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 两汉经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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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概述:汉代经学为什么衰落?秦统一之后,法家思想一度占了上风,百家争鸣的局面宣告结束。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使儒学的发展进入低潮。
汉代秦而立,刘氏王朝鉴于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重新调整意识形态,使儒学又获得抬头的机会。
小吏出身的刘邦本来不喜欢儒生,但他即位之后,由于秦博士叔孙通帮他制定礼义,使他感到儒学有助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统治,遂改变对儒学的态度。
在他死的前一年,曾用太牢祭祀孔子。
汉惠帝废除“挟书律”,允许儒学在民间传授。
到文、景之世,朝廷有意识地搜寻经典,开献书之路。
文帝派晁错向伏生授《尚书》,设《诗》博士。
景帝时又立《春秋》博士。
经过汉初几任皇帝的扶植,儒学终于被立于学官。
汉代的儒学是以注释《诗》《书》《礼》《易》《春秋》等先秦儒家经书的形式出现的,故称为经学。
在汉代搜集到的儒家经典中,有一部分是儒生口授、用当时流行的文字记录下来的,叫作“今文经”。
由申培公所出的鲁《诗》、辕固生所出的齐《诗》,韩婴所出的韩《诗》,伏胜所出的《书经》,高堂生所出的《礼经》,田何所出的《易经》,胡毋生和董仲舒所出的《春秋公羊传》,鲁申公所出的《春秋谷梁传》,皆属于今文经。
另一部分是散在民间、藏在墙壁中偶然被发现的经书。
这些经书用汉以前的文字即古籀文字成,故称为“古文经”。
据《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
”属于古文经的还有《毛诗》《逸礼》《周官》《费氏易》《春秋左传》等。
因依据的经书不同,汉代儒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派。
这两派不仅仅所依据的经书有文字上的不同,而且学术见解、学术风格也不同。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派的争论与消长构成了两汉儒学的基本内容。
汉初的几个皇帝虽然采取了一些扶植儒学的措施,但在政治思想上主要还是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儒学和儒生的地位并不高。
直到武帝,国力强盛,要求加强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儒学才真正受到重视。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诏举贤良方正极董仲舒像敢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
两汉经学
经学即“经世之学”(以经学治国)。
汉初汉武帝刘彻采纳了谋士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孔子和“六经”成为汉代不可侵犯的圣人和经典,儒家思想成为汉代正统的政治思想,学者们只能就“六经”进行注疏、阐述,发掘其微言大义,此乃经学。
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两汉经学中,董仲舒最有代表性,他的哲学是政治哲学,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
他的主要观点有:
1、“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董仲舒发展成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
“天”就是自然界,“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合一”是说人与自然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天人之分”说相对立。
董仲舒说:“天地之常,一阴一阳。
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又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春秋繁露》)这种把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混合起来的现象,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
2、“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思想源于中国先秦哲学,董仲舒将其发展成为神秘主义学说。
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
“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醒,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天人三策》)天人感应思想在汉代
曾占据了统治地位,以此为基础形成谶纬之学,盛行一时,并在中国封建社会流传。
两汉经学的主要内容两汉经学指的是中国两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的经学思想和学术体系。
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经学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两汉经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左传》等古代经典的研究与解释。
首先,《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诗集,被视为经学的基础。
两汉经学家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探究其中的诗歌哲学和文化内涵,以及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和审美观念。
他们关注《诗经》中的音律、节奏和意象,通过对诗歌的赏析和解释,来揭示诗歌背后的道德和伦理教育意义。
其次,《尚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记录了周朝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事件。
两汉经学家对《尚书》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从中探寻古代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以及君主与臣民之间的道德、礼仪和忠诚关系。
他们认为,通过研究《尚书》可以获得对古代政治治理和社会秩序的深入理解,为当时的政治实践提供参考。
第三,《礼记》是一部论述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也是两汉经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两汉经学家在研究《礼记》时,主要关注礼仪的原则、规范和意义。
他们认为,礼仪是维系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重要工具,通过研究《礼记》可以揭示古代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以及君臣、父子、夫妻等关系的基本原则。
此外,《周易》和《春秋左传》也是两汉经学的重要内容。
《周易》是一部古代卜筮经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哲学和宇宙观的重要来源。
两汉经学家通过研究《周易》,试图探索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以及人类与宇宙的关系。
《春秋左传》是一部记载春秋时期历史事件和思想的文献,两汉经学家通过研究《春秋左传》,试图从中寻找古代政治家和大臣的道德风范和政治智慧。
总的来说,两汉经学的主要内容是对古代经典著作的研究和解释,旨在揭示古代社会的文化、伦理和政治思想。
这一时期的经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经典文化传统的基础,对后世的哲学、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简体中国古代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两汉时期是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遗产。
今古文评议,旨在探讨两汉经学在今日的价值与影响。
一、两汉经学的历史地位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阶段,孔子学说、法家学说、道家学说等不同学派在这一时期相互碰撞、融合。
儒家经典《论语》、《孟子》等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儒学发展,而道家、法家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迅速传播。
二、儒家经学的今古评议儒家经学在两汉时期达到了巅峰,其核心思想主张仁爱、礼乐、忠恕等道德观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今日,儒家经学以其强调人伦关系、弘扬中庸之道的理念,仍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社会稳定和谐的思想基石。
三、道家经学的今古评议道家强调“道”和“无为而治”,主张追求超越尘世的境界,倡导无为而治的思想对今日社会仍然有启示。
在现代社会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道家的宁静、淡泊、随遇而安的理念有助于指导人们更好地面对挑战,追求内心的宁静与安宁。
四、法家经学的今古评议法家学说在两汉时期崭露头角,主张法治思想,注重法律的制定和执行。
今日,法家学说的法治理念仍然对建设法治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强调法制和治理的法家思想,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推动法治建设的进程。
五、经学的传承与创新今日,两汉经学在现代社会得到了传承与创新。
不仅有学者通过研究经典文献继承传统,更有一系列现代注解和解读使得经学焕发新的生命力。
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使古代智慧在今日焕发出新的光彩。
六、结语两汉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承载了丰富的哲学智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今日,我们在传承经学的同时,更要在现代语境中理解、借鉴,并通过创新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
两汉经学不仅是历史的遗产,更是当代社会的宝贵财富。
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二两汉经学两汉经学是中国国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该时期的经学对后世的国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经学的起源、两汉时期经学的特点和代表人物等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经学的起源经学起源于古代的文献学。
在古代,文献保存和传承主要通过口头传授,随着文字的出现,文献逐渐被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古代文献学。
而经学正是在古代文献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两汉时期经学的特点两汉时期的经学主要以儒家经典的研究为主要内容。
尤其是《五经》是当时经学研究的核心。
其中《尚书》、《礼记》、《周易》、《诗经》、《春秋》被看作是儒家经典中最为重要的五部经书。
同时,两汉时期的经学家注重对经典的解释和阐释,推崇儒家传统的解经方法,注重经文的通读、分析和解释。
两汉时期的经学家注重学术研究而非仅仅注重仪式礼节等方面。
一方面,两汉时期经学家提倡通过学术研究来弘扬儒家思想,推广儒家经典,同时也倡导通过学术研究来改变社会风气,提倡道德伦理。
另一方面,两汉时期的经学家以经学为职业,严肃认真地对待经学研究,追求学术的卓越和创新。
尤其是刘向、杨雄等经学家的学术研究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和学问性。
两汉时期经学的代表人物在两汉时期,有许多杰出的经学家,他们对经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下是两汉时期几位著名的经学家及其贡献:1.董仲舒(179BC-104BC):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一位重要经学家,他将儒家经典与道家思想相结合,主张以天道为依据来治理国家。
他对经学的研究极其深入,提出了“格物致知”的学说,强调通过实践经验来增长知识。
2.扬雄(53BC-18AD):扬雄是东汉时期的经学家,他注重对经典的研究和阐释。
他在《法言》中提出了“才子论”和“状元论”,主张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达到个人的修养和国家的和平。
3.刘向(AD4-AD23):刘向是东汉时期的著名经学家,他在经学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他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经经的研究进行了精确的分析和解释,并在《说苑》一书中对古代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汉经学名词解释一、经学概述经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学科之一,主要研究儒家经典《五经》的内容和意义,以及相关的注释、解释和研究方法。
它在两汉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两汉经学的特点1.注疏体系的建立:两汉时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注疏作品,如《毛诗正义》、《论语集解》等。
这些注疏作品通过对经典文字的解释和注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2.经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两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与政治相结合。
经学成为官员选拔和考试制度中的重要内容,举子们必须通过考试掌握经典中所传达的价值观念。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两汉时期,经学不仅停留在对经典文字的解读上,还强调将儒家思想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礼记》中提倡“礼”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这一理论在两汉时期得到了实践。
三、两汉经学名词解释1. 五经五经是指儒家经典的总称,包括《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和《春秋》。
这些经典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影响深远。
•《易经》:又称《周易》,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
主要讲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变换来预测未来和解读现象。
•《书经》:又称《尚书》,是一部记载了周朝早期历史和政治制度的文献。
它以简洁明了的文字描述了当时的治理原则和政治思想。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合,包括了民歌、宫廷歌曲等多种形式。
这些诗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礼记》:是一部关于礼仪制度的著作,主要讲述了古代社会的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
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春秋》:是一部记载了春秋时期历史事件和政治斗争的编年体史书。
它通过对当时国家的兴衰和政治变迁的描述,展示了儒家思想中“仁义”等核心价值观念。
2. 注疏注疏是对经典文献进行解释和注释的著作,可以帮助读者理解经典中的内容和思想。
两汉时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注疏作品,对后世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通史第二十三集两汉经学(1)第二十三集两汉经学(1)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
包含着《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
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这一切均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像其他儒生一样,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一百多弟子投奔刘邦时,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搴旗的群盗壮士,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
此后的三年时间,叔孙通谨小慎微地对待刘邦,没有向刘邦推荐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着机会。
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当皇帝以后,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仪,在朝堂饮酒争功,刘邦为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
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他清楚地告诉刘邦,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城掠地打天下,却能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尽力。
刘邦还远未认识到儒家的作用,不过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
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也深刻地感受到仪礼秩序的重要。
从此,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做一个摆设,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已经隐约感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
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已即将到达终点,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刘邦即病逝。
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
2004年11月22日第十章两汉经学第一节汉代思想流变概况一、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鞅变法和鲁国初税亩的实行,中国传统社会已经开始了从井田封制到封建制的结构性转变。
秦的统一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
秦王朝用郡县制代替了封邦建国的分封制,用小农经济取代了井田制,车同轨、书同文,实现了政治、经济的统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
秦王朝也知道文化统一的重要性,但没有认识到取天下与守天下的时势之异,而是采取了“以法为师,以吏为教”的高压政策,“焚书坑儒”;又在政权尚未完全稳定、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恢复的情况下,留然发动对外战争。
结果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秦王朝很快丧失了政权,未能实现传至万世的梦想。
然而秦的灭亡,只是一个政权的灭亡,并不是它所建立的封建制度的灭亡。
继秦而兴的汉王朝,基本上继承了秦的政治、经济制度,继续推进着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大业。
二、两汉哲学争论的基本问题(一)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为独尊儒术的局面所代替:中国古代哲学由春秋战国(经秦)至汉代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转折时期——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为独尊儒术的局面所代替,地主阶级专制主义首次取得了统一的理论形态。
这是和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转折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汉承秦制,继续了秦王朝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这种制度,使奴隶社会和列国纷争的局面成为过去。
社会矛盾——奴隶主残余势力虽未完全消除,但主要矛盾已转变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了。
社会任务——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实质上是如何对付农民、处理好地主和农民的矛盾的问题。
意识形态任务——汉初因为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统治者采取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
黄老之学适应历史形势的需要,为这一政策提供了哲学基础,因而在汉初六十多年间得到了推行。
经过文景之治后,汉王朝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又通过剪灭同、异姓诸侯王的军事活动和汉武帝对于匈奴的军事反击,获得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内外环境;借助于平淮、酒榷、盐铁专营等经济龚断措施,汉王朝也消除了由于民间经济力量过于强大而产生的对于王朝的威胁。
两汉经学的特点
两汉经学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宗经思想:两汉经学以宗经为核心,强调对儒家经典的尊重和传承。
经学家们认为,儒家经典是圣贤智慧的结晶,是指导人们行为和思想的准则。
因此,他们主张以经为纲,以传注为辅,对经典进行阐释和解读。
2.注疏传统:两汉经学注重对经典的注疏,即对经典进行解释和说明。
经学家们通过对经典的注疏,不仅阐发了经典的内涵,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体系。
这一传统为后来的经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3.义理探究:两汉经学不仅关注对经典的注疏,也注重对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进行深入探究。
经学家们通过对经典的解读,发掘出其中的义理,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
这种探究方式对后来的宋明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4.政治实践:两汉经学与当时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
经学家们认为,儒家经典是指导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的准则。
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学习经典、研究经典、实践经典,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
这种思想观念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5.学术交流:两汉经学在学术交流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特点。
经学家们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如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参加学术会议等。
这种学术交流不仅促进了经学的繁荣发展,也推动了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总之,两汉经学作为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宗经思想、注疏传统、义理探究、政治实践和学术交流等特点。
这些特点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也对后世的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二:两汉经学万献初撰(宋时磊纂集资料)梁启超曾谓中国与西方学术演进的不同在于:“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1]所论合乎实际。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先秦学术百家争鸣的局面也随之结束。
秦朝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在地方推广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为封建王朝政治和国家管理制度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术上,秦王朝把极端化的法家学说作为官学,这为秦国定鼎中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焚书坑儒等严刑峻法的政策也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陈胜、吴广起事于田垄之间,项羽、刘邦争霸不休,战事连年,直到公元前202年才由刘邦建立统一的汉朝。
汉初的学者陆贾、贾谊、晁错等人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沉重教训,探讨大一统政权长治久安的良方,以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与刑名之术相结合,形成汉初的学术主流。
随着大汉朝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作为政权巩固的思想武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儒吸取先秦各家学术思想的养料,补充、改造和完善儒家学说,形成“经学”。
经学,是指训解、阐释儒家经典之学,汉代的国学呈现出经学一统江山的新局面,使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形成以儒学为主的大融合,为后世的国学形态奠定了基本的格局,对整个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汉初学术与经学制度的确立汉初,是对秦及以前历史进行总结并对新的社会结构进行探讨的时期。
陆贾《新语》主张“无为无不为”,贾谊《新书》提出民为“万世之本”,晁错《论贵粟疏》、《言兵事书》、《举贤良对策》等探讨汉代社会治理之方,他们的主张往往对儒、道、法诸家学说兼收并蓄。
学术史方面,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诸家有系统性的精辟评论。
这些都体现了汉初学术融合与继承发展的基本特点。
总体看来,汉初占主流的学说,是以先秦道家思想为基础,融合法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综合而成的“黄老之学”。
国学两汉经学介绍
经学是训解、阐发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
起初,六经是孔子删定的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战国以降,又成为儒家学派授受的教本,并经师徒相传,形成众多的传记。
及至汉代,正式出现“经学”一词,《汉书》中有邹阳说“邹鲁守经学”。
汉武帝罢黜诸子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五经》遂成为治国的法典,孔学遂成为官学,儒学便一步步从包含革命性的原始儒学摇身一变,成为僵化的制度化儒学,匮乏创新却饱浸陈腐。
其后,南朝的“七经”,唐朝的“九经”,直至宋朝扩充为“十三经”。
由汉初至清末的2100年中,经部书籍不断增加,在《四库全书总目》达1773部20427卷,经学成为烦琐哲学。
正如经学专家周予同先生所说的那样,随着儒学的经学化和制度化,“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到这时期,似乎大发展了。
其实完全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来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
”孔子的真相若何?他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他是一位
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专家。
”
第一今文经学
历经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后,刘邦入关,萧何努力收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却未顾及《六经》典籍,当时的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
汉初欲复兴儒家文化,只得求诸故秦博士记忆口颂和民间匿藏。
秦博士或官吏,如伏生、叔孙通、张苍、浮丘伯等口授,由汉初时人按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的典籍,便是“今文经”,训释、研究今文经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
因其时《乐经》已无人传授,也不见古文秘籍,汉初只有《五经》流传于世。
其一为《诗》,诗分三家,《鲁诗》传人为荀况弟子浮丘伯,《齐诗》传人为齐人博士辕固,《韩诗》传人为燕人博士韩婴。
其二为《书》,传人为济南博士伏生。
其三为《易》,传人为齐人田何。
其四为《礼》,传人为叔孙通、高堂伯。
其五为《春秋》,战国时即有“三传”,《左氏》无今文,《公羊》、《榖梁》创于战国而写定于汉初,属今文。
《公羊春秋》写定者为汉初齐人公羊寿与胡母生,《榖梁春秋》传人为鲁申公。
“今文经学”作为名称则是东汉时的事,当时因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彼此各树一帜。
{今文经学缺代表人物}
第二古文经学
古文是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与汉代通行的隶书不同。
古文经是指躲过秦火焚书大劫的私藏或秘藏的典籍。
一说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王刘德在民间搜集古籍,得到“古文先秦旧书”;另一说据《汉书•艺文志》: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馀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从鲁壁得到《古文尚书》、《论语》等数十篇,“皆古字也”。
刘歆(约前46年-23年)校理秘籍,发现古文经传,建议朝廷设置《古文尚书》、《毛诗》、《逸礼》、《春秋左氏传》博士,遭诸儒反对,刘歆便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一文,从此开始今古文经学之争。
古文经学在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与今文经学不同,进而在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异流。
古文经学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先师,把儒家典籍看作历史资料,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没什么“微言大义”,认为《六经》皆史籍,平实地讲理经书。
汉代古文经学家以刘歆为代表,另有杨雄、桓谭、王充、贾逵、马融、郑玄等。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先生认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的来源可能上溯到先秦儒家的两派,所以公元一世纪的古文经学思想家都具有与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义宇宙观。
第三独尊儒术
秦始皇、汉武帝对儒家的不同政策:
秦李斯秦始皇(前221-前220年在位)焚书坑儒前221- -206 (历时15年)
汉董仲舒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202-220(历时422年)
秦朝从统一思想入手,采取了一系列“大一统”的措施,巩固了秦朝首次实现的统一。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提出的对策中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罢黜百家博士,只立《五经》博士,正式宣布儒学为国家官方学说,从而《五经》占据了统治地位。
从此,《五经》和儒学成为国家教育的基础,儒学从中国第一个私学上升为第一个国学。
儒
家以外的诸子之学,由于无进身之路,日益衰微。
董仲舒(约前198-前106),河北广川人,他建立了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具有神学内容的新儒学体系。
在政治思想方面,以儒家仁义道法、礼仪教化为主,兼有刑名思想,主张建立“大一统”。
他倡导“天人感应”说,作为向集权者讲谏的方式,也是为皇帝特制的精神枷锁。
他提出“王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这些思想,不仅成为汉武帝统治的理论基础,也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
此后二千多年,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独尊的时代从此开始。
孔子、董仲舒和此后的朱熹成为中国儒学历史上三个顶尖级的思想家,是儒学发展的三大里程碑。
到西汉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则进一步提高了儒学的地位,也使经学逐步失去了其学术性和独立性,成为政治的附庸。
特别是白虎观会议纪要—《白虎道》的发表,更是确认了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宗教制度。
两位美国人用异样的视角观照这一事件: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这样评价秦始皇和汉武帝对儒家不同的政策:“秦始皇师从法
家,通过制定极其精细具体的规章制度来管束官吏,而汉武帝与其他汉朝皇帝则效法儒家,利用主从关系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进行统治,相信长此以往其臣下终会依忠君尽责的道法原则纾事,这样君主便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并节省开支。
为使官员们接受这一原则,武帝尊崇儒术。
”
美国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总结道:“尽管汉代儒术是一种奇特的思想大杂烩,孔子的伦理观念还是逐渐从汉初学者的调和思想中再度脱颖而出。
这样,秦朝在法家学说上建立起来的无情的专制思想,渐渐就被儒家的伦理价值观所取代了。
这种法家帝国与儒术统治之间的平衡再次证明鼓吹二元对立互补的‘阴阳’观是多么有用。
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家们势不两立,但前者为后者创造了一个适合发展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后者亦使法家的帝国稳如磐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