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各种宗教组织纷纷涌现，宗教经典和刊物充斥街头巷尾，宗教活动空前活跃。
三、“政教默契协作”时期
俄罗斯独立后，执政当局开始进行反思，注重吸取苏联宗教政策的教训，重新评价东正教的作用，使政教关系进入了一个“政教默契协作”的崭新阶段。
可以说，从叶利钦到普京都是在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培育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接受的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教育。但苏联解体后，他们很快就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不仅成为虔诚的东正教徒，而且还是东正教再度复兴的有力推动者。俄领导人对东正教态度的重大转变，以及如此看重这一宗教的深层原因在于：首先，力求再现东正教在历史上辅佐政权的特殊作用。俄两代领导人都非常清楚，在历史上东正教不仅是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的有效工具，而且在国家生死关头总能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当局有意维护和抬高东正教的地位，甚至将其视为“准国教”，旨在借助东正教强化自身的统治地位。其次，有意以东正教思想填充
“信仰真空”。苏联解体后，人们为之奋斗70多年的共产主义信仰破灭了，在俄罗斯人思想中出现了信仰危机，人们感到失落、空虚和无奈。俄国家领导人极力想以东正教思想来阻挡五花八门的新意识形态占据人们的心灵。如今，俄联邦开设了各种各样的东正教学校，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俄罗斯联邦的各种新闻媒体也大张旗鼓地广泛宣传东正教。
现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其他的一些教派，除了进行宗教活动之外，还积极开展各类社会福利和慈善活动，它们已成为俄罗斯公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东正教已完全恢复了延续了一千余年的宗教传统。宗教与国家进入了新的和谐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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