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银琴：孟子诗学思想二题作为先秦时代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术团体，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以门徒数量众多、孔门高足德艺精深而著称于世。
但是，这是一个仅靠师徒关系来维系的相对涣散的团体。
据《淮南子·泰族训》载，墨子学派团结性很强，“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这种团体精神非“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的孔门弟子所可比拟。
孔子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的教育方式与相对宽容的教育态度，固然是引导弟子提升道德修养的有效手段，但是，从思想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这种方式实质上进一步加剧了众弟子思想方式等方面早就存在的种种差异。
《论语》记载了许多孔子评价众弟子之德行才艺时发表的看法，这些评价，必然刺激和助长弟子之间的争胜之心，也往往成为弟子之间发生磨擦的引线。
如《先进》载孔子对仲由弹瑟提出批评，立刻就产生了“门人不敬子路”的后果，迫使孔子不得不站出来为仲由“平反”：“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在孔子生前，有赖于孔子的威望与孔子及其弟子之间庄严的师徒关系，孔门弟子之间的争胜并未超出一个集体可容纳的程度。
但是，聚合这个集体的力量随着孔子的去逝而消弭于无形，儒家学派走向分裂成为必然。
《史记·儒林列传》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
”《荀子·非十二子》云：“弟佗其冠，冲澹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
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
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又《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这些说法共同揭示了孔子之后儒家学派走向分裂的历史真实。
战国时代，当子张氏之儒、漆雕氏之儒、颜氏之儒、仲良氏之儒等儒家学派的事迹湮灭不闻时，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逐渐成为战国中期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之一。
思孟学派的创始人子思，即孔子之孙孔伋，著作有《子思》二十三篇，至隋代《子思子》七卷本尚存。
其中《中庸》、《表记》、《缁衣》等篇因被编入《礼记》而保存下来。
而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儒家著作，据考证主要为《子思子》。
[ 参见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
]孟子则为子思的再传弟子。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孟轲，驺人也。
受业子思之门人。
”索隐云：“王劭以‘人’为衍字，则以轲亲受业孔伋之门也。
今言‘门人’者，乃受业于子思之弟子也。
”而《孔丛子》及赵岐《孟子注》，皆言孟子亲受业于子思。
毛奇龄《四书剩言》考证其年世，亦云“孟子受业子思或未可尽非”。
至杨伯峻《孟子译注导言》，始以详实的材料落实了《史记》“受业子思之门人”一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述及孟子事迹时云：“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赵歧《孟子题辞》云：“（孟子）治儒述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
”苏轼《孟轲论》则云：“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矣。
”朱熹《孟子集注·序说》又云：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
’‘孔子圣之时者也。
’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又曰﹕‘《春秋》无义战。
’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尹氏曰﹕“以此而言，则赵氏谓孟子长于《诗》《书》而已，岂知孟子者哉？”从这些材料可知，孟子“长于《诗》”是学者之公论。
综观《孟子》一书，引诗、说诗达三十九次，除“迹熄《诗》亡”及“读其书，颂其诗”的总论以及一则相传为《征招》、《角招》之诗的“畜君何尤”之外，其余三十六次引《诗》、说《诗》，涉及诗作三十篇，皆见于《毛诗》，而且孟子对相关诗篇诗旨的解释，也多与《毛诗》吻合。
这应与孟子上距孔子时代不远，又师出子思之门，所传之《诗》与出自子夏的《毛诗》祖本相同所致。
除此之外，孟子本身与子夏学派之间也存在着较多地联系。
《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公孙丑以高子“《小弁》，小人之诗也”的观点求教于孟子，孟子批评说：“固哉，高叟之为诗也”。
这位高子，应该就是徐整所言《毛诗》传承系统中子夏的弟子高行子。
[ 参见拙作《荀子与〈诗〉》，《清华学报》即刊。
]而在《毛传》中曾经两次出现的“孟仲子”（见于《维天之命》与《閟宫》），郑玄《诗谱》认为是“子思弟子，盖与孟轲共事子思，后学于孟轲，著书论诗，毛氏取以为说”；而赵歧在注《孟子·公孙丑下》时则认为他是“孟子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
由这些记载可以推知，孟子等人对于子夏弟子的学说是比较了解的，而子夏学派在传《诗》的过程中，也吸收过思孟学派学者的观点。
据此可以推论，在战国早期，《诗》学传授中并不存在严格的派别与师法观念，“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择善而从或是当时的习气。
从《孟子》引《诗》、说《诗》的具体情况而言，孟子与《诗》的关系，实际上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的：第一个层次是用诗。
孟子继承了通行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断章取义之法，引诗以证事。
第二个层次是解诗，立足于诗歌本身，说解诗篇的作诗本义，并从方法论的高度进行理论的概括。
前一个层次上的用诗反映了孟子对春秋以来传统诗学观念的继承，反映了他把《诗》作为论说工具、注重发挥诗歌现实政治效应的基本态度以及对《诗》的精熟程度。
后一个层次上的解诗，则集中地表现了孟子在推动中国诗学理论向前发展时所作的贡献。
如果说孔子的诗学是建立在功利价值论基础上的政教化诗歌理论，突出了诗歌的社会功能与政教目的，那么，孟子则通过具体的“说诗”实践，总结和建立起了一套指向诗歌本体意义的说诗理论，在“断章取义”的说诗风气下，表现了一种回归诗本义的努力。
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
一、孟子的说《诗》理论“知人论世”说出自《万章下》，其文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是尚友也。
有学者以为，“知人论世”的方法论，不是从研究《诗经》的角度提出的，因而不能作为研究作品的方法论来看待。
[ 参见吕艺《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辨析》，《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分析上引材料，“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一句话的确不是专门针对说《诗》而提出来的，但是，在上下文形成的语境中，这句话仍然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意义段落出现的，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作为孟子学说的一个基本思想来看待。
如何理解这一句话所呈现的逻辑关系，是廓清其基本意义，研究孟子诗学思想的关键。
清人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一对此作了如下解释：我与古人不相及者，积时使然。
然有相及者，古人之《诗》、《书》在焉。
古人有《诗》、《书》，是古人悬以其人待知于我。
我有诵读，是我遥以其知逆于古人，是不得徒诵其书，当尚论其人。
按照这种解释，“知人论世”须借助于颂诗、读书而得。
也就是说，“颂诗读书”是“知人论世”的逻辑前提。
若此说成立，那么“知人论世”的确是不能被作为进行作品研究的方法来看待的。
但是，这种解释是否符合孟子原文的意思呢？分析这一句话的逻辑结构可知，颂诗、读书并非“知人论世”的逻辑前提，恰恰相反，“知人论世”是“颂其诗、读其书”的逻辑前提。
杨伯峻《孟子译注》将此句译为：“吟咏他们的诗歌，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那一个时代。
”这种直译，较吴淇的解释更直接、更准确地反映了孟子原文的基本涵义与逻辑关系。
那么，在孟子的实践中，是否有意识的应用过“知人论世”的说诗原则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如下例：《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
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
《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鸟鹤鹤。
王在灵沼，于牣鱼跃。
”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孟子认为《灵台》是歌颂文王建造灵台的诗歌，所以用文王与民同乐，民乐为之使的故事来解说。
这是一个利用“知人论世”的原则说诗用诗的典型例子。
又如：《梁惠王下》：“（孟子劝齐宣王行王政，）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
《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
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
《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用“公刘好货”、“大王好色”的故事来劝说齐宣王行王政，以相应的《诗》篇内容为佐证，这也是“知人论世”之法的应用方式。
“知人论世”的原则适合于说解那些有人可知、有时世可论的作品。
对于那些既无时世可论，又无人可知的作品来说，这一原则显然是行不通的。
如何解读这些作品，孟子提出了著名的“以意逆志”的读诗之法。
《万章上》云：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
《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
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咸丘蒙以《小雅·北山》“普天之下”等语，来质疑天子臣其父的事情，孟子对此提出批评，说这是一首“劳于王事，不得养其父母”的诗，“非是之谓”，由此提一步提出了“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观点，并引《云汉》一诗为例，说明不可拘泥于文辞之义的道理。
关于这一段文字，最大的争议是如何解释其中的“意”与“志”，这直接关系到对孟子学说思想性质的认识。
古今学者，具代表性的说法大约可归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以“志”为诗人之志，以“意”为读者之意。
如赵歧《孟子注》云：“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
……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
”朱熹《孟子集注》亦云：“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