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威廉·燕卜荪与“诗歌分析方法之争”作者：秦丹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6期摘要：作为现代文学批评重要的先驱人物，威廉·燕卜荪在“诗歌分析方法之争”的学术公案中受益良多。
燕卜荪所创造的语词分析批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罗伯特·格雷夫斯和劳拉·赖丁所称作的诗歌中“词语增强的近亲繁殖”方法的启示。
正是这一启示，使得燕卜荪对诗歌所蕴含的多重意义更感兴趣。
与格雷夫斯、赖丁相区别的是，前者更倾向在众多复杂意义中作出选择，并决定最终的意义;而燕卜荪并不在意只选择一种特定的意义，而是强调词语所有可能意义的共存。
关键词：威廉·燕卜荪;诗歌分析方法;罗伯特·格雷夫斯;劳拉·赖丁中图分类号： I052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8.06.0024作为现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代表性人物，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的最大成绩，就在于由其所创造的语词批评方法揭示了文学文本丰富的内涵。
[1]他的导师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关于批评方法的著述不仅“改变了人们阅读的习惯”，而且自《含混七型》问世后，“没有任何批评可能有过如此持久而重大的影响” [2]。
这种“重大影响”在埃德温·博格姆（Edwin Burgum）看来，简直就是“开创了诗歌批评的新纪元”[3]。
其实，燕卜荪所提出的语词批评方法在文学批评领域并非横空出世的孤立存在，这一批评方法正是于20世纪科学新发现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对瑞恰慈、艾略特等批评家诗学思想的承继和不断偏离，对格雷夫斯诗歌分析方法的借鉴中，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的。
其中，在对格雷夫斯诗歌分析方法的借鉴上，还引起一场“诗歌分析方法之争”。
燕卜荪复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局限——以《朦胧的七种类型》为中心边祥云【摘要】在威廉·燕卜荪《朦胧的七种类型》中国化的过程中,传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朦胧的七种类型》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教学讲学、著述译介和教材阐释三个途径,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译介迟缓、教材阐释不完善等问题.【期刊名称】《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年(卷),期】2017(000)004【总页数】7页(P36-42)【关键词】《朦胧的七种类型》;燕卜荪;传播;局限【作者】边祥云【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6威廉·燕卜荪可谓是新批评细读法的出色代表和实践者，他前承I·A·瑞恰兹对语义分析批评的探讨，后启新批评其他成员的批评工作，他提出的复义理论集中体现在1930年发表的《朦胧的七种类型》（以下简称《朦胧》，又有《晦涩的七个类型》《复义七型》《七种意义不明确的话》《多义七式》《含混的七种类型》《含混七型》等别称）中。
燕卜荪对“朦胧”（ambiguity，又译为“含混”“复义”）作为一种审美要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诗歌语言之朦胧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细读法是新批评的核心标签，这种方法在中国也广为研究者所用，梳理、研究燕卜荪《朦胧》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及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是推进燕卜荪复义理论和细读法研究的重要工作。
经过归类概括，笔者发现，《朦胧》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教学讲学、著述译介和教材阐释三个途径。
燕卜荪复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他在中国的讲学是密不可分的，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燕卜荪曾三度来到中国访学、讲学。
1933年，燕卜荪到中国旅游、访学后深深爱上这片土地。
过了四年，燕卜荪被他的老师瑞恰兹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这一呆便是两年。
1937年初，燕卜荪从伦敦出发，辗转到达北京。
由于当时中国的战争环境，燕卜荪没有也无法立即投入教学。
之后，燕卜荪和理查兹夫妇一同前往长沙，此行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基本英语的委员会。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价值观。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体现在对西方文学的吸收与融合上。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学开始传入中国，这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作家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这些新的文学理念和技巧逐渐融入到他们的创作中。
例如，鲁迅受到了俄国文学的影响，他的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现实主义风格就是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而且，中国作家还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方式，将西方文学的精华引入到中国，拓宽了他们的创作思路和表达方式。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还体现在对西方文化观念的吸收与反思上。
中国作家在接触到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念。
他们开始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并试图将其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和融合。
例如，鲁迅在他的散文《狂人日记》中，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批判，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反思和对西方文化的向往。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在形式和内涵上都呈现出了独特的特点。
此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还体现在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再创作上。
中国作家通过对西方文学经典作品的再创作，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了有机结合。
例如，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就是对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的再创作。
莫言通过将福克纳的故事背景改为中国的农村，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使得小说更贴近中国读者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
这种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再创作，不仅仅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回应和表达，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过程。
威廉·燕卜荪《南岳之秋》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年9月27日生于英格兰约克郡，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诗人。
他的成名作为《朦胧的七种类型》。
他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英文界大家以及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一代宗师。
曾任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编辑，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英国文学教授。
1984年4月15日去世，享年77岁。
燕卜荪是“超前式”的诗人和新锐的批评家。
他来中国的时候刚过三十岁，风华正茂，跟着临时大学(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到长沙、南岳、蒙自、昆明，同中国师生打成一片，·彼此极为相得，当时写了一首题名《南岳之秋》的长诗，其中说：“我交了一批好朋友。
”中国新诗也恰好到了一个转折点。
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的缺乏灵魂上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他们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又读狄仑·托玛斯的“神启式”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一一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其结果是，他们开始有了“当代的敏感”，只不过它是结合着强烈的中国现实感而来，因为战局在逆转，物价在飞涨，生活是越来越困难了。
他们写的，离不开这些—尽管是用了新写法。
与中国现实的密切结合，正是四十年代昆明现代派的一大特色。
在燕卜荪的影响下，一群诗人和一整代英国文学学者成长起来了。
燕卜荪一生诗作不多，1955年出版的诗作合集仅收诗50余首。
这些诗受玄学派和T.S.艾略特的影响，以严谨的古典形式反映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困惑和内心痛苦。
燕卜荪天分和才情极高，1930年就发表了文艺理论专著《朦胧的七种类型》。
他在剑桥曾拿下数学和英文两个第一，他是从数学后转到文学上来的，是剑桥著名文学理论家瑞恰慈的高足。
其诗歌创作是“孤独与受难”的产物。
威廉·燕卜荪南岳之秋同北平来的流亡大学在一起灵魂记住了它的寂寞，在许多摇篮里战栗着……相继是军人，忠实的妻子，摇篮中的摇篮，都在飞行，都变畤形了，因为一切畸形都使我们免于做梦。
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记晚清政府派员参加美国圣路易
斯博览会
沈原
【期刊名称】《历史档案》
【年(卷),期】2006()4
【总页数】5页(P72-76)
【关键词】美国;晚清政府;中西文化;政府官员;代表团;历史发展;圣路易斯博览会【作者】沈原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2
【相关文献】
1.浅论晚清时期中西文化的交融 [J], 冯荣珍;乔衡
2.茶馆与咖啡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J], 王惠丽
3.文化扩散视角下的《花木兰》
——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J], 张芬
4.晚清报刊小说折射出的中西文化交融 [J], 杨吉风
5.晚清赴美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史料 [J], 江岳波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交流近代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交流：近代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国历史悠久，是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
长期以来，中国不仅积极参与着自身的文化传承，同时也积极地接纳了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与传播，中国的文化交流经历了深刻的碰撞与融合过程。
本文将探讨中国近代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历程以及这种碰撞与融合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近代中国的文化交流近代以前，中国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文明之一。
然而，在近代中国面临着外国侵略与殖民势力的压迫下，中国开始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世纪中期起，中国逐渐开始了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
首先，近代中国积极吸收西方科学与技术，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1861年，洋务运动的兴起使中国开始对西方技术进行学习与引进。
这一时期，中国先后引进了造船、铁路、电报等各个领域的西方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次，中国更加注重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传播。
近代中国的学者积极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化经典著作，将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思想与理论引入中国。
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知识体系，也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碰撞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文化碰撞与挑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注重孝道、忠诚、仁义等价值观念。
然而，西方文化对于宗教、个人权利、自由等方面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了冲击。
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文化后，开始反思传统观念，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批判与超越。
他们开始关注个体的权利与自由，提出了新的理念与思想。
这种碰撞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尽管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这种文化冲突最终逐渐演变为融合与吸收。
中国在接纳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并将西方文化融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燕卜荪与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艺探索燕卜荪（1901-1984），原名燕子霖，四川成都人，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曾在成都、上海等地活动，是西南联合大学（今重庆大学）早期诗歌团体中的一员，并且在中国现代诗歌领域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与他同时代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一起，探索了中华诗歌的新境界，留下了珍贵的文学遗产。
燕卜荪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涉足文学领域，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的鼎盛时期，他深受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等思想的熏陶，对生活斗争、社会批判、个人情感等主题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成都读书时，他参与了一些文学团体，并开始创作了一些诗作。
他真正踏入文坛的是在西南联大，那里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诗人，共同为中华诗歌的现代化进程而努力。
西南联大诗人群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不甘于传统诗歌的束缚，对现代诗歌的探索有着深厚的兴趣和热情。
他们追求真实、理性、个性，致力于用现代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个人情感，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
这个集体的诗歌创作和探索，最终为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燕卜荪是西南联大诗人群中的佼佼者，他的诗作广为传播，对诗歌的创作和理论有着独到之处。
他的诗歌风格独特，兼容了古典与现代的元素，同时又融入了西方诗歌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表达方式。
他的诗作不拘泥于传统格律，行文简洁、意境深远，富有哲理性和感染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燕卜荪的诗歌作品多次在当时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备受关注和好评。
他的诗作主题广泛，不仅有关于社会现实和民生的诗篇，还有关于自然、个人情感等的抒发。
他的诗歌语言简练流畅，意境深远，每一篇诗作都能引起读者共鸣，让人产生共鸣和思考。
燕卜荪在西南联大的诗歌探索中，与同学们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氛围和风格。
他们相互启发，共同探讨诗歌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
他们关注现实，关注时代，也关注人性的深处，这使得他们的诗歌创作在当时的文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周珏良先生的《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叶向阳周珏良先生（1916 1992）的长篇论文《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先发表于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后编入《周珏良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从“文集”的目录我们可以初步看出，周先生在比较文学研究上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力图通过中西文论和文本的相互阐释来建立“普遍诗学”，另一方面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课题，即国际文化交流研究。
这方面选文较少，除了翻译的思考和试笔外，只有本文试图专门讨论的《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
学术史：周先生写作本文之前在先生之前，关于此课题已有了一些研究。
有些是研究“中国与欧洲”或“欧洲文学的中国形象”，兼涉中英文化关系。
如利奇温著《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925），赫德逊著《欧洲与中国》（1931），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910 1918），拉克著《亚洲在欧洲形成的过程中》（1965 1993），道生著《中国变色龙》（1967）等。
另一些是对中英关系的专门研究，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
一类主要关于中英贸易与外交，早期的文化交流往往离不开以上两个媒介。
这方面的研究著作较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士编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纪事（1635 1834）》（1926 1929）；另一类关注中英文化关系，这也正是先生的文章所考察的内容。
虽然在先生撰文之前这方面专著笔者见到的仅有阿普尔顿的《契丹时代：17、18世纪英国的中国热》（1951），但论文已有不少，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在英美留学时的学位论文。
这些论文后来发表的分别有陈受颐的《丹尼尔·笛福：中国的严厉批评者》（1935）、《约翰·韦伯：早期欧洲汉学史上被遗忘的一页》（1935 1936）、《中国园林在18世纪的英国》（1936）、《中国孤儿：一出元剧，对18世纪欧洲戏剧的影响》（1936）、《托马斯·帕西及其中国研究》（1936 1937）和《奥立佛·哥德斯密及其〈中国书信〉》（1939），范存忠（1903 1987）的《约翰逊博士与中国文化》（1945）、《威廉·琼斯爵士的中国研究》（1946）、《中国寓言与反沃尔波尔的新闻报道》（1949）和《中国文化在英国影响的初始》（1982），钱锺书的《17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1940）和《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分两部分，1941），还有方重的《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1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