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合作共赢是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模式之一，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我国家之一，一直以来都在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共赢的实践，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成果。
本文将以案例的形式，结合我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经验，探讨我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实例，并分析其取得成功的原因。
1. 经济领域我国与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共赢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两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不仅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也为世界经济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美两国在汽车制造、电子产品、农业等领域开展合作，相互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局面。
2. 文化交流我国与日本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也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近年来，两国在青少年教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展开了广泛合作，推动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交往。
中日青少年交流营、中日文化遗产保护合作项目等活动，为促进两国民间友好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3. 科技创新我国与欧洲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也有许多成功案例。
两方在科研合作、技术转让、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合作，共同推动了一些重大科技项目的实施和落地。
我国参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项目，不仅促进了世界科技的进步，也为我国与欧洲的科技创新合作树立了典范。
4. 医疗卫生我国与非洲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也为国际社会树立了示范。
我国多次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和医疗队伍支持，积极参与非洲大陆的疫病防控和医疗卫生改善工作，在非洲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为国际社会树立了示范。
我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共赢案例不胜枚举，这些合作案例的成功之处在于双方均能够尊重彼此的利益和发展空间，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不断加强交流交流，解决存在的分歧和问题，共同促进了双方和国际社会的发展繁荣。
希望未来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赢之路能够更加宽广，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赢不仅体现在经济、文化、科技和医疗卫生领域，还在环境保护、国际和地区安全、教育交流等方面有着很多值得称道的案例。
国际经济合作的案例国际经济合作是世界各国之间为了共同发展和利益而展开的合作行为，通过相互交流、合作和共赢，实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下面我们将介绍几个国际经济合作的案例，以便更好地理解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和实际应用。
首先，中国与巴西的合作是一个典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案例。
中国和巴西作为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两国之间的合作涉及多个领域，包括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
中国与巴西互补优势，共同开展合作项目，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次，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也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欧盟成员国之间建立了共同的市场和货币联盟，实现了货物、资本、劳动力和服务的自由流动。
这种紧密的经济合作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为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持。
另外，亚洲国家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也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亚洲国家之间通过成立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如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合组织等，加强了经济合作和交流。
这些组织为亚洲各国提供了平等合作的平台，促进了亚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
最后，国际经济合作还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
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资金支持和市场开放，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实现共同繁荣。
这种南北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国际经济合作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手段。
各国之间通过合作共赢，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互利互惠，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全面发展。
希望各国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建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世界经济秩序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 葛清
作者机构： 不详
出版物刊名： 党政论坛
页码： 41-41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4期
主题词： 最高级 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 国务院副总理 副理事长 智 曾培炎 副部长
摘要：3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在北京宣布成立，它被外界称作“中国最高级别智库”。
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一个由122人组成的跨经济、学术、外交和政府高层官员的超豪华领导阵容，其理事长是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秘书长是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副理事长和理事则囊括了一批高级别官员、。
62 Ⅰ2017/07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已逾半年。
对于他当政之后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就此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内的变化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特朗普执政后在内政、外交上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表明美国的国内政策有哪些变化？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陈文玲：特朗普执政以来内政、外交政策的变化很大。
从内政方面来看，他采取了五个大规模行动。
1.大规模进行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一是特朗普上台第一天就废除TPP，导致美国的对外贸易从多边转向双边，但是双边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启，多边基本上废除。
二是推行“雇美国人，买美国货”。
三是签署行政命令，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筑墙。
四是对进口商品高征税，包括在国外加工的返销到美国的产品，都要征25%的税收，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进口税。
可以说，特朗普竞选时，这些非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主张，基本上都兑现了。
2.大规模负债，继续增加债务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16年6月底，美国债务总额已达22.8万亿美元。
截至今年1月9日美国对外公布的国家债务是19.95万亿美元。
特朗普执政之后再增加1万亿美元债务的计划已被批准。
3.大规模行动，大规模重振制造业主要表现为“四方面放松”一是放松对环保的管制。
特朗普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要环保走向中美关系新时代——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本刊记者/王圣媛总署退出《巴黎协定》，撤销美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在未来十年减排32%。
目的是促使传统产业，包括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重新复兴。
二是放松对传统能源的管制，特别是化石能源，也就是煤炭。
促使传统的化石能源行业重新振兴。
三是放松对医药管理。
以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药品管制最严，特朗普提出要对药品的生产和制药商放松管制。
四是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
4.大规模减税特朗普已经采取了行动，把企业所得税从最高的35%减到15%，个人所得税从原来的7档降为现在的3档，分别为35%、25%和10%。
我国国际商务谈判业务合作案例一、背景介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国际商务谈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国际商务谈判是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拓展海外业务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重要渠道。
从中方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合作案例中可以看出，我国国际商务谈判的方式和风格已经逐渐实现了国际化。
二、成功案例共享以下我们将共享一些我国企业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取得成功的案例，以期为其他我国企业在国际商务谈判中提供经验和启示。
1. 中方企业与美国企业合作案例一家我国新能源科技公司与一家美国能源企业在氢能源领域展开合作谈判。
基于双方对氢能源潜力的共识，中方企业使用专业的技术团队和市场策略，成功说服美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充分交流和协商，双方达成了技术合作和市场拓展的协议，为我国新能源科技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开辟了新的渠道。
2. 中方企业与欧洲企业合作案例一家我国智能制造企业与一家德国机械制造企业进行了技术合作谈判。
在谈判中，中方企业结合自身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取得了对方的认可和合作意愿。
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共同研发新一代智能制造设备，并成功将产品推向欧洲市场，为我国智能制造企业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3. 中方企业与东南亚企业合作案例一家我国互联网科技公司与一家新加坡互联网企业进行了业务拓展谈判。
在谈判中，中方企业通过充分了解对方业务需求，提出了符合当地市场特点的商业模式和运营策略。
通过谈判，双方成功达成业务合作协议，实现了业务互通和资源共享，为我国互联网科技公司在东南亚市场上赢得了更多的机会。
三、成功案例分析以上成功案例显示了我国国际商务谈判的一些成功经验和特点：1. 专业化团队与高效交流：中方企业在谈判中派遣了专业化、熟悉国际业务的团队，能够与对方有效交流、协商，化解矛盾，取得对方的尊重和信任。
2. 理性思维与合作共赢：中方企业在谈判中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以理性的思维和务实的态度，确定各种合作细节，最大限度地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金融行业标准化国际交流合作案例分析在如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金融行业的标准化国际交流合作变得越发重要。
本文将以一个实际案例为基础，分析金融行业标准化国际交流合作的现状、挑战和前景。
一、案例介绍本案例以中国银行与美国银行的合作为例。
中国银行是中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而美国银行则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银行之一。
两家银行在金融业务上有广泛的合作关系，并且正致力于加强标准化国际交流合作。
二、现状分析金融行业的标准化国际交流合作面临着许多挑战。
首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体系存在着差异，如监管制度、会计准则和金融产品等方面。
这些差异给标准化带来了困难。
其次，语言和文化差异也成为障碍，影响着信息的传递和理解。
此外，信息安全和数据保护也是国际交流合作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三、挑战分析金融行业标准化国际交流合作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金融业务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对标准化的要求较高。
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标准的要求存在差异，如风险评估、报告要求等。
这给金融机构合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其次，金融行业的技术发展迅猛，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标准化工作面临着跟进新技术和产品的挑战。
再次，国际金融交流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在共享信息的同时，如何保护客户的隐私权和商业机密成为各金融机构共同面临的问题。
四、合作前景金融行业标准化国际交流合作的前景依旧广阔。
首先，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进一步融合，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将变得更加紧密。
通过加强标准化合作，可以促进信息的共享和交流，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
其次，标准化合作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有利于满足客户的需求，提高客户满意度。
此外，在技术发展的推动下，标准化合作还有望推动金融行业的创新和发展，促进金融科技的应用。
综上所述，金融行业标准化国际交流合作是不可忽视的趋势和发展方向。
尽管存在着一些挑战，但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金融机构可以共同应对挑战，共同推动金融行业的发展和进步。
国际经济合作案例库【实用版】目录1.背景介绍：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和案例库的建立2.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功案例3.国际经济合作的挑战与对策4.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角色和案例5.结论：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景和启示正文一、背景介绍：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和案例库的建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各国通过资源共享、技术交流、贸易投资等途径，实现互利共赢。
为了更好地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建立一个汇集各国成功经验和教训的案例库显得尤为重要。
二、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功案例1.欧盟：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通过建立统一市场、实行货币联盟等举措，极大地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高了整体经济竞争力。
2.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AIIB 是一个以亚洲国家为主的多边开发银行，旨在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AIIB 的成立，体现了国际经济合作在新兴市场国家中的积极作用。
3.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同打造的合作平台，旨在加强中非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合作。
多年来，中非合作论坛已成功推动了众多合作项目的实施，为非洲国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国际经济合作的挑战与对策1.挑战：国际经济合作中，各国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投资风险、技术差距等挑战。
2.对策：加强政策协调、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投资合作、加强技术交流和能力建设等，是应对国际经济合作挑战的有效途径。
四、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角色和案例1.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积极参与多边合作，推动双边和多边合作项目。
2.案例：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都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功案例。
五、结论：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景和启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各国应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
潜龙勿用，或龙在渊——CCIEE股票价格波动预警指数1月走势评述【摘要】随着通胀形势的缓解及“稳中求进”政策思路得以逐步体现，主导A股市场走势的基本面、资金面和政策面等多重因素也在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化，但市场也还面临外部环境动荡及内部货币宽松程度不确定等变数。
1月份的CCIEE股票价格波动预警指数仍处于正常区间内，并随时有重返偏冷状态的可能。
但该指数已经与上证综指出现了明显的底背离，这或是一个重要的积极信号，未来我们可乐观地期待市场出现震荡回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充分考虑国内宏观金融政策和国际市场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为反映股票市场价格的总趋势和波动水平，创建了能够充分反映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特征的CCIEE股票价格波动预警指数，并结合信号分析法给出股市泡沫程度预警信号，以及时给有关部门甚至整个金融体系发出预警信号，提醒各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以及投资者予以高度警惕，必要时采取相应措施以控制和防范风险。
预警信号分为五个级别，分别以“红灯”、“黄灯”、“绿灯”、“浅蓝灯”、“蓝灯”表示，分别对应股市“过热”、“偏热”、“正常”、“偏冷”和“过冷”的五个状态。
CCIEE股票价格波动预警指数体系由三级指标构成，其中，一级指标3个，即宏观背景指标、泡沫指标和投机性指标；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17个。
股价波动会对实体经济运行情况产生影响，因此股市被普遍认为是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标和“晴雨表”。
2012年1月，CCIEE股票价格波动预警指数由2011年12月份的过冷状态（24.8）迅速反弹至40.1。
预警指数表明目前股市有所回暖，处于正常区间，预示未来经济具有趋稳迹象，但仍接近偏冷临界点，可能会出现波动。
1月份股市走势主要受国内国际形势及政策、市场环境及春节因素的影响。
其中春节前，因技术超跌、政策利好及流动性的改善预期，市场在探底2132.63点之后，在资源股带动下，出现了一波震荡上行行情。
节后，两市未能延续节前的强势，股指遭遇获利盘的疯狂打压，快速下行，沪指击穿2300点整数关口，最终收于2292.6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董事长——曾培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简称：国经中心，英文缩写： CCIEE) ，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成立的国际性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是集中经济研究领域高端人才并广泛联系各方面经济研究力量的综合性社团组织。
中心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经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
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成为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他的身份及领导层的“豪华”阵容，使得新智库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时有“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
机构简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1]（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简称：中心，英文缩写：CCIEE）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成立的国际性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是集中经济研究领域高端人才并广泛联系各方面经济研究力量的综合性社团组织。
中心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经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
CCIEE办公区中心理事长由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先生出任。
中心的主要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是：1、研究经济问题。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国际金融、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以及国际经济领域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国家宏观经济、财政金融、外资外贸、区域经济、产业发展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和相关政策，为政府、社会和企业提供服务。
2、开展经济交流。
围绕重大经济问题，组织开展国内外智库间的研讨与交流，增进了解和共识；举办论坛、研讨会等活动，为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等之间沟通情况、交流信息、分享成果与经验提供渠道和平台。
3、促进经济合作。
建立和发展与外国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社会团体及国际组织的良好合作关系，面向国内外企业和各级政府，提供合作信息，推介合作项目，为促进国内外经济合作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4、提供咨询服务。
为政府宏观调控、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经济政策等提供分析报告和政策建议；为地方政府制定区域发展规划、行业组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等提供智力支持；为企业发展战略、经营决策、海内外投资、兼并重组、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提供信息、政策、法规等咨询服务。
中心下设办公室、研究部、咨询研究部部、交流部、信息部、合作部、国经咨询公司等机构。
编辑出版《研究报告》、《智库言论》、《信息反映》等刊物。
成立背景新智库成立之际，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不明朗的形势和前景使国家宏观决策面临严峻挑战。
而国内现有的高层决策咨询体系，则似乎难以有效地帮助决策层应对眼下的复杂局面。
就在曾培炎“履新”的3月份，从全国“两会”到官方媒体，针对经济学家和智库机构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的批评不绝于耳。
国经中心成立前一天出版的《瞭望》杂志抨击一些智囊专家只会“揣摩上意”。
在此背景下出世的国经中心，因而被寄予期望。
“这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
”国经中心研究人员之一，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评价说，中国智库体系的变革刚刚开始。
功能作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将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不断形成一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
同时，中心将架设国际经济交流合作的桥梁，加强同国内外智库、政府、企业之间的联系，为扩大中外经济合作服务。
超级智库-人事架构2009年3月20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这家“白金级酒店”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式成立。
这个新智库的领导层，摆出的是一个“超豪华阵容”——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执行副理事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副理事长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徐荣凯、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国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
常务理事包括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李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等大型央企负责人。
这样的人事架构，被另一家京城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江涌评价为“阵容庞大，规格很高”，“几乎任何一位都是当下媒体所追逐的关键人物”。
新智库的“来头”这个新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
”参与国经中心筹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温总理早在去年11月就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这事实上为新智库成立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将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不断形成一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
”曾培炎在3月20日的成立仪式上说。
国经中心甫一成立，便列出了今年要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研究、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都是当下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刘克崮说。
新智库成立后的首次重大活动，是计划于6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
这次大会将邀请200－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
所有这一切，都使外界对这个“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在未来高层决策中的角色充满联想讨论: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性质?结合中国实际，谈谈你对国际经交流中心的发展。
低谷在曾培炎看来，眼下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
”这是近10年来对决策者最具挑战性的年代，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宏观调控政策快速调整，使得各级官员和企业界一度手足无措。
“我们最希望获得对未来经济形势、对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期，但过去一年的频繁变化，让我们很迷惑。
”在浙江做纺织品生意的叶运堂说。
与此相伴随的，是一些经济学者和智囊专家的种种预言一再沦为笑谈。
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的极限”、“宏观经济不会大起大落”，两个月后，CPI达到月度8.7%，半年后，跌到2008年12月的1.2%。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初起时，不少主流学者纷纷给出“危机是暂时的”的判断，强调“对中国影响不大”。
2008年7月，当国际油价冲击147美元/桶，国内的能源研究机构众口一词地预测“国际油价即将冲上200美元/桶”，5个月后，他们被35美元/桶的新价位刻薄地嘲弄了一把。
“专家一预测，人类就发笑。
”3月26日，国研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在一个论坛上被记者追问对中国外贸形势的预测时，不禁来了一句幽默。
学者和智库机构频出洋相，招致大量的舆论批评。
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在3月初的全国“两会”上直言“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
3月19日出版的《瞭望》杂志则抨击说：“2008年4～7月份，国内经济形势已出现逆转时，‘抬轿派’学者还把经济增速下滑作为调控的成绩来宣扬。
”“误判频繁发生，除了专业功力不足的原因外，还在于国内现有的一些智库越来越多地囿于利益集团的束缚。
”江涌说。
江涌曾就“部门利益”问题做过专题研究，他发现，一些部委下属的智库机构越来越注重于本部门的利益诉求。
由于受到观点必须与所在单位一致的“内部纪律”约束，研究者们大多采用有利于本部门的论点和论据，否则就会被领导批评。
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也成为国内不少智库的谋生手段。
2008年3月20日，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北京举办一个招待会，“邀请了400多人，全是来自中国各重要的行政、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学者，他们过去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
”一位当时到场的研究所负责人回忆说。
有实力的民间商人也介入到对智库的资助。
据江涌所知，山西几位煤老板在北京购置办公室，组织了一个智库，资助一部分专家进行研究，以便“专业地表达符合他们利益的观点”。
在江涌看来，智库机构不受规范地接受外部资助，结果便是“吃人嘴软”，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者，难以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咨询服务。
“经济社会运行的复杂形势对目前的智库体系形成严峻挑战。
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中国智库体系的转型。
”刘克崮认为，智库系统变革的方向，就是建立高层次、综合性、半官办民的新型智库。
组建国经中心的组建，被认为是这种转型的探索之一。
高层次、超部门，是对新型智库的第一个期待。
有前国务院副总理挂帅领军，国经中心的高级别不言而喻。
作为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国经中心目前常设的研究人员有上百人，其中部分为事业编制，而它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可实际调动的人力则远超这一规模。
“针对金融危机这样复杂经济现象的研究，一定是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的。
”刘克崮介绍说，因此，国经中心的成员分别来自国家行政部门、各社会团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单一部门和社会集团的人事布局。
新型智库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
刘克崮走访了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7家国际高级智库，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智库体系中，最欠缺的是半官半民的智库，“官方智库受到体制内的各种因素影响，民间智库又离决策层比较远，对高层的意图和需求也不清楚。
”相比之下，美国高级智库的“官民结合”就做得很好。
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在进入白宫前，都曾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兰德公司等智库任职。
离开白宫后又重回智库。
“智库精英既接近民间又熟悉政府运作，知道决策层要什么”。
因此，作为对半官半民的探索，国经中心吸收了许多像曾培炎这样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
不过，国经中心吸纳了许多大型国企为理事单位的做法也引来质疑。
鉴于企业单位可能会为中心提供研究经费，有舆论对新智库能否保持独立性表示担心。
江涌也主张，体制内的智库研究应全部由政府出资。
而刘克崮对此则并不格外担心，“任何智库的资金来源都是多元的，以社会来源为主，政府经费为辅，只是要避免单一地接受来自某一企业或行业的资助。
要以课题费和研究成果为有偿使用为主。
”他举例说，兰德公司65%的收入来源于美国联邦政府，35%的收入来自州政府、外国政府、私营公司、基金会等不同的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