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与声训在经学史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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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汉代的经学教育
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
1、文字上:“今文经学”,是指运用汉代流行的隶书字体记录下来的儒经;“古文经学”,是指运用古文字(即先秦六国文字)记录下来的传本。
2、学统上:均视“六经”为正宗。
今文经学家视孔子为政治家,改革家,“六经”为其“托古改制”之作,因此研究和传授“六经”的目的在于阐发其“微言大义”,寻求治国安邦之道,所本者为《春秋》;
古文经学家视孔子为历史学家,认定“六经皆史”,研究与传授“六经”,应遵循孔子的“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之原则。
所本者为《周礼》、《尚书》。
学风上: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之阐发,故奔放、开阔,但缺乏实在,甚至不惜歪曲历史;古文经学则重论据、训诂,学风朴实。
3、政治态度上:今文经学家竭立迎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在儒学中渗入大量阴阳五行思想,相信并宣传灾异、谶纬迷信。
一般为社会改革派人物,思想较为激进;古文经学家则相反,讲求实学,注重训诂,恪守传统,思想较为保守。
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起因:
今古文经学的公开对立,始于刘歆向朝廷建议设立“古文经”学官(博士),而其水火不容的发展态势,则有着深层的社会、政治原因。
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暂告结束:
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杂糅了今、古两派的经说,今、古文经学之间的斗争暂行结束。
以《春秋》为例浅谈今古文之争经学是我国历史上训解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
其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然而这里的“经”是专指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
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於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它几未能幸免于难。
汉朝建立后,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
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扩建王府,坏孔子宅,从鲁壁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毁坏老屋,得几篇《尚书》。
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以解释《春秋》为例,今文经有两本,分别为《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古文经也有两本,分别为《左传》、《毛传》。
现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重要著作为例, 探讨二者的差异。
首先是经书的文字、版本、篇章的差异。
《左传》、《毛传》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用六国古文字所书写而成。
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在汉代及其以后整理成书,用汉隶抄写的。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在此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
1.今文经学重在阐述经书的“微言大义”,学风活泼,但又往往流于空疏荒诞。
如: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 隐公元年》) 上引《公羊传》、《穀梁传》对《春秋》的解释,主要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 如:“大一统”、“子以母贵, 母以子贵”等等, 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
论汉代声训的功用与性质
黎千驹
【期刊名称】《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9(008)002
【摘要】声训是指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的命名之意的一种训诂方式,其目的在于探求词的语源,而不像义训那样在于揭示词的所指义.因此,用来作声训的词语只是被训释词的"蕴含意",而并非其所指义,即不构成被训释词的一个"义项";声训也可以用来指明古籍中的假借现象.汉代人的所谓声训,尤其是今文经家之声训,其意往往并不在于对文字音义关系的探求,而是为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以阐发经文之"微言大义"为要务,也是他们用来阐述其哲学观点、政治学说及价值取向的手段.
【总页数】4页(P48-51)
【作者】黎千驹
【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学院,语言学研究中心,湖北,黄石,43500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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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经学的发展第一篇:汉代经学的发展汉代经学的发展——今古文经之争【摘要】汉武帝把儒学奉为正统学说,这一学说的儒家典籍被定为“经”。
围绕着“经”的研究所形成的学问,称为经学。
而西东两汉,在古今经文的认识上,各派学者有不一样的见解,而这一文学争辩便是史上著名的“今古文经之争”,在这场文化争辩中,中国的儒家文化也随之有所影响。
【关键词】古今文经特点历史意义(一)今古文之争从争执中走向相互融合今文经是指用当时通行的字体(隶书)记录的儒家经典,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写成的儒家经典。
西汉今文学派在学术上占优势,汉武帝时所立的博士都属今文派,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逐渐衰微。
一直处于私学地位的古文经学,随着今文经立为博士以及《孔壁古文》的出现,向今文经学提出挑战,两派的分立日渐加深。
西汉末期,王莽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依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
东汉时期,由于古文经学派兼采今文经说,今古文经学之争也就结束了。
今古文经学不只是经籍字体书写上存在不同,而且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不同。
它们之间的论争,实际经历了一个彼此对立、消长和融合的过程。
今文经学简单而言就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
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
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包括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
今文经学的特点,首先,在学风上,今文经学表现为烦琐说经和狭隘的门户之见;其次,在学术与政治倾向上,今文经学主张大一统,主张独尊儒术,带有文化专制的色彩;此外,今文经学还以谶纬迷信附会经旨,以及神化孔子,神化皇权,迎合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因而得到官方的支持,拥有官方的地位。
但同时也应看到,今文经学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历史发展趋势,自有它的合理性。
它的天人感应学说在当时背景下,仍不失为一种正言曲说的言说方式,刘向、谷永、蔡邕等人的奏疏,都曾借以批评时政。
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概述金鑫【摘要】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官方学说.当时由于古文版儒家经典的出现,有些儒者开始对今文经典以及今文经学家的治经方式产生质疑,今、古文经学家的争论由此而始.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给予《左氏传》官学地位.这一阶段的论战虽然以古文经学的失败而告终,但《左氏传》的地位得以提高.东汉初期,光武帝设立《左氏传》博士,《左氏传》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取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期刊名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12)003【总页数】3页(P57-59)【关键词】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儒学;春秋【作者】金鑫【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3000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62“经”原指纺织物上的纵线,与“纬”相对。
“经”字后来引申为揭示根本正道的书籍,成为上古时代典籍的统称。
“纬”字也引申为对于经加以阐发和解释的一种文体。
作为“五经”的上古典籍,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经过孔子的整理、修正,五经逐渐成为儒家专门研习的经典并且传承至今。
在儒家传承诸经的过程中,对于诸经之间的地位、关系、注疏、以及解释等诸多问题都曾发生过争论。
总体来说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儒学的内部纷争。
汉代是将儒学确立为官方学说的第一个大一统朝代,对儒学经典的解释在那个时代尤为重要。
本文试图以今古文经学争论的发生、发展至终结为脉络梳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整个过程。
一、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之背景诸子争鸣之后,儒学在汉代武帝时期被尊为官方思想。
汉武帝为进一步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改革了以前的博士制度,设立专门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博士,五经博士成为当时政府所设立的学官,“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作者:孙明姚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03期摘要:自西汉以来,经学得到了繁荣发展,西汉刘歆校书争立古文经学,由此揭开了一场延续至东汉末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序幕。
这是一场儒家内部的斗争,今文经学专讲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却注重训诂。
今着重通过今古文的异同、今古文经的由来与划分、汉今古文经之争的实质与影响三个问题来深入论述与分析。
关键词:汉代经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争论作者简介:孙明姚(1993.3-),女,汉族,重庆市万州区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1自西汉以来,主张古文经学的刘歆与主张今文经学的太常博士为是否立《毛诗》、《古文尚书》、《古文礼经》(《逸礼》:《仪礼》十七篇以外)、《左氏春秋》为太学而进行了多次激烈辩论,因而掀起了这场著名的今古文经之争。
一、今古文的异同关于今文、古文,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曰:“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
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
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
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
”那么何为今文?何为古文?所谓今文与古文,最初是指两种不同的字体。
今文是汉代所通行的写于竹帛之上的隶书,而古文则是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六国文字抄写古本的字体。
王国维先生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指出:“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
”到后代,今古文就作为了学派的派别。
那些传授先朝“经典”的人所持写本是古文字写的,就名之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就名之为“今文家”。
今文家标榜“经世致用”,专讲微言大义,表明章句义理,强调经书直接的、简单的、实用的目的,宣扬天人感应,把儒学神化,带有些许迷信思想,为巩固现实统治阶级统治所用。
经学今古文之争的实质:起于西汉的经学被系统性混入伪学、伪史今古文之争的实质,是起源和形成于两汉,尤其是西汉的经学,存在系统性矛盾。
但这个矛盾,在清朝之前,并未充分暴露,而清朝由于专做考据,于是就将这个系统性矛盾充分暴露了。
对这个矛盾第一个进行系统性总结的,就是晚清的廖平。
然后,他企图对这种系统性矛盾给出解释。
很遗憾,他不仅没有能力解释,还因为曝光这个矛盾,而制造混乱,给经学带来巨大破坏,是经学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廖平最先以今古文来归纳解释这个系统性矛盾,并进一步给出阴谋论的解释,就是王莽篡汉时,为寻找合法性,指使刘歆,伪造了古文五经。
基于这些想法,廖平写了一本小书《今古学考》,并拿给康有为传阅。
结果康有为偷偷将其扩写成《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出版。
三年后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惨败和康有为的五经伪造说形成共振,中国对五经的学术信仰、信心轰然崩塌。
这个事还使得廖平和康有为之间出现了一场笔墨官司,康有为因为扩写廖平的关于今古文的文章,而暴得大名,成为顶流网红,这让廖平很不爽,指责其盗版和抄袭。
康有为也是脸皮特别厚之人,对借鉴、抄袭廖平之事,闭口不提。
然后,廖平学生蒙文通,尊奉师命,继续对这个经学系统性矛盾之来源,进行解释。
提出很有创见的中国文化三系说。
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本来有三系,不同的文化体系对同一事物,认知不同。
不过,他的三系之划分,也很粗糙机械。
基于这些观点,蒙文通写了一本小书《古史甄微》。
为何说蒙文通很有创见,他将经学中的矛盾,转化为一个文化冲突问题,或者说用文化冲突来解读经学的矛盾,这是一个突破。
之所以说蒙文通又很粗糙、机械,因为他简单粗暴地认为,中国文明是由三个文化集团融合而成,这三个文化集团分别是:东方的儒家文化集团、北方的法家文化集团、南方的道家文化集团。
不过,这还意味着,他也在用文化的不同和冲突,来解释诸子百家的起源,各家间的观点不同,归因于文化的不同,也很有创见。
而且,蒙文通的中国文明由多个文化融合说,正在得到考古学的验证,也使得其成为现代考古学中的经典之作。
评述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文化发展史上重要的一个篇章。
始于汉朝仁宗时,大致到晚汉时期完结,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涉及着汉代学术史上重大的风气,即今古文道斗争,及其产生的折衷思想的兴起。
此次争论,有两个重要派别,即今古文运动和经学运动,这两个派别代表着汉代经学和文学的发展道路,都以辩证解释经典和文献,互相争辩,斗争不断。
今古文学家的主张,像车老师、司马迁等人,提倡“今字古意”,即以今人的字形用古之意
思来解释古文,不拘泥于字形的真实意义,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的差异性文化,他们的强调
是要维护古代文献的神髓,一定要加以充实,使古文成为有意义的“今人”的语言文字,促
进今古文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经学家们,比如谢灵运、刘义庆等人,认为,古文译以“古字古声”为根本,力
求维护古经的完整性,以维护"古<经"的真实形象,他们主张弘扬古代文献真实意义,把
其真实形象呈现给人们。
今古文经学争论,一方是提倡“今字古意”的古文译法;另一方是提倡“古字古意”的原文译法。
在古代,“今字古意” 大多成功,比如山海经、太玄经等宋朝的译本,“今字古意”的新译,大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知识面。
但是,“古字古意”的原文译法,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评价,因为这种文献译法可以维护古经完整性,解释古经的至源,对提高中国文学理解水平有明显贡献。
总之,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一块重要考古篇章。
今古文经学之争的起因,就在于汉代文化发展中,经学古文的反思和研读,才把古文思想和道义形态化,促进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能延续数千年之久?导语:一提到汉代映入大家脑海的不是文景之治国家富强的局面,就是汉武帝马踏匈奴辉煌的盛世场景。
但是大家很容易忽略汉朝在文化领域出现的一场著名争论——经今古文之争。
这场争论虽然不像文景之治和汉武帝平定匈奴那样让人热血沸腾。
但是它却在悄无声息之中改变着整个历史的格局。
这场争论从汉高祖时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戊戌变法时期,持续长达两千多年。
即使到了现代,我们的思想仍然悄无声息的受着今古文之争的影响。
下面我们就来从头到尾讲述一下今古文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古文经书一、秦始皇焚书坑儒——经今古文之争的罪魁祸首。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巩固大一统局面,实行了焚书坑儒政策。
规定凡是六国史书和诸子百家,除了博士官能够收藏之外,其他人一律焚毁,不得私藏。
并且坑杀了一些方士儒生。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也就成为今古文经之争的罪魁祸首。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下令焚烧儒家作品之后,很多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就此失传。
因此在秦代没有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者。
在汉初流传的儒家经典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保存下来:•途径一(今文经的来源):饱学儒家经典的老儒通过背诵记忆的方式,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流传后世。
这也就是今文经产生的主要途径。
因为秦朝存在时间并不长,只有30多年的时间。
因此它的短命而亡为今文经能够保存下来提供了可能性。
•途径二(古文经的来源):在秦朝焚书坑儒之前,一些儒生把儒家经典埋藏起来,在秦朝灭亡之后,这些儒家经典又得以重见天日。
话说,他们埋藏的方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
有把书藏在墙缝里的,也有把书藏在地底下的。
总之,都是藏在一些犄角旮旯,很难让人发现的地方。
从古今文经学之争看两汉经学杨发印201010102044自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之后,经学作为一门正式学问开始出现,而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儒家经典的缺失,因此西汉儒师只能凭借自己的记忆复述,并用当时的隶书记录下来以再现经典,这些经典遂被传诵。
直到后来一些先秦的古文献出土,甚至是以篆书的书写的儒家经典的出现。
这时候经学家们就产生了分歧,于是有了后来的古今文经学之争。
一、古文经和今文经《辞海》,“经”字的含义有: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
本文的“经”主要是指儒家经典,也就是“四书五经”、“十三经”的“经”。
“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
“文经”顾名思义就是指记录经书的文字,其实应该称为经文,这样更能表达其意思,但为了与经书的内容分别于是称为“文经”。
汉朝正好经历了文字的发展,从篆书到隶书的发展,而用来记录经书的文字就是当时盛行的隶书,知道后来出现了一下以篆书书写的经书。
为了分别这两种不同的形式,把以隶书书写的儒师记录下来的经书称为“今文经”;把先秦篆书书写的经书称为“古文经”。
二、古今文经之争有分歧自然就会有争论,更何况当时儒学兴盛至极,于是历时久长,影响深远的古今文经学之争就开始了。
本文主要讲两汉时期,于是只截取两汉时期的争论。
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是刘歆。
他在协助父亲刘向校书期间,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
刘歆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官,给以合法地位。
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土的强烈反对,他们给刘歆扣上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
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他本人也离开了首都长安。
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则由此开始,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西汉末王莽欲篡权提出“王田”的主张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利用《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说法以为现论依据。
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与声训在经学史上的影响作者:王云洲
来源:《神州》2012年第26期
摘要:汉代今古文经之争是经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此过程中,声训作为一种重要的训诂手段开始出现,并且在经学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汉代人的所谓声训尤其是今文经家之声训,其意往往并不仅仅在于对文字音义关系的探求,也是为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以阐发经文之微言大义为要务,是他们用来阐述其哲学观点政治学说及价值取向的手段。
因此声训的出现对经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今古文经之争;声训;《释名》
一、汉代今古文经之争概述
今古文经之争,始于汉代。
秦始皇焚书坑儒,毁掉了法家以外所有的书籍,使中华民族的思想库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浩劫。
西汉初年,为了恢复诸子学说,一些儒生凭借口头相传的经典大义以隶书的形式献之于郡国与朝廷。
如辕固生、申培公、韩婴三家讲《诗经》,伏胜讲《书经》,董仲舒讲《春秋》等等。
但汉武帝时期孔安国等人向朝廷献上据称为孔府原藏的书籍,并且是由战国时期山东六国的大篆写成。
因为汉朝大篆已经不再流行,因此这批经典被称为古文,崇尚古文的学者被称为古文经派,与其相对的崇尚汉初通行的隶书典籍的学者就成为了今文经派。
今文经学在汉代初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实质上是今文经学独尊。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不仅在政治上通过阐发孔子大一统的精义为汉武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汉帝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学术上还通过吸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建构起了一个令汉武帝心醉的博大精深的经学思想体系。
与此同时,古文经的传播与发展不在庙堂而在民间。
西汉哀帝之时,据班固《汉书》记载,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
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
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
” [1]这便是所谓今古文学之争得开始。
古文经学在经历汉初的弱势之后到汉末开始崛起,章帝年间,是古文经命运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几十年中,古文经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地位都迅速地崛起,从而改变了汉代经学的固有格局。
像武帝受董仲舒等儒者影响一样,章帝也深受经学家贾逵的影响贾逵之父贾徽从刘歆受《左传》,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
贾逵悉承其父学,是当时治古文经传的代表学者。
其后马融﹑服虔﹑郑玄等在讲解经义﹑训诂文字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古文经学兴盛,成为魏﹑晋﹑六朝﹑隋﹑唐研究经学的主流。
现存《十三经》多采用古文经学的说法,它的主要特点是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
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从表面上看,内容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今古文典籍的来源问题,今文学家斥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古文家斥今文经为秦火残缺之余。
第二是典籍之价值的问题,今
文学家崇奉孔子,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六经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后世所必须遵循的伦理纲常;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史家,而六经是历史资料。
第三是六经的排列次序问题,今文经学者董仲舒、司马迁等人将六经次序排列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古文经学者班固将六经次序排列为《易》《书》《诗》《礼》《乐》《春秋》。
第四,是治学方法目的的问题,今文经学家把六经当做政治课本伦理纲常,需要体会微言大义;古文经学家把六经当做历史资料,因为讲求回归本义。
二、适时而兴的声训
尽管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多有分歧,并且在东汉今文经学逐渐式微。
但是今文经学毕竟是适时而兴的,并非一无是处。
在西汉年间,儒家经学的独尊和繁盛直接导致了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即所谓小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经学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成为权威学科,语言文字学更是如此。
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内容非常丰富,经书训诂本身就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而声训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训诂方法,即是来源于今文经学并为今文经学家所重视,并在汉末通过刘熙在《释名》里的运用成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训诂方式。
声训又称音训或“谐声训诂”,其特点是用音同或音近的词说明被释词的来源。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认为:“这种探求语源的方式导源于先秦盛行于西汉集大成于《释名》。
” [2]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如此描述:“它(声训)产生于先秦盛行于西汉,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是集声训大成的著作。
” [3]
《释名》是我国第一部以声训为主,以音求义,探寻事物命名由来的专著。
《释名》中所用的训诂,几乎全部是声训。
例如:
日,实也,光明盛实也。
《释名·释天》
月,阙也,满则阙也。
《释名·释天》
以文字声音说义,这在儒家经典如《周易》、《礼记》、《孟子》中早已出现。
入汉以后,特别是在带有更多今文经学色彩的《春秋繁露》、《白虎通义》及各种纬书等著作中,在解释文字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意义时,声训多有使用,并成为其宣传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等神学思想的重要依据。
在《说文》中,声训的例子也有不少。
《释名》对此都曾加以取鉴。
就体例来说, 《释名》略同于《尔雅》而有所发展,所以后人又将其称为《逸雅》,或将其视为《尔雅》之羽翼。
刘熙之所以采用声训方式撰写《释名》, 与他的语言观密不可分。
在汉代人看来, 词语的声音与意义是有联系的, 一个词语发什么声音与词语本身的意义和性质有关, 声训就在于揭示事物命名的理据。
王宁在《训诂学原理》中说道: “声训是用音近义通的词来作训, 因为训释词与被释词之间有词音的关系, 所以被称作声训。
但是声训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显示读音, 而仍是为了显示意义。
” [4]这给刘熙用声训撰写《释名》作了有力的诠释。
尽管声训对探求词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声训也有其含混的一面,因为声训容易沦为个人的随心所欲的解说工具,所以为人所诟病。
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评
价声训时说到:“声训作为学术体系,是必须批判的,因为声音与意义的自然联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说:‘任何事物的名称,跟事物的性质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因此,凡企图寻找事物名称和事物之间关系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但是,声训的具体内容则不能完全加以否定。
事物得名之始,固然是任意的;但到了一个词演变成几个词的时候,就不再是任意的,而是语音上发生关系的了。
” [5]这段评价是较为中肯的。
三、声训在经学史上的独特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声训这一训诂方法在经学史上是具有很大影响的。
周祖谟先生指出:“声训之事,起于易传,而发扬推衍之书,实为汉之今文经家,如班固《白虎通义》所集汉人解字之说,皆为今文经家之言是也。
” [6]汉代经学家,其是今文经学家继承了《易传》开始的声训方式。
他们出于通经致用的需要而用声训来阐发经籍中的微言大义。
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某种观点与经典的一致性。
虽然这种声训需要追溯词的语源,但已深深烙上了训释者的主观印记。
例如《白虎通义》的主要内容是礼仪制度,训释的重要特点是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紧密结合,使儒学更加神学化。
训释的方式主要是声训,虽然有的解释还是比较正确的。
例如:
《白虎通义·嫁娶》:嫁者,家也,妇人外成,以出适人为嫁。
娶者,取也。
《白虎通义·情性》:性者,生也。
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
《说文》和《释名》皆有此倾向,刘熙在表述自己的语言文字观时,也曾称述儒家经义。
而在对涉及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文字进行解释时,刘熙更是继承、发挥了儒家经学的传统说教。
这些都显示出经学对《释名》的深刻濡染。
由此可见汉代人的所谓声训尤其是今文经家之声训,其意往往并不仅仅在于对文字音义关系的探求,也是为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以阐发经文之微言大义为要务,也是他们用来阐述其哲学观点政治学说及价值取向的手段。
因此,声训对经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助推作用。
但必须指出的是,《释名》成书之时,历史已经步入汉末,社会思想的主流业已开始了朝玄学方向的转变,儒家经学受到冲击而大大衰微,对语言文字学的影响力也有所削弱。
因此,单就引述经义而言,较之经学极盛之时的《说文解字》, 《释名》中的这类现象是明显减少了。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4]王宁.训诂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周祖谟.问学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6.
[基金项目]苏州大学2012年学士杯论文大赛参赛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