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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口供证据及其理论研究发布时间：2021-01-12T07:57:05.295Z 来源：《学习与科普》2020年16期作者：荆清[导读] 口供证据是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证据之王”。
本文主要从口供的出现、合法化和获取方式，以及口供适用的规则三方面展示了口供证据的主要内容，同时还分析了中国古代奉行“被告人口供至上”观念的原因，以及与刑讯手段滥用的关系。
荆清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史摘要：口供证据是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证据之王”。
本文主要从口供的出现、合法化和获取方式，以及口供适用的规则三方面展示了口供证据的主要内容，同时还分析了中国古代奉行“被告人口供至上”观念的原因，以及与刑讯手段滥用的关系。
关键词：口供；证据制度；据供定罪引言司法制度是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而证据制度又是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古代，口供证据又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它被称为证据之王，其他证据的取得基本上也都是为口供证据服务的。
由于中国古代奉行的是“被告人口供至上”观念，因此目前有很多研究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学者也十分关注这一领域，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
这些文章和著作中，有的是对古代的证据制度进行全面论述，中间涉及到口供证据，比如郑牧民的《中国传统证据文化研究》，祖伟的《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及其理据研究》主要论述了口供的取得方式、据供定罪规则的适用以及口供中心主义。
有的是进行断代研究，比如牛志强的《唐朝口供证据研究》主要从唐朝口供的获取方式来分析唐朝司法的特点；有的是从口供中的一个方面进行论述，比如赵春燕的《中国古代刑讯制度演变规律之研究》，关于刑讯方面的文章非常多，就不一一赘述；有的是论述古代证据的获取方式，如郑牧民的《论中国古代获取证据的方法》；有的是从宏观层面上对古代证据制度的特点进行归纳，如陈光中、沈国峰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就提到了“重视被告人口供的口供主义”这一特点。
还有很多文章中也有关于口供中心主义、据供定罪、口供的历史沿革、口供的取得方式等几个方面，这些文章和著作都是本文写作的主要参考资料。
论我国古代神示证据制度的合理性作者：刘方来源：《农家科技中旬刊》2018年第07期摘要：神示证据制度作为我国古代证据种类的一种重要证据制度，并且长期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本文主要从思想层面、现实层面、司法实践层面分析其合理性，说明古代神示证据制度对现有证据制度的影响，对我们司法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神示证据；宣誓；神明裁判1.神示证据制度的概述1.1神示证据制度的内涵神示证据制度作为在诉讼过程中查明案件事实、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制度，在古代司法中长期存在。
但各学者对其内涵认识不同。
有学者认为，神示证据制度是一种邀请神灵帮助裁判案情，并用一定方式把神灵的旨意表现出来，作为裁判依据的一种证据制度。
[1]还有学者认为：审判者通过反映神的意志的方式来作为其裁判争议事实的依据的制度。
[2]由此看出，神示证据制度是在早期社会诉讼过程中，当以人类的智慧和现有技术不能断定嫌疑犯是否有罪时，便依托神灵做出裁判的一种制度。
1.2神示证据制度的内容我国主流观点认为，我国神示证据制度包括宣誓、神明裁判，有的学者将其划分为神誓法和神判法，其实这两种观点并没有本质区别。
宣誓是指诉讼双方在陈述相冲突时，裁判者要求双方分别对神灵发誓，以证明其陈述的真实性。
如果宣誓者不敢发誓、表现出慌乱的神态或是口吃结巴，则被认为是某种神灵报应的迹象。
究其实质是对宣誓者的一种心理强制。
神明裁判是指通过某种冠以神的名义的自然力量的方式，让当事人接受身体上的考验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方法。
由此看出，宣誓是一种基于信仰的心理强制，而神明裁判是一种身体上的强制。
2.神示证据制度的合理性神示证据，作为原始诉讼形态裁判依据的第一道分水岭，并跨越数个世纪并残存至封建社会末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存在必合理，本文主要从思想认识层面、现实需要层面、司法实践层面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
2.1思想认识方面人类的认识水平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
在我国奴隶制时期和封建时期，由于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不发达，这直接限制了人们的认知水平。
中国古代诉讼中的证据制度作者：王锣锋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9年第07期[摘要]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
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
它从西周开始逐步建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而自成一体。
其证据的种类主要包括口供、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勘验等，从这些证据的产生，发展及完善中，展现了中华法系证据制度的特色。
[关键词]古代诉讼证据制度特点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古代的法律既不同于英美法系，也不同于大陆法系，而是介于两大法系之间的一种中华法系。
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曾经对东亚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它历史悠久，留给今人很多值得继承的东西，饶有特色的证据制度就是其一。
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的证据制度也走过了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艰难历程。
但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依然有许多特别的价值取向。
正所谓“一法系之所以成立，必有其一帜独树之特质，与卓尔不群之精神，虽彼此或有相类之点，但彼此绝无尽同之事”。
我们通过对古代证据制度的深入研讨，能够更为深刻的认识当时的“诉讼形态”，而后者对法来说，恰是具有“核心般意味的社会事实”。
二、古代诉讼证据制度的发展历程（一）夏商周奴隶社会时期的证据制度大约公元前二千一百多年，我国就进入了奴隶社会，经历了夏、商、周及春秋时代，计一千多余年。
与其它古代奴隶国家一样，在那个生产力和认识水平低下，神权思想支配人心的时代，在诉讼中，对于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同样乞求于超自然的神的力量，采取神判证据制度。
神判就是对案子要依靠神的意志来判定事实，辨明是非，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神判作为一种证明方法不占突出地位，并且在历史上停留的时间较短。
到了周朝基本上消失，而代之以“两造具备，师听五辞”的审判方式。
“听五辞”，即《周礼》记载的“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
•古代证据制度–（一）西周的证据制度•中国古代自西周起就强调审判要有事实依据，西周主要证据来源包括：–第一，口供。
口供是西周审案之首要证据。
为了求得口供并保证口供的真实性，西周允许采用刑讯手段逼取口供；为了准确地把握口供，西周采取“五听”审讯方式，所谓“五听”，是审案过程中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的五种观察方式，其依次为辞听、色听、气听、耳听和目听。
从这五种察颜观色的讯问方式可以看出，西周已经开始运用心理分析的手段审理案件。
“五听”审讯方式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第二，人证。
包括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之证言。
–第三，书证。
西周时有关土地、债务纠纷要有相关的契约文书作证。
–第四，物证。
–（二）封建社会时期的证据制度•封建社会时期的证据制度建立于秦汉，发展于唐宋。
•秦朝注重运用证据进行审判，主要表现：–第一，规定了严格的获取口供的程序。
–第二，规定了严格的采证与勘验制度。
–概括秦朝的采证手段可以看出，秦时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证据制度。
其中像有条件刑讯、重视现场勘验、强调各种证据的综合运用等制度对后世影响颇深，一直沿用至清末基本未改。
•汉代基本继承了周秦以来的证据制度。
汉代以后，证据制度中最变化无常的要属刑讯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逼取口供，发明了一些新的刑讯方法。
•隋朝时，为了防止审判官滥用拷讯，开皇中期定制：“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证据制度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规定了严格的刑讯程序。
–第二，唐律确定了据证定罪的原则。
分两种情况：»一是在罪证确凿、人赃具获的情况下，虽无口供，据物证亦可定罪；»二是对法定不可拷讯，可又未取得口供者，采取“众证定罪”，即如有三人以上，“明证其事”，便可定罪。
•宋朝不仅将唐之“五听”审讯、拷讯程序、据证定罪等证据原则全数继承，而且制定了严格的检查勘验制度。
其基本内容包括：–一是在哪些情况下司法人员必须检验或不必检验；–二是检验须严守基层报检、州县官府初检和上级或相邻州县复检的法定程序；–三是检验必须作详细笔录；–四是检验人员须据检验范围和时间如实检验，否则治罪。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及其现代借鉴意义摘要：一、引言1.阐述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重要性2.介绍现代借鉴意义的背景和目的二、中国古代证人制度概述1.定义和分类2.证人地位和作用3.证人作证的方式和程序三、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特点1.严格的身份审查2.强调证人的人格品质3.注重证人作证的客观性4.证人保护制度四、古代证人制度与现代法律的关联1.法治理念的传承2.证据制度的演变3.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追求五、现代借鉴意义及启示1.强化证人作证的规范性2.完善证人保护制度3.提高证人作证的可信度和公信力4.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率六、结论1.总结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核心价值2.强调借鉴古代证人制度的重要性3.呼吁法律界加强研究和实践正文：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证人制度占据了重要地位。
作为一名职业写手，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中国古代证人制度及其现代借鉴意义：定义和分类、证人地位和作用、证人作证的方式和程序、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特点、古代证人制度与现代法律的关联以及现代借鉴意义及启示。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古代证人制度的定义和分类。
在古代，证人分为“当事人证人”和“法庭指定证人”两类。
当事人证人通常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如受害人、被告人和利害关系人等。
法庭指定证人则是法庭根据案件需要指定的第三方证人。
其次，证人在古代法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
他们不仅要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事实，还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
证人的陈述和答辩对案件事实的查明起到关键作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代证人作证的方式和程序。
在古代中国，证人作证通常采用口头陈述的形式，陈述内容需要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和辩论。
证人作证的过程受到严格的程序约束，如准时到场、遵守法庭纪律等。
中国古代证人制度具有以下特点：1.严格的身份审查：古代法庭对证人的身份进行严格审查，以确保证人具备作证的资格。
2.强调证人的人格品质：古代法律强调证人的人格品质，认为诚实、正直的证人才能客观、真实地陈述事实。
第二讲证据法与证据制度的沿革证据法是指判断案件事实的依据，是法律界重要的一环。
证据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运用等方面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下面我们将介绍证据法与证据制度的沿革。
证据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
早在商代和周代，已有一些对证据的认识和运用。
但是，古代的证据法主要以经验和宗教迷信为依据，法律性质不明确，容易被滥用。
直到唐宋时期，随着法治观念的兴起和司法制度的健全，证据法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宋代刑事诉讼，就有了要求证据真实、充分和合法的原则，并且规定了很多证据的种类和运用方式。
近代以来，随着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进程，证据法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中国开始接触西方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也开始更新。
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清洁法式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明确规定证据收集和运用的法律。
此后，台湾、香港等地也开始接受西方的法律制度，发展了一些现代的证据法规则。
近年来，随着开放的进行，中国的证据法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2024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了证据收集、审查和运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这一规定的颁布，进一步规范了证据的使用和保护，提高了证据的法律效力。
总的来说，证据法与证据制度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
古代的证据法以经验和迷信为依据，发展较为缓慢。
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法制建设和法律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的证据法不断完善和发展。
目前，中国的证据法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规定了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运用等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
这为确保司法公正和维护当事人权益提供了有力支持。
第三章中国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第一节中国古代证据制度一、古代证据制度的发展状况这里所谓“古代”，是指自秦王朝至清王朝，跨越中华文明二千多年。
这一时期，我国证据制度在本土领域内自生自发，未受外来文明影响。
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证据制度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重大变化，相对于西方世界，它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
二、古代证据制度的基本特点1、口供至上在各王朝统治时期，法律均把嫌疑人的认罪口供作为定罪的证据的最好证据。
法律规定，“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
2、刑讯逼供合法化从秦汉至明清，刑讯均明确规定在法律中，成为一种取得口供证据的合法手段。
刑讯不仅适用于刑事被告人，也适用控告人、证人和民事当事人。
法律对于刑讯的条件、方法，使用的刑具、拷打部位、刑讯的次数和程度等均有详细规定。
3、法官断案注重经验判断法官在判断证据的可靠性时，往往运用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审查。
这在法律上也有明确要求。
例如《唐律》中规定，“依狱官令，察狱之官，先备五听，以验诸证信。
”所谓“五听”是指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
话语、神色、气息、精神和眼睛均作为断定陈述真伪的途径。
4、疑罪从轻在诉讼实践中，常常会遇到事实不清的“疑罪”案件，对此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定罪。
例如《唐律》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
”第二节中国近代证据制度这里的“近现代”，是指中华民国建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
这一时期证据制度随着时代大变革而出现较大的转折。
传统证据制度完全废弃，代之以西方国家的证据制度。
自清朝末年之后，我国法制开始转向西方国家学习。
证据制度，如其他法律规定，主要是以日本、德国为效仿对象。
我国近代证据制度在清末、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具有连续性，证据制度是欧洲当时施行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翻版。
但由于一系列的革命和战争以及本土文化的抵触，这种证据制度实践中很难落实。
第三节中国当代证据制度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当代证据制度发展大致经历二个阶段，以1979年改革开放为界，分为前、后的三十年。
古代证据制度浅析
2007-06-24 15:41:31| 分类：论文 | 标签：原创|字号订阅
古代证据制度浅析
张国芝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古代证据制度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分类，从中汲取精华，更好地为当代服务。
【关键词】古代证据制度五听
一古代证据制度的发展演变
在中国古代的早期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决断争讼是非，曾采用过以兽触罪者的神明裁判方式。
神明裁判到了周朝就基本上消失,而代之以“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尚书·吕刑》）的审判方式。
“听五辞”，即《周礼》记载的“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然）”（《周礼·秋官·小司寇》）。
这就是说，审案时，传唤双方当事人到庭，听取他们的供述，并观察他们的语调、颜色、气息、听觉、眼神，从而作出判断。
这种以察颜观色断狱的方法，具有主观臆断色彩，但是比神明裁判前进了一步。
秦代至清代的证据制度，其重要特点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定罪的一项重要根据。
《清史稿·刑法志》指出，“断罪必取输服供词”，说明被告人不供认，就定不了罪，被告人一供认，就可以定罪。
与重视被告人口供相适应，当时的法律允许刑讯以逼取口供。
古代诉讼重口供和允许刑讯，是当时冤案层出不穷的一个主要原因。
自秦至清的诉讼中，比较重视通过观察犯罪现场、检验尸体伤痕来收集物证和其他证据。
从《秦简·封诊式》所载的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文书案例来看,当长官接到辖地发案报告后,
就必须立即派官吏去现场进行勘验。
勘验时不仅要详细勘察现场情况，检验尸体的伤痕，而且要向被害人及其家属和邻人了解情况。
到了宋代，更制定了比较系统的勘验规则，明、清两代进一步在刑律中规定：“凡检验尸伤，若牒到托故不即检验，致令尸变，及不亲临监视，转委吏卒，若初复检官吏相见符同尸状，及不为用心检验，移易轻重增减尸伤不实，定执致死根因不明者，正官杖六十，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
仵作行人检验不实符同尸状者，罪亦如之。
因而罪有增减者，以失出入人罪论。
若受财，故检验不以实者，以故出入人罪论。
赃重者，计赃以枉法各从重论。
二古代证据分类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没有现代法制那样明确的法律证据的分类，传统律学也几乎忽视了对证据的专门研究，但是事实上证据的分类仍然存在，尽管这种证据种类会随着朝代的更迭
而有所不同，同一王朝法律制度对不同的证据强调的程度也不同，但综观整个传统社会的司法实践，不同证据的界限还是清晰的。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证据有以下七种。
（1）口供。
口供又被称为“口实”，在中国古代的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中，口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被视为“证据之王”，没有被告人的口供，一般是不能定其罪的。
汉代曾规定，“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定之”，并有“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的主张，[1]也就是说，为了获取口供，可以用刑讯等一切方法使。
魏晋时期，也有用“测囚之法”以得到口供的记录[2]，说明口供在审判中的重要地位。
《唐律》规定，如果被告人属于议、请、减、老、小、废疾等范围，只有在不得拷讯获取口供的情况下才能“皆据众证定罪”。
《明律》也规定“鞠问刑名等项，必据犯人招草，以定其情”。
为了强化皇权统治而设立的“厂”“卫”等特务机构在审讯时更是不择手段地获取口供，《清史稿?刑法志》中也有“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说法，说明“口供”这一证据形式在中国古代审判中的重要地位。
（2）证人证言。
这是一种古老的证据，早在西周时期即有“凡民讼，以地比正之”之说，意为“民讼，六乡之民有争讼之事，是非难辨，故以地之比邻知其是非者，共正断其讼”。
中国古代的证人一般由官府根据案情自己召集或者由当事人提供后官府召集，证人一般应到堂作证，作证之前应向司法官员保证如实作证，作证完毕后还应同原告、被告一起在审判笔录上签字画押，申明所言属实，否则，一旦被察觉，应按律治罪。
在审判过程中如果官员认为证人所言未必真实，法律还授权其对证人进行拷讯。
（3）书证。
书证是古代官员在解决民事纠纷时最为推崇的证据之一，一般有表明买卖、借贷、租赁、典当关系的契约，用以证明土地、坟山归属的房契、地契和官册，以及较多的反映婚姻、财产关系的庚贴、婚书、遗嘱等等。
它们在确定民事法律关系方面往往比当事人的口供更有效。
关于书证的最早记载大概也可溯及西周，“地讼，以图证之”，“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等等。
书证这一证据形式在唐宋时发展成熟。
唐代买卖奴婢、牛、马、驼、骡、驴等必须“用本司，本部分验以立券”，而“《令》无私契之文，不准私券之限。
到宋代，书证制度更加完备，契约有了更多的分类，有不动产买卖契约，动产买卖契约，典卖契约等等，诉讼中规定必须是依法成立的契约才能作为争论时的证据。
（4）物证。
在中国古代的诉讼中，物证也早已广泛使用，并且成为定案的重要根据。
各种物证中，以涉及财产类案件中的赃物，人命案件中的凶器、血迹伤痕等最为重要，亦被称为“赃状”。
如果这两类证据充分的话，即使没有被告人的口供亦可定罪。
西周时即有“司厉”一职专门“掌盗贼之任器货贿”。
（5）勘验笔录。
中国古代官吏非常重视勘验案件现场。
在刑案中，勘验主要是对犯罪有关场所和物品进行勘察，对身体进行检验。
宋理宗时，湖南提点刑狱官宋慈在总结勘验经验的基础上编成的《洗冤集录》，清人王又槐的《办案要略》，对勘验方法更是详有论述。
在民案中，勘验主要指司法官或所派人员到两造所争田地勘验丈量结果。
类似的民刑案件的笔录材料不但在古代各类官箴和判犊中随处可见，而且有诸如宋桂万荣的《棠阴比事》、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员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而又系统的经验。
（6）检验与鉴定。
主要是鉴定文书、买卖契约、婚约等真伪的报告，或者对物
品价值、地界进行检验、估定等。
《周礼》有这样的记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
（7）神示。
“在初民的法律中，通过占卜、赌咒、立誓和神判等方式求助于超自然来确定案件事实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中国古代也不例外。
在生产力落后、文明不发达的商、周等时代，人类的知识无法解释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当案件情况真伪不清难以判断时，官员往往通过占卜、誓言等方式，求得神明的力量以平息纠纷。
三古代证据特点
（一）无法定证据：
法定证据是指按法律的规定对于证据的真伪及其证明力高低进行判断。
法定证据制度本质上是对法官审判权专断的限制和拘束。
中国古代可以说从未真正地从形式和内容上规定过法定证据，法官断案较多采用自由心证，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重视口供：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口供，有一定程度的“口供至上”思想，特别是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口供甚至成为“证据之王”，是给被告定罪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三）刑讯逼供合法：
正是因为口供在中国古代有如此功效，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为了取得口供，官员往往采用刑讯逼供的办法迅速结案，酿造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类似《窦娥冤》这样的文学作品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等所反映的正是逼供屈招的悲剧。
不仅如此，这一观念还影响深远。
甚至到了建国以后，司法工作中还时有轻信口供、非法逼供的风气，文革期间，刑讯之风更盛，“大棒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成果”的做法给民主法治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这些与中国古代证据制度中口供至上的传统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四启示
通过对我国古代的证据进行梳理，分析其发展演变及其特点和分类，汲取前人的优秀成果剔除其糟粕，结合当今现实，更好地为当今服务，目前，我国立法的当务之急就是加快证据法的出台，做到有法可依，减少随意执法定罪的陋习，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
主要参考文献：
1、樊崇义：《证据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1年
2、刘善春等：《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法律出版社，1997年
4、徐朝阳：《中国诉讼法溯源》[M]，商务印书馆，1933年
5、沙国华等：《诉讼制度改革研究》[M]，学林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