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2009014期封面我们时代最聪明的大脑，在哪里？谁为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利用过去、把握现在、铺垫未来？我们当然首选政府。
其次是汇聚集体智慧的群策群议机构。
再次是社会各界的意见领袖。
在意见领袖中，智库(Think Tank)是中国长期缺失的一种类型。
身份独立、价值中立、研究专业、决策科学，是智库的立身之本。
表面上看，中国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多家。
而在《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有1777个。
豢养型学者、愤青型专家和商业型机构，冒“智库”之名，透支了意见领袖的公信力。
而以真正智库为诉求的民间智库，在人才、体制、资金来源和合法性等方面都步履维艰。
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只有5%左右。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语)在公共决策议题上，群策群议是不够的，专业、独立的第三方——智库的重要性因中国人屡屡失策而凸显。
基于政策和舆论的公共需求，基于市场经济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需求，基于正在世界崛起的中国对大策略大思维的未来需求，中国迫切需要智库，需要“独立思想的盒子”提供解决方案。
《新周刊》采访了新近成立的“中国最高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其主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新周刊》求教于多家全球顶级智库。
《新周刊》解读了市长和省长们偏爱“洋顾问”的现象，并调查出“谁是最值得中国公众信赖的意见领袖？”。
中国第一家民营智库创办人曹思源、北京奥运会安保方案《鱼钩与长矛》提供人高志凯、从为老板谋到为城市谋的“丙方”王志纲、深圳的“理想主义”智库因特虎，也直面《新周刊》道出中国“智库”的成长命题。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库是国家软实力中的硬实力，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智商，替决策挣尊严、替民众挣信心、替国家挣未来。
我们欢迎中国智库时代的到来！国力升级的智慧储备中国无智库？粮食储备、石油储备、黄金储备是硬实力；智库储备则是软实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更是前者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缺智库，中国求智库。
文/朱坤胡赳赳将企业比做国家的血液，家庭与个人比做国家的组织、毛发与神经末梢，政府比做国家的大脑，智库就是其中的“外脑层”。
国家之间的发展与竞争，不应仅是经济实力与军事的比拼，也应包括思考与学习能力的竞争。
所以，中国不仅应该有世界500强和航空母舰，还应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艺术大师、大文豪、世界级大学与顶尖智库。
智库，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即智囊机构、智囊团，是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
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为什么需要智库？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前夕，针对“中国是否会出兵朝鲜”的议题，兰德公司得出结论：中国将出兵朝鲜。
兰德想将此报告以200万美元——一架战斗机的价格卖给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被婉拒。
其后，果然中国出兵朝鲜，美国在朝鲜战场遭遇大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后来感慨说：“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代价。
”在中国，因为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要严重得多。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经说，中国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
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为4000亿—500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说，从国际视角看，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
在企业管理上，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一个企业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如果它没有智囊团的话，其生命周期不会超过5年，只要有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就会葬送这个企业。
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
它不是大学研究所，不是商业咨询公司，不是策划人，不是游说公司，也不是智囊高参的官方研究机构。
虽然不少智库都依托于大学，但它与普通大学研究所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开展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探讨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将之转化成可操作的政府或企业决策。
智库与商业咨询公司的差别在于，商业策略研究只占它业务的很小部分，而且智库的策略咨询相当宏观，它体现的是大时代背景下全行业的嬗变与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
智库不是“点子大王”式的策划人，它不担负将某个人或某种产品脱胎换骨的责任，它需要做的是比较各种决策的可能利弊，提供操作方案以备选。
相对于官方智囊的依附地位，智库的身份可谓相当独立，他们可以相当自由地发表言论。
但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虽然大多数智库都宣称中立、客观与无党派，他们还是有着难以规避的一致立场、倾向与趣味。
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是著名的民主党大本营，其贡献了奥巴马政府内的20多名高层官员，今日奥巴马政府操作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就由布鲁金斯学会直接送交；传统基金会因恪守传统价值与自由资本主义传统，则一向被认为是美国共和党的大本营。
智库改变世界纵观西方近500年历史，几乎每一个强大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该国智囊机构的涌现。
1560年前后，荷兰人Cornelis de Houtman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蛰伏三年，获取了葡萄牙帝国称霸世界100年的秘密——香草群岛航线图，他回荷兰后创办了东印度公司。
以现在的眼光看，东印度公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公司，还部分地承担了国家智库的职能：它开创了商业垄断的方式，以经营公司的方式经营庞大的海外殖民地。
稍后崛起的英国，其工业革命的直接发动机就是现在还未中断的智库——英国皇家学会。
在皇家学会的激励与鼓动下，不列颠成了当时的“世界工场”与“日不落帝国”。
至于美国，在20世纪的崛起中，强大的智库群层出不穷。
既有历史悠久的胡佛研究所、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有现代意义上最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
在全盛时期，美国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都由兰德一手策划：它曾经完全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策划了越南战争、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
甚至，今天才被广泛运用的互联网，其最重要的技术基础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兰德公司研究员发明了。
正是因为美国智库的强大研究能力与参政能力，几十年来它一直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以至于有人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中心”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表面上看，中国似乎不缺研究人员和机构。
据统计，中国研究机构有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
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
而在今年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这一数字是1777个。
英国人Mark Leonard曾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名智囊。
有次他拜访中国社科院，当他获知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名全职人员时，他被彻底雷到：整个英国的全部智库人数加起来也只有1000人左右，全欧洲总人数不到5000人，加上美国(智库的天堂)，整个西方智库的研究人员也不超过10万人。
而中国社科院仅仅只是中国官方智库的一个，还有中央党校、各省社会科学院、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室等等。
Leonard震惊之余，也感到好奇：为什么数十万人在为政府决策做研究，他却始终不知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世界人民也对中国政府的行为充满好奇？所以他写了一本书：《中国怎么想？》，在西方世界获得畅销。
2000个中国智库，抵不上一个兰德公司。
智库的研究深度，往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
由于政府强大的控制能力，中国官方智库大多言不由衷，沦为替政府背书的境地：官方智库享用着高额经费与话语权，却不时提供数据混乱不堪、结论欠缺逻辑、唯长官之命是从的垃圾报告。
民间智库一欠渠道，二缺影响力，三缺经费，因此举步维艰。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曾说，衡量一个好智库的标准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
但对大多数中国智库来说，独立性可望而不可及，质量与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
”一位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这样说。
在中国，行业协会属于半官方组织，在民政部注册，挂靠于官方机构下，受命也受制于官方的指示，是介于政府与民间之间的组织，有时也承担课题，研究产业，但在人才、体制、资金来源等方面却显得“畸形”。
中国式智库三大病有人总结出中国式智库的三大类别：豢养型学者、愤青型专家、商业型机构，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式智库的三个毛病：与体制过近、专业程度低、以赚钱为目的。
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就是：看似专家学者无数，他们手中经费多多，项目多多，且在媒体频频曝光、满天飞四处参加各种名目的论坛、研讨会或咨询会，但实际上却是“满嘴跑火车”，影响力和公信力急剧下降。
新近成立的中国最高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交中心”)，实质也是出于高层对现存智库的极度不满，但依然有着强烈的官方色彩：事先声明“只谈经济”，与“思想无禁区”的智库宗旨背道而驰；高层及理事均由退休高层官员组成，中国的旋转门只开了半扇，什么时候国交中心能走出未来的总理副总理？没有强大的研究实力，最高智库也只能是一句空谈。
这次由国交中心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中，像兰德公司这样重量级的智库公司并未参与。
“它们的触角比我们想的还要深入、灵敏，你以为它会需要这样的平台，但有可能它对这个论坛不屑一顾。
”主办方的一位代表私下透露心声说。
放眼望去，中国的智库更像是“伪智库”，零点调查集团总裁袁岳甚至用了“蠢库”这样的字眼，他是从研究方法而言的：在智库人才的使用上，多的是学院教育出来的，把“大词”挂在嘴边，张嘴中国闭嘴世界，但却缺乏基本的研究具体问题的能力。
而安邦集团的总分析师贺军则同样面临研究人才缺乏的困局，他甚至开动脑筋，想与大学联合开办信息研究这样的专业。
中国式智库的未来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智库最终的成型与确立将会是在民间，民间智慧以及互联网渠道可能是智库大放异彩的决定因素。
但袁岳并不这么看，他说：“现代型的智库是集体作业、多人分工协作的，现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智库机构，仍然没有摆脱个人作坊式的模式。
”《超限战》的作者乔良也许是唯一一个向世界输出过中国国防思想的中国人，据说美国五角大楼人手一本，认为他的思想预见到了“9·11”。
他此次接受采访时举了个例子：在香港回归之前，撒切尔夫人说了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