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水墨人物画原理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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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人物是件苦差事” ――方增先访谈方增先,1931年生于浙江浦江县,现为上海美术馆馆长、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院长。
他长期致力于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创作与教学,作为20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画坛具有广泛影响的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和推动者,他卓有成效的水墨人物画实践在中国画现代化改革的进程中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10月中旬,由文化部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的《行行复行行――方增先人物画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受到美术界高度好评,我的采访也就约在了方先生在北京的家中。
方先生给人的感觉谦和淡泊,与人交谈时,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
他看上去十分瘦小,那些天北京的天气还没有转冷,但他早已裹上了厚厚的毛衣和羽绒背心。
胃病又犯了,午睡后就着热水吃了一小块面包。
他有些无奈地笑着说:“我也就能吃点这个了,这个软和,吃别的胃都受不了。
”我们的采访就这样聊家常一样漫谈开来。
采访结束后来了几拨儿青年画家,都是听说方先生在北京,通过各种途径找上门来,希望能聆听先生的教诲。
对于这些画界晚辈,方增先很热情也很认真,他仔细地翻看来访者带来的作品或画册,中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对其中的一些细节,乃至什么地方应该增几分墨、减一两道线等提出很具体的建议,就像熟识已久的良师益友。
记者:从《粒粒皆辛苦》到《艳阳天》和《母亲》,再到近些年许多藏民肖像及西藏题材作品,您的画中农民形象最多见,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曾评价您“始终在为农民塑魂”。
您为什么对农民形象、农村题材那么感兴趣?方增先:可能因为我本人就是农村出身吧,我生在浙江浦江县西塘下村,那是一个小山村。
那时候的农民非常淳朴、敦厚,他们身上很多品质都很吸引我、打动我,那种生活状态也是我非常熟悉的,所以不由自主就画的是这类题材。
前些年还曾特意回到家乡,希望再去找当地的农民来画,去了以后发现真正的农民已经没有了,只有在和自己年岁差不多的人身上,还能依稀看到从前农民的影子。
方增先意笔人物画浅析作者:于聪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16期摘要:意象油画在中国的发展是时代的产物,也顺应了历史的要求,并且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有了新的发展。
这个新的发展更具有时代意义,是值得继续关注研究的。
本文的切入点就是意象油画在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特的绘画语言特征。
关键字:意象油画;物象;心象就意笔人物画而言,被誉为“新浙派人物画”奠基人的著名画家方增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中国意笔人物画的变革、创新之大成者。
他在继承传统,又如何实践传统,创造新的适应新时代审美所需求的笔墨语言方面,建立了“新国画”的审美语言和美学体系,实践了他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创新的理念。
方增先早年系统地接受了学院派教育,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底和造型能力。
他早期在中国意笔人物画的创作中,借鉴西方素描造型的特点,巧妙地与中国水墨画传统绘画相结合,在研究花鸟画的笔墨技法中汲取营养,将西方的写实造型观转化为中国画的意笔造型观,为中国意笔人物画在造型与水墨关系的处理上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方增先意笔人物画的表现形式和笔墨结构的变化与发展,是在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下转化的。
他早期的作品如《说红书》(图1)、《粒粒皆辛苦》等等,以线为主造型,用线的粗细、墨的强弱、块面与线条的交错运用,体现中国画水墨写意的笔法和墨韵,而人物形象和手的处理,是从解剖的角度去塑造,并且为更好地表现结构施加了色、淡墨加以皴染。
这种笔墨结构代表了时代特征,反映出浓厚的生活气息。
方增先作为浙派中国意笔人物的领军人物,他的艺术追求和发展,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按照时代的需求而进行变革、创新的。
八十年代,在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的碰撞中,他力求在笔墨形式和语言表达上,通过实践找到与之相适应的最佳结合点。
他用时代的笔墨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产生了《帐蓬里的笑声》(图2),《祈祷的老人》等等反映藏民生活的水墨作品。
从中我们看到他为实践新的笔墨语言而不倦求索的身影。
内省的力量——我看方增先先生对于中国人物画中西融合的反思文潘公凯展览报道.女*方增先先生是我的老师,他是第一代。
新浙派”面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作为浙派人物画的旗手.他对于中国人物画在技法观念、教学改革上的思考与实践,为现代中国人物画开一代新风做出r卓越的贡献。
方先生在早年求学舯代便练就了两方面的坚实基本功.一是准确生动、刘画深人的素描造型能力.二是来自于写意花岛画.山水画的笔墨抒情功夫。
其后他又在创作实践中把二者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井开创了造型严谨而兼富笔墨意趣的个人风格。
方先生画^物时,^物脸上的面的转折是用笔一撇.选“一撇”是从花鸟画。
勾花点叶”撤叶子的笔i击借鉴而来.井经过思考研习的成果。
将花舟的笔墨引入^物画.既有线又有大笔触,稠化痕迹明显而且痛快酣畅、水墨淋漓.笔墨韵味十足。
充分发挥了宣纸和写意笔墨的静致。
画中^物的脸部与衣垃简洁概括.以墨线为丹,兼镡明暗结构.又富有蚌活意趣。
这种技法启迪了吴山明、周思聪.聂鸥等一大批画家。
在已经取得的成就面前,方先生并没有抱定原有的风格一成不变,而是以令人敬佩的勇气与开拓意识,重新审视中国人物画的中西结合问膊.审视自己的过去,继续探索,以求创新。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方先生曾经有一段时间对自己学素描持反省阻至否定的态度.对中国画创作与教学中的素描基础进行了擦刺舶反恩,这种反息源直于方先生自己的创作实践经验。
他所思考的问题是:素描(包括经过改造的结构素描)作为中国人物画的造型基础究竟台适不台适,这样做的利弊究竟如何?这是方先生在深刻领悟中国画传统之后进行的潦屡攻反思.在中国画的理代转型时期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参照意义。
方先生对于将素描作为中酱人物画造型基础的反思,从蕈种意义上来说,是绘画界多年以来对于以中西融合改造中国画的无数回合的讨论中最有深度的思考之一。
我曾跟方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来看:其一,是作为浙派人勃画的总结,不能简单否定素描。
广益2008年底,我到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工作。
作为一名新老师,我有自己的教学理念,不希望父亲过多过问我的课堂教学。
但没想到,父亲非常关注,一来因为当时系里人物画教授都是他的学生,他担心我胜任不了这个工作,给大家添麻烦。
二来我刚开始当老师,有个成熟过程,而我教的本科一年级正是打基础的时候,如果搞砸了,学生这辈子的职业生涯都会蒙上阴影。
父亲规定我把学生作业都拍成照片带回家给他看。
几乎每一件作业,他都仔细看,并追问学生问我的问题,还教育我说有疑问才能开始学习,哪怕学生提不出问题,老师也要启发学生发问。
我在课上让学生罗列问题,并把有价值的问题带给他,我记下他的回答并在下一节课一一答复。
我刚到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很大一部分是父亲在间接讲授。
他一直参与我的教学,直到2012年生病为止。
我教的是新生,他们的绘画基础是西式训练,而对什么是国画,甚至什么是绘画和美术都没概念。
我的课有水墨人物画、素描和一些选修课如书法等,专业性比较强,我在课堂上教授的内容,学生基本没有回应,我比较沮丧。
父亲问清原委后,建议我在教学时要先建立一个绘画概念,再在此基础上搭建国画人物画概念和其他专业概念。
在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需要学生看很多优秀作品。
如何搭建这一绘画概念,他给了我很多意见,包括让我带学生去美术馆,让学生多看画册等。
因为专业课课时少,上课参观美术馆比较耗时,所以我要求学生利用周末去参观,而我也会到美术馆为学生讲解。
课堂时间主要用在画画实践上,上课的“多看”主要靠画册。
画册很重,我上课就像出门旅行一样,要带一个拉杆箱。
每次上课前一天,父亲就在我们家收藏的画册里挑选,他对这些很熟悉,有些画册都被他翻烂了,里面哪一张画比较重要,为什么重要他都要一一跟我讲清楚。
教室有画册就有了很好的气氛,我也能经常跟学生讲解这些画家和作品。
刚开始很多新生基本上不知道美术行业是干什么的,更不会知道国油版雕的区别和各自的特点,国画和水墨人物画的具体常识就更不知道。
国画名家方增先:画水墨人物要“大胆入笔,小心收拾”方增先: 我觉得画水墨人物要“大胆入笔,小心收拾”。
“大胆入笔”——下笔的时候用笔要肯定,要大胆地画,那么画完以后修改的时候呢,是小心收拾。
方增先,男,汉族,1931年生,2019年12月3日浙江浦江现代画家,20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画坛具有影响力的“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与推动者。
浙江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曾任上海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学院荣誉教授、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院院长。
2013年1月获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
其实,方增先最初是画油画的,因为受到特殊时期的影响,领导找到他,告诉他不要画油画了,画我们中国的国画,之后方增先就开始了国画的创作。
那个时候方增先单纯的不去想个人爱好就是去完成国家的任务。
进入当时的浙江美院国画系后,方增先也曾有过迷茫。
他在一篇自述中写道:“人物画在中国画坛上,是一个早被边缘化了的'物种’,这是一种不期而遇的使命。
人物画创作,人人都希望走出一条新路,但怎么走,谁心里也没有底。
”就是在这种“使命感”与“心里没底”的状态下,方增先开始了对人物画创作的探索。
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奠定美术界地位方增先被人熟知,是靠着《粒粒皆辛苦》和《说红书》。
在创作《粒粒皆辛苦》时他年仅24岁,在那个时候的发行量是空前的,火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当时全国居民没有自来水要到一个集中接水的地方去,淘米洗菜。
那个时候每一个供水的地方都有一张《粒粒皆辛苦》。
中国画的基本功,第一是线条。
至于人物画,还要加上人物造型,包括人的结构,需要研究人的解剖,框架有了就容易画好。
方增先解决了人物画的用笔问题、造型问题。
他吸收了西方严谨的素描造型方法,又跟中国文人画强调骨法用笔和中国画山水的关照方式结合起来,使人物画的造型既达到了写实的高度,同时又发挥了中国画的特色。
方增先的中国人物画基础是“线性人体结构素描”,它的形成是从法国明暗五调子素描法、苏联契斯恰可夫的分面法到美国伯里曼结构学,进而到线的结构法以及线的团块整体表现,实现了潘天寿有关中国画必须以线为主的观点在现代人物画教学中的具体落实,是在推崇以明暗为主体的西方传统素描法外的另辟蹊径之举,成功解决了当时中国人物画表达的迫切现实需要。
方增先写意人物风格研究作者:赵霞来源:《文艺生活·下旬刊》2020年第05期摘要:五六十年代的学院派艺术家聚积文人笔墨与造型结构,勇于突破传统,结合现代性创作,成功变革了中国水墨人物画,方增先则是重要的领军人物。
方增先的写意人物创作表现有着阶段性的特征,重点分析其各阶段创作风格,了解“新浙派”人物画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文人笔墨;形体结构;新浙派”;人物画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 (2020) 15-0050-01一、引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方增先作为“新浙派”人物画的领军人物,巧妙地将文人画笔墨与写实造型结构融合,并实践于美术教育工作之中,对今后高校美术教育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教学方案,“新浙派”人物画的兴起,影响了几代人对于传统与时代的思考,作品也展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而貌,方增先对于继承和创新有独特的见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发展才没有停止不前。
二、方增先的艺术生涯“新浙派”人物画就是在方增先等老前辈水墨人物画在二十世纪初以“以写实改造中国画”和“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观念下,结合时代性创作而发展起来的,进行现代水墨的实验探索,努力地改良中国画。
文革之前的方增先,所画人像,将明暗关系开始运用结构在其中,1960年之后,方增先将人体结构学,运用到绘画和教学当中,并称之为结构素描。
从五十到七十年代以方增先、李可染等为代表的写实主义的中西融合派,“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最能体现时代精神与时代审美理想的艺术作品,其作者便是那个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
’’①方增先便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新浙派”人物画的领军人物。
三、以创作题材及画法为例分析方增先的作品第一阶段的作品多为表现农民及革命题材,画法逐渐脱离明暗关系,开始用线,认为结构本身就可以体现立体感。
画《粒粒皆辛苦》的时候,他对农民的生活是深有感触,1978年夏,方增先重新创作了《粒粒皆辛苦》,对比两幅作品,在人物的处理上,后期的这幅则是水墨味道愈浓烈,进行笔墨结合素描创作的这一代画家而言,都处于艰难的转型阶段。
鸿、契斯恰科夫和从德国回来的舒传曦几大素描体系。
契斯恰科夫体系的素描分面训练法和徐悲鸿的西洋体积明暗造型方法,尽管能解决中国画造型的大前提问题,却不能把造型和笔墨完美地结合。
舒传曦也讲结构,但更注重形式的结构。
而方增先根据对伯里曼《人体结构》的研究和对传统造型法则的研究提出了团块的结构概念,并在多年实践之后,总结成文,在《美术丛刊》第七期上以《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问题》1为题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证了中国画“从来就按形体结构去造型”,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对中国画造型基础训练方法问题作出总结和归纳。
在此期间,方增先的实践也是硕果累累,如《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和《艳阳天》等等。
《粒粒皆辛苦》是方增先第一幅尝试将水墨、线条和现代的速写、素描结合起来画的水墨画创作。
画的起因是1955年,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院组织了“敦煌考察团”去西北,回来时正值秋天,路上看到农民在地里收割的情形,有感而发,该画以“锄禾日当午”诗中的句子为题,画面呈现S形构图,具有北方地域特色包着头巾的蹲在地上拾取麦穗的农民在画面上占据着主体位置,右上角拉着粮食的骡车则点明了时间,地点,也为事件的发生加以铺垫。
作者通过写实的手法,表现了农民对粮食的珍惜之情,从而表达了对农民、对农村生活的真挚的情感。
稍后方增先创作的另一幅《说红书》就堪称浙派人物画的巅峰之作了。
《说红书》在取材上并无惊人之处,画面描绘的是公社社员们利用田间休息的时候讲革命故事的场景。
但其作品成功之处在于对人物性格的深入刻划和人物之问相互关系的恰当处理。
画家经过反复研究,六易其稿,终于创作出一组性格鲜明,神态各异的农民群像。
在其中,有经验丰富的农村干部,有经过战争考验的复员军人,有充满着羡慕斗争生活,憧憬未来的姑娘,也有天真活泼、崇敬英雄人物的儿童,而他们的神态上一方面都全神贯注于故事,另一方面画家又根据他们的年龄、身份、阅历对神态作了恰如其分地描绘,有的欣赏入神,有的面露惊讶,有的急于等待故事的结局……;而那个说故事的青年只是露了一个背影,但从他抖擞的精神和手中钢枪(镢头)的挥动,以及整个身躯的动态,都表明故事已发展到紧张时刻,这使画面更加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