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拒证权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缺失的根源

《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法治社会的发展，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不断完善，其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对于维护家庭关系、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分析其理论基础、实践应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二、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理论基础1. 概念界定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特定亲属关系之间的作证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免除其作证的义务。

这一制度旨在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保护个人隐私，防止因作证而导致的家庭矛盾激化。

2. 理论基础分析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人权保护、家庭关系维护和司法公正。

人权保护方面，该制度尊重和保护个人的隐私权和不受自证其罪的权利；家庭关系维护方面，该制度有助于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和亲情；司法公正方面，该制度有助于防止因作证而导致的家庭矛盾对司法活动的影响。

三、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实践应用1. 立法现状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了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

如《刑事诉讼法》规定，近亲属有权拒绝作证，司法机关不得强迫其作证。

此外，对于特定情况下非近亲属的作证特免权也有所规定。

2. 实践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实际案例，可以看出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维护家庭关系、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例如，在某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亲属因担心作证会损害家庭关系而选择拒绝作证，法院在充分考虑其合法权益后，依法保障了其作证特免权。

四、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虽然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问题包括：立法不够完善、司法实践中执行不力、社会认知度不高等。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需要、司法人员对制度理解不够深入、社会对制度重视不够等。

五、完善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建议1. 完善立法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范围、条件、程序等，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

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研究关于亲属作证的问题，我国古代法律就有“亲属容隐”、“亲属隐匿”、“亲亲得相首匿”的相关规定，即亲属犯罪，一定范围的亲属有“隐匿不证”的权利甚至义务。

从现代两大法系代表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情况看，基本上都设立了关于亲属拒绝作证的制度，反映了刑法对人情、人性的照顾，体现了刑法应当具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光辉。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作证制度的规定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证人主体范围没有限制。

无论是否是被告人亲属，也无论与被告人关系如何亲疏远近，只要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除非该证人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因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

二是证人只有作证的义务，没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即使是被告人的近亲属，比如父母、子女、配偶等，也应当就自己所掌握的近亲属的犯罪行为和犯罪事实如实作证，而不能拒绝作证。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亲属(尤其是近亲属)，证明(尤其是自愿证明)被告人有罪或罪重的事实却很少发生。

这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只要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的对证人不加限制的作证义务制度，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此项制度设计的宗旨未能得到有效实现。

究竟是我国公民法律意识差，无视法律规定逃避作证义务，还是制度本身存在不尽合理之处，值得我们思考。

一项法律制度如果得不到有效执行，形同虚设，必然有损法律的权威，应当得到修正和完善。

本文从对设立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主要观点和理由的评述、对两大法系代表国家和地区亲属拒绝作证制度的比较以及对我国关于亲属拒绝作证制度立法、司法状况的研究分析，论述在我国设立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就该制度具体内容进行思考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设想，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有所裨益。

一、学界关于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的主要观点评述(一)学界主要观点概述。

当前国内学界关于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制度，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亲属拒绝作证制度与现代法治精神不符，坚决反对设立该制度，称之为“反对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亲属拒绝作证制度体现了刑法对人性和人文的关怀，竭力主张设立该制度，称之为“赞成说”。

论亲属特免权1 亲属特免权的立法现状及不足亲属特免权又称亲属豁免权、亲属拒证权，目前，王剑虹博士在《亲属举证特权研究》中，对亲属特免权有较为全面的描述“亲属作证特免权可以概括为：具有证人资格的人由于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含潜在的被告与犯罪嫌疑人）有法定的亲属关系而享有的拒绝作证行为的权利。

”在参考阅读众多学说理论的基础之上，本课题将亲属特免权基本概括为：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特定关系的证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拒绝作出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利的证言的一项特有权利。

1.1 权利主体范围过窄法律创设亲属特免权制度，是从社会伦理道德出发，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与此同时，社会的稳定是基于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建立起来的，亲属特免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近亲属拒绝提供不利于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证言的权利，这对亲属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作用，进而对家庭的稳固和谐起到了维护的作用。

在此基础之上，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

我国现有的有关近亲属范围的规定有些狭窄，这与设立亲属特免权制度的最初目的是非常不符合的。

1.2 未明确授权我国法律对证人出庭作证持积极鼓励的态度，在普通证人没有充分理由拒绝到庭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使用一定的强制措施迫使证人到庭提供证据，据《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规定，当近亲属被法院采取强制措施，强迫其到庭提供证据时，有权拒绝出庭，由此可知，法律并未免除近亲属的作证义务，只是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给予近亲属可以拒绝当庭提供证据的权利，但是法院对于证人到庭提供证据还是乐见其成的。

对亲属证人也不例外，但是有了该条规定，只是为亲属证人不出庭作证提供了更为合理的理由。

从根本上来看，法律在要求近亲属出庭作证时由一种强硬的手段转换成了一种较为软性的手段，法律对近亲属证人出庭作证的要求是一种“软性要求”。

可以说这只是对公权力强制性的略微限制。

1.3 适用阶段单一《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仅规定不能强制被告人近亲属出庭提供证据，而不是免除了近亲属本身作证的义务，也就是说，亲属特免权只是免除了近亲属在庭审环节的出庭作证义务，除了要求近亲属出庭作证外，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等其他各个环节要求其作证时，近亲属是不能援引该条文拒绝的，还必须认真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

刑事诉讼中的亲属特免权制度研究作者：李雪峰王薇来源：《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20期【摘要】《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但值得思考的是要求亲属作证是否就可以最终实现正义？证人特免权制度的出现与确立对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而言无疑是一个挑战，对于当下的诉讼观念是一个颠覆。

鉴于篇幅笔者只选择特免权制度中的亲属特免权进行研究，就其作用来说只能是引玉之作。

【关键词】亲属特免权；缺失；建议证人的特免权是指公民在诉讼过程中，在法定情况下，有权拒绝透露或者制止他人透露相关情况的权利。

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52一55条规定了证人由于个人身份原因、职业原因、公务原因而享有的拒绝作证权，并明确规定证人应当被告知享有拒绝回答权。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的免除证言权；英美法系各国也规定有类似的制度。

证人特免权主要包括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免权、职务特免权、亲属特免权和公共利益特免权。

在这里，笔者主要是讨论亲属特免权。

一、亲属特免权制度在我国的历史发展及消亡亲属特免权有着浓厚的历史渊源，如《论语》中提出“父子相隐”，后来秦律对摈弃此规定，如鼓励妻子控告丈夫，司马迁曾对此评价：“法家严而少恩. . . . . . 法家不别亲疏. . . . . . （诸事）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常用也。

”汉代以后由于儒家思想获得正统地位，以三纲五常为体系，确立了封建宗法体系，而“亲亲相隐”即为其中之一。

古代的西方也有类似的制度，比如罗马法规定“家属不得告发家长对自己的私犯”这种亲不为证的做法都强调亲属之间互相隐匿犯罪证据，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现代刑事诉讼法中亲属特免权制度的鼻祖。

当然，东西方古代的容隐制度和现代法学意义上的亲属特免权制度并不完全相同，主要体现在：证人特免权制度强调的是证人的权利而容隐制度则更多的强调为一种义务。

另外，容隐制度强调的是家长的权威性和家庭的整体利益，忽视个人的权利，而亲属特免权制度是基于民主、平等、自由权利价值观而建立起来的制度，是对人的尊严、人的感情的尊重。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制度摘要：刑事案件证人的拒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作证资格的特定范围的证人，因其具备特定的身份关系而依法享有的拒绝向司法机关作证的权利，或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特定范围的近亲属一定的拒证权，这是我国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设立拒证权制度的首次尝试，反映了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相兼顾的精神，有力地促进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民主化。

因此，如何立足我国国情，在借鉴历史传统和境外拒证权的合理内核基础上，看到目前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制度的不足，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保障拒证权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是摆在立法工作者面前的严肃课题。

关键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拒证权制度一、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制度概述（一）拒证权释义拒证权，简而言之即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

纵观外国立法，由于历史文化、诉讼模式、法律传统等原因，致使英美法系国家的拒证权同大陆法系国家的也存在一定差别。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拒证权采取的是特权说，包含两方面内涵：一是当事人有权拒绝透露某些信息；二是当事人有权阻止他人对某些信息提供证明。

其拒证权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只要是有可能造成对证人不利后果的证言，证人均有权拒绝作证。

就大陆法系国家来说，采取了抗辩说，拒证权是“负有诉讼义务的证人被法院要求提供证言时，基于法律规定对此加以拒绝的公法上的抗辩权。

”［1］亦即表明，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形出现时，具有证人资格的公民才能行使该权利，其适用范围相对较为狭窄。

两大法系有关拒证权制度的确立有其独特的社会基础，而我国实际与国外司法环境大相径庭，对拒证权制度的构建也一直处于探索研究阶段。

2012年3月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这是我国有关近亲属拒证权的首次尝试，将拒证权明确界定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作证资格的特定范围的证人，因其具备特定的身份关系而依法享有的拒绝向司法机关作证的权利，或免除其作证的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刑事诉讼中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保护家庭关系、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

它允许特定亲属之间在刑事诉讼中，对可能揭露对方犯罪行为的证言予以免除作证义务，以此保障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和情感联系不受公权力干涉。

本文将深入探讨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完善建议。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保护证人权益方面，对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有明确规定。

该制度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旨在保护家庭成员之间的隐私权和信任关系。

然而，由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法律制度的局限性，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存在的问题（一）制度适用范围有限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适用范围相对有限，仅限于直系亲属和部分旁系亲属。

这导致在某些情况下，非直系亲属的证人可能无法享受该制度的保护，从而影响其作证的积极性和公正性。

（二）法律条文不够明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制度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差异。

这既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公正性，也增加了司法实践的复杂性。

（三）缺乏有效执行机制虽然法律规定了亲属作证特免权，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执行机制，导致该制度往往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这既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也影响了证人权益的保护。

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建议（一）扩大适用范围为更好地保护证人权益，应将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更多旁系亲属，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

同时，对于婚姻关系中的配偶，也应给予一定的特免权保护。

（二）明确法律条文为提高法律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应对《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规定进行明确和细化。

包括对“亲属”的定义、适用条件、程序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以便司法实践中统一理解和适用。

2009年第2期(总第71期)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il ongjiang Adm inistrative Cadre I nstitute of PoliticsA nd LawNo .2　2009(Sum No .71)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缺失与构建谢　佑1,邵核念2(1.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舟山316000; 2.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浙江舟山316000) 摘要:亲属拒证权作为拒证权制度的一种,是亲属关系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法律人文关怀、诉讼利益权衡、公民权利彰显的内在价值。

我国刑事诉讼法应确立亲属拒证权制度,明确规定亲属拒证权的主体范围、拒证事项及其例外情况,并将告知申请程序、审核程序、救济程序、放弃权利程序作为程序设计予以构建。

关键词:亲属拒证;法律人性化;价值权衡 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66(2009)02-0104-04 收稿日期:2009-02-22 作者简介:谢佑(1982-),男,浙江舟山人,科员,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邵核念(1983-),男,浙江舟山人,科员。

①亲属拒证权是拒证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保护婚姻关系和亲属关系的证据法特权,在英美法系国家该特权也被称为婚姻特权、夫妻特权或者配偶特权。

亲属拒证权是证人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可以自由选择的一种权利,主要目的是维护自己和自己的亲人的利益,如果其选择拒绝作证,则司法机关不能强制其作证,因此它主要作为一种权利而存在。

具体可参见齐树洁《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6年版,第5页。

一、亲属拒证权制度的价值基础亲属拒证权①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和保证司法公正的有效举措,蕴涵着诸多的理性价值。

(一)亲属拒证权体现法律的人性化法律以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正确引导人们的行为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拒证权问题研究摘要: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在一定条件下的拒证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证据制度,也是立法对人权保障等法律多元价值的追求。

现代法律的制定离不开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鉴于我国存在“亲亲相隐”的立法传统和亲情伦理观,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近亲属拒证权。

但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重大利益的犯罪如恐怖犯罪、毒品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可以不适用近亲属拒证权制度。

关键词:证人资格;近亲属拒证权;亲亲相隐证人有作证的义务,这是我国法律的一项原则性规定。

但如果证人作证的范围、内容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及法律的适用有所影响,便存在着价值选择、利益权衡的问题。

为平衡社会冲突,维护亲情和家庭关系的稳定,《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具有特定身份的证人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一、国内外立法中有关亲属拒证权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亲属拒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由于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某种特定的亲属关系而享有的拒绝作证的权利,内容包括拒绝披露有关事项、拒绝出示任何物件或文书、拒绝陈述某些问题、不出庭作证等。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律中都有关于亲属拒绝作证权的规定,但具体内容和范围各不相同。

目前规定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国家大都把证人具有特定身份或与被告人之间具有法定关系作为一项普遍要求,相关立法不仅对有权拒绝作证的证人范围予以明确规定,而且对拒绝作证的内容一般也予以列明。

1.英美法系国家的亲属拒证权制度亲属间的拒证权体现了法对正义价值的追求,体现了法对现实的人的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①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大都明确规定了夫妻间享有拒证权,允许夫妻双方在诉讼中拒绝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只有夫妻间知道的情况和信息,法官在诉讼中不能强迫当事人对其配偶作不利的证言。

“证言特免权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

社会极端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

从“亲亲得相首匿”管窥刑事诉讼法中近亲属的拒绝作证权作者：王贤虎来源：《法制与社会》2018年第05期摘要“首匿”与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包庇”同义，其实质即犯罪，但从立法的高度承认亲属间隐藏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

体现了立法人性化与礼治中注重亲情的原则，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仍有可鉴之处。

近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从两千年前西汉的“亲亲得相首匿”到2012年3月14日的通过以及2013年1月1日的施行，这一路走来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理论。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不断完善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的题中之义。

使拒绝作证权“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拒绝作证权从神坛走下，走进司法实践，才是本文写作的意图。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拒绝作证权“亲亲得相首匿”作者简介：王贤虎，华北电力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8.02.124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并于2013年1月1日起公布施行。

其中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最是吸引大众并被认为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近亲属拒绝作证的法律依据。

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又一斐然成果。

然现代法治体系中近亲属真的可以拒绝作证？后学者不禁在此发问。

在法律的实践中证人的主体范围要大于近亲属：近亲属可以包含在证人范围内，但证人并不一定就是近亲属。

早在2012年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兆国同志在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指出“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而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

据此，可窥强制证人到庭作证的例外规定的立法初衷是对家庭关系的维护。

《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法治体系的逐渐完善，我国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进行了许多革新和探索。

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旨在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与保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

本文将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起源、现状、问题及改进措施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二、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概述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某些特定的家庭成员之间涉及到的证据，法律允许其中的一方拒绝作证或对其证言不进行采信，以保护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这一制度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对于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保护个人隐私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现状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对于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有着明确的规定。

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近亲属之间的证言采信、拒绝作证等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以及司法实践中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差异，导致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和挑战。

四、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存在的问题（一）法律规定不够明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和指导性意见，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该制度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差异。

（二）司法实践中的矛盾与冲突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差异，导致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出现矛盾和冲突，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三）制度保障不够完善当前，我国在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隐私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

五、改进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建议（一）完善法律规定应进一步明确亲属作证特免权的范围、条件和程序，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加强司法实践的统一性应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对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理解和执行能力，确保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能够做到公正、公平。

“近亲属可拒绝作证”让法律更人性化①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作证方面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只限于父母、子女和配偶)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这一规定被舆论解读为拟摒弃“大义灭亲”，此条得以通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被颠覆，我认为这是一种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规定。

在我看来，参与刑诉法修改论证的专家所透露的“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的确是对“大义灭亲”要求的放宽，但能否将其归纳为摒弃“大义灭亲”司法政策，恐怕仅凭这一条文还远远不够。

不过，也应当承认，即使是只规定“近亲属可拒绝作证”就已经让刑诉法更加人性化，体现了管理和秩序让位于人性和亲情的社会文明进步，值得赞赏和肯定。

其实“大义灭亲”并非法律用语，只是习惯称谓。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被认为鼓励“大义灭亲”，其内容一是体现在作证义务上，二是体现在家人规劝、陪同甚至强制自首的鼓励规定上。

因为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也就是说，即使你是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子女或配偶，只要你“知道案件情况”就有义务作证，否则就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在这样的强制规定下，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不得不“大义灭亲”，忍痛证明亲人的犯罪行为，拱手交出犯罪证据，亲自将父母、子女和配偶送入监狱。

与上述法律规定相协调，刑法认可近亲属“大义灭亲”的行为，规定了可以认定自首从而从轻或减轻处罚，或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予以考虑。

最高法规定亲友“大义灭亲”嫌疑人可轻判时，就引起媒体的一片反对之声。

我以为，亲友的“大义灭亲”换来犯罪嫌疑人的轻判，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意思，应该把功与过的主体区分开来。

可见，“一禁一放”构成了我国刑事法律之中的“大义灭亲”刑事政策。

当然，还有社会舆论对“大义灭亲”行为的大力褒扬。

且不说“大义灭亲”与我国传统法律道德中的“亲亲相隐”严重相悖，即使放到现代社会尊重人权的法治理念和维护亲情的伦理背景下衡量，法律强制并鼓励的“大义灭亲”也会严重扭曲人性，留下许多亲人们不得不面对而又难以面对的不良后果。

《我国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篇一一、引言刑事诉讼中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指基于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在特定情况下允许亲属之间免除作证义务，保护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这一制度对于平衡家庭关系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围绕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背景、现状、问题及完善建议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背景及现状在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亲亲相隐”原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原则逐渐演变为现代法律中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

在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主要适用于直系亲属、配偶及近姻亲等关系。

这些亲属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免除作证义务，以保护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然而，这一制度的适用范围、条件及程序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制度适用范围狭窄，仅限于直系亲属、配偶及近姻亲等关系，未能充分体现家庭关系的复杂性。

其次，程序性规定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操作困难。

此外，制度执行不力，部分司法人员在处理涉及亲属作证的问题时，未能充分考虑到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导致家庭矛盾激化。

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完善建议：1. 扩大适用范围：将更多家庭关系纳入到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适用范围中，如旁系血亲、姻亲等关系。

同时，对于某些特殊情况下的非亲属关系，也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作证豁免。

2. 完善程序性规定：对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申请、审查、批准等程序进行明确规定，确保司法实践中的操作规范性。

同时，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对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认识和执行力度。

3. 强化制度执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对违反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司法行为进行查处和纠正。