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与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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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古代的谶纬之学摘要:谶纬,是中国古代谶书和纬书的合称。
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被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人称为“内学”,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
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
大量的研究和数据告诉我们,占卜、测字、算命,这些都曾是谶纬的一部分,本文将探究谶纬文化的流变,解构封建迷信的真实面目,以及对谶纬之学的思考。
关键词:谶纬之学发展思考一、谶纬之学的基本内涵谶纬之学,中国两汉时期一种把经学神学化的学说。
“谶”是一种隐秘的语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告人政事。
谶书是占验书,“纬”是相对“经”而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
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但就产生的先后说,则谶先于纬。
汉以前在燕齐一带的方士中就造有“谶语”。
秦始皇时,方士卢生入海求仙,带回《图录》一书,中有“亡秦者胡也”的谶语。
《史记》中也载有《秦谶》。
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经学地位提高,产生了依傍、比附经义的纬书。
纬以配经,故称“经纬”;谶以附经,称为“经谶”;谶纬往往有图,故又叫“图谶”、“图录”、“图纬”;以其有符验,又叫“符谶”;以其是神灵的书,又叫“灵篇”。
二、谶纬之学的发展演变从谶纬演变的历程来看,谶纬在经历了汉代的辉煌之后,不容于庙堂,又受到儒、佛、道三教的排斥,便由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转为社会潜流,逐渐退出精英文化圈。
东汉初年谶纬大盛。
东汉光武帝刘秀曾以符瑞图谶起兵,即位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东汉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神圣性。
当时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都要依谶纬来决定;对儒家经典的解释,甚至也要向谶纬看齐。
谶纬在汉代的流行,是与汉代思想界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泛滥分不开的。
谶纬与经学的结合,推动了汉代经学的神学化。
谶纬之学对东汉政治、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均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在东汉末年渐衰。
谶纬之学中国两汉时期一种把经学神学化的学说。
“谶”是一种隐秘的语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告人政事。
谶书是占验书,“纬”是相对“经”而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
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但就产生的先后说,则谶先于纬。
汉以前在燕齐一带的方士中就造有“谶语”。
秦始皇时,方士卢生入海求仙,带回《图录》一书,中有“亡秦者胡也”的谶语。
《史记》中也载有《秦谶》。
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经学地位提高,产生了依傍、比附经义的纬书。
纬以配经,故称“经纬”;谶以附经,称为“经谶”;谶纬往往有图,故又叫“图谶”、“图录”、“图纬”;以其有符验,又叫“符谶”;以其是神灵的书,又叫“灵篇”。
西汉中期以前,谶纬不过是零星的只言片语,到西汉末年,方士化的儒生,大量造作谶纬,并编辑成书。
东汉刘秀以图谶起兵。
他即皇帝位后,崇信谶纬,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
计有《河图》9篇,《洛书》6篇(见河图与洛书),还有托为伏羲到孔子演绎的30篇,再加上经纬35篇,共80篇。
谶纬书的名称都是很奇怪的,如《易纬》的《乾凿度》、《稽览图》,《书纬》的《璇玑钤》、《考灵曜》,等等。
这些名称显示了谶纬的神秘性。
谶纬以阴阳、五行为骨架,是数术迷信与经学的结合,内容庞杂,其中有解经的文字,有古代的神话传说,有天文、地理及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但它的核心则是神学。
在谶纬中,孔子被塑造成一个能知过去、未来的伟大的“神圣”,并说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神人。
谶纬神学的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论。
谶纬中的“天”即上帝,是最高的神,有意志、思想、感情,能赏罚。
天的意志通过阴阳五行和天象的变化表现出来。
按阴阳五行和天象的变化,可以占验吉凶祸福,了解“天意”。
谶纬中,天人感应论被广泛应用,比附得十分细密,也极为烦琐。
谶纬在东汉时,号为“内学”,尊为“秘经”,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白虎通》谶纬类文献研究《白虎通》中主要存在三大类文献:今文经学类文献,古文经学类文献,谶纬类文献。
三者之中,今文经学所占比重最大,重要性也较其余二者为甚;古文经学涉及较少,影响不大;谶纬在《白虎通》中所占比例虽然较小,但却拥有核心地位,其重要性就在于对经学和谶纬的积极的整合作用。
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白虎通》及谶纬产生之思想渊源和历史背景”,采用历史研究法,梳理了自先秦至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整合潮流,在此基础上,汉代在经学,尤其是今古文经学融会贯通上所做的努力,而白虎观会议的召开与《白虎通》的成书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阶段。
与此类似的是,谶纬之学也经历了一个由分散到整合的过程,而谶纬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在谶纬类文献整合中也有重大的作用,最终在光武帝时代“宣布图谶于天下”,是历史上谶纬类文献的最全面的整合本。
随着二者的发展,今古文经学与谶纬之学的整合促使了《白虎通》谶纬类文献的产生。
第二章为“《白虎通》明引谶纬类文献——三十一条引文研究”,采用图表法和分类法,以图表的形式罗列了《白虎通》文本中明引的三十一条谶纬类文献资料,此三十余条对于谶纬的主体文献——《七纬》大都有所征引,并且没有引用预言性质较浓的一些纬文,显示了《白虎通》文献的理性特点。
明引谶纬类文献资料的思想内容可分为两大类:自然哲学思想与政治哲学思想,前者包含宇宙生成论、天文历法、中医理论等;后者含有三纲六纪、君臣关系、等级制等与政治关系密切的论点,同时,二者具有强烈的互动关系,自然哲学是为政治哲学服务的,在天体运行规律、灾异论等方面尤其明显。
明引谶纬类文献的意义主要为两种,即“以谶断礼”——裁定、评判之作用,“以纬俪经”——解释、说明之功效。
第三章为“《白虎通》暗引谶纬类文献——两种整合模式研究”,采用分类法与举例法,对《白虎通》暗引谶纬类文献作两大类分析:一是将谶纬类文献与五经类文献关于某一主题进行重新整合、解释所形成的文本资料,二是将不同谶纬类文献或同一谶纬类文献关于某一主题进行重新整合、解释所形成的文本资料。
古文经学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
用先秦的古文字“篆书”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古文经,训释、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为古文经学。
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
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
这些古文经传,都藏于汉朝的秘府,不立官学,只是民间学者私相传习而已。
今文经学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
这些传授和研究今文经籍的学派称为今文经学。
第一次经学今古文之争西汉中后期,一些古文书写的经书陆续发现,并在民间传授。
这些古文经与今文经在内容、解释和观点等方面多有不同。
与今文经着重于阐述圣人的微言大义不同,古文经偏重于史实的解释。
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受召领校皇家藏书。
刘向卒后,哀帝又命刘歆继父业。
刘歆在校中秘书时阅览并研究了许多古文经籍,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
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
基于此,在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请立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
因遭到太常博士(今文派诸儒所拒绝)群起反对,刘歆离开京都。
这是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重要争论。
第二次经学今古文之争西汉末,王莽欲篡权,提出“王田”的主张,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利用《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说法,以为现论依据。
《周礼》属古文经,古文经学地位因得以提高。
王莽秉政后,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
平帝时,立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经学对抗。
东汉初,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古文。
谶纬之风影响了东汉经学的今古两派。
东汉光武帝立今文五经十四博士,而不立古文经。
再次确立今文经学在官学中的统治地位。
当时古文经学在朝野势力和影响均已较大,治古文经者迫切要求立古文经学于学官。
建武四年(28),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置博士。
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原因自从春秋时代孔子教学以经授徒以后,五经成为后代儒生必读的经典古籍。
然而这些经书,最迟从战国时代开始,由于流传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因而传本文字也有所不同;又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古代文献付之一炬,加上不同时代环境的变迁和各地语言文字的差异,传世的经典文献和后来出土的版本文字资料,难免因形体不同,繁简不一,使得经师和儒生在讲授解释时,各有不同的主张,因而造成经义理解上的歧异,和思想倾向上的对立。
到了西汉时代,经学就有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之分。
今文经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的,古文经则是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写成。
虽然同样是先秦儒家留传下来的经典文献,但在经师和儒生心目中,前者大都出自西汉初年宿学名儒的口耳相传,像《今文尚书》《诗经三家诗》《公羊传》《仪礼》等书,都属于今文经;后者则是西汉景帝以后孔壁出土或民间呈献的古籍,像《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左传)》《周官(周礼)》《古文孝经》等等,都属于古文经。
今文经学者以为经书讲的是经世济民之学,可由三纲五常推衍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甚至可藉阴阳五行之说来推究政治得失及天人之道。
他们重视的是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者则是把这些经籍视为历史文献,主要做为授徒讲学之用,注重的是文字训诂,首先要求把经文解释清楚。
因为重点不同,师承不同,于是逐渐分成两大学派,造成汉代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门户之争。
在汉代今、古文学派长期的对立斗争中,起先壁垒分明,各不相让:在政治上,今文学派配合时务,关心世事,古文学派则主张复古,专心学术,趋于保守;在思想上,今文学派倡言阴阳五行,以谶纬图书附会政治人事,古文学派则讲究典章制度,论政亦悉依古圣先王;在学术上,今文学派喜就经文以阐发微言大义,古文学派则多按字面以训解经文本义。
演变到后来,不论是今文学派或古文学派,学者多株守一经,家有家法,师有师法,陈陈相因,牢不可破矣。
起码在西汉末年已是如此。
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由于帝王的提倡和公卿的好尚,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今文经学非常昌盛,很多今文学派的学者受到重用,有的立为博士,而古文经学则多止流行于民间。
中国古代的谶纬中国古代谶纬神学一、谶纬的名义谶纬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特殊的文献现象,学界多认为其兴起于西汉,盛于东汉,魏晋时尚存遗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谶自谶,纬自纬,并非一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六·易类六》附录《易纬》案语云:“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
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
《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
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
《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
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
……则谶与纬别,前人固已分析之。
后人连类而讥,非其实也。
右《乾凿度》等七书皆《易纬》之文,与图谶之荧惑民志,悖理伤教者不同。
”1清代学者多沿此说,但谶纬并非如其所言截然不同,二者实有关联。
谶与纬常并称谶纬。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谶’,验也。
有征验之书,河雒所出书曰谶。
”2也就是说,“谶”指的是指示预言的书。
“纬”,本是相对“经”而言,段曰:“‘纬’,织衡丝也。
……汉人左右六经之书谓之秘纬。
”3也就是说,纬书是依附经义,以五行术数等方式来解释经书,主要是依托经书对谶进行解释。
可见二者是互相依附的。
谶语出现的时间较早,《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记载始皇三十二年(前215),方士燕人卢生“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4,于是,秦始皇派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
始皇三十六年(前211)更有“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多条谶语5。
这些谶语多有“秦亡”的含义。
谶语的出现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李贤注《后汉书·光武帝纪》引《尚书中候》。
由于谶的主要功能是制造舆论,为了扩大影响力,谶还经常和谣联系在一起,方便传唱,且多出于乱世。
《隋书·五行志》中也记录了相当数量的谣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